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地区民族矛盾的激化

五、少数民族地区民族矛盾的激化

中国广土众民，各个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极不平衡。但经济上落后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也和汉族聚居地区一样，受到战后银贵钱贱的破坏影响和官赋、私租加重剥削的危害。而这些地区，又有民族压迫的特殊问题。民族矛盾和经济矛盾交织在一起，使民族间的矛盾急剧激化。

中国少数民族很多，集中聚居地区的情况也各有差别。这里主要只述回、苗两族为主的少数民族，以及新疆的情况。

清政府没有科学的民族概念。满贵族在入主关内之前，与蒙族结成联盟，建立了统一的清帝国之后，标榜全国人民“皆我赤子”，一视同仁；但其实却执行以满族为主，联蒙制汉，或联蒙汉以制其他少数民族的民族歧视政策。

清政府对回族的歧视毫不掩饰。《大清律例》规定：“盗犯已行”罪，汉人犯者赃在银50两以上，才处徒刑；银100两以上，才处流刑。若是回民，则“结伙3人以上”，“不计赃数”，“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³⁰⁸⁾还有这样的成案：“回杀汉者，抵死”，“汉杀回者，令偿敛葬银24两”⁽³⁰⁹⁾了事。如此歧视，由来已久。在经济比较稳定，阶级冲突不怎么尖锐时，尚可相安，到了经济衰退、阶级矛盾尖锐时，便易于激变。

汉、回之间礼俗互异，相互轻侮，经常因细故、积误会而形成矛盾。这类误会、矛盾若被各族豪强所操纵，便“贪横构衅”，发生械斗。地方当局又以“暗中挑拨”，“意图两伤”⁽³¹⁰⁾为得计；到了不得不处理这些事件时，辄“以强弱为曲直”，谁强就袒护谁。一般说来，汉较回强，在处理时，地方当局便总以袒护汉族为多。

回民在全国各地与其他兄弟民族——主要是汉族，错杂相居，形成大分散、小集中的状态。在云南、陕西、甘肃3省，回民居住比较集中。如1850年前后，云南人口700余万，“汉民占十之三四，回民占十之一二”，其他被称为“夷”或“彝”的10余个少数民族共占十之五六。⁽³¹¹⁾回民在诸少数民族中独占多数，与汉民约成1与2之比。⁽³¹²⁾陕西，“汉回错处”，⁽³¹³⁾甘肃，“自省垣及所属府、厅、州、县，大半参居回民”。⁽³¹⁴⁾但总的说来，汉民多于回民。回民的宗教团结坚强，并有清真寺公费，缓急可资通融。在这些省份，敢于反抗、并有能力反抗民族歧视的，首推势众心齐的回族。所以当民族矛盾激化时，采取最激烈的形式——武装斗争的多半是回民。而一旦发生暴力行动，回族内部的统治阶级为了转移劳动群众的目标，就惯于煽动民族情绪和宗教狂热，以致不分是非曲直，仇杀异常酷烈。

18世纪初，清政府在云南确立自己的统治后，禁止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典当和买卖土地；到了19世纪中，这个禁令已成具文。汉民利用土司“图得价银”的弱点，经常廉价兼并彝民土地。凡彝民向汉民以土地作抵的典当、债务，汉官多回护汉民，以过期不赎为词，把彝民田地断归汉民。通过这类方式，彝民的土地日益被汉民兼并。到19世纪20年代，个别地区如永北厅北胜土司管辖地，已典出十之三四，十之七八不等，致彝民“无田可耕”。⁽³¹⁵⁾1848年，云南当局解决永昌汉、回仇杀案，严令保山（永昌府首县）回民将产业全数售与汉民，“腴田”多被汉族豪强所占有。⁽³¹⁶⁾回民既怨官府，又仇汉民。

在云南，矿业（包括铜、银、铅等）和农业一样，同是重要的经济支柱。经营者主要是回、汉两族人民中的有资力的人物。云南矿业到嘉庆时已趋衰落，至道光更每况愈下。矿业的不景气，激化了矿业投资人物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若发生在不同民族间，即回汉之间，他们往往各自煽动本族群众“分朋树党”，发生激烈械斗。在1840年前，所谓“汉回构隙”，“争利斗狠”的事件，已屡有发生。1845年，保山地方汉、回之间因争矿利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械斗，该省其他地方回民也相继响应。到了1847年更演变成为循环仇杀。林则徐受任云贵总督处理此案，“调兵一万有奇，用饷四十万”，⁽³¹⁷⁾镇压回民，惩处汉民，并命令双方具结互保，才算把仇杀压制了下去。在处理善后中，清政府虽然宣布原则为：“但当别其为良为匪，不必歧以为汉为回”；“汉回同体，执法持平”；⁽³¹⁸⁾但事实上处处“护汉抑回”；又把所有当地回民数千人“驱逐徼外”，强制迁往潞江西岸、自然条件恶劣的官乃山落户。清政府原想借弹压手段和隔离措施以减少双方仇杀，事实则恰恰相反，“仇衅愈结愈深”。他们既失“故业”，“其稍有刚气者”，便经常在“沿边滋扰”，从曲靖至永昌上下2000余里间，“每思乘机报复”。⁽³¹⁹⁾至于由此而形成的汉回两个兄弟民族间的隔阂的影响尤甚，直至解放前夕，还没有完全消失。⁽³²⁰⁾

在陕西，汉、回之间，“间衅数开，结党寻仇，械斗劫杀，往往而有”。⁽³²¹⁾在甘肃，“自来回、汉杂居，动相仇杀”。⁽³²²⁾地方官通常采取弥缝调和办法来解决，“不复论其情之曲直，但计其势之强弱”，“每多偏蔽汉民”。⁽³²³⁾这样，回民积怨日久，先与汉人拼命，渐而至于与官府为敌。

苗民以聚居在贵州的为最多。当时所称之苗，不只限于苗族一族，⁽³²⁴⁾还包括水、回、侗、瑶、彝、布依等少数民族。在贵州，苗族集中聚居的地区叫“苗疆”，约占全省面积的一半。与贵州毗邻的湖南西部凤凰、乾州、永绥、古丈坪、保靖等4厅、县苗族聚居区，也别称“苗疆”。1726年，清政府在“苗疆”实施“改土归流”的政策，事实上是与土司进行妥协，形成“土流并存”的局面；并“挑选精壮”，在贵州的苗疆里，“且屯且戍，以此弹压苗民”，⁽³²⁵⁾实行军事封建的专制统治。单在古州、八寨、台拱、丹江、清江5厅，即分设120堡。在湘西苗疆的兵力部署是：沿边环计700余里内，苗寨2000余处，“共设营、汛官兵10470员名屯备”；又建置汛堡、屯卡、碉楼、哨台、炮台、关厢、关门共1172座，⁽³²⁶⁾以资警备。清政府委派“流官”，掌握府、厅、州、县的地方政权，州、县以下的基层政权仍控制在少数民族首领“土司”手里。“凡有催科、差徭及缉拿、拘捕事，俱责成土司”。⁽³²⁷⁾

清政府歧视、钳制苗民，制造汉苗隔阂，以便操纵。例如在雷山、剑河等6厅，规定杂居比例为“汉三苗七”，以利“强弱相制”。⁽³²⁸⁾同时，又禁止汉、苗人民自由往来。汉人不准私入苗地，苗民也不得私往汉人集居地区；连赶场也有限制，必须由寨长“押苗人以同来，复押之以同往”。此外，严禁汉苗通婚，违者“从重处治”。⁽³²⁹⁾1826年重申这些禁令：不许汉人“私入苗寨，勾引滋扰”。⁽³³⁰⁾

苗等各少数民族人民在“土流并存”的统治下，深受两位一体的压迫和榨取。即：同知、通判等流官通过土司、通事等土官搜括民财，土官依仗流官（包括屯军的千总、把总）维护着世袭的统治权益。“每〔流〕官派一夫，土司辄取数夫，勒令折价；或指称误差，横加讹索”。“官用民夫一次，民间受累无穷”。⁽³³¹⁾“官取于民者十之三，土司、通事、差役取于苗者十之七”。⁽³³²⁾土官对各该族人民，“侵其田土，役其子女”，不只“苛派临而身家难保”，而且使之“受辱难堪”，“非刑搕索之，家倾乃已”。⁽³³³⁾

贵州“跬步皆山，田土硗薄”。1737年，清政府在古州、八寨、台拱、丹江、清江5厅置屯军8939户，对每户授给土地上等的6亩、中等的8亩、下等的10亩，附近山地不限。⁽³³⁴⁾18、19世纪之际，铜仁、石砚苗地置屯军，每军百名，设百户一、总旗二。屯军每名授水田4亩，百户6亩，总旗5亩。除山地，仅屯田即达30万亩，相当于全省“实在成熟田”的四分之一，⁽³³⁵⁾超过“苗疆”耕地的一半。所有屯田，官文书中都记作“苗民呈缴”，或“情愿”让出以养兵；其实，没有一亩不是由军、政当局凭暴力从苗族人民手里夺取来的。这些夺来的屯田，虽有上、中、下三等之分，实际“悉皆膏腴”。⁽³³⁶⁾

往后，苗民一再采取暴动形式，反抗清王朝的军事封建专制统治，形成所谓“苗变”。就其规模较大的说，据《贵州通志》“前事志”，在1737～1840年的100多年间，不下10余次，也就是平均10年1次。这些“苗变”，无一例外地都被清政府镇压了。每次“苗变”参加者之被杀的变成“绝户”，幸存的被称作“叛苗”，他们的土地绝少例外都被收作官有或充作屯田。还有屯军头目，督促屯军开垦的“山岗畸零隙地”，⁽³³⁷⁾事实上很少不是公然霸占各族群众早经开垦的熟地。随着屯田面积的不断扩大，到19世纪40年代，苗民劳苦大众保留在手的土地，都是屯军所不取的“山头地角，水易湿而旱易干”⁽³³⁸⁾的奇零贫瘠之地。

上述屯田，到了19世纪50年代，已半为汉族地主分子所侵占，所谓“今日之食屯者，半是刁生劣监”。⁽³³⁹⁾

清政府尽管采取民族隔离政策，禁汉人擅入苗寨，实际上总是禁而不止。据1826年调查，进入“苗疆”的汉人客民，已有71495户。⁽³⁴⁰⁾这些汉人大致有两类：一是“奸商”、高利贷者；二是劳动群众。前一类人“百计欺绐”苗民，不择手段地盘剥侵占。例如，他们或酿酒、磨豆腐、宰猪售肉，有意赊给苗民，日积月累，“变抵田产数十百金”，进而把苗民的“田产妻孥”，尽攫为己有。⁽³⁴¹⁾高利贷者出借钱物，月利率超过3分。青黄不接时，利息更重。借谷1石，1月之内须还至2石、3石不等；在这些“客民”、高利贷者的盘剥下，苗民匮乏不堪。⁽³⁴²⁾还有一些人，通过代交钱粮方式，最后竟把苗民土地讹为己有。⁽³⁴³⁾1839年年初，清廷虽查禁客民、流民盘剥苗人，但收效甚微。这样，在兴义，田地“悉为客有”；在修文，苗民“悉为佃户”。⁽³⁴⁴⁾

因利害冲突而形成的所谓“汉苗不和”，实质上乃是以民族矛盾形式所表现的阶级矛盾。

在少数民族内部，也有贫富的分化。到19世纪40年代，也出现了或占地千余亩、或土地遍布数十寨、或产量达千挑的大地主，而与穷苦苗民形成了阶级的对立。

苗民承租屯田，或承租本族和汉族地主的土地，一般都对半分租。看来似乎并不特别苛刻；可是，在土质贫瘠、生产水平很低的苗族聚居地区，却是很苛刻的。佃农保留的租余部分，常不足以糊口。承种土司土地的苗民，还须提供力役和礼品。土司凭借握有统治权力，以“退佃”为手段，“辄虐使其苗”，责令“岁上牛、羊、鸡、猪，以为年例年租”，并“多方科派之”。⁽³⁴⁵⁾苗族大众生机，更濒临绝境。

当18世纪，清政府规定，“苗疆”的一部分地方“粮特从轻”，另一些地方“永予免收”。随着时日的推移，这些规定都成具文。官府巧立名目，对免征者进行“采买”。而“采买”并无一定办法或限额，其榨取之重，比征银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从轻”者，更日益从重。苗民迫于“催比”，有“挖出亲尸”检取殉葬银器，抵交赋税的。⁽³⁴⁶⁾

“苗疆”还有一种传统的贡赋叫做“鸡粮”。到1840年前后，官府把“鸡粮”的鸡，先折成银价，再折成钱价。所谓一只鸡的鸡价，有竟至须“纳钱数千”的，⁽³⁴⁷⁾超过同一时期苏、常一带白米1石的价格。可见贡赋之重！对于没有土地的苗家，则须纳“烟户钱”，更是一种无情的压榨。

苗民等各族大众在官赋、私租、高利贷等种种苛敛压榨下，“终岁勤劳，竭其物力仅足输官，无余粟以自赡”；“终日采芒为食，不得一粟入口”。⁽³⁴⁸⁾这样，他们不仅无法维持简单再生产，就连劳动力的再生产也难以维持。

苗族劳动人民在如此重压之下，忍无可忍，奋起反抗。他们说，“为良则畏盗，而又畏官畏差，为盗则一无所畏”。他们说，“为盗而死，忍饥而死，等死耳！犯法可以赊死，忍饥则将立毙”。⁽³⁴⁹⁾所有这些表明，苗等各族人民为争取生存权利，已经准备起而作一番拼死的斗争。

新疆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较多的一个地区。在这里，以维吾尔族为主体，居住着哈萨克、塔吉克、柯尔克孜、汉、满、回、蒙等十几个民族。18世纪中，清政府统一新疆后，为巩固边圉，于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设将军府以加强对新疆的治理。它除在伊犁派驻总统伊犁将军为全疆最高军政长官，又在乌鲁木齐、喀什噶尔等11城⁽³⁵⁰⁾分设办事大臣、驻防大臣、领队大臣等职官。在民事上，清政府制定“因俗施治”的原则，在汉族聚居地区设置州、县等行政管理机构；在厄鲁特蒙古、吐鲁番、哈密等维吾尔等族聚居地区实行原有的札萨克制，由总理回务札萨克郡王、协理图撒拉克齐世袭管辖；在南疆，沿袭传统的伯克制，⁽³⁵¹⁾但革除世袭，由清政府随时升补简放。伯克准内地官制，“官秩自三品以下至七品不等”；不给官俸，代之以分配定量土地和种地人的制度。⁽³⁵²⁾最高级的阿奇木伯克为三品，“每员给二百帕特玛籽种地亩，种地人百名”；⁽³⁵³⁾其下至七品的各级伯克，以次递减。“种地人”又作“小回子”，或音译作“燕齐”、“烟齐”、“延齐”，从屯田余丁中拨给。他们在耕种之余，兼为伯克家服役，“如奴仆”。⁽³⁵⁴⁾清政府授给各级伯克的土地和“种地人”的定额，如下表。

各品伯克使用土地和种地人量

资料来源：据《钦定皇舆西域图志》，30，“官制”。

新疆地旷人稀，清政府占有大量官田和屯田。⁽³⁵⁵⁾各级伯克占有的“养廉田”也不少。举南疆的库尔勒、轮台、库车、沙雅尔、赛里木、拜城、阿克苏、乌什、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及和阗等12个地区为例，最初实设各级伯克257人，除了其中从事村落行政、征集粮税及管理水利灌溉如明伯克、密喇布伯克等74人不授予养廉田外，共授给“养廉田”达40万亩和“种地人”3288人。当时这些地区耕地总计约150万亩，有59000户。⁽³⁵⁶⁾伯克的183家（假定1家只有1人任伯克）仅占总户数的0.31%，而享有收益的土地却达到耕地总量的26.67%。伯克作为个人来说，对土地并不享有所有权；而作为总体，实际上在耕地总量中占有了这么大比重的“养廉田”，把当地土地高度集中于自己手里，特别是在五品以上的高级伯克手里。⁽³⁵⁷⁾

伯克在政治上掌握行政权力，在经济上享有大量土地的收益权，并被优免了赋役，又得使唤、奴役“种地人”，实是享有特权的封建领主，使新疆的封建农奴制具有自己的特色。

清廷本来禁止伯克额外侵占土地以及“逾额”和“私役”种地人。但伯克凭借执掌民政的权势和地位，既“逾额”，又“私役”。鸦片战后10年间，伯克经常“挟势占种官地”、“役回种地”。⁽³⁵⁸⁾1846年，清政府查明库车阿奇木伯克皮鲁斯1人额外占种的官田和民地达42863亩，超过定额的4倍多；私役和变相私役的种地人198名，⁽³⁵⁹⁾比额定人数几乎增加1倍。这说明伯克作为封建领主的势力在膨胀。

从18世纪中叶起约100年间，新疆农业上的直接生产者——农民，大别为5类：①自耕农，②耕种官田的佃农，③耕种屯田的兵（包括“遣犯”）和民，④为伯克耕种的“种地人”，⑤在世袭的王公土地上耕种的农民。⁽³⁶⁰⁾这5类农民中，第①、②两类是个体农民，第③类的兵屯基本上是“国家佃农”，第④、⑤两类的基本属性是农奴。譬如“种地人”，就是使用自己的农具，为伯克，并在伯克或其代理人的监督指挥下从事农业生产的。他们对生产都没有积极性。例如兵屯之兵，“虽任锄之役”，“不期收获之丰”，“只图塞责”。⁽³⁶¹⁾到50年代，新疆各族人民推举迈买铁里和尼雅孜两人为代表，向伊犁将军札拉芬泰请愿，要求革退伯克、裁撤燕齐、退还私占官田等5项要求，表明新疆人民已不堪忍受封建农奴制度的剥削，要求改革这一制度。

1759年，清政府对新疆民田田赋，沿袭旧制，额定十分取一；对官田，则责成耕种者分半入官，⁽³⁶²⁾随着岁时的推移，实征额日益加重；在鸦片战争后10年间，如在库车一带，已是额征粮石的2倍。又从18世纪初起，与内地征收常制的地丁合一，“按亩出赋”不同，在新疆实行“按丁索赋”。这样，“富户丁少赋役或轻；贫户丁多则赋役反重”。如此情况，连封建统治集团成员也说，“事理失平，莫此为甚”。⁽³⁶³⁾

新疆各族人民尤引为苦的，是无休无止的徭役和额外的摊派勒索。除了将军府和本地郡王、伯克所需人力、物力，统用摊派解决外；郡王、伯克们又常借公用名目，滥行派差，横行征敛。他们（一般限于四品以上）按例轮班进京时，除向属下摊派旅途及献礼所需的牛、羊、油、面，以及运送物资的畜力之外，每乘机无偿攫取大量土特产品，供他们进玉门关后大干交易营私活动。1852年七月，清政府查明叶尔羌三品阿奇木伯克爱玛特借年班进京，“讹索路费”，就曾迫使“各回庄共摊元宝千锭……羊羔皮二千张”。⁽³⁶⁴⁾伯克渔敛之苛之滥，使广大群众无法安生，每遇回庄出现征敛者，“回子惧怕，有全行逃散”者。⁽³⁶⁵⁾

南疆各地大、小衙门的编制中原有应差工匠。伯克使之有额无匠，借以侵吞额设工匠的津贴和口粮；遇有工务，便向民间额外派役。还有其他名目繁多的陋规。如在奇台，新官上任“派照粮”；旧官卸任“派帮粮”。在其他各地，伯克也普遍派“红钱”，名为“克列克里克”，又有“色里克”的名目。这些，都“钱无定数”。⁽³⁶⁶⁾还有根本没有名目、没有定章的，任伯克想派多少，就规定多少、榨取多少。伯克的擅作威作福，滥肆苛敛，害得广大群众无法安生。

新疆岁需饷银三百数十万两，⁽³⁶⁷⁾全赖内地各省接济。鸦片战争后10余年间，此项协饷时有时无。新疆当局乃就地加重征索。清政府派驻新疆的大员，多出自宫廷禁卫的武将。他们对“民政未能周知，吏事素少历练”，听任各伯克自行其是。凡将军府有所征派，伯克便“倚势作威”，“借端需索”，“大约官取其一”，阿奇木伯克等“取其二”。⁽³⁶⁸⁾伯克“敲比无虚日”，民间交纳稍有迟滞，辄遭“滥行枷责”；由于他们系以官的名义勒派征取的，以致民间“只知怨官，不知怨”伯克，⁽³⁶⁹⁾从而扩大着清政府与各族群众的矛盾。加之“语言不通，文字不晓”，伯克从中“传语恐吓”，“颠倒混淆”，更使各族群众“视官府若寇仇”。⁽³⁷⁰⁾此外，少数王公、伯克也有分离思想；稍有风吹草动，即蓄意制造或扩大民族矛盾，进行分裂活动。

将军和伯克的搜刮，加剧了新疆各族各业人民的贫困破产，到40年代，已形成遍地是“贫民”、“饥民”和“无业回子”（指维吾尔等少数民族失业群众的流民群）的局面。他们一再掀起抗徭、抗粮、抗差等斗争，要求变革以伯克为标志的封建农奴制度。在社会秩序动荡下，连营兵也经常纠众乞饷、围官索饷，使社会秩序更增动荡不宁。

总起来说，“回汉仇杀”、“汉苗不和”的愈演愈烈和新疆社会矛盾的激化，使民族间的利害冲突与阶级矛盾交织一起；设有某种事故，即足以触发剧烈的动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