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入侵者的行动方式一般

三、西方入侵者的行动方式一般

以后我们即将分项叙述外国入侵者对中国人民进行暴力强制或暴力掠夺的罪行，这里先来看看他们行动方式的一般状况。

以英、美为首的外国入侵者是怎样看待中国的呢？在中国历任厦门、福州、上海、广州四口领事，后又升任为驻华公使的英国女王陛下的官方代表阿礼国说：“自然法则与道德规范之统治国家的生命、昌盛与衰微，正与其统治人类生命一样。……人类尽瘁文明，殊途同归，总是达到一个惟一的结果，就是弱者拜倒于强者之前。”而“商业乃文明的真正先驱，……是主上施舍下来，把人类从野蛮与孤立所造成的卑贱与丑恶中解放出来的人间使者”。中国“尽可在奄奄待毙中苟延一时”，最后，“总是要倒亡的”。⁽⁶⁸⁾前面说过，以智利驻广州领事身份闯到台湾去的美国人小奈伊提出美国人应在台湾建立独立政府的建议，被美国驻华公使称为“真正的美国观点”。

50年代中期，上海一个有影响的外国商人说，他来中国的目的，是在最短的时间里，赚得最多的钱，“在两年或者最多三年之内，我希望赚一笔钱，然后走开。以后，上海被水淹了，被火烧了，对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是来赚钱的，能赚多少，就赚多少，为了这个目的，只要法律允许，不管什么方式方法都行。”⁽⁶⁹⁾以下，我们就来看看所谓“只要法律允许”是什么意思。

让我们先从英国领事的声势说起。一位西方作家说，英国领事选择领事馆址，首先考虑的问题，不是便利商务联系，或者环境舒适，而是在“官府所在的城墙以内，升起英国的国旗，以维持不列颠的声势”。1844年11月，阿礼国接任英国驻厦门领事，他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城内升起不列颠国旗，以维持不列颠的声势。1845年，厦门当局终于在他的压力之下同意他在被毁的道台衙门的旧址上“用中国钱建造英国领事馆”。在道台衙门旧址上建造英国领事馆，显然是为的使领事具有道台的声势。但用中国钱建造，是哪门子道理呀。在福州，1844年开港贸易后，英国公使德庇时训令英国驻福州领事李太郭（G.T.Lay），要在福州城内选择馆址，“以维持不列颠的声势”。英国的驻上海领事馆原来也设在上海县城里，后来因为远离贸易港口才搬到外滩去的。40年代末，广州的进出口贸易都在城外“十三行”成交，一切顺利，但英国驻华公使文翰却坚持英国人有权进入广州省城，以“维持不列颠的优越地位和声势”。他认为，贸易在城外进行，在商业上未尝不可，但“政治上，入城问题却不可避免地事关面子问题，不列颠不能等闲视之”。⁽⁷⁰⁾查中英《江宁条约》第二条说，“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区，专理商贾事宜”。“城区”不等于“城内”，并未规定英国有权进入城内建造领事馆，闹了多年的广州入城问题，纯粹是英方为了维持政治声势所进行的无理取闹。只是由于广州人民的坚决反对，才没能得逞。

一位西方学者总结这个时期英国驻华领事的作风说，他们“作为不列颠商业扩张的先锋，都根据不列颠在印度的长期传统，固执不列颠在印度的经验，怀着不列颠所固有的优越感和白人所独具的思想感情，加上对土著的蔑视，这一切形成条约口岸新任官员的处事态度。他们发现他们在和中国的官方的日常斗争中，处在改造者的地位，要用计谋胜过对手，最后的一手就是诉诸皇家海军。在最后摊牌时，他们的决心，他们坚持诉诸大炮以排除障碍的声势，最能达到目的，因为没有一个中国官员是愿意走向这个结局的”。⁽⁷¹⁾1861年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Sir Frederick Bruce）总结清政府官员的对外态度是“在任何情况下，连碰都不敢碰到外国人”（着重符号是英国外交部人加的）。⁽⁷²⁾这个总结，完全是真实的写照。

如此这般的所谓领事和商人在中国为所欲为。1853年美国驻华公使马沙利初到上海，一眼就看出英国人在中国的“征服行动，既不畏惧冥冥苍天，又不顾及人间正义”。⁽⁷³⁾当时美国人在中国的征服行动并不比英国人多半点文明。马沙利是出于嫉妒这样说的。我们不妨从英国人说起。1844年春，中国宁波当局逮捕了一个犯有勒索罪行的罗某。此人在鸦片战争中是投靠英军的汉奸，成为英国译员罗伯聃（Robert Thom）的左右手，这个时候，罗伯聃恰恰出任英国驻宁波领事，他得知罗被捕后，立刻跑到宁波治安机构去，把英国国旗挂到该机构的门道上，要求立即释放罗犯。英国的国旗就代表英国的政治声势和炮舰威力，终于迫使宁波当局把罗犯释放了。罗伯聃的这个行动，就连英国外交大臣也认为是降低了英国领事的身价。⁽⁷⁴⁾然而到了1849年，罗伯聃又向宁波道台发出警告说，“从西洋来的外国人，脾气特别急躁火爆”，要求他发出公告，“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对外人“讲究礼貌”。⁽⁷⁵⁾

1844年8月的一天，上海中国低级官员逮捕了一个犯有罪行的姚姓基督徒，此人在战时充当过英军通事。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G.Balfour）“为了维持不列颠的声势”，当天下午就派人到道台衙门要求在一小时内释放姚犯，否则他就要下旗撤离上海。人是放了的。但第二天一早，巴富尔又要求上海道宫慕久向他正式道歉。宫慕久态度友好，只是拖到夜里，尚未送交“满意的答复”。于是巴富尔便通知宫慕久说，他将下旗闭馆，于次日下午1点，撤出上海。宫慕久请求延缓时间，次日凌晨，巴富尔通知宫慕久，他已雇好船只，将于中午12时开往舟山去调来炮舰。宫慕久说，他将于下午1点亲自拜访巴富尔。但巴富尔扬言，他的船定于中午开航，于是宫慕久亲自向巴富尔送来道歉照会。而巴富尔又不满意于照会的措辞，只是重新升起英国国旗，表示对宫慕久还有商量余地。后来，宫慕久终于送来巴富尔认为满意的道歉照会，事情才算了结。当时英国驻华公使德庇时，肯定了巴富尔的一切行动，只是对他下旗撤退这一点是否恰当表示怀疑。不过一位西方学者总结经验说，“不久就清楚了，这种闪电战的外交方式，总是能取得成功的”。⁽⁷⁶⁾

闪电式外交方式并不仅限于升旗降旗，更常见的还是动用武力。例如1845～1846年，英国驻福州领事阿礼国和通事巴夏礼（Sir H.S.Parkes）为了维持英国的所谓“声势”，开列了19个地方，要福州地方当局遍贴告示，禁止群众“污辱外国人”。后来巴夏礼发现只有8个地方贴了告示，于是阿礼国向香港请调炮舰，开到福州。⁽⁷⁷⁾阿礼国后来调任英国驻上海领事，又大玩其炮舰外交。

1848年3月8日，麦都思（W.H.Medhurst）、雒魏林（William Lockbart）和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3个英国传教士到青浦郊游。西方的记载说，他们在那里向失业的漕船水手分发宣传基督教义的传单，“在喧闹杂沓之中，雒魏林医师的手杖不经意的把最前排一人的脸给擦伤了”，“引起水手的骚动”，但“并未造成伤害”。就在这一关头，知县衙门派来的差役把他们3人救了出来。青浦知县“手段敏捷，彬彬有礼，备了轿子，派了警卫，把这3位遭难的外侨送回上海”。⁽⁷⁸⁾

上面是西方作家所述3个英国人的“遭难”经过，查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第六条规定，“广州等五港口英商或常川居住，或不时往来，均不可妄到乡间任意游行”。雒魏林等3人私去青浦首先就是违约的行为。而他们遭事，是由英国人的违约行动和蛮横行为所引起的。但是，阿礼国歪曲事实，调动兵舰，大事威胁，蛮横要求青浦当局立即惩凶道歉。当时青浦的漕船水手不下13000人，青浦当局顾虑激起群众的愤怒，对阿礼国的要求稍有迟疑。阿礼国便“立即向中华帝国宣战”，并于3月13日通知上海道台咸龄，说什么他将停止英国商船向海关交纳一切税饷，并封锁港口，不许任何漕船出海；还说，如果在48小时以内不逮捕10个罪犯，他就要采取其他措施。这时，上海港停有满载大米的漕船1400艘，即待起航。阿礼国手里所掌握的英国皇家海军轻巡洋舰卡尔特尔斯号（Childers）有炮10门，完全有能力摧毁一切漕船。同月19日，阿礼国又直接向南京两江总督提出威胁。于是两江总督便撤去咸龄的道台职务，命令江苏按察使到青浦去开庭办案。结果，找出了两名“凶手”，于3月29日判决，把凶手押往租界区枷号示众，为期至少1个月。

英国驻华公使文翰向英国外交部报告说，他认为“阿礼国的行动超越了他的职权范围”。但是外交大臣巴麦尊却批准阿礼国的“决定和他所采取的行动”，不过指示说：“这样的行动必须看作是例外，下不为例。”⁽⁷⁹⁾

阿礼国并不是越权行动的惟一英国领事。1855年，英商广隆洋行（Lindsay & Co.）在福州强占地皮，建造房屋，受到人民的强烈反对。英国驻福州领事麦华陀（Walter H.Medhurst），就亲自率领英国炮舰赛马号（Race Harse）赶到现场，派40名水兵用炸药轰毁了地面的界碑，⁽⁸⁰⁾用英国的炮舰树立英国的“声势”。

不仅英国官派领事动不动就调动英国炮舰逞凶，就连美国的商人领事，也这样干。50年代中期，美国驻厦门领事老希亚特选定鼓浪屿兴建领事馆，就曾有美国的炮舰把炮口对准他正在修建房屋的地方，进行示威。他在房屋落成后说，“我们在维护我们权利方面的坚定态度，似乎已经取得了中国人的尊重”。⁽⁸¹⁾而美国驻华公使巴驾（P.Parker）则称赞这类人物，“都是有教养、有才华的人，如果他们留在自己的国家，都可能得到财产和有影响的卓越地位。但是他们自愿放弃所有这一切，为了一个目的，就是为中国人办好事”。⁽⁸²⁾下面试看外国公使、领事是怎样伙同外国商人为中国人“办好事”的。

一个商人戴上领事头衔，就具有三重身份。首先，他是某一国家的代表，拥有代表某一国家的身份地位，哪怕就是自封为无约国的领事也罢。英、美、法3个有约国家的领事都既有条约权利，又有政治声势和炮舰威力；无约国的葡萄牙领事，则有武装划艇。其次，他是外国的公民，根据治外法权，无论犯下什么罪行，都不受中国法庭的审判。再次，他是商人，他的目的是发财。他当领事，就是为自己发财。

这里要指出的是，不仅前来中国的所有西方侵略者和他们东方殖民地的人，都各有其守护神，甚至中国人只要登上悬挂西方旗帜的任何一条船只，或者和西方人搭上某种关系，也都自动地受到西方领事的守护。1849年，澳门当局就埋怨，“这里每一个国籍不明的外国人都自称是葡萄牙人”。例如意大利人，西属马尼拉人以及亚洲社会的渣滓，通常都说是来自澳门。而“中国政府的懦怯和软弱又是如此之远近周知，根本不可能希望他们能制止这些人的非法行为”。⁽⁸³⁾这里所说的外国人，肯定有不少就是和葡萄牙人搭上关系的中国人。

这个时期的在华外商，除去长期走私鸦片，积有大量资本的英商怡和、宝顺和美商旗昌、琼记等少数几家洋行外，其他洋行拥资极少。就连旗昌这样的大洋行，除7个大股东外，其他投资人也只有很少的资本。这些小股东一般都以三四年为一期，到时便捆载而去，返回美国另行投资了。⁽⁸⁴⁾

事实上，鸦片战争后闯到中国来的很多所谓商人都是流浪汉、冒险家乃至罪行累累的逃犯。他们到了中国，无所不为。早在1842年的9月12日，《江宁条约》签订还不到1个月，璞鼎查（Henry Pottinger）就在发给印度总督的公文里埋怨英国商人的行为了。他说，“约束英国人远比保护英国人困难得多”；认为必须选派一个好人来充任英国驻华的最高代表，赋予他以强大的权力，使他能够驱逐英国公民，逮捕和没收他们走私的船只和货物。“除非英国当局的头头拥有非常的权力，他就会发现，暴乱分子实在太多了”。⁽⁸⁵⁾

半年以后，即1843年3月，璞鼎查所担心的事情就发生了。他在发给外交部的公文里说，在广州，有200来个“没有适当约束”的印度水手，向中国人挑衅，造成流血事件。他们使“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极为厌恶”。1844年10月，璞鼎查一回到伦敦，就向外交大臣埋怨英国商人，“和别人相比，个个都是更大的恶棍”。⁽⁸⁶⁾

1846年7月4日，住在广州十三行街的英商孔普敦（Compton）被近处小巷子里一个水果摊贩的叫卖声吵得怒不可遏，冲出去踢翻地摊，并把小贩赶出巷子。这次事件很快就同一个广州吏调处了。不料第二天黄昏，另一个外国人乔祺（Church）又被一个摊贩吵得怒不可遏，用甘蔗秆殴打那个小贩，从而引起争吵。孔普敦和另外两个外国人还把小贩捆将起来进行殴打。而十三行街的外国人经过和英美领事一番商讨后，拿起武器驱赶街道上的中国人。中国人向他们扔石头，他们就开枪，当场打死3人，打伤6人。不久，中国当局派出武装人员弹压中国人，事态才未致继续扩大。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德庇时随即向耆英提出严惩中国肇事人的强烈要求。⁽⁸⁷⁾英国人行凶打死中国人，德庇时却要求耆英惩办中国肇事人，真是奇闻；而耆英却又派出较高级军官率领大批士兵加强对十三行街的保卫，又把十三行街附近的小贩都驱逐干净。

德庇时在发给巴麦尊的报告里说，孔普敦在领事法庭上承认他多次犯有暴行，他应对这次冲突的爆发负责，所以领事法庭对他课以200元的罚金。德庇时不无怨气地诉苦说，“在广州，对付我们国家的人远比对付中国政府困难得多，而我又不是被迫承认这一点的第一个人”。

不料孔普敦一面承认罪责，一面又向香港最高法院起诉。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赫尔姆（Hulme）认为，德庇时处理问题的整个程序不正规，所以必须整个推翻。但令人奇怪的是，英王陛下法律官员也支持赫尔姆的决定。而巴麦尊于训令德庇时退还200元罚金之余，又告诉孔普敦说，“政府完全同意罚款200元，只是由于程序上有缺点，才使你免于受罚”，云云。

德庇时受了一肚子窝囊气，便向巴麦尊发泄，说赫尔姆是一个惯于喝得醉醺醺的家伙，醉鬼越早离开公安司法神庙（Themis）越好。就连巴麦尊也对伦敦的对华贸易商人“愤怒地埋怨”说，在华年轻人“踢翻水果摊以取乐，把中国人当做球踢以取乐”。⁽⁸⁸⁾

以上所举英国人的刑事犯罪，并不只是少数人的个别行动。1856年，英国驻上海副领事罗伯森的备忘录里说，截至当年的12月12日，他一共处理了503起英国人的刑事案件，其中包括杀人犯4人，重罪犯103人，重罪嫌疑犯23人，侵入住宅犯9件，绑票犯13件，接受赃物犯9件，勒索犯14件，非法侵夺财物犯17件，酗酒犯29件，行凶杀人犯48件，有意破坏犯11件，其他刑事犯如强奸等191件，各种嫌疑犯32件。把这一年常驻上海和到沪后又离去的英国人都计算在内，共计630人。试看630个英国人，在不足一年的时间内，竟闯出了503起刑事犯罪或犯罪嫌疑案。⁽⁸⁹⁾

美国人又怎样呢？美国作家丹涅特总结这个时期来华的美国人的行动说，加利福尼亚淘金狂的失意者，跑到上海来发财；旧金山的叛逃水手到了上海后再次叛逃。这些家伙散布中国沿海，尽情地靠（掠夺）中国人生活，而且生活得很好。⁽⁹⁰⁾1853年7月，金能亨报告马沙利说，当时上海的六七十个美国人，都是从美国船上叛逃下来的。从加利福尼亚开来的一只船上的水手，全体要求退职。这一要求被拒绝以后，他们就全部都叛逃了。“这些家伙，横行于中国城郊，和中国居民发生种种冲突，中国政府对于这种情况毫无办法。因为他们的治安人员根本无力对付外国人”。⁽⁹¹⁾马沙利的报告也说，上海的美国亡命之徒，藐视一切法律。因为他们已经坐过监牢，不用畏惧坐牢，而监牢也关不住他们。他们更无钱可以课加罚款。这些人日日夜夜地跑进上海去酗酒、吵闹、骚扰。其他美国使领人员送给国务院的公文里，也充满了有关这类人物造成惨案和刑事犯罪的报告。马沙利甚至迫切请求美国总统拨给一笔专款，在上海买一块地皮，盖一座监牢，专门囚禁美国犯人。⁽⁹²⁾

英美商人无故行凶的惨案，并不罕见。早在1843年的11月14日，即上海正式开港后的第三天，就已发生了。这一天，有一个英国人违反《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的规定，跑到上海城外一英里半的地方去“打猎”和“郊游”，开枪打伤了两个儿童。这两个儿童是在宅房篱笆后面被打伤的。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说：“除非不顾人命，无论如何，谁也不该那样打枪”。⁽⁹³⁾1858年3月，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Lord Elgin）的座船开到闽江口外，有两个美国人自称引水，上船来给他领航，其中一个根本没有引水执照，另外一个虽有执照也无能领入闽江口以外去。额尔金探问把他领进口内的中国引水，为什么他不做闽江口外的领港业务，那个中国引水说，“他不敢那样做，因为美国人太猖狂”，说时把手切过喉咙，作杀头状。⁽⁹⁴⁾

宁波正式开港后，合法贸易很少，却很快成为镇海、舟山、温州和宁波外国歹徒的一个重要据点。1848年，泊在宁波的葡萄牙武装划艇不下一打。两年后，这里出现了二十来个外国人，都是划艇上叛逃出来的走私贩子和恶棍。他们来自澳门、果阿或马尼拉，在宁波和镇海流浪，专靠勒索中国商人为生。有两个分别叫做胡安（Juon）和波塔多（Botado）的人，一次邀约同伙来到一家干鱼铺，用盖有伪造该铺图章的文件强索12000文钱的欠账。“地方当局惟恐触犯外国人就会招来麻烦”，对他们莫可如何。有时，恶棍们还用伪造的文件把中国人赶出自己的住宅。而布拉齐里亚（Brazillia）和帕托克砣（Patacto）两人，则冲进一座住宅大院里，殴打了其中的4家人，强奸了1名少女，后来又把押在监狱里的同伙抢走。⁽⁹⁵⁾

50年代中，英国驻宁波领事报告当地的情况说：“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逃亡的（外国）水手和其他不法之徒，已经习惯于把本1∶1当作他们的聚会所。他们戴着假面具，在夜晚出来，抢劫中国人的住宅和身上的财物。”⁽⁹⁶⁾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也说，“来自各国的这群外国人，生性卑贱，无有效的管束，既为全中国所诟病，又为全中国的祸患，他们放纵强暴，乃是欧洲各国的渣滓”。他们在商务上和中国的体面人物闹纠纷，把允予进入和贸易的特权变成欺诈和暴虐的手段，他们的放纵行为，既对他们的本国政府无所畏惧，又根据条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本地政府的保护。中国人固然是最大的受害者，但却不是惟一的受害者，没有一个欧洲大家庭的政府或国家的品德不受损害的。⁽⁹⁷⁾

敲诈勒索和抢劫，为的是金钱，把中国人当做球踢，为的是“取乐”，无故杀人又是为的什么呢？前面说过，英国人在上海近郊开枪打伤两个篱笆后面的儿童，或许是误伤吧。1847年10月21日，香港外国人所办的《德臣报》上有一则报道说，一个外国人到九龙去郊游，把枪口对准一家农舍门口的母鸡在瞄准。一位老人挥手，示意他不要开枪，接着老人自己便遭到了枪击，不久，老人便死在香港医院里。⁽⁹⁸⁾这种有意杀害无辜，又是为的什么呢？

据上所述，我们看到外人在华的一切行动，从居住、经商到旅游，无不充满了暴力行动，从而形成两大特点：为所欲为的随意性和伤天害理的残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