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纪闻》

一、《中外纪闻》、《时务报》等维新派报刊的创办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加深了中华民族的危机和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但同时也唤醒了沉睡中的中国人，逼迫清朝政府直面现实以广求善后之策。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维新变法运动，以“公车上书”为起点，在政治上较为开明的年轻君主光绪皇帝的支持下，在古老的中华大地兴起。维新变法运动兴起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人士，率先以报刊为武器，办起了《万国公报》（后改名为《中外纪闻》）、《强学报》和《时务报》等以宣传维新变法为主旨的政论报刊，以进一步唤醒国人。

康有为（1858—1927），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出身官宦之家，旧学根基扎实，22岁时游历香港，“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25岁赴京考试落第后途经上海，目睹“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此后，康有为潜心研究西学，同时在广州收徒讲学，培养出梁启超等一批日后维新变法运动的骨干。1895年5月2日，愤甲午之战败，康有为联合全国18个省参加会试的举人1300人，发动“公车上书”，呼吁朝廷变法图存。之后，康有为、陈炽等积极筹募经费，于1895年8月17日在北京发刊《万国公报》，由康门弟子梁启超、麦孟华担任编辑。该报袭用当时外国传教士在上海办的《万国公报》之名，是因为康有为在研习西学时受该报影响最大。该报作为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出版的第一份报刊，所刊内容以讲论洋务为主，每期刊载文章1至3篇，题目有工商、铁路、邮政、兵制、学校、报馆等，其中必有梁启超所撰论说，其余大多选自广学会出版的书报。由于当时北京没有铅印机器，该报只好委托民间报房用木板雕印，两天出版一期，并由各报房在递送《京报》时免费赠送在京的“王公大臣”及“士夫贵人”。最初每期送出千余份，以后最多时为3000份左右。康有为等在北京成立强学会后，《万国公报》转为该会机关报。《万国公报》的出版，立即在京师引起强烈反响。“报开两月，舆论渐明。初则骇之，继而渐知新法之益。吾复挟书游说，日出与士大夫讲辩，并告以开会之故，明者日众。”^[1]12月16日，《万国公报》改名为《中外纪闻》，并增加外电、外报选译和国内各报摘录以及上谕等内容。1896年1月12日，又有一份维新派报刊在上海问世，即11月下旬创建的上海强学会的机关报《强学报》。该报的出版，是康有为1895年10月离开北京南下南京、上海宣传维新变法主张的结果，由康门弟子徐勤、何树龄主编，免费派送。该刊不用大清年号而用孔子纪年，借以“托古改制”。

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组织学会、出版报刊的活动，当然要引起封建顽固派的忌恨。先是“谣诼蜂起”，《中外纪闻》“送至各家门者，辄怒以目，驯至送报人惧祸及，悬重赏亦不肯代送矣”。紧接着，御史杨崇伊于1896年1月20日参劾强学会植党营私、刊印《中外纪闻》，请饬严禁，清廷即据此折命都察院“查明封禁”。于是，《中外纪闻》被迫停刊，仅出18期；问世刚满14天的《强学报》停办，仅出3期，其中第3期未及发行。

《中外纪闻》和《强学报》虽然被封建顽固派扼杀了，但它们的出版冲破了封建“言禁”，为即将到来的国人办报高潮拉开了序幕。

1896年8月9日，以《时务报》在上海创刊为标志，资产阶级维新派办报活动重新崛起。该报创办人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广东梅县人，是清末著名的维新派官员。上海强学会被查封后，他“愤学会之停散，谋再振之，亦以报馆为倡始”，并带头“捐金一千元为开办费”，其余经费则来自上海强学会余款及他人的捐赠。《时务报》创刊后，由梁启超任总主笔，汪康年任经理。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笔名饮冰室主人、少年中国之少年、中国之新民等，广东新会人，是清末影响较大的资产阶级报刊宣传家之一。他自小熟读经史，17岁中举人，后师从康有为，1895年在北京参加“公车上书”，后主编《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开始在舆论界初露锋芒。1896年夏，梁启超应黄遵宪等之邀，南下上海主持《时务报》笔政，初创时一人独自负责该刊的编撰工作，日撰评论4000多字，经手修改的文稿2万多字，使年仅24岁的梁启超崭露头角，“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

《时务报》每10日出版1期，所刊内容有政论、谕折、京外近事、域外报译、西电照译等。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了数十篇为变法维新而呐喊的政论，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变法通议》，自创刊号起在报上连载了43期，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明了维新派的变法主张。《时务报》上大胆而新颖的言论使朝野震动，所译外报文章更使读者大开眼界，因而“举国趋之，如饮狂泉”，其发行量也与日俱增：创刊时3000多份，半年后增至7000多份，一年后增至12000多份，最高达17000份，创当时报刊发行量的最高纪录。与此同时，《时务报》也遭到封建顽固派的反对和忌恨。曾大力支持《时务报》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以该报言论“太悖谬”为由横加干涉，后又竭力排挤梁启超，致使梁启超于1897年10月愤然辞职，离开上海赴湖南长沙就任时务学堂总教习及参加《湘报》筹办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