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外合办形式的突出
外国在华银行采取中外合办的形式，并非自1895年以后开始的。但是，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中外合办的形式才显得十分突出。
对中外合办或合作道路的鼓吹最先来自英国，而其发动则始自第一家总行设在中国的汇丰银行。
从汇丰开办的第一天起，它就十分强调与中国商人的合作。在其正式成立的年会报告中，银行董事会就大力宣传“整个商业界以及许多中国商人现在都对本行有利益关系，并且都给予全力的支持” ，[509]“中国方面的财力”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整体” 。[510]表现之一就是在筹集资本中特别着重所谓“华人股份” 。[511]后来熟悉中外商情的郑观应在他的著名的《盛世危言》中说道：“昔年西商在香港、上海招集中外股本，创设汇丰银行。”[512]中国的官方文件中也说：“英国之汇丰银行，粤东绅商多购其股票，以为世守之业。”[513]这都是符合事实的话。
继承汇丰银行这一传统的，是将近30年以后成立的大东惠通公司。
大东惠通虽然没有公开宣布要把“中国方面的财力看做一个很有价值的整体” ，但是实际上“本地人”的资本在其中却占据最主要的地位。当1891年公司第一次增资的时候，新股的发行在上海一地很快地就被超额认购。[514]等到1893年银行要求再次加缴资本的时候，中国股东的实力已经增强到不能不考虑他们的意见的地步。从反对加缴资本的中国股东李贯之等人口中，我们知道这时银行的股本，中国股东所占“已及其半” 。[515]有人甚至说中国人占去了4/5，“洋董只握有少数几张股票” 。[516]而在公司董事长凯锡的正式报告中也公开承认，截至1895年，银行的10万份股本中，中国股东占52600股，超过了半数。[517]显然，中国方面的财力在外国银行中构成了“一个很有价值的整体” ，是从大东惠通开始的。
到了中华汇理银行的成立，事态又向前发展了一步。这家银行之所以成立，据说就是由于“中国有实力的金融家希望他们的金融活动和外界取得更密切的联系” ，[518]而外国洋行的参与不过是“应香港和通商口岸的中国商人领袖的请求” ，[519]事理的颠倒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中华汇理银行中究竟参加了多少“中国方面的财力” ，没有遗留确实的记载。但是，这家银行香港总行董事会的7名董事席位中，中国董事却占了3席。而上海的顾问部，则全部由中国委员——许春荣、马建忠、刘镛、徐茗香、汤癸生组成。[520]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方面的财力” 。此外，我们还知道，在重要的股东中，还有广东十三行时期著名行商伍崇曜的后代，[521]从这里又可以看出中国股东和外国关系的经历。英国的新闻媒介竭力渲染这家银行的“主要控制权，共同操在中国人和外国人的手里” ，[522]这也是夸大其辞。但从“汇丰”到“汇理”经历了近30年的“合作”历史，中国方面从实际上的从属关系过渡到形式上的平等地位，这是合乎客观历史的发展逻辑的。
除此以外，还有一些没有实现的合作，也值得注意。例如19世纪90年代末在香港出现的中国抵押放款公司，也是一家中外合股的银行。它的6名发起董事中，中外各半。中国方面的三位董事，一名是香港的糖商，一名是一家大商号的老板，另一名则同时兼任中华汇理银行的董事。这家银行虽然没有办起来，但是当时的新闻媒介也竭力渲染：“中国人对这个计划，作了最自发而全力的支持。”[523]
19世纪90年代末，当外国势力延伸内地之时，外国银行进入内地的呼声随之日趋高涨，中外商人联手的局面也呼之欲出。1899年上海《字林西报》的重庆通讯员报道说：“这个口岸和上海银行有联系的人，过去一段时期大赚其钱，无论是本地和外国银行的汇票，都非常吃香。在这样一个时机，显然需要一家外国银行来满足要求。”[524]可以设想，如果这一步走成功，中外“合作”的局面也就水到渠成。因为“这个口岸和上海银行有联系的人” ，显然包括中国商人在内。
19世纪末叶开始，中外合办银行除了民间的合作以外，又出现了官方合作的形式，它给中外合办的银行赋予了新的内容，首开其端的是我们在上面提到的华俄道胜银行。[525]
华俄道胜银行是中国政府用正式合同承认了的第一个中外合办银行，是沙俄争夺中国铁路权益的产物。
这个合同是道胜成立次年，即1896年9月2日由中国驻俄公使许景澄与道胜银行正式签订的。合同的第一条就规定：“中国政府以库平银五百万两与华俄道胜银行伙做生意，即自给付该银行此款之日起，所有赔赚照股摊认” 。[526]
伙做什么生意呢？500万两股银从哪里来的呢？这从许景澄签订的另一合同中就可以找到答案。
在同年9月8日签订的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中，开头就这样写道：“中国政府现定建筑铁路，与俄之赤塔城及南乌苏里河之铁路两面相接，所有建造、经理一切事宜，派委华俄道胜银行承办。”[527]这个“伙做生意”的内容就很清楚了。章程的最后一款又写道：“路成开车之日，由该公司呈缴中国政府库平银五百万两。”[528]所谓伙开生意的股本来源也很清楚了。这一出好戏的内幕，应该由研究中国路权丧失历史的人来写，在这里，我们只需指出：作为清政府拍卖中东铁路报酬的500万两银子，也并不是沙俄政府白送的。因为铁路合同中又规定：中国要想把铁路赎回自办，不但要等到“开车之日起三十六年后” ，[529]而且“到了赎路时，这笔款子当然也应包括于赎路费中” 。[530]不仅如此，500万两银子还发挥了两重作用：它“一方面使中国无力赎路，另一方面，如万一赎路，则有1000万卢布的款子能转入俄国国库” 。[531]而这1000万卢布，正是500万两白银的原本加上利息的折价。
至于承办的道胜银行，它是“一点险都不冒”的，不仅如此，它“同时又能得到该路之利益，因为他是与中国政府缔结租借合同之银行家。在这种情形之下，把500万两作为中国政府存在华俄银行的款子，……这实在把银行的地位弄得更巩固了” 。[532]
人们都知道：道胜银行是以执行沙俄政府的所谓“铁路征服政策”为其至高无上的任务的。[533]请看，在这个任务的完成上，这种形式的合作起了多么至高无上的作用。
实际上，这种合办对中国而言只是徒具形式。道胜银行有中国的股份，却没有代表中国股份的董事。不要说日常事务中国方面无置喙的余地，就是涉及大政方针，中国政府也只是在二门口听炮。当1910年沙俄一手将道胜银行与诺得银行（Banque duNord）即北方银行合并，改俄华为俄亚，[534]中国政府完全被蒙在鼓里，事先一无所知。等到清廷驻海参崴总领事打电报到北京，这个合办银行的中国一方，方才如梦初醒。[535]总而言之，“中国政府对于银行的进展情况，实际上完全处于黑暗之中” 。[536]
进入20世纪以后，中外合办的这两种形式都有所发展，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两种形式又变得难以严格区分。这从以下的事实分析中，可以清楚地看得出来。
这一阶段的中外合办银行，全都成立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其中主要有中法合办的中法实业和中法工商银行，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中美合办的中华懋业和美丰银行，以及中意合办的华义银行和中挪合办的中国—斯堪的纳维亚银行。关于中法的两家合办银行，为了保持历史的连贯和叙述的便利，我们在前面叙述法国在华的金融活动中，已经一并论及。现在再就其他国家，主要是日、美两国与中国合办的银行，略加申述。
日本在中国，也早有合办银行的企图。1897年，也就是在横滨正金银行进入中国不久，日本在华商人就曾计划设立一中日合办的日清银行。根据当时的新闻媒介透露：这家计划中的银行，资本定为500万日元，在日本和中国各征集一半。为了吸收中国股份，规定中国入股者可得股息有优惠待遇的优先股。[537]然而，不到3个月，这个计划即宣告搁浅。[538]可是，尝试的企图却不绝如缕。1907年，天津就有人计划集资200万两开设一家中日合资的银行，[539]就是已被公开的一例。但是所有这些都无下文，看来时机尚未成熟。
中华汇业银行是在此以后20年（1918年）方才出现的。[540]它的产生，是适应当时以共同开发中国资源和兴办中国实业为名的西原借款的需要。事实上，在中华汇业银行筹组之前3年（1914年），日本大隈内阁就有过专门“开发”中国的东洋银行方案的酝酿：计划以2亿日元为开办资本，由中日共同建立，双方各出资1亿元。中国方面的出资由日本贷给。[541]这个方案曾和中国驻日公使陆宗舆进行过磋商，并且有了眉目。但由于日本内阁的更迭而搁浅。[542]中华汇业银行的成立实际上是这个方案的继续。主其事者，中国方面为段祺瑞政权下的曹汝霖、陆宗舆和章宗祥，日本方面则为西原借款的主角、高唱“融合日华经济为一体”的西原龟三。[543]这个银行总行设在北京，天津、上海和沈阳都设有分行。银行的开办资本为1000万日元，中、日各半，第一次先收500万日元。[544]日方出资者主要为日本兴业和台湾三银行，与之相对应，中方则由中国、交通两银行出面。然而实际上，中、交两行出资只占华股的20%，其余绝大部分为段祺瑞、王克敏、曹汝霖等军阀官僚所有。[545]这些人既以私人身份入股，又具有官方的政治实力。这家民间为表、官府为里，中国主动为名、日本导演为实的合办银行，[546]至少为日本政府和财阀提供了以下三个方面的业绩：
（1）顺利完成了西原借款在金融上的周转和经营。西原借款前后共计高达18000万日元。[547]在1928年的中华汇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资产项下，仅北洋政府欠款一项即达10417万日元，占全部资产的89．5%。[548]这几个简单的数字，充分显示了中华汇业银行在经理西原借款中的作用。
（2）扩大了日本银行对中国国际汇兑业务的参与。这是由经管西原借款所派生的另一项重要业务项目。在上述的1928年资产负债表中，汇业银行经手的对外汇兑款项达到153682余万日元，[549]相当于西原借款总额的8倍，于此可见银行外汇业务扩张的程度。
（3）为实现控制中国货币、金融、财政创造条件。这是日本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早就觊觎的目标。在中华汇业银行成立以前中日之间就曾有过变交通银行为中日合办以实现这个目标的酝酿。[550]由于中国政局的变化和出于对国际反应的考虑，这个计划没有实现。但计划本身并没有放弃，它寄希望于中华汇业银行，以此作为最终兼并交通银行的过渡，从而达到控制中国币制、金融以至整个财政的目的，“奠定日中经济联系的坚实基础” 。[551]
除此以外，银行本身也赢得了巨额利润。从银行的账面数字看，1918～1927年间，平均年利润达1316587日元，其中1919年高达1733559日元，股息高达16%，[552]这在当时在华的外国银行中，也是罕见的。
然而这家和北洋皖系军阀关系密切的银行，在中国的立足时间终究是很短暂的。虽然皖系下台，它又和奉系搭上关系，但整个北洋军阀政权已面临末日。随着北洋军阀的瓦解，这家银行在1929年底，也就被迫宣布休业整理了。[553]
和日本一样，美国在中国进行中美合办银行的活动，在中华懋业银行和美丰银行成立之前，也早已开始试探。1887年轰动一时的米建威（Mitkiewiez）计划就是它的第一步，这个计划中的华美银行（American Chinese Bank），[554]就是中美资本各占一半的合资银行。[555]然而中国政府摊认的一半，除了借款抵充以外，还可以发行年息3%的长期公债，在美国推销以为偿付。[556]也就是说，银行全部资本实际上都来自美国。这个计划虽然没有实现，但以后各式各样的类似活动并没有停止。其中1910年美国西部大资本家大来（R．Dollar）筹划的中美联合银行，是比较引人注目的一个。这个银行计划资本1000万银元，中美也是各半，总行设于上海，分总行设于旧金山，它得到中国商界的广泛反应，但后来还是陷于流产。[557]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华懋业银行的出现，才最终实现了美国政府30多年来的期待。
中华懋业银行被美国官方誉为“在中国惟一的一家有美国资本的合办银行” 。[558]它继承了30多年前米建威计划的衣钵，像当年米建威计划被说成是美国驻华公使杨约翰（J．R．Young）建议的翻版一样，[559]中华懋业银行也被说成是接受了当时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P．S．Reinsch）的“政治激情的哺育” 。[560]同样，如果说，华美银行中的中方合作者是权倾一时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和他手下的一批官僚策士，[561]那么，现在中华懋业银行的中方合作者则是以直系军阀为首的一批政客官僚。[562]如果说，米建威计划的对象针对当时领袖外国在华银行的汇丰，矛头指向地位巩固的大英帝国，那么中华懋业则亦步亦趋地模仿中华汇业，以与势如旭日东升的日本一比高低。
但是，这家银行的美国主持人却力图淡化美国官方的影响，竭力强调它的民间色彩，尽量作出以中国为主体的友善姿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这家银行成立之初，英文名称原为：Bank of Commerce，China。[563]成立不久即改称The Chinese-American Bank of Commerce，[564]如果说，按前一名称，中文可译为中华懋业银行，那么，按后一名称，则应译为中美懋业银行。由中华到中美显然是要打出“合办”的招牌，强调“合作”的性质。
（2）这家银行特别声明“依据中国法律进行活动” ，[565]这是在华其他外国银行所鲜见的。它的资本最初定为1000万美元，先收一半。1923年后又改为1000万中国通用的银元，先收750万，[566]中方股份不得少于总股份的一半。[567]公司董事会11名董事，中方占6名，美方只占5名；中方董事任银行总理，美方董事任第一协理。[568]所有这些，显然都在于表明银行对中国法律和中方权益的尊重。
（3）银行成立于1920年2月6日，[569]总行原设北京，然而不过3年（1923年），又决定移往上海。[570]其所以如此，为的是“使银行少受政治方面的需索，以便更自由地进行纯商业性质的营业活动。”[571]然而，所有这些又都是字面上的东西，和实际并不都能吻合。例如，银行章程中规定总理由中方担任，美方担任第一协理。但是银行的实际经营管理权并不在总协理手中，真正执掌大权的是另设的业务委员会和驻美评议部两个机构，而在这里，中方显然居于配角的地位。[572]其中业务委员会5人，美3华2，而驻美评议部则全由美方股东代表组成。[573]
当然，也有照规定办的事情。例如银行的总行的确在1923年后由北京迁往上海了，[574]“纯商业性质的营业活动”可能增加了。但是，“政治需索”的承受不但丝毫没有减少，却继续乐此不疲。甚至在北洋军阀政权瓦解前夕的1926年，银行的实际掌权者美方协理卫家立（C．L．L．Williams）还主动贷款给发不出薪水的财政部，帮助它“解脱困境” 。[575]这当然不是白效劳，只需看一看卫家立的历史，就能一目了然。早在1919年，波士顿财团的太平洋拓业公司就曾假提供贷款之机，企图把持中国的烟酒税务。这个贷款中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要由美国人担任烟酒税署的稽核会办，而内定充当这一角色的就是这位卫家立。[576]由此可以窥测，银行的第一任协理之所以由英美烟公司的经理担任，可以说是由来有自，顺理成章的。这些都是从字面上的东西所看不到的。
附带指出，在中华懋业银行之前成立的美丰银行，虽然没有打出合办的招牌，但它的资本中由中国人认购的达到48%。[577]在创办人的心目中，它是一家要与英国汇丰争胜的银行。它的资本后台是美国有名的拉文信托公司（Raven Trust Co．），但银行总行却设在上海，其所以如此是要享受汇丰那样“就地决策”的好处。[578]
银行成立于1917年，资本为55万美元，外加125万银元，[579]合计约为100万美元。它在天津设有一个分行，[580]又于1921～1922年先后在重庆和福州各设一联营机构——四川美丰银行和福建美丰银行。[581]它们又各有自己下属机构的设立和设立能力：福建美丰于1924年在厦门设立分行。[582]四川美丰虽未组建分行，但银行章程中规定它可以在中国任何地方设立分行。[583]它们又各有自己的资本：两行均各有资本100万美元，均各先收一半，其中52%亦均为拉文公司所有。余下的48%均由中国人认购。[584]这些规定是否付诸实施，后来没有下文。
这两家银行存在的时间都不长。1925年都合并于上海美丰。银行的名称也由American Oriental Banking Corporation改为American Oriental Finance Corporation，[585]表示活动范围有所扩大了。[586]
然而，无论是美丰还是中华懋业，它们都没有丰懋起来。进入30年代以后，先是1935年，美丰由于经营失败而停业，[587]至于中华懋业银行则在1929年已被清算，面临破产的命运。[588]
中外合办的银行，可能还有一些，不过详情已不为人所知。但是1910年成立的北洋保商银行[589]还是值得提一下。这家银行是由德国人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与中国合办的，它的设立分别得到德、法两国驻华使馆的批准。[590]而合办的目的却是要中国政府保证中国偿还应付的欠款，[591]特别是辛亥革命时期的债务。[592]通过合办而要达到这个目的，这真是把合办的目的发挥到极致了。[593]
总起来看，中外合办银行的确是走俏一时的。1926年，美国商业部的一份官方报告中说道：“这个机构（指合办银行）力量之所在，在于和那些独资的外国银行比起来，它们能够在较大的范围内参与中国的内部事务。”这道出它之所以走俏的一面。“但是，它们的一个大弱点是，它们大部分是在中国法律制约之下活动的。它们无法避开强加给它们的政治需索，不能免予中国内部政治的干预。”这是它之所以只走俏一时的一面。因此，报告认为“在现行的政治和财政条件下，这种中外合办的银行是否能获得独资的外国银行所获得的信用，那是值得怀疑的” 。[594]这种怀疑是有根据的。许多银行失败了（如中法实业）或者至少并不很成功（如中华懋业和美丰）；也有的走俏一时，终难持久（如中华汇业）；有的干了一阵，又转回头来，如中意合办的华义，在成立之后的第4年（1924年），又由合办改回意大利独办，行名改了，[595]资本也由银元改为意大利金里拉；[596]“现在所有的董事，都是意大利人了。”[597]看来，在殖民地化加深的条件下，还是独资干起来顺手。虽然如此，合办在外国金融势力对中国政治经济的卷入中，有其优越的所在。特别是在军阀割据的局面中，外国在华银行由独办到合办，由民间合办到官方合办，仍是一个带有规律性的走向。它是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进一步相互作用在金融领域中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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