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农业的局部发展与整体停滞

二、内地农业的局部发展与整体停滞

同东北内蒙古地区相反，这一时期内地农业普遍处于停滞和衰退状态。

当然，这一时期的内地农业也不是没有发展、进步的一面。由于农产品商品化的推动和封建政权、实业团体等的倡导，部分地区的蚕桑、棉花、烟草、花生、芝麻、桐油、果树等经济和园艺作物种植明显扩大，使这些地区的作物种植结构和农户生产经营模式发生了某种变化。一些地区的农业生产专门化程度提高，蚕桑、棉花、烟草、大豆、花生、芝麻、小麦等商品作物种植区域化趋向更加明显。同时，某些优良品种，如美棉、美烟、美国大籽花生等的种植，得到推广，提高了这些作物的品质和产量。这是清末民初时期农业发展变化的一个显著标志。但是，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和某些优良品种的引进推广，在地区上主要限于通商口岸附近和铁路沿线一带，至于内地其他地区，尤其是交通闭塞的丘陵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农业生产面貌变化不大。

这一时期农业发展变化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因素有较大增长。经营地主、富农经济的发展，农牧垦殖公司、资本主义中小农场的兴起，不仅是农业生产关系和经营方式的变革，而且包含了新的生产力。但是，经营地主等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经营，同样主要集中在通商口岸附近、铁路沿线和沿海一带等商业性农业比较发达的地区，资本主义中小农场则几乎全部集中在通商口岸或其他大中城镇郊区。而且，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经营在全国农业中所占比重很小，传统个体小农和以家庭为生产单位、以家庭成员为基本劳力的分散细小经营始终占绝对统治地位。

20世纪初叶，个别地区、机构、工厂或私人曾尝试引进、使用、推广拖拉机、柴油抽水机等国外先进农业机械，在对某些旧式农具进行改良的基础上，研制或仿造某些新式农具。但是，除江苏无锡、武进等地对抽水机的使用推广外，都未见任何成效。20世纪初，黑龙江曾有农垦公司进口拖拉机开垦荒地，但因缺乏有技能的拖拉机手和柴油、机油，使拖拉机“在很短时间内就变成了一堆废铁” ，到20世纪20年代末，“又回到了原始的耕作方法” 。^[392]在广东江门附近，也有人用拖拉机耕田，用抽水机灌溉，虽然效率远比用水牛和老式水车高，但二者的成本相差悬殊。由于劳动力价格低廉，人们认为用水牛和水车更为经济，拖拉机和抽水机也得不到推广。^[393]安徽芜湖一家华商公司1926年从英国进口了几台拖拉机，并想购进和介绍江苏制造的抽水机，但农民因无力购买，宁肯使用旧式农具，该公司只得作罢。^[394]此外，20世纪初，天津、南京、湖南湘潭和山东潍县等地曾有工厂或私人生产或研制成功人力（或畜力）吸水机或新式水车，山西阳曲有人研制出不用牛马牵引，而效率比旧式高3倍的“三足耕具” ，河南省城机器局应禹州知州之请求仿造打井机器，上海求新机器厂制造打谷机，等等。其中除潍县新产吸水机在当地获得推广、求新厂新产打谷机“销行甚广”外，其余均无下文。^[395]上述使用推广农业机械、研制生产新式农具和改良传统农具的活动，对这一时期全国农业生产的发展没有多大实际效果。

在选种育苗方面，也不是完全没有变化。如南方水稻区，因稻种调换和交流颇受重视，这一时期一些地区的水稻品种数量有不同程度的增加。据20世纪30年代对湖南长沙、岳阳、湘潭、湘乡、益阳、南县等21个主要产稻县的调查，水稻品种（包括变种和亚种）多达200余种，每县的稻种多者10余种至30余种不等。从名称看，有些稻种显然从外县或外省调换来的。如“云南白” 、 “云南红” 、 “云南早” 、 “贵州公” 、 “湖北群” 、“广东麻” 、 “川谷”等，显然分别来自相应各省。^[396]其他各省的情形也大致相似。如浙江富阳“稻种繁多，不能枚举” ；^[397]嵊县稻种多达60余种，其中“泰州红” 、 “徽州白”显然分别来自江苏和安徽。^[398]江苏上海县的稻种也由原来的8种增至民国初年的12种。^[399]广西全县，稻种多至50余种，其中的“云南糯” 、 “桂阳糯” 、 “广东麻” 、 “四川齐” ，显然分别来自云南、湖南、广东、四川。^[400]但是，由于缺乏科学的管理和选育方法，水稻品种虽多，而优良纯种很少，大多为混杂变种。据20世纪初的报告，检查中国某一品种的水稻，混杂种类达80余种之多。^[401]茶叶、棉花、桑蚕等也都很少优良品种。各地茶树的老化更是普遍问题，据说江西宁州的茶树，多为三四十年前的老树。湖北、湖南、浙江、福建茶树，也多是二三十年前所种。^[402]棉花产区虽广，而优良品种无几，“品质之恶劣者，实居大半。其纤维之短，直径之粗，蜡质之多，向为纺织家所诟病” 。^[403]因此，20年代有人评价说，“现在的品种，不但没有进步，而且是逐渐的退化” 。^[404]

这一时期，个别地区对某些作物的传统播种方法，也有大胆的改革尝试，如直隶栾城的“冻谷”和山东桓台的“改麦”等，但未能加以科学总结和普遍推广。冻谷播种法系1878年栾城知县陈序冬所发明，其方法是头年将小米种子放入瓮内，以稀布封口，于冬至前后将瓮口朝下埋于南墙地下约3尺深处，次年春分前后挖出播种。普通谷子的成熟期在寒露前后，而“冻谷”在夏至即成熟，不仅大大缩短了生长期，避开了处暑前后北方地区常见的蝗灾高发期，而且产量提高。据说1924年山西的“冻谷”产量比普通谷子提高四成左右。^[405]“改麦”据系桓台“特产” ，是将冬小麦改为春小麦的种子处理方法，即冬至日将麦浸入冷水中，旋即取出晾干，以后每9日浸一次如前法，至次年春天解冻后播种。芒种前后即能成熟，“种晚而熟早” 。^[406]可惜这两种方法都没有受到重视。

这一时期，一些地区的耕作制度也有某些变化，主要是轮种、间种套作和多熟种植的发展，使某些地区的复种指数有所提高。通过地区间的种子交流和调剂，一些地区的作物种类和品种更加多样，给轮作提供了更丰富的作物资源。轮作制对于保持地力、减少作物病虫害、提高土地产量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民国江西《分宜县志》总结当地的轮作制说，“对于各项植物种子，凡属老农老圃，均饶有更换经验，所以甲地今种西早，明夏即换浏阳之稻；乙地今种荞麦，明秋即换番薯等物；或种木棉者，必换植芝麻；种花生者，必勿植大豆；植蒜者改植韭；栽芋者改栽瓜。其叶蓬蓬，其实累累；含水分者其汁淋淋，有坚性者其质，莫不从换种得来。观测近城各村农产物，比乡村提前收获，虽得地利，实赖人力。甚有不耕一田，不插一秧，专事园圃，以谋生活，其得力之处，实不外乎换种” 。^[407]由此可见轮作制度（换种）对这一时期农业生产的重要性。

轮作和间种套作过去主要用于旱地作物。这一时期，随着南方地区小麦、油菜子、豆类作物和双季稻种植的推广，水稻同小麦、大麦、油菜子、豆类等旱地作物的轮作日益普遍，在同一田块实行水田耕作同旱地耕作的密切结合。在双季稻种植区，对那些水温较低、不能水稻双季连作的田块，则通过混种或间种套作，使水稻栽培由单季变为双季。浙江定海，福建长乐和广西陆川、荔浦等地，都属于这种情况。使南方水田的轮作和混种、间种套作更加多样化。

不过这种以提高复种指数为主要标志的农业集约化经营，并非表明农业生产力有质的突破，而主要是由于日益加大的人口压力使然。一些地区因为人口增加，土地和粮食供应紧张，导致地价、粮价日高，迫使农民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更多的劳力，以提高产量，满足粮食需求。如山东蒙阴，“因近来人口益增，田地窄狭，农产物价格渐高，渐由粗放进于集约的经营” 。^[408]东平县也因“近年来以地价之昂贵，生齿之繁衍，浸浸乎有人多地少之虞。一般农民为环境所迫，颇知奋励，对于垦殖耕作，不惜劳资，务尽地力。故现在农产之收获较之三十年前无形中已增加不少” 。当时论者认为，这也是该县农业的“少许进步” 。但对全县农业总体状况作了如下评价：“本邑农业所有耕薅、播种、耘耔、肥田诸法，以及各种农用器具，率多恪守数千年相沿之旧习，间有改革，亦多本老农经验之所得，或异地传习之采取，非科学新发明也” 。^[409]这一评价无疑是切合当时实际的。

正因为如此，这种集约化经营实质上是一种掠夺式经营，复种指数的提高即意味着地力的加速耗竭。随着劳动投入边际效益的不断递减，最终降低为零，原来已经升上去的复种指数又会降下来。如安徽怀宁，早在鸦片战争前后，一些地方的水稻栽培已实行双季稻连作。到清末民初，由于“地质大异” ，土壤日益瘠薄，“每种晚稻，所入犹不足偿耕薅之费，是以皆易早晚两季为中迟一季” 。^[410]因此，不论人口密度、土地供求状况如何，只要有可能，拓展耕地以增加农业产量总是农民的第一选择。直隶文安，因人口尚未饱和，土田宽广，故“为农者多贪，得者务广而荒” ，因薄收而广种。^[411]四川北部地区，人稠地狭，耕地早已垦辟无遗。但农民因“无力多备肥料” ，惟赖“天然收成” 。同样把期望寄托于耕地的增加，因此，“有暇就谋农场之扩张，于是山陬土角，锄痕殆遍” ，以致稻田“长不及丈，宽仅盈尺” ，种杂谷的旱地则“更小” 。古墓间的空地也都绝少荒废。^[412]精耕细作、一地多用、一年多获则无资金可供投入，增加耕地、薄收广种则无余荒可垦，这一时期一些地区传统农业耕作制度的发展陷入了进退维谷的艰难境地。

农业生产的停滞和衰退，表现最突出的还是肥料的日益短缺和农田水利的破坏。

这一时期肥料的来源、种类、制造和施放，均无明显变化。虽有少量化肥进口，但对全国农田肥料的结构和资源都没有发生多大影响。相反，由于农民经济的普遍贫困和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许多地区的肥料资源萎缩，肥料施放量减少。光绪后期，有人评论当时农民贫困和农田粪力不足的问题说：“昔日之农，家给人足，有无相通，百亩之粪，自易为力；今日之农，生计已蹙，一家数口，粥不给，更何力以粪田？ ”^[413]人粪尿和猪牛等家畜厩肥是最主要的农家肥料。对农民来说，养猪的经济效益，积肥增产更高于卖肉得钱，故一些地区有“养猪不寻钱，回头看看田” 、“种田不养猪，秀才不读书”的农谚。^[414]耕牛则既是农业动力，又是肥料“加工厂” 。但是，农民由于经济窘迫或其他原因（如放牧草地减少、饲料腾贵等），往往无力或无条件饲养猪牛，导致猪牛数量下降和肥料缺乏。同时，由于森林的乱砍滥伐和荒地的盲目开垦，土地植被和生态平衡受到破坏，一些地区的绿肥灰肥也随之减少。不仅如此，农民因柴薪奇缺，把庄稼残梗、叶片以及枯草统统充作燃料，不能秸秆还田养地。在察哈尔、绥远等燃料奇缺地区，更以牛粪马粪代替柴薪。^[415]结果，土壤中的腐殖质等有机物成分越来越少，土地板结、瘠薄。肥料的短缺，严重阻碍了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然而，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优质高效肥料，如各种饼肥、牛骨粉、硫铵、磷矿石、兽骨筋以及其他优质杂肥等，被洋商大量搜购出口，有时一个月就多达三四十万吨，价值三四千万元。^[416]一方面是不论南北，“无处不感缺肥之苦” ；^[417]另一方面是优质肥料大量出口，为人作嫁衣。这正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殖民地农业的悲惨处境。

至于农田水利，大量记载显示，这一时期修复或新修的农田灌溉工程很少，多数地区的水利设施因年久失修，或灌溉能力下降，或完全湮废。农田灌溉每况愈下。

少数地区，由于推广经济作物或其他经济政治因素，地方官绅和农民对农田灌溉较为重视，水利灌溉状况有所改善。如山西，据志乘记载，有水利灌渠的县份仅30余处，且“仅具名称，创兴湮废略而弗详” 。1917年，山西省政府制定章程，倡修农田水利，至1923年，仅7年时间，修复和新开灌渠1562条，可灌田374．5万亩，加上议开或施工未竣的252条，两共1814条，可灌田454万余亩。^[418]直隶、河南某些地区，由于棉花、小麦等商品作物种植的推动，不少农民凿井开渠，农田灌溉有所改善。如直隶定县，农民“穿井日多，讲求粪溉” ；^[419]任县“农则颇勤陇亩，耕耘以时，穿井开渠，随地灌溉” ；^[420]邢台“畎亩多井，不时灌溉” ，部分村落更是“堤闸栉比，粳稻青葱，得水利焉” 。^[421]

然而，更多地方的情况是，官府不修农政，农民则因经济困窘，无力兴修水利。结果水利灌溉设施大多淤塞废弃。如湖北枣阳，灌田大陂，“强半就湮” ，以致高田“恒苦旱干” 。福建顺昌，据民国《顺昌县志》载，陂前志有名者十，今存八，废者二；井有名者九，今废者五。该县修建于明洪武年间的张公渠，据说“引水九里，官民利之” ，也都废塞。^[422]宁化全邑，灌井“二十有六，而塞者十有三” 。^[423]四川中江，素称膏腴。农田灌溉“率恃古凿大塘，广或十亩以及数十亩” ，但都“年久淤塞，小旱即歉收，阖邑情形皆同” 。^[424]河南项城，境内原有沟渠，亦全部“积久淤塞” ，以致“旱涝皆听于天” 。^[425]某些地区，甚至连这一时期新修的水利灌渠也大都淤废，如绥远后套清末新修的八大灌渠，原可灌田万顷左右，因长年失修，大部分淤塞。到20世纪20年代中，仅能灌田2000顷。 “向称膏腴地方，顿成赤地” 。^[426]

水利失修，农田排灌设施湮废，大大降低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结果各地水旱等自然灾害日益频仍，频率加快，范围扩大，给农业所造成的损失越来越严重。这一切直接表现为农业收成的持续下降。清政府曾令各省官府按年呈报农业收成分数。现将呈报资料时间序列较长的直隶、河南、山西、陕西等北方4省，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福建等南方6省分南北两区、按10年平均计算，列为表42。

表42　南北10省夏、秋收成分数统计

附注：原表“8⁺” （ 8成有余）以8.5成计算，余类推。

资料来源：据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755～760页计算编制。夏收栏缺浙江，故为5省。

如表42，在1841～1911年的70年间，无论夏收秋收或南方北方，农业收成均呈持续下降趋势。鸦片战争后的最初10年间，南北两地的夏秋收成平均尚有七成左右，到20世纪的头10年间，已降至六成左右，乃至五成半。如以1841～1850年的年成分数为100，那么1901～1911年则为79～89，60年间下降了11～21个百分点。南北比较，不论夏收或秋收，北方的年成分数均比同期的南方地区低，且下降速度比南方更快，秋收尤为明显。这是由于这一时期北方地区的自然灾害更为频繁，水土流失、土壤沙化和地力枯竭的程度比南方地区更为严重。需要指出的是，从表中看，到1891～1911的两个10年间，农业收成的持续下降似乎到达谷底，下滑势头已得到遏制，并有回升的迹象。实际并非如此。上述假象的造成，主要是这两个10年间资料不全，某些收成特别低的省份漏报。如南方的安徽，太平天国起义前的夏、秋收成均在六成以上，太平天国后则降至六成以下。1869～1897年间的收成均为五成多。1898年以后各年均未呈报。如果仍按五成半的分数加入统计，则1901～1911年南方6省的夏、秋收成分别为5．9成和6．1成，而不是现在的6．2成和6．3成，比1891～1900年下降了4个和1个百分点。北方4省中，1875年以后各年缺直隶、山西两省统计，表中数字也有一定局限性。前面所引的大量资料表明，进入20世纪后，北方地区的农业收成显然还在继续下滑。

这一时期，少数地区因人口增加、集约化程度提高、耕作技术改良等因素，作物产量有所提高。如山东东平、蒙阴、招远等地都有这种情况。东平因人口繁衍，导致地价昂贵，农户“垦殖耕作不惜劳资，务尽地力” ，提高收益。据说农产收获“较之三十年前无形中已增加不少” ；^[427]蒙阴也因人增地狭，农产品价格渐高，农业经营渐由粗放而进于集约，作物收获量“较前大有进步” 。^[428]招远因人口稠密，耕作集约化程度不断提高，土地产量“较前大增” 。以往亩产6斗即为丰年，到20世纪20年代末，遇风调雨顺，亩产总在一石三四斗左右。^[429]

另有一部分地区，通过开办农田水利，调换或改良品种，改革种植制度，实行轮作套种和提高复种指数等各种措施，提高了作物单产或总产。如直隶定县，自1920年华北大旱后，普遍凿井灌田，讲求粪溉，作物“产量大增” 。^[430]山东莱芜，井灌迅速普及，且灌溉工具也有明显进步，相继由单人辘轳改为双人辘轳，再改为畜力水车。灌溉效率提高，产量随之增加。^[431]20世纪初，山东、直隶、河南等地，随着美国棉种的引进和推广，棉花产量明显提高。^[432]在南方稻产区，经常调换品种，或实行稻麦、稻豆、稻菜（油菜子）轮种，以及双季稻的连作、套种等，是部分农户保持和提高作物单产、总产的重要措施。在实行轮作套种、提高复种指数的情况下，单产有所下降，但总产提高。如前述河南获嘉，小麦一季亩产五六斗，和玉米轮作，减至三四斗，下降40%～50%，但可增收玉米1石，^[433]全年总产明显增加。同样，双季稻连作单产低于一季稻，但其总产则较一季稻提高。如江西抚州地区，一季稻上田亩产3～5石，双季稻只有3石，但全年总产可达6石，^[434]明显高于单季稻。

然而，在更多的地区，由于生态环境和水利灌溉条件恶化，水旱等自然灾害频繁，农民经济贫困，资金、肥料短缺，地力衰竭等多种原因，作物产量，无论单产或总产，都明显下降。如广西信都，民国元年以前，“年多丰收，每谷种百斤，可生谷二千斤，豆蔗瓜子收入亦丰，牲畜蕃息” 。进入民国，尤其20世纪20年代后，水旱荐臻，瘟疫流行，农业产量大幅度下降，“平均每种百斤，仅可收谷五六百斤，而牲畜亦不能蕃殖” 。^[435]江西一些地区，由于森林破坏，农业生产条件恶化，不论田亩、山林，产额剧减。据20世纪初的记载，复种指数下降，单产、总产均大幅度减少。田地“昔皆一岁二艺三艺，今皆一艺矣” 。即使一艺，也因“耕薅不时，肥料不备，水旱听天” ，产量“又减于昔时十之二三” 。山产原本木竹、茶油、桐油、松柴、茶叶、果品甚丰，“今则童山濯濯，年甚一年” 。综计“田亩所产，十失其四；山林所产，十失其六” 。^[436]安徽怀宁，作物产量同样大减。到清末民初，因地力衰竭，“每种晚稻，所入犹不足偿耕薅之费，是皆易早晚二季为中迟一季” ，^[437]可见产量下降幅度之大。皖南地区的农业产量，自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一直呈持续下降趋势，到这一时期仍未得到遏制。皖南某县一地主租簿显示，一块稻田的小麦和稻谷产量均呈波浪式下降（详见表43）。小麦从1894年的6斗降至1900年的2斗，下降67%；水稻从1894年的320斤降至1903年的270斤，下降16%。类似情况在皖南地区相当普遍。南方一些经济作物的产量也明显下降。如浙江新昌，素盛产蚕桑，每年产额达40万元，到20世纪初，因“地力稍减，农民不知改用新法，栽桑渐见退步” 。^[438]江西、福建、云南等地的茶叶产量，这一时期无不急剧减少。义宁州本是江西有名的老茶区，但茶树全是六七十年老树，从无新种，又不松土和耘草施肥，任其自生自灭，“以致收成锐减，价格陡低” ；^[439]福建茶农种茶，原本定期耘锄，至清末民初，因茶叶销售萎缩，茶园亦疏于管理，“多不栽培，且多倒园” ，故“产额日见短绌” ；^[440]云南各地茶园，也因茶农不讲求栽培方法，茶树“荣枯生灭，听其自然；且贪图重价，专卖茶尖” ，树木受伤，渐多枯萎，以致茶叶产量陡降。如1912年全省茶叶产量尚有180万斤，到第二年即减至110余万斤，降幅竟达40%。^[441]广东一些地区的花生产量也由于地力耗竭、病虫害丛生而大幅度减少。据调查，清远潭源附近，过去年产花生三四十万斤，到20世纪一二十年代，不过10万、8万斤；罗定的花生产量也“大不如前” 。^[442]

北方一些地区农业产量下降的情况更为普遍和严重。水、肥是农作物正常生长的两个基本的条件。这一时期北方不少地区正是由于严重缺水缺肥而导致歉收减产。山西临晋，水源稀少，且无水利，以致“收获恒苦不丰” 。^[443]河南渑池，“山高水深，向无水利” ，“一遇旱暵，束手待毙” ，^[444]随着旱灾的日趋频仍，土地产量也愈来愈低。绥远河套地区，农作物全赖河水灌溉，旱地和水浇地的产量相差1倍以上。一般水浇地每亩平均可收5斗，河淤水浇地可收8～9斗，而普通旱地仅收2斗。^[445]但灌渠因长年失修，大多淤塞湮废，后套八大渠的灌溉面积由清末的800万亩减少到20世纪20年代的30余万亩。这等于说近770万亩的产量由原来的每亩5斗以上减少到2斗左右，甚至“顿成赤地” ，颗粒无收。^[446]因为缺乏水利灌溉设施，即使有水也无法蓄积和利用。只有水害，而无水利。 “非旱魃为虐，即洪水肆灾” ，不论有水无水，都成为减产歉收的因素。在甘肃河西走廊，因水旱灾荒或冰雹飞沙，每年所造成的“农产损失之巨，不可数计” 。^[447]

表43　皖南某县一稻田历年产量统计

注：据景记租簿，佃户陶忠寿佃田1．5亩，采分租制，租额为产量的50%。上表产量数字，系据历年分收租额计算而得。

资料来源：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754页。

因肥料缺乏而造成的作物产量下降同样十分明显。直隶固安，土质硗瘠，农作物“专恃施肥” ，而现实却是“环顾全境，无处不感缺肥之苦” 。^[448]农作物产量的低下和递减是不言而喻的。北平郊区，据20世纪30年代的调查说，“迩来年岁不收，虽云天年，亦缘肥料不足” 。^[449]东北尤其是东北北部地区，因为是新垦区，不注重施肥，随着土地肥力的递减，单位面积产量也不断下降。据对宁安等16县的调查，大豆、小麦、高粱、谷子等4种主要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除个别县份外，均呈下降趋势（详见表44）。1915～1916年度同1909～1910年比较，6年间每垧产量下降了7．7%～ 16．9%。4种作物综合计算，下降了14．5%。其中幅度最大的是谷子，下降了20．3%。按县份考察，除扶余、五常两县外，14县的产量均不同程度地下降。其中敦化、额穆、青冈3县的下降幅度竟超过30%。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单位面积产量如此大范围和大幅度下降，令人吃惊。

总起来看，这一时期中国农业的发展，有进步，也有停滞。但进步是局部的，而停滞是整体的。

表44　东北北部地区主要农作物产量比较表

资料来源：据《新生命》，3卷9号，1936年9月，第7页；《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672页综合计算编制。

【注释】

[1]参见章有义：《近代中国人口和耕地的再估计》，《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24～29页。

[2]参阅民国《信都县志》卷2，社会，第39页；民国《云阳县志》，礼俗中，农工，第18页。

[3]田中忠夫：《中国农业经济资料》，上海大中书局，1934年，第235页。

[4]何刚德等：《抚郡农产考略》卷上，第2～3页。

[5]民国《昌黎县志》卷4，实业志上，第18页。

[6]宣统《西安县志》，实业编，第1页。

[7]民国《桦甸县志》卷7，经制，第17页。

[8]徐宗亮：《黑龙江述略》，《小方壶斋舆地丛抄补编》，第1帙。

[9]《民国续陕西通志稿》卷196，风俗二，第2页。

[10]据《农商统计表》，第六次，第58～63、93～95页；第七次，第30～48、77～86页计算。

[11]以上据《农商统计表》，第七次，第4～10、16～30、48～58、64～67、70～77、86～91页计算。

[12]以上均据《农商统计表》，第七次，第10～16、58～61、67～70、91～92页计算。

[13]陈翰笙：《现代中国的土地差问题》，《中国土地问题和商业高利贷》，第39～41页。

[14]钱承泽：《嘉兴县之租佃制度》，第13页。

[15]《武昌县农村调查统计表说明书》，《湖北建设月刊》，1卷4期，调查，1928年9月，第10～ 11页。

[16]韩德章：《河北省深泽县农场经营调查》，《社会科学杂志》，5卷2期，1934年6月，第224页。

[17]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623～624页。

[18]赵宗煦：《江苏省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7册，第45811页。

[19]民国《全县志》第二编，社会，第102页。

[20]王心波：《云南省五县农村经济之研究》，《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52册，第26707页。

[21]韩德章：《河北省深泽县农场经营调查》，《社会科学杂志》，5卷2期，1934年6月，第224页。

[22]Decennial Reports，1892—1901，卷1，宜昌，第183页。

[23]Decennial Reports，1892—1901，附录，第34页；萧良林：《中国国际贸易统计手册》，第78页。

[24]《申报》，光绪三十年十二月二十日。

[25]《大公报》，宣统二年八月初二日。

[26]《大公报》，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十七日。

[27]《申报》1924年1月25日。

[28]刘雨若：《东省移民问题》，《中华农学会丛刊》，第63期，1928年月，第25～26页。

[29]《农商公报》，10卷10册，近闻，1924年5月，第6页。

[30]Decennial Reports，1892—1901，卷1，芜湖，第367～368、381页。

[31]廖斗光：《广西耕力之危机》，《广西建设月刊》，1卷2号，论著，1928年7月，第15～16页。

[32]《农商公报》，10卷11册，近闻，1924年6月，第6页。

[33]《华北新闻》，1923年12月13日。

[34]廖斗光：《广西耕力之危机》，《广西建设月刊》，1卷2号，论著，1928年7月，第17页。

[35]纪蕴玉：《沪海道区青浦县实业考察报告书》，《江苏实业杂志》，第3期，1919年6月。

[36]据北洋政府农商部：《第三次农商统计表》计算。

[37]光绪《文登县志》卷1，下，风俗，第13页。

[38]民国《横山县志》卷3，实业志，第34页。

[39]据奉天农业试验场：《奉天全省农业统计调查报告书》统计。

[40]光绪《望都县乡土图说》，第5～10、41、102页。

[41]宣统《任县志》卷1，物产，第42页。

[42]《德南长途汽车路沿线经济状况》，《中外经济周刊》，230号，1927年10月15日，第21页。

[43]李若虚：《大冶农村经济研究》，《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42册，第21068～ 21069页。

[44]广东大学农科院编：《广东农业概况调查报告书》，1925年，第163～164页。

[45]H．D．Braun and Li Min-liang：A Survey of 25 Farms on Mount Omei，Chinese Economic Journal，1卷12期，1927年12月，第1063页。

[46]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第389页。

[47]民国《云南省地志·玉溪县》，第36、39页。

[48]民国《霞浦县志》卷17，实业志，第5页。

[49]民国《永和县志》卷5，礼俗略，第9页。

[50]《近畿农民之生活》，《中外经济周刊》，196号，1927年1月15日，第10页。

[51]广东大学农科院编：《广东农业概况调查报告书》，1925年，第163～164页。

[52]光绪《望都县图志》，东路，第16页。

[53]《胶澳全区之农业概况》，《中外经济周刊》，214号，1927年6月4日，第8页。

[54]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196，风俗二，第23页。

[55]都永和：《联名以弭乱论》，《皇朝畜艾文编》，卷6。

[56]《农商公报》，10卷11册，近闻，1924年6月，第6页。

[57]《华北新闻》，1923年12月13日。

[58]《农商公报》，10卷11册，近闻，1924年6月，第6页。

[59]《全国农会联合会第一次纪事》，1913年，第67页。

[60]《农学报》，第16期，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下。

[61]民国《平乐县志》卷7，产业，第410页。

[62]民国《来宾县志》下篇，食货二，第108页。

[63]民国《巴县志》卷11，农桑，第9页。

[64]《中外经济周刊》，127号，1925年8月29日，第4页；何台孙：《察哈尔农村经济研究》，《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55册，第28505页；《东方杂志》，3年2期，实业，光绪三十二年二月，第52页。

[65]卜凯：《中国农家经济》，第80页。

[66]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第478～480、484页。

[67]李铮虹：《四川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9册，第47187页。

[68]乔启明：《江苏昆山南通安徽宿县农佃制度之比较以及改良农佃问题之建议》，1926年，第65页。

[69]民国《平阳县志》卷19，风土志一，第8页。

[70]民国《川沙县志》卷5，实业志，第14页。

[71]民国《建德县志》卷2，农田，第18页。

[72]民国《新平县志》卷4，农政，第2页。

[73]陈太先：《成都平原租佃制度之研究》，《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62册，第32384页。

[74]民国《盐丰县志》卷4，农业，第42页。

[75]民国《上杭县志》卷10，实业志，第1页。

[76]民国《龙岩县志》卷17，实业志，第2页。

[77]民国《长乐县志》卷10，物产，第1页。

[78]民国《明溪县志》卷3，物产志，第1页。

[79]光绪《容县志》卷4，舆地志，风俗，第20页；民国《陆川县志》卷20，物产类，第1页；民国《荔浦县志》卷3，物产，第10页；民国《来宾县志》，下篇，食货二，第107页；民国《田西县志》，第五编，经济，第141页。

[80]《浙江农佃制度之调查》，《中外经济周刊》，207号，1927年4月9日，第15页。

[81]《浙江农佃制度之调查》，《中外经济周刊》，207号，1927年4月9日，第15页。

[82]民国《川沙县志》卷5，实业志，第14页。

[83]民国《宝山县再续志》卷6，农业，第10页。

[84]民国《固安县志》卷2，经制志，食货，第17页。

[85]据历年海关报告统计。

[86]广东大学农科院：《广东农业概况调查报告书》，新会县，第278页；江荦：《广东花县农村经济概况》，《中国农村》，1卷4期，1935年1月，第66页；《温州之经济状况》，《中外经济周刊》，209号，1927年4月30日，第5页；《鄂省农业经济状况》，《中外经济周刊》，178号，1926年9月4日，第5页；《东方杂志》，3年10期，光绪三十二年十月，第191页；《昌黎县之经济状况》，《中外经济周刊》，211号，1927年5月14日，第9页。

[87]民国《新修桓台县志》卷2，法制，实业篇，第36页。

[88]民国《金坛县志》卷2，水利，第10页。

[89]民国《永泰县志》卷7，礼俗志，第36页。

[90]民国《续纂山阳县志》卷1，风俗，第3页；卷3，水利，第1页。

[91]《浙江八县农村调查报告》，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丛刊第8号，1930年，第23～24页。

[92]民国《枣阳县志》卷14，农工商业，第15页。

[93]民国《怀安县志》卷3，农业，第31页。

[94]民国《博山县志》卷7，实业志，第8页。

[95]民国《重修渑池县志》卷7，实业，第15页。

[96]民国《淮阳县志》卷2，风土，第13页。

[97]民国《名山县新志》卷8，食货，第2页。

[98]民国《三台县志》卷13，物产，第1页。

[99]民国《续修建水县志》卷2，风俗，第38页。

[100]《云南省地志》，思茅县，第4页。

[101]民国《开阳县志稿》，农业，第26页。

[102]《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总3863页，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壬辰华奏。

[103]如聚居广西环江县的毛难族，即普遍饲养菜牛，素有“菜牛之乡”的美誉。所养菜牛还大量出口香港等地。

[104]《徽实业报》，第5期，宣统元年九月二十日。

[105]张之洞：《张文襄公奏稿》卷6，第11页。

[106]刘克祥：《清代热河的蒙地开垦和永佃制度》，《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

[107]《申报》，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初九日。

[108]安斋库治：《清末绥远的开垦》，《满铁调查月报》，18卷12号，1938年12月，第32～33页；贻谷：《垦务奏议》，第3册。

[109]稻叶君山著，杨成能译：《满洲发达史》，第376页；《宣统政纪》卷41，第104～108页。

[110]参见刘克祥：《清末和北洋政府时期东北地区的土地开垦和农业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4期。

[111]彭望恕：《内蒙古以东东三省以南之牧羊业》，《农商公报》，第82期，著译门，1921年5月，第15页。

[112]雨时：《满蒙之农业》，《农商公报》，第58期，选载门，1919年5月，第10页；《多伦诺尔抚民同知卢司马鼓励畜牧工艺示》，《申报》，光绪二十七年十月初六日。

[113]雨时：《满蒙之农业》，《农商公报》，58期，选载门，1919年5月，第10页。

[114]《农商公报》，第28期，近闻，1916年11月，第19页。

[115]彭望恕：《内蒙古以东东三省以南之牧羊业》，《农商公报》，第82期，著译门，1921年5月，第15页。

[116]据北洋政府农商部：《第三次农商统计表》各表计算。

[117]Decennial Reports，1882—1991，卷1，九江，第222页。

[118]据北洋政府农商部：《第三次农商统计表》计算。

[119]《研求农政》，《申报》，1897年11月29日。

[120]徐洪奎：《宜兴县乡村信用之概况及其与地权异动之关系》，《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8册，第46349～46350页。

[121]民国《建德县志》卷2，地理，第12页。

[122]民国《丽水县志》卷4，物产，第23页。

[123]《录赣省请兴实业条陈》，《申报》，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初四日。

[124]民国《宁化县志》卷10，实业志，第1～2页。

[125]《申报》，1898年6月22日。

[126]民国《花县志》卷6，实业志，第6页。

[127]民国《清远县志》卷14，实业，第3页。

[128]民国《贺县志》卷2，风俗，第12页。

[129]民国《简阳县志》卷22，礼俗篇，第4页。

[130]《申报》，1902年11月14日；《农商公报》，第16期，选载，1915年11月，第18页。

[131]刘茂增：《河南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8册，第46563页。

[132]《直实厅令各县造林以防水患》，《华北新闻》，1924年12月4日。

[133]《时务通考续编》（三），卷17，商务三，第21页。

[134]李扩清：《甘肃河西农村经济之研究》，《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52册，第26532页。

[135]李若虚：《大冶农村经济研究》，《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42册，第21009～ 21010、21044页。

[136]民国《续建水县志》卷2，风俗，第38、41页。

[137]民国《开阳县志稿》，农业，第26页。

[138]民国《名山县新志》卷8，食货，第2页。

[139]民国《淮阳县志》卷2，风土，第13页。

[140]民国《宜阳县志》卷3，风俗，农功，第24页。

[141]民国《怀安县志》卷3，农业，第31页。

[142]民国《文安县志》卷12，治法志，实业，第33页。

[143]民国《宁晋县志》卷1，风俗，第45页；民国《昌黎县志》卷5，风土志，第22页。

[144]民国《博山县志》卷7，实业志，第8页。

[145]徐洪奎：《宜兴县乡村信用之概况及其与地权异动之关系》，《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8册，第46350页。

[146]民国《续纂山阳县志》卷1，风俗，第3页。

[147]《申报》，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148]《申报》，光绪二十九年三月二十六日。

[149]《浙江八县农村调查报告》，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丛刊第8号，1930年，第23页。

[150]民国《临淄县志》卷13，实业，第24页。

[151]《谕折汇存》，光绪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三日王文韶奏折。

[152]《申报》，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初四日，1923年6月19日。

[153]《申报》，宣统元年四月二十四日，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初一日。

[154]《申报》，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初二日。

[155]《申报》，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十五日。

[156]《申报》，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157]张之洞：《张文襄公奏稿》卷13。

[158]民国《建德县志》卷2，地理，第12页。

[159]民国《文安县志》卷12，治法志，实业，第33页。

[160]光绪《耒阳县志》卷7，风俗。

[161]光绪《衡山县志》卷7，风俗。

[162]民国《怀安县志》卷3，农业，第31页。

[163]民国《南康县续志》卷5，食货二，土货，第16页。

[164]民国《全县县志》第1册，社会，第88页。

[165]李振：《湖南土地利用与粮食问题》，《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55册，第28222页。

[166]何刚德：《抚郡农产考略》卷上，第5～8、21～30页。

[167]民国《江阴续志》卷11，物产，第1页。

[168]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621页。

[169]何梦雷：《苏州无锡常熟三县租佃制度调查》，《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32999～33001页。

[170]王惟乔：《余姚垄亩情形》，《钱业月报》，2卷8期，调查，1922年9月，第11页；民国《蒙山县志》卷13，实业考，第3页。

[171]日本外务省：《清国事情》，转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621页。

[172]民国《平潭县志》卷17，实业志，第1页。

[173]宣统《东莞县志》卷15，第14～15页；民国《连山县志》卷3，第12页。

[174]《云南省地志·玉溪县》，1922年版，第36页。

[175]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619页。

[176]民国《贺县志》卷2，社会问题，第94页。

[177]民国《开阳县志》，第九章，社会，第23页。

[178]陈太先：《成都平原租佃制度之研究》，《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62册，第32380页。

[179]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619页；民国《怀安县志》卷5，第35页。

[180]民国《安东县志》卷6，农业，第14页；民国《辽阳县志》卷27，实业志，第5页。

[181]原昌彦：《奉天经济十年志》（日文本），1918年版，第200页。

[182]李琴堂：《北满水田事业之近状》，《东北新建设》，第7期，第4页，1929年8月。

[183]《东北新建设》，第2期，1928年11月，第13页；第8期，1929年9月，第2页。原为公亩，现折算为亩。

[184]何梦雷：《苏州无锡常熟三县佃租制度调查》，《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63册，第32999～33001页。

[185]张心一：《各省农业概况估计报告》，《统计月报》，2卷7期，1930年7月，第34页。

[186]周世彦：《咸宁土地分配之研究》，《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67册，第34965页；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619页；陈太先：《成都平原租佃制度之研究》，《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62册，第32380～32381页。

[187]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612页；民国《平潭县志》卷17，实业志，第1页。

[188]宣统《任县志》卷1，物产，第41页；民国《房山县志》卷5，实业，第22页；民国《怀安县志》卷5，第31页。

[189]民国《昌黎县志》卷5，风土志，第22页；民国《霸县志》卷4，民生，第5页。

[190]《德县之经济概况》，《中外经济周刊》，第221号，1927年7月，第7页；民国《潍县志稿》卷24，农业，第18页。

[191]民国《孟县志》卷8，生活状况，第43页；民国《获嘉县志》卷9，习惯，第16页。

[192]民国《清平县志》，农业，第6页；民国《孟县志》卷8，第43页；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621页。

[193]光绪《望都乡土图说》；民国《滑县志》卷10，实业，物产表；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621页。

[194]据《农商公报》，107期，近闻，计算，1923年6月，第1页。

[195]民国《辽阳县志》卷27，实业志，页5；民国《抚松县志》卷4，农业，第10页。

[196]原昌彦：《奉天经济十年志》（日文本），1918年版，第200页。

[197]沈时可：《海门启东之佃租制度》，1934年，第38页。

[198]民国《平潭县志》卷17，实业志，第1页。

[199]民国《怀安县志》卷5，第31～35页。

[200]民国《清平县志》，农业，第6页。

[201]民国《获嘉县志》卷9，习惯，第160页。

[202]民国《万全县志》卷3，生计，第28～30页。

[203]民国《安东县志》卷6，农业，第14页。

[204]民国《开原县志》卷3，第10页。

[205]民国《辽阳县志》卷27，实业志，第5页。

[206]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621页。

[207]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620页。

[208]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620页；沈时可：《海门启东之佃租制度》，第38页。

[209]《余姚垄亩情形》，《钱业月报》，2卷8期，调查，第11页。另有记载说，余姚棉花亩产360斤（李文治上引书），疑其有误。

[210]民国《清平县志》，农业，第6页；民国《临淄县志》卷13，实业，第24页。

[211]民国《孟县志》卷8，生活状况，第43页；民国《获嘉县志》卷9，习惯，第16页；民国《滑县志》卷10，实业，物产表。

[212]民国《义县志》中卷9，民事志，实业，第65页；民国《兴城县志》卷7，实业，第6页。

[213]民国《霸县志》卷3，实业，第9页。

[214]民国《辽阳县志》卷27，实业志，第6页；宣统《昌图府志》，实业志，第67页。

[215]张心一：《各省农业概况估计报告》，《统计月报》，2卷7期，1930年7月。

[216]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621页。

[217]周世威：《咸宁土地分配之研究》，《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67册，第34966页。

[218]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621页。

[219]民国《辽阳县志》卷27，实业志，第6页。

[220]民国《滑县志》卷10，实业，物产表。

[221]民国《万全县志》卷3，生计，经济状况，第28页。

[222]祉译：《东省与日本歧阜县农业经营法之比较研究》，《中东经济月刊》，6卷9号，译述，第17页。

[223]民国《开原县志》卷3，第10页；民国《兴城县志》卷7，第6页；民国《安东县志》卷6，第14页；民国《义县志》中卷9，第65页；宣统《昌图府志》，实业志，第66页。

[224]民国《宁安县志》卷3，农业，第8页。

[225]《农商公报》，107期，近闻，1923年6月，第1页。

[226]张心一：《各省农业概况估计报告》，《统计月报》，2卷7期，1930年7月，第34页。

[227]民国《平潭县志》卷17，实业志，第1页；民国《清平县志》，农业，第6页；民国《滑县志》卷10，实业，物产表。

[228]据刘家璠：《中国落花生之生产情形》，《农商公报》，83期，译著，1921年6月，第25页计算。

[229]民国《滑县志》卷10，实业，物产表。

[230]《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第5102～5103、5105～5107页。

[231]《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第5102～5103、5105～5107页。

[232]《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第4758～4761页。

[233]张謇：《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1。

[234]《钦差商务大臣李谢恩折》，《江南商务报》第3期，转见《清代全史》卷10，第388页。

[235]《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第5013页。

[236]《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第4758～4761、4758页。

[237]《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十三习，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十六日。

[238]《论考察农业》，《羊城日报》，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十八日。

[239]《时报》，光绪三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日。 《论振兴商务当先兴农业工业》，《时报》，光绪三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240]《论农为工商之本而农人识字尤为农务之本》，《申报》，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三日；《论垦务》，《申报》，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初七日。

[241]《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第4758页。

[242]《赣兴农业》，《申报》，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初六日。

[243]《请兴树艺》，《申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日。

[244]《广种植议》，《申报》，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十一日。

[245]《广种植议》，《申报》，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十一日。

[246]《改良中国农工业问题》，《申报》，民国五年六月二十一日。

[247]张光裕：《中国商业不能发达之原因》，《大公报》，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初九日。

[248]《广种植议》，《申报》，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十一日。

[249]《研求农政》，《申报》，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初六日。

[250]《论垦荒废种屯田亦为农务之本》，《申报》，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六日。

[251]《论垦务》，《申报》，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初七日。

[252]《申报》，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六日。

[253]《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第4761页。

[254]《申报》，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十六日，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十九日。

[255]《申报》，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十一日。

[256]《刘幼吾司马署湖南桂阳州临武县劝民种植告示》，《申报》，光绪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二日；《赣兴实业》，《申报》，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初六日；《讲求树畜说》，《申报》，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十九日。

[257]《时务通考续编》卷17，商务三。

[258]《讲求树畜说》，《申报》，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十九日。

[259]《申报》，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十九日。

[260]《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第4761页。

[261]《教民兴利》，《申报》，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初三日。

[262]山东省劝业公所：《戊申己酉年报告书》，农务科文牍，第26页。

[263]《种烟不如种桑》，《时务通考续编》卷17，商务三。

[264]陈振先：《东三省垦殖意见书》卷1。

[265]陈振先：《东三省垦殖意见书》卷1。

[266]陈振先：《东三省垦殖意见书》卷1。

[267]张光裕：《中国商业不能发达之原因》，《大公报》，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初九日。

[268]《论振兴商务当先兴农业工业》，《时报》，光绪三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日。

[269]陈振先：《东三省垦殖意见书》卷1。

[270]范运枢：《晋化垦务公司经营事业方针书》，第3页。

[271]《多伦诺尔抚民同知卢司马鼓励畜牧工艺示》，《申报》，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初六、七日。

[272]山东全省劝业公所：《戊申己酉年报告书》，农务科文牍，第25～26页。

[273]《请兴树艺》，《申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日。

[274]《论考察农业》，《羊城日报》，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十八日。

[275]山东全省劝业公所：《戊申己酉年报告书》，农务科文牍，第28页。

[276]《论议兴蚕利》，《申报》，光绪二十五年十月三十日。

[277]《录赣省请兴实业条陈》，《申报》，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初一日。

[278]《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第4761页。

[279]《时务通考续编》卷16，农桑上。

[280]《时务通考续编》卷16，农桑上。

[281]《时务通考续编》卷16，农桑上。

[282]《申报》，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三日。

[283]《论垦荒废种屯田亦为农务之本》，《申报》，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十六日。

[284]《农林部规定六大计划》，《申报》，民国元年十一月十七日。

[285]民国《黑龙江志稿》卷8，第16页。

[286]李廷玉：《奉天边务辑要》卷10，1917年，第16页。

[287]《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第5244页。

[288]民国《黑龙江志稿》卷9，经政，第28页。

[289]《清德宗实录》，卷594，第855页，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庚子。

[290]《农工杂志》，第2期，第8～13页，宣统元年闰二月。

[291]《大公报》，宣统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292]《大公报》，宣统二年八月初七日。

[293]《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第4478～4479页。

[294]稻叶君山著、杨成能译：《满洲发达史》，第376页；《宣统政纪》卷41，第104～108页。

[295]《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第5457～5458页；《东方杂志》，二年七期，实业，第2～3页。

[296]参见田志和：《清代科尔沁蒙地开发述略》，《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2期；田志和：《清代东北蒙地开发述要》，《东北师范大学报》，1984年第1期。

[297]《申报》，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初五日。

[298]《安徽实业报》，第5期，宣统元年九月二十日，第7页。

[299]《宣统政纪》卷41，宣统二年八月丁亥，第2页。

[300]南阳：《吉林省土地所有权之取得及垦殖》，《中东经济月刊》，6卷3号，1930年3月，第14页。

[301]《黑龙江志稿》卷9，经政，垦丈，第1页。

[302]据黑龙江行政公署档案卷宗，转见孙占文：《民国时期黑龙江省的土地开发》，《北方论丛》，1982年第5期。

[303]《农商公报》，1卷2期，选载门，近闻，民国三年十月，第4页。原单位为晌，现按每晌10亩化为亩。

[304]《农商公报》，第3册，政事门，法规，第1～3页。

[305]中华民国印铸局：《法令辑览》第8册，农商，1917年，第81～82页。

[306]吉林省垦殖分会提议、吉林省行政公署修正：《新订限制垦荒章程》，见《垦殖分会筹办调查吉省东北沿边移垦计划报告书》。

[307]见《垦殖分会筹办调查吉省东北沿边移垦计划报告书》。

[308]孙占文：《民国时期黑龙江省的土地开发》，《北方论丛》，1982年第5期。

[309]《农商公报》，36期，著译，第1～3页。

[310]民国《黑龙江志稿》卷9，经政；孙占文：《民国时期黑龙江省的土地开发》，《北方论丛》，1982年第5期。

[311]参见孙占文：《民国时期黑龙江省的土地开发》，《北方论丛》，1982年第5期。

[312]〔日伪〕土地局：《土地关系旧法规·奉热两省单行之部》，第43～47页。

[313]〔日伪〕土地局：《土地关系旧法规·奉热两省单行之部》，第61～68、77～81页。

[314]《农商公报》，129期，近闻，1925年4月，第1页；130期，近闻，1925年5月，第3页。

[315]《农商公报》，130期，近闻，1925年5月，第5页。

[316]《农商公报》，16期，选载，1915年11月，第17页；48期，近闻，1918年7月，第18页；周振鹤：《青海》，1939年4月再版，第208～209页。

[317]东则正：《华中经济调查》上卷，1915年，第441页。

[318]《农商公报》，33期，调查门，1917年4月，第9页。

[319]民国《黑龙江志稿》卷9，经政；孙占文：《民国时期黑龙江省的土地开发》，《北方论丛》，1982年第5期。

[320]《佥事上任事陆条陈》，《农商公报》，105期，政事，1923年4月，第48页。

[321]《咨议王承朴条陈》，《农商公报》，106期，条陈，1923年5月，第9页。

[322]Chinese Economic Monthly，2卷8期，1925年8月，第26页。

[324]《东方杂志》，7年8期，章程，宣统三年八月，第15～17页。

[325]王业遴、曹幸穗：《我国近代园艺教育科技发展述评》，《中国农史》，1991年第1期。

[326]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868～870页。

[327]王笛：《清末民初我国农业教育的兴起和发展》，附录一，《中国农史》，1987年第1期。

[328]《清朝续文献通考》卷112，学校十九。

[329]王笛：《清末民初我国农业教育的兴起和发展》，《中国农史》，1987年第1期。

[330]《东方杂志》，2年5期，光绪三十一年五月，第89～90页，又4年4期，光绪三十三年四月，第75页；民国《密云县志》，卷2之7。

[331]《山东种植美国木棉之成效》，《大公报》，宣统二年六月初一日。

[332]张之洞：《张文襄公公牍稿》卷11；《谕折汇存》，经济选报，《东方杂志》，7年3期，中国调查录，宣统二年三月，第27～28页。

[333]《农商公报》，5期，政事，1914年12月，第24～25页。

[334]《农商部林业试验场要览》，1914年。

[335]据章楷：《八十年前的我国农业教育》，《中国农史》，1994年第4期；王笛：《清末民初我国农业教育的兴起和发展》，《中国农史》，1987年第1期综合统计。

[336]参见章楷：《八十年前的我国农业教育》，《中国农史》，1994年第4期。

[337]参见曲直生：《河北棉花之生产及贩运》，第279～280页。

[338]如京兆尹王达曾于1919年以3000美金购得美棉种子2000斤，分发京兆区20县属试种。中央农业试验场也于同年向北京西郊散发美棉种子，每户1升，并令收获时拔取数株送场陈列，以资比较（ 《农商公报》，56期，近闻，1919年3月，第30页）。

[339]Chinese Economic Bulletin，156期，1924年2月16日，第9页；《农商公报》，34期，近闻，1917年5月，第14页。

[340]China Year Book，1921～1922，第147页；《农商公报》，13期，政事，1915年8月，第14页，又16期，选载门，1915年11月，第17页。

[341]阮湘等编：《中国年鉴》，第一回，1924年，第1104页。

[342]Chinese Economic Bulletin，156期，1924年2月16日，第9页。

[343]《农商公报》，51期，近闻，1918年10月，第23页。

[344]民国《铁岭县志》卷8，实业，农务，第27～28页。

[345]《农商公报》，24期，选载门，1916年7月，第40页，又16期，选载门，1915年11月，第17页。

[346]Chinese Economic Bulletin，287期，1926年8月21日，第117页。

[347]上海华商纱厂联合会编：《中国棉产改进统计会议专刊》，报告，第75～76页；《商业月报》，8卷7号，1928年7月，第3～4、7页；《农业周报》，1卷25期，1931年10月16日，第969页。

[348]曲直生：《河北棉花之出产及贩运》，第179页；上海华商纱厂联合会编：《中国棉产改进统计会议专刊》，演讲，第10页，又报告，第20页；《农商公报》，109期，近闻，1923年8月，第1～2页。

[349]曲直生：《河北棉花之出产及贩运》，第278～279页。

[350]吴觉农：《中国的农民问题》，《东方杂志》，19卷16号，1922年8月，第16页。

[351]《农商公报》，5期，政事，1914年12月，第12页。

[352]《钱业月报》4卷8号，杂纂，1924年9月，第9～10页。

[353]《蚕丝改良事业工作报告·山东省蚕丝业之近况》；艾延年：《农学录》，卷7，1920年，第1页。

[354]刘家铭：《南陵农民状况调查》，《东方杂志》，24卷16号，1927年8月，第93页。

[355]吕荣寰《北满与东省铁路》第43页。

[356]民国《奉天通志》卷107，第1页。

[357]参见田志和：《清代科尔沁蒙地开发述略》，《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2期。

[358]民国《抚松县志》卷2，荒务续放，第4页。

[359]据光绪《大清会典》载，1887年吉林耕地面积为14979顷。

[360]据东清铁道商业部：《满洲の富源——吉林省》（日文本），附表一计算。

[361]东清铁道商业部：《满洲の富源——吉林省》（日文本），第637～638、663页。

[362]满铁总务部调查课：《吉林省东北部松花江沿岸地方经济事情》（日文本），大正十年，第30页。

[363]东清铁道商业部：《满洲の富源——吉林省》，第408～409、458、491～492、703、721～722页。

[364]据光绪《大清全典》卷17，第184～185页；《满洲の富源——吉林省》，附表一有关资料计算。后者延吉的已垦地和适垦地两数分别为170203垧和91000垧，疑两数颠倒。本文计算时已将其重新颠倒过来。

[365]Decennial Reports，1912～1921，卷1，龙井村，第40页。

[366]南阳：《垦殖东北与民生国计》，《中东经济月刊》，6卷9号，论著，1930年9月，第9～12页。

[367]据调查统计，1926年，包括上述3县和吉林宾县、方正、依兰、勃利、松川、富锦等6县在内的松花江下游区域共有耕地1245万亩。又另据统计，吉林6县1918年有耕地850万亩。据此计算，木兰等3县约有耕地400万亩（据南阳：《垦殖东北与民生国计》；满铁总务部调查课：《吉林省东北部松花江沿岸地方经济事情》，第30页计算）。

[368]《吉黑两省移垦之调查及指针》，《中东经济月刊》，6卷9号，调查，1930年9月，第2页。

[369]《中东经济月刊》，6卷7号，调查，1930年7月，第2～3页。

[370]表中数字，1887年据光绪《大清全典》卷17，第184～185页；1894年，奉天暂用1887年数字，吉林、黑龙江见本文；1914年据北洋政府农商部：《第三次农商统计表》，第1页；1927年据连浚：《东三省经济实况揽要》，第131页。

[371]《中东经济月刊》，6卷3号，论著，1930年3月，第52～53页。

[372]光绪《吉林通志》卷33，食货志六，物产上，第3页。

[373]民国《黑龙江志稿》卷14，物产，植物，第4页。

[374]据《第五次农商统计表》计算，其中山东、河南耕地面积系采用1913年数字。

[375]据《第三次农商统计表》、 《第五次农商统计表》计算。

[376]据《第五次农商统计表》计算。

[377]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215页。

[378]孙占文：《民国时期黑龙江省的土地开发》，《北方论丛》，1982年第5期。

[379]据《实业杂志》，180号，第8页计算、编制。

[380]据《实业杂志》，180号，第8页计算。

[381]民国《辽阳县志》卷27，实业志，第24页。

[382]民国《岫岩县志》卷3，第3、23页。

[383]《农业周报》，1卷1期，1931年5月1日，第38页。

[384]《农业周报》，1卷1期，1931年5月1日，第38页；余沛华：《东北对外贸易之分析观》，《国际贸易导报》，2卷11号，1931年11月，第9～10页。

[385]《农业周报》，第23号，1930年3月23日，第610页。

[386]刘爽：《吉林新志》下编，辽东编译社康德元年再版，第204～205页。

[387]据余沛华：《东省对外贸易之分析观》，《国际贸易导报》，2卷11号，1931年11月，第5～8页。

[388]东北出超据余沛华：《东省对外贸易之分析观》，《国际贸易导报》，2卷11号，1931年11月，第7～8页；全国入超据杨端六等：《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第1表。

[389]雨时：《满蒙之农业》，《农商公报》，58期，选载，1919年5月，第10页。

[390]Chinese Economic Monthly，1卷12期，1927年12月，第1026页。译文转见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第662页。

[391]民国《万全县志》卷2，物产，第9～10页；民国《张北县志》卷4，物产志，第25～26页。

[392]Decennial Reports，1922～1931，卷1，哈尔滨，第212～213页。

[393]Decennial Reports，1922～1931，卷2，江门，第244页。

[394]Decennial Reports，1922～1931，卷1，芜湖，第603页。

[395]《大公报》，1912年12月2日；《农商公报》，9卷7册，近闻，1923年2月，第55页；《申报》，宣统二年十月初一日；《中外经济周刊》，第87号，1926年11月6日，第2～3页；《农商公报》，5卷4册，近闻，1928年11月，第16页。

[396]李振：《湖南省土地利用与粮食问题》，《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55册，第28219～28220页。

[397]光绪《富阳县志》卷15，风土，物产，第9页。

[398]民国《嵊县志》卷13，风土志，第10页。

[399]民国《上海县续志》卷8，物产，第1页。

[400]民国《全县志》第六编，经济，第358页。

[401]吴觉农：《中国的农民问题》，《东方杂志》，19卷16号，1922年8月，第13页。

[402]陆渫、楼祖迪：《世界茶叶需给之状况及我国所当改良种制之方法》，《农商公报》，20期，著译，1916年3月，第3～4页。

[403]刘家璠：《改良棉业意见书》，《农商公报》，99期，著译，1922年10月，第2页。

[404]吴觉农：《中国的农民问题》，《东方杂志》，19卷16号，1922年8月，第13页。

[405]《山西试种冻谷成绩》，《中外经济周刊》，96号，1925年1月17日，第39页。

[406]民国《新修桓台县志》卷2，实业篇，第36页。

[407]民国《分宜县志》卷13，实业志，第4页。

[408]山东省政府实业厅编：《山东农林报告》，蒙阴县，1931年，第375页。

[409]民国《东平县志》卷8，实业，第1页。

[410]民国《怀宁县志》卷6，物产，第2页。

[411]民国《文安县志》卷7，风俗志，第2页。

[412]黄主一：《川北农民现状之一斑》，《东方杂志》，24卷16号，1927年8月，第34页。

[413]张振勋：《张弼士侍郎奏陈振兴农务条议》，第14页。

[414]陈庆年：《丹徒》，《农学报》，第31期，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上。

[415]何台孙：《察哈尔农村经济研究》，《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55册，第28507页。

[416]《中国肥料运日之激增》，《新闻报》，1923年7月10日。

[417]民国《固安县志》卷2，经制志，食货，第17页。

[418]《农商公报》，105期，近闻，1923年4月，第1页。

[419]民国《定县志》卷16，社俗篇，风俗，第11页。

[420]宣统《任县志》卷1，风俗，第45页。

[421]光绪《邢台县志》卷1，舆地，风俗，第55页。

[422]民国《顺昌县志》卷5，水利，第1～2页。

[423]民国《宁化县志》卷3，水利志二，第23页。

[424]民国《中江县志》卷3，建置一，水利，第14页。

[425]宣统《项城县志》卷5，地理志，第48页。

[426]《后套农垦之现状》，《中外经济周刊》，171号，1926年7月17日，第20～21页。

[427]民国《东平县志》卷8，实业，第1页。

[428]山东省实业厅编：《山东农林报告》，蒙阴县，1931年，第375页。

[429]晓梦：《山东招远县农村概况》，千家驹编：《中国农村经济论文集》，第549～550页。

[430]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下，第611页；民国《定县志》卷16，礼俗篇，风俗，第11页。

[431]王毓铨：《山东莱芜农村状况》，冯和法编：《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续编》，第227页。

[432]《大公报》，宣统二年六月初一日。

[433]民国《获嘉县志》卷9，习惯，第16页。

[434]何刚德：《抚郡农产考略》卷上，第5～8、21～30页。

[435]民国《信都县志》卷2，社会，经济生活，第39页。

[436]《赣兴农业》，《申报》，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初六日。

[437]民国《怀宁县志》卷6，物产，第2页。

[438]魏颂唐：《浙江经济纪略》，新昌县，第4页。

[439]陈兆焘：《上农林部条陈改良茶务呈》，《民国经世文编》，正编36册实业二，第31～32页。

[440]陆：《调查浙闽茶业报告》，《农商公报》，2期，报告，1914年9月，第13页。

[441]《云南茶业之整顿》，《农商公报》，16期，选载，第17页，1915年11月。

[442]广东大学农科院编：《广东农业概况调查报告书》，清远县，第212页，罗定县，第261页，1921年调查。

[443]民国《临晋县志》卷4，生业略，第1～2页。

[444]民国《重修渑池县志》卷7，实业，第15页。

[445]《调查大黑河原委及灌溉现状》，《绥远建设季刊》，第1期，第11～12页，1929年3月调查。

[446]《后套农垦之现状》，《中外经济周刊》，171号，1926年7月17日，第21页；绥远垦务总局编：《绥远垦务辑要》，1929年，第5～6页。

[447]李扩清：《甘肃河西农村经济之研究》，《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52册，第26532页。

[448]民国《固安县志》卷2，经制志，食货，第17页。

[449]北平市政府刊：《北平市四郊农村调查》，第17页，1934年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