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推公”

1900年7月，李鸿章重新被任命为直隶总督，披挂上阵担任“议和全权大臣”，准备来收拾慈禧留下的烂摊子。

发起促成李鸿章重任直隶总督并主持同八国联军议和的正是盛宣怀。

7月中旬，他分别致电刘坤一、张之洞，提出要让两广总督李鸿章重任直隶总督的意见，几天后，他又跟天津的荣禄联络，建议迅速调李鸿章来总督直隶。他断言：李鸿章“督直二十五年，久得民心，威名素著，即调令督直，限十日到津，于平内乱及劝阻洋兵进京，必能做到”。紧接着，盛宣怀又与刘坤一、张之洞联合安徽巡抚王之春、山东巡抚袁世凯联名电奏，请求朝廷立刻派李鸿章作为全权大臣和洋人谈判，以挽救危局。一筹莫展的朝廷在盛宣怀这样大力鼓动下，也觉得要平定这场祸水，非得镇压内乱经验老到、对付洋人很有一套的李鸿章出马不可。于是即刻下令调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和“议和全权大臣”。

不过，盛宣怀早已看出李鸿章是强弩之末了。即便他宝刀不老，依然能迅速化解危机，完成议和任务，也必定会大损国威。毕竟，洋人在义和团手里吃了亏，这笔账肯定要问朝廷讨回来的。李鸿章纵使再过资深，但处在如此弱势的地位，不答应他们一些要求，议和必定是难以达成的。事实上，李鸿章在北上赴职途径上海的时候，就密会了盛宣怀，当时就已经向盛透露了自己的绝望：“和局定，我必死。”

因此，盛宣怀一早就开始物色一个能够接替李中堂的铁腕人物以继承李鸿章倒下之后的空缺。而同出一门的袁世凯，与他“交情甚笃”，他们在有关时局的一系列问题上的态度与立场也基本相同；而且袁世凯经营山东数年，在实力和声望方面积累了相当的资本，仅他掌握下的山东各地的旧军以及新练的武卫右军就已有近两万众，这在当时已是一支不小的力量。看来，这个人非袁世凯莫属了。在李鸿章北上还没几日，他就在给袁世凯的一封信函中明明白白写道：“合肥老矣，旋乾转坤，中外推公。”

事实上，当八国联军紧逼北京时，朝廷惊慌失措，直隶一篇混乱。盛宣怀就已经带头提倡议，并由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联名致电袁世凯，请他率兵北上进京，以“清君侧”。但袁世凯不想冒得罪京城里的顽固派的风险。在他看来，与其孤注一掷，插手乱局，不如暂时拥兵济南，坐观成败，等待时机。于是，他借口“恐中途先败，实难照搬”，推托了过去。

1901年9月，《辛丑条约》缔结。两个月后，李鸿章果然走上了自己预言中的道路，他一病不起，最终在全国一片唾骂声中吐血而亡。就在李鸿章临死之日，盛宣怀电告袁世凯：“傅相昨日两点钟不能言，神气恍惚，病势甚危，北门锁钥，微公莫属。”所谓“北门锁钥”，指的就是北洋大臣的位子。同一天（1901年11月7日），他又致电王文韶，向朝廷推荐袁世凯：“直督一席，慰庭颇负众望。”

当时朝廷正在为是否与俄国签约头痛，盛宣怀也就这件事上指出了袁世凯的优势：现在“俄约未定，天津未还”。“商约亦吃重……西人最势利，商务大臣既出缺，若再另简，势必难办，外而轻视，内而掣肘，皆可虑也”，而袁世凯既熟悉洋务，又握有重兵，只有让袁世凯继位直督，才能一举达到既拒签俄约，又能要回被联军占据的直督所在地天津的目的。

这个时候，慈禧和光绪帝正行进在“西狩”回京的途中。天下还不太平，八国联军还在天津耀武扬威；直隶的义和团也还在闹腾；大批溃散的淮军游勇处于直隶各州县，群龙无首。朝廷也知道直隶不可以一日无督，所以就在李鸿章去世当天急不可待地让袁世凯上了位。

但袁世凯不是一个愿意乖乖受人摆布，人家想把他搁哪儿就能搁哪儿的人。虽然能够坐上直隶总督的位子是一步登天了，但对于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山东，他是不想放手的。思前想后，他还是表示自己“断难”接受直督的重任。跟他深交这么多年，盛宣怀立即摸到了袁世凯的小九九，马上从中通融斡旋，让朝廷既满足袁世凯要的直督权力，同时又不卸掉他在山东的权力。朝廷果然服软，同意让袁世凯在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大权之外，还握有山东巡抚的实权。

虽然把袁世凯推上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宝座，绝不是盛宣怀一个人的功劳。当时的德国公使穆默曾专程跑到武汉，敦促张之洞为此事上奏朝廷。而以慈禧为首的清廷亲贵集团也早就对袁世凯的才干多有好感，而李鸿章临终前又有“环顾守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的口授保荐遗书。但是，如果没有盛宣怀在李鸿章死前就大造直督一位“中外推公”的舆论，然后又利用自己在朝廷中的地位，为“袁继李位”穿针引线，推波助澜，做了大量工作，造成直隶总督“非袁莫属”的共识，那袁世凯的继任未必有水到渠成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