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的产生

第一节　文书的产生

文书，据《辞海》解释，①各种文件中的统称。人们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以文字的方式，在一定的书写材料上表述思想意图的一种书面记录。有公务文书和私人文书两种。前者产生于机关、团体、公共事业单位等在公共事务活动中，为上传下达、联系各方、洽商问题、指导工作的一种工具。后者指个人或家庭、家族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书信、著作、契约和家谱等。②指从事文书工作的人员。文书学所述“文书”的词义取上述的①中公务文书的意思，是人类在社会生活中由于处理事务的需要所记录的信息。文书是因为人类社会交际和管理活动的需要而产生的。作为公文、案卷、书信和契约含义的“文书”二字，最早见于《汉书·刑法志》:“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易·系辞传》)。在文字出现之前，人类在社会活动中是采用“结绳”之法处理事务的，“轩辕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庄子·胠》)，“结绳之多少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引《九家易)》。结绳这种原始的处理事务的方法，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起着备忘、信约、凭证的作用，是书契的前身、文书的渊源。

至于文书的产生，许同莘在其著作《公牍学史》开篇写道:“公牍之起也，自生民知治其民也。民之初生，其卧徐徐，其觉于于;饥则求食，饱则弃余。当此之时，无所谓生令政教也。有睿智者出，为之君长焉，为之号令焉。有君长，有号令，则非口舌语言可以遍喻而尽晓也，于是文字生焉。文字者，古人以为临民治事之具也。”在这段话中，“公牍”所指即为文书。所谓“睿智者”、“为之君长”，意味着国家的形成和统治阶级的出现。国家的形成，人事日繁、治理日密，国家在阶级统治中需要有一种发号施令以处理事务、调节矛盾，作为管理国家、民众的工具。文字的出现，就是这种需要的结果。“最初的文字，是书契”(唐兰:《中国文字学》)，“文字之兴，原始于书契”(孙诒让:《契文举例·序》)，“造立书契，所以决断万事”(《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卷八)，“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周易·系辞下》)。总之，“人类有政治之组织，即有法令。有文字之法令，即有公牍”(徐望之:《公牍通论》)。

我国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社会生活和社会分工的发展，社会上逐渐分化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对立的两个阶级。原始社会瓦解，有了剥削压迫，人们之间有了利害冲突，贵族奴隶主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以镇压被剥削者，就组成了国家。夏商(约公元前16—前11世纪)时代，随着奴隶社会形成，出现了奴隶制国家，奴隶主为了行使国家的职能，就使用文书作为传达政令、指挥国事、联系公务、记录活动的工具，从而形成了以反映国家机关活动为内容的公务文书。

根据考古的发掘，我国现存最早的公务文书是在河南省安阳县小屯村发现的甲骨文书。甲骨文书绝大部分是商代后期(约公元前13—前11世纪)几个王朝的王室活动记录和奴隶主文告。商代是神权政治时代，商王每从事一项活动都要先向上天请示，即先进行占卜然后把占卜的时间、事件和结果刻写在甲骨上，就形成了甲骨文书。

甲骨文书之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文书的形态制作经历了先秦时代的金石文书，秦汉时代的简策、缣帛文书，汉代以后至今的纸张文书等阶段。文书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它的形式、名称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但是作为处理事务的工具，它的性质、特点、作用却是始终不变的。

进入现代社会，文书已经成为人类传达意图、进行联系、作为凭据的一种极其普遍的社会现象。每一个个人、任何一个组织在日常生活中无不直接或间接地与文书发生着联系，个人的行动和组织的决策活动中都离不开文书。文书和文书工作构成了我们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