中世纪管理思想产生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

封建主义作为一种文化制度，中西方有共同点，也有很大的差异。从总的方面来看，封建制度的最底层是农奴，他们耕种地主或庄园主的土地，向地主或庄园主缴纳一部分劳动产品，换取庄园主的保护。封建制度将人们束缚在土地上，确立了严格的等级，建立了一个直到工业革命时期为止的拥有土地的贵族政治时代，教育陷入停顿状态，贫困和无知成为普通大众的标志，抑制了人类的进步和发展。在西方这一段时期被历史学家称为“黑暗时代”（Dark Ages），文艺复兴时代的作家们创造了“中世纪”这个概念，来描述罗马帝国的衰落到文艺复兴期间所发生的事情。而中国在17世纪前，是世界上最繁荣的帝国，国民生产总值相当于世界的30%多，是中国历史上最鼎盛的时期，但也是最封闭的时期，被黑格尔称为“保存在酒精瓶中的婴儿”。

3.1.1　十字军东征带来的商业复苏

在欧洲，一些作家因为骑士制度、十字军东征、健康的农业生活及工匠的尊严而将中世纪浪漫化和传奇化，但这个封建时代实际上是相当贫瘠的。封建主义使十字军诞生，并最终因为十字军而灭亡。历时两个世纪的宗教狂热，使当时的欧洲为潜在的变革而激动不已。十字军东征同时刺激了欧洲的商业发展，开辟了新的贸易航线。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1295年从远东的中国、印度返回欧洲，描述了远东地方前所未闻的各种稀奇古怪的故事，包括用黄金铺路和在战争中的新型军队组织，还有印加文明中的一种“十进制的控制体系”。

十字军东征产生的文化冲突削弱了欧洲的宗教束缚，给欧洲带来了一种世俗化的生活，人们对探索充满了兴趣，贸易和商业的新精神弥漫在封建主义的大地上。新市场和新思想的发展，城镇的出现，新型中产阶级的萌芽，金钱和信用工具的自由流通以及政治秩序的重新恢复，为文艺复兴和改革时代的到来创造了基础。

更重要的变化是一种新的经济组织——行会——的出现。欧洲在公元1100—1500年，中国自宋代开始大量出现。按照雷恩的说法，行会“由两种类型组成：商人行会，他们是商品的采购者与销售者；手工业行会，他们是商品的制造者。在手工业行会内部，存在一种由师傅、熟练工人和学徒构成的权力等级制度。……每个行会都受到地方官员的保护，免遭竞争威胁。这些地方官员禁止外地产品进入本地，他们也对行会征税或发放执照，作为行会受到保护的代价。”^[1]手工业行会抑制创新，但行会起着监督工作质量、控制工作类型和工作岗位供给的作用。现代工会的许多行为，如详细规定每个行业的权限，限制其他人和行业进入，实际上就是中世纪的遗产。

不断发展的贸易要求记账方法的合理化，于是产生了复式簿记。佛罗伦萨的梅第奇（Medicis）家族早在1340年就使用复式簿记的基本原理了^[2]。天主教方济会的修士卢卡·帕乔利第一次描述了这种方法，其体系成为第一个管理信息系统，为企业主提供了关于现金和存货状况的信息，并且使企业能够对现金流进行监控。

3.1.2　新教伦理和儒家伦理

西汉汉武帝时期，儒生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被接纳，儒家思想获得独尊地位，逐渐建立起统治东方的儒家伦理思想体系。中国的统治者凭借这一套纲常伦理，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国家管理方法。一些贤明的君主，借助商业繁荣、经济发达带来的利益建立了金字塔形的行政体系，通过层层控制，非常有效地管理着一个庞大的国家和政府。

西汉初期，经济残破，百废俱兴，适应休养生息政策的需要，最高统治集团以黄老无为之术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诸子百家思想也很活跃，这种情况下不利于加强中央集权统治。于是儒家学派代表人物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被汉武帝采纳。他们认为，统一是国家首要大事，是天地的常道，如果“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不利于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而后可实现“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也就是说，应该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作为统一的指导思想，明确态度，这样人们也就知道该遵循什么了。于是政府于公元前136年置《诗》《书》《易》《礼》《春秋》五经博士，建立太学，选拔人才，统一思想基础。以后，历代统治者按照这种模式，进一步强化儒家伦理的统治地位。

就在儒家伦理统一了东方的意识形态时，新教伦理也逐渐统一了西方的意识形态。中世纪的欧洲天主教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掌控着人们的生活，反对渴望从这个世界上获得除生存之外的其他任何东西，反对物质的贸易和利润，导致长期存在一种“商业是邪恶的需要”的观点。教会对于生活的完全控制，导致人们不思考现世，只考虑来生；不思考获益，而考虑赎罪。十字军东征削弱了宗教的束缚，商业复兴又导致了普遍繁荣的逐渐扩张，针对宗教的反抗运动频频发生。作为新教改革设计师的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虽然在谴责商业利益、认为商业是一种“肮脏的行业”方面与教会的观点是一致的，但是，新教改革（Protestant Reformation）以及随后的新教伦理，给人们带来了在资源配置的经济安排、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方面摆脱屈从地位的新自由，打破了神学对人们的长期束缚。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受到马丁·路德改革尝试的鼓舞，认为政教合一是一种理想体制，并提出“上帝选民”的概念，明确批判文艺复兴的哲学。路德和加尔文的新教教义为理想的资本主义提供了宗教上的支持。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认为新教教义创造了资本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