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发展优势产业的好处

第三节　国家竞争优势理论

为什么在某个特定国家的某个特定公司能够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取得成功，美国战略学家波特（Michael E.Porter）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他认为，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说好一点是不完全的，说坏一点是错误的。他举了许多没有比较优势却取得了竞争优势的例子。如意大利北部的私人钢铁厂，在没有便利的原材料、高能源消耗成本和高资本成本的情况下，积极开发应用以废钢铁为原料的小型炼钢厂（Minimill）技术不但减少了投资，降低了能源消耗，而且变成了全世界最强大的废钢炼钢设备供应商。他认为，资源禀赋对一国竞争优势的形成发挥作用，但基于资源禀赋优势所获得的竞争优势常常是难以持久的。如日本20世纪60年代曾利用低成本优势形成消费电子产品的生产优势，后来被生产成本更低的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所替代，现在又被马来西亚和泰国所替代。

同时，他认为，以规模优势、技术差距来解释一国企业的竞争优势也是不太完美的。意大利企业在厨房器具领域、德国企业在化工设备领域、瑞典企业在采矿设备领域、瑞士企业在纺织设备领域都取得了国际竞争优势，而这些国家的国内市场并不是最大的。在技术方面的优势随着技术的扩散和技术差距的缩小也自然会下降或消失。但为什么一些国家的企业（如意大利的制鞋业、瑞典的家具业）却能够将这种技术优势保持数十年？

波特对生命周期理论也提出了质疑，他问道：为什么一些发展较慢和产品市场较小的国家却成为国际市场的领导者？为什么技术创新过程不断发生而不是标准化？由此他得出结论，看来已有的理论均不能很好地解释一国产业或企业为什么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取得成功，需要新的理论来解释。

于是，他提出了解释国家产业或企业在国家市场上取得竞争优势的菱形图理论。菱形图由四个基本决定因素和两个辅助因素组成，如图27-2所示。四个基本决定因素是：要素条件，需求条件，相关及支持性产业，以及企业的战略、结构和竞争。这些决定要素创造了企业竞争的一个基本环境。每一个决定因素都会影响企业的国际竞争优势的成功。两个辅助因素是机会和政府。波特菱形图理论包含着许多富有启发意义的见解，下面我们做一个详细介绍。

图27-2　波特竞争优势决定因素菱形图

一、要素条件

要素可分为基本要素（如自然资源、地理位置、非技术劳动力、气候，其开发不需要投资或要求的投资少）和高级要素（如数字基础设施、工程师和科学家、高级学科的研究机构）。基本要素的重要性因对其需求的下降以及容易得到或者通过对外投资或国际市场取得等原因而逐渐受到破坏。这使基本要素无论使用在哪儿其回报均很低。基于基本要素所形成的竞争优势是易失的。高级要素经过不断的、大量的投资所形成，这些要素的重要性在不断提高。高级要素的建立常常需要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基本要素为基础。要素也可分为通用要素（如高速公路、人才）和专用要素（如专业研究机构、工程师）。丹麦有两个专门研究和治疗糖尿病的医院，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胰岛素出口国。荷兰有在鲜花的培植、包装和运输方面的先进研究机构，荷兰也由此成为世界最大的鲜花出口国。

一国企业在要素方面的真正竞争优势不是天然取得的，而是经过努力、创新和不断提升取得的。实际上，丰富的要素禀赋只能使企业简单地去利用这种优势，而不去想办法提高这些要素的使用效率。相反，要素劣势却迫使企业想办法充分利用和提升自己要素的质量。而要素质量常常比要素数量更重要。例如，日本常常强调“自己是没有资源的岛国”，其创造的准时制生产技术却最有效地利用了昂贵的空间。当然将要素禀赋劣势转化为优势需要一定的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它们必须被其公司所认知。这样他们才能想办法去改变这种劣势。瑞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面临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迫使其寻求高附加值及更大发展空间的市场领域。相反，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具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这使它们关注其他问题，由此导致它们发展缓慢。第二个条件是，公司必须获得具备合适的技能和来自国内市场竞争的创新的压力。另外，公司应该具有追求产业持续发展的目标。如果没有这种目标或没有其他竞争者对这种目标的追求，公司就可能安于劣势，而不会将这种劣势变成刺激创新动因。例如，美国家用电器公司面临相对较高的劳动力成本，它们没有提升其资源优势的目标，而是接受了劳动成本的评价。所以它们宁愿把这种产品及其生产过程原封不动地转移给劳动密集型的中国台湾地区和其他亚洲国家。但是与之相反，日本竞争者却用生产自动化减少了劳动力，降低组装成本，并通过生产线的改进减少了零配件，提高产品的质量和耐用性。

二、需求条件

需求条件主要是指公司国内市场的构成及性质。通常一国内某些产业的国内需求能给予企业一个清晰的购买者需求情况，并且这些苛刻需求能够迫使公司更快创新或获得比国外竞争对手更强的竞争优势的产业获得竞争优势。通常对于公司来说，国内需要大有利于公司建立国际竞争优势。但是，比需求规模更加重要的是国内购买者的需求质量，如果国内购买者是世界上最老练的和苛求的产品和服务的购买者，那么该国的公司就能获得竞争优势。因为老练、苛求的购买者提供了先进顾客需求的一扇窗户，他们迫使公司达到更高的标准，并刺激公司不断改进、创新并提升到更高市场。像要素环境一样，需求环境通过迫使公司不断迎接挑战而获得竞争优势。

当地的特殊环境能引发特别的需要。例如，居住在狭小并且拥挤房间的日本人面对湿热的夏天和较高的能源成本（一个令人沮丧的环境），日本公司对此特殊情况作出了反应，它们创造了由节能的旋转式压缩机发动的简洁、安静的空调。需要结构紧凑产品的日本市场迫使许多公司创新并生产轻、薄、短、小的产品，这些产品要求已被国际市场认可和接受。

有时一个国家的价值观能引发并预期在其他地区也能产生的需要。瑞典对残疾人的长期关注已经使其有关残疾人特种需要的产业获得了巨大的竞争优势，丹麦的环保主义使生产水污染控制器的公司和风车业获得了成功。一般说来，如果一个国家的价值观具有传播力，也就是说这个国家在出口产品的同时，也出口其价值观和偏好，那么这个国家的公司就能预料到全球的变动趋向。例如，美国公司在快餐和信用卡上的成功不仅反映了美国国内对便利的需要，而且也把这些偏好扩散到了世界其他地区，使美国企业在这些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媒体、培训外国人、政治影响、本国公民和公司在国外的活动等方式“出口”价值观和偏好。

三、相关性、支持性产业

相关性、支持性产业是指与企业产业相关的有纵向或横向一体化关系的国内产业。例如，以国内市场为基础的优势供给者可以通过多种途径为其下游产业创造竞争优势。它们可以用快捷、高效、优惠的方式提供大部分回收率高的投入。意大利的金银珠宝业在世界上是一流的，部分原因在于其他意大利公司提供了世界上大约2/3的珠宝制作和贵重金属再制造所需的机械。而且供给者和产品用户相互靠近，由此能提供较短的沟通渠道、快速和持续的信息流动。不断的思想和创新交流，使优势公司有机会影响其供给者的技术，并能作为其研发工作的试验基地，由此推进创新的步伐。

“意大利皮鞋产业群”现象形象地表明，一群互相靠近的、支持性的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在相互间的作用中创造竞争优势。例如，皮鞋生产商在设计阶段就和皮革生产商在款式和生产工艺上进行交流，并且学习运用新的皮革颜色和质地。皮革生产商能较早地掌握流行趋向，由此帮助皮鞋生产厂设计新产品。这种相互作用是互利互惠和自我强化的，不过这种作用不能自动发生：虽然距离的接近是有利条件，但是关键在于公司和供给者能主动利用这些条件，并积极参与。

当供给者自身是全球竞争者时，那么该国的公司就能获得巨大好处；当一个公司或国家的供给者只是依靠国内产业而远离国外竞争时，那么它们最终肯定会被自己打败。而且，一个国家不必要求它的公司在所有供应产业都具有竞争力。公司可以轻易地从国外获得原材料、零部件或者技术，而不必依靠创新或工业产品效率的提高。对于其他一般技术来说也是这样。

以国内市场为基础的相关产业的竞争优势能提供类似的好处：信息流动和技术交流能加快创新与提升；以国内市场为基础的相关产业也会增加公司拥有新技术的可能性；也可能提供一些以某种新方式参与竞争的进入者。例如，瑞士在制药业上的成功要归功于它以前在染料上的成就；日本在电子乐器键盘上的成功，来自于它在声乐器和家用电器上的成就。

四、公司战略、结构和竞争

公司战略、结构是指任何创建、组织和管理公司。在意大利成功的国际竞争者经常是中小型规模的，它们一般是私人所有，并由家族经营管理；相反，在德国，企业倾向于组织和管理上的严格科层，而且高层管理人员通常具有技术背景。显然，没有一个管理模式是普遍适用的——尽管日本管理理论现在很流行。某一特定产业的竞争力来自于所在国企业将组织模式和管理实践与产业竞争优势的来源相结合。在意大利，成为世界领导者的产业，如照明设备、家具、鞋类产品、羊毛织物和包装机械，通常实行强调主业、定制产品、空隙营销、快速变化和惊人的弹性的公司战略，所有这些都能适应产业的动态发展和意大利人的管理系统。相反，德国的管理系统在技术或工程导向的产业运营得很好（如在光学、化工、精密机械领域），复杂的产品需要精密的产品制造系统，谨慎的发展过程和较高技术的售后服务，这些就需要高度严格的管理结构。而德国在消费品和服务领域，在快速变化很重要的领域很少成功。

各国公司和个人追求的目标也明显不同，公司反映该国资本市场的性质和管理者的报酬制度。例如，在德国和瑞士，银行成为国家资产的主要持有者，大部分资产持有者看重其长期增值而很少交易。在成熟产业经营成功的公司，在研究与开发和新设备方面不断投资很重要，但是其收益却是中等的。与此相比，美国处于另一个极端，它具有巨额的风险资本，但同时上市公司进行广泛的交易，投资者非常注重季度和年度股票升值。管理薪酬明显地以与个人绩效相关的年度红利为基础。美国在相对较新的产业上经营得很好，如软件和生物技术产业，或者新公司给有活力的、有竞争力的国内产业注入资金，如专业电子和服务。然而，投资不足的强大压力使过度成熟的产业步履维艰。

激励个人工作和提高技能对竞争优势也很重要。杰出的人才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稀缺的。一个国家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才能的人所选择的教育类型、他们选择什么地方工作以及他们的承诺和努力。一国的习俗和价值观为个人和公司设立的目标和与某一特定产业相关的声誉引导资本和人力资源流向，反过来间接影响某一特定产业的竞争绩效。国家民众倾向于赞赏或信赖的业务领域，也能产生民族英雄。例如，在瑞士最有吸引力的职业是银行和制药业领域，在以色列最有吸引力的职业曾经是农业和与国防有关的领域。有时很难区分原因和结果。国际竞争优势的获得能增加某一产业的声誉并强化其竞争优势。

强大的当地竞争的存在对竞争优势的创造和维持是一个重要的和强大的刺激，这对于促成小国家获得世界领先地位来说是如此，例如，瑞士国内制药公司之间的竞争很激烈，像霍夫曼那·罗氏（Hoffmannla Roche）、西巴·盖吉（Ciba－Geigy）和桑多（Sando）公司；对于美国的计算机和软件产业来说也是如此。国内竞争的作用在日本最为明显，在日本，机械工具产业有112家竞争性公司，半导体产业有34家竞争性公司，音响设备产业有25家竞争性公司，照相机产业有15家竞争性公司——事实上，日本自夸具备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的数量是这些数量的2倍。在国家竞争优势菱形图上的各点中，对国内竞争是否具有最重要的影响仍有很大分歧，因为它的强大刺激功能影响着其他要素。

传统观念认为，国内竞争是一种浪费：它导致重复建设，并使之很难达到规模经济。“正确的解决办法”是抓住在规模和力量上能与国外竞争者抗衡的一两个国家明星企业，并且政府保证它们能获得生产经营所需的必要资源。然而，事实上，大多数国家明星企业虽然获得了政府的巨额补助和保护，但是并没有竞争力。在许多占优势的产业中，只有一个国家竞争的产业，如航空和通信，政府扮演了一个扭曲竞争的角色。

动态改进比静态效率更为重要，因为国内竞争是唯一的刺激动因。国内竞争像其他竞争一样，能创造迫使企业进行创新和改进的压力。当地竞争迫使企业相互降低成本，提高质量，改善服务，创新产品和生产过程。但是不像与国外的竞争那样倾向于分析性和远距离，当地竞争经常超越纯粹的经济或商业竞争，且颇具强烈的个人色彩。区域内竞争能导致个人的恩怨，它们不仅竞争市场份额，而且竞争人与技术，还有或许是最重要的，即“夸耀权”。

地理上的集中加大了国内竞争的力量。意大利的珠宝公司集中于阿雪佐（Aerzzo）和瓦伦扎·波（Valenza po）两个城镇，餐具公司集中于德国西部的索林根（Solingen）和日本的Seki，制药公司集中于瑞士的巴塞尔（Basel），摩托车和乐器集中于日本的滨松（hamanastu）。竞争对手越趋于地方化，竞争也就越激烈；竞争越激烈，效果也就越好。

国内竞争的另一个好处就是迫使企业不断提升竞争优势。国内竞争者的存在能自动地消除简单来自于某一特定国家的优势，如要素成本、接近或偏好于国内市场、通过进口进入国内市场的国外竞争的成本。企业被迫超越这些束缚，以求更为持久的优势。而且，国内市场的竞争将会使企业在获得政府扶持时相互间保持诚实，企业不大可能迷上政府采购合同或不断上升的产业保护主义。相反，该产业将会寻求（而且从中得益）更多的建设性的政府扶持，如帮助开放国外市场，对一些集中的教育机构或其他特定要素进行投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活跃的国内竞争最终迫使国内企业寻求全球市场并力求成功。尤其是当存在规模经济时，地方竞争者相互迫使对方开拓国外市场，以求更高的效率和更大的盈利。而且，经过国内激烈竞争的检验，企业能以更强的能力赢得国外市场的竞争优势。如果数据设备公司靠自己能打败国际商用机器公司、通用数据公司（Data General）、第一计算机公司和惠普公司的话，打败西门子公司或布尔公司并非是不可能的。

五、政府的作用

在政府的作用方面，波特认为那种认为政府通过实施一系列政策实现竞争性的战略绩效或产业目标或经济运行应当让位于看不见的手的观点均是不正确的。他认为，任何一个观点的逻辑结果都将对国家的竞争力产生永久性损害。一方面，政府实施产业补助政策，从长期来看实际上将损害公司并造成其对政府的更大依赖。另一方面，主张减少政府干预的人忽视了政府在形成公司周围的环境和结构，以及创造一个刺激公司获得竞争优势的过程中所起到的立法作用。

政府合适的作用是作为催化剂与挑战者，政府鼓励或者推动公司提高其目标，达到较高的竞争水平。政府不能创建竞争性产业，只有公司才能这样做。政府所起的作用是不完全的，只有当菱形图各决定因素共同发挥作用时，才能取得成功。但政府传递和扩大菱形图中因素的作用仍旧是有力的。成功的政府政策往往是创造一个公司能获取竞争优势的环境，而不是将自身直接卷入该过程，除非在公司的早期发展过程中。政府更适于发挥间接作用，而不是直接作用。政府通过其政策来促进竞争优势的形成或迫使竞争优势转移。例如，反垄断政策影响国内竞争，管制措施会改变国内需求条件，政府采购会刺激相关产业，政府的教育投资会改变要素条件。不考虑政策对各竞争优势决定因素的作用将有可能破坏（而并非加强）竞争优势。

日本政府比其他任何政府都能更好地理解这种作用——包括国家经历竞争发展的几个阶段和政府的适当作用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变化。通过刺激对先进产品的早期需求，通过合作项目面对需要先进技术的前沿产业，建立提高质量的奖励机制，追求其他加强菱形图中作用力的政策，日本政府加速了创新的步伐。但像其他地方的政府官员一样，日本政府管理部门也会犯同样的错误：企图管理产业结构，保护市场时间过长，屈服于政治压力，保护效率低下的零售商、农民、分销商及工业企业不参与竞争。

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么多的政府在追求国家竞争力的过程中会经常犯同样的错误，因为对公司而言的竞争时机与对政府而言的政治时机基本上不一致。对一个产业来说，经常要花十年以上的时间来创造竞争优势；这个过程需要人们技能的长期提高，对产品和生产过程的投资，建立产业群及渗透进外国市场。以日本汽车产业为例，公司在20世纪50年代迈出了出口的艰难步伐，直到70年代才在国际上谋得一席之地。但是在政治上，十年是漫长的。结果，绝大多数政府喜欢采取容易取得短期利益的政策，如津贴、保护与安排合并，恰恰是这些政策延误了创新。能够带来真正不同变化的大多数政策的决策太慢，对政治家而言需要太多的耐心，甚至更坏的结果——给他们带来短期的剧痛。如果放松对产业的管制，将导致企业在未强大之前过早破产，有竞争性的产业将出现得更晚。

政府可以采取一些简单和基本的原则扶持本国的竞争优势：鼓励变革，促进国内竞争，激励创新。其中下述政策可以促使国家获得竞争优势：①集中精力于专业化要素的创新。政府对国家的发展基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中小学教育体系、全国基础设施、对国民广泛关心的领域的研究——如卫生保健。然而，这些一般性的要素创造并不能产生竞争优势。能转换成竞争优势的要素是先进的、专业的、与特殊的产业或产业群相关的，诸如专业化学徒制的机制，与某产业相关的大学科研、贸易联合会活动，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公司的私人投资等最终能创造出竞争优势的要素。②避免干预要素和货币市场。世界各地的证据表明，像里根政府美元贬值这样的政策经常是不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的，这些政策阻碍产业的提升和对持续竞争优势的研究。与此相反的例子是日本，虽然德国和瑞士也有同样经历。在过去的20多年里，日本遭受了尼克松政府货币突然贬值以及两次石油危机和最近的日元升值打击，所有这些都迫使日本公司创造和提升它们的竞争能力。当然这不是说政府应该追求迫使要素成本或汇率上升的政策，而是说，当市场力量使要素成本或汇率提高时，政府应该采取措施使其下降。③执行严格的产品、安全和环境标准。严格的政府规章制度可以通过刺激和提升国内市场需要、促进竞争优势的增强、对产品效能、产品安全和环境影响的严格标准，迫使公司提高质量、提升技术、满足顾客和社会的要求。宽松的标准只能阻碍生产力的提高。当预期严格的规章制度将被推广到国际市场上，那么它们可能会使公司生产和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在世界各地都有价值。④严格限制产业竞争者之间的直接合作。在当今的竞争力领域最流行的政策就是要求更多的合作研究和产业联合。一般认为，由竞争对手单独进行的科研是一种浪费和重复，而合作科研则可以获得规模经济；而且，单个公司由于不能获取其科研带来的全部收益，所以就可能对研究与开发投入不足，政府认同更多的直接合作观念。在美国，反托拉斯法已经修改而允许更多的合作研究与开发；在欧洲，欧洲信息技术战略计划（ESPRIT）联合了许多国家的公司。隐藏在这些观念背后的是对西方国家政府的迷恋——日本通产省倡导了无数的合作科研项目，这些项目好像促进了日本竞争力的日益提高，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如果仔细地考察日本的合作项目就会发现并非如此。日本公司参与通产省的项目是为了与通产省保持良好的关系，保护公司的形象，防止竞争对手从该项目中获利——这很大程度上是防御性原因。公司很少让它们最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参与项目研究，它们通常在同一领域更多地花费在自己的研究上，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政府对合作项目研究只提供一般性的财政资助。日本合作研究的真正价值在于指出新兴技术的重要性和刺激大公司进行科研。合作研究刺激公司探索新的领域和增加内部的研究与开发开支，因为公司知道它们的国内竞争者正在进行研究。在一定的限制条件下，合作研究是有益的。研究项目应该集中在基础产品和过程的研究，而不能是与公司竞争优势密切相关的领域。它们只能是公司给定领域的整个科研规划的一部分。合作研究只能是间接的，通过大多数产业都能参与的独立组织进行。像大学实验室和研究中心之类的组织结构就减少了管理问题，并使竞争对手的风险最小化。最后，最有用的合作研究项目经常包括涉及很多产业并需要大量的研究与开发投资的领域。⑤提倡持续投资。政府通过在诸多领域中的政策影响投资者、管理者和雇员的目标形成。这种方式在有规则的资本市场形成对投资者的激励和公司的行为。政府应该致力于鼓励在人的技能、创新和物质资产方面的持续投资。也许提高产业持续投资比率的最有用的工具，是对限定于公司股权新投资的长期（五年或更多）资本收益的税收激励。长期资本收益激励应该应用于养老基金和其他免税的投资者，它们现在正从事短期和快捷的贸易。⑥放松对竞争的管制。对竞争的管制通过下列政策进行：维护国家垄断，控制产业进入和限定价格。这些政策导致了两个严重的后果：由于公司集中精力与管制者进行谈判和交易以保护它们的所得，所以限制了竞争和创新；导致了某些产业缺乏动力和不满意的买主或供应商。如果没有活跃的国内竞争者和强有力的反垄断政策，那么放松管制和私有化也不可能成功。⑦推动强有力的国内反垄断政策。一个强有力的反垄断政策——尤其是对于横向兼并、联盟和共谋行为——是创新的基础。在今天，在全球化和创造国家冠军的名义下进行合并和联盟的做法很流行，但是它们经常破坏竞争优势的创造。真正的国家竞争力需要政府制止包括产业领导者在内的兼并、收购和联盟；而且，对购并和联盟的标准与政策应该对国内外公司一样有效。政府政策应该支持国内外公司内部进入。但是，当购并可以增进最终能创造竞争优势的技能时，就应该允许公司购并那些相关的小公司。⑧反对有管制的贸易。有管制的贸易代表一种处理国家竞争力不断增长和危险的趋势。有组织的市场协议、自愿限制协议或设置数量目标分割市场的其他方法都是危险的、低效的，而且对于消费者来说经常是昂贵的。有管制的贸易没有促进国家某产业的创新，反而是为低效率的公司保护了市场。政府贸易政策应该寻求进入其他国家开放市场的途径。为了提高效率，贸易政策不应该只是消极的工具，它不能仅仅反映抱怨者的要求或只为那些能掌握政治影响的产业服务。它不应该长期损害或服务于陷于困境的产业。贸易政策应该追求开放市场，无论这个国家有无竞争优势，而且它应该积极地反映新兴市场和初露端倪的问题。当政府发现其他一个国家设置贸易障碍时，那它应该采取消除这些障碍的措施，而不是管制其出口或进口。就拿日本来说，迫使其加快进口速度的方式就比有管制的贸易方式好。惩罚公司进行不公平贸易的补偿性关税要好于市场配额。其他为了打开市场而采取的日益重要的工具有其局限性：阻止来自于被冒犯国家的公司在东道国的收购或在生产设备上的投资，从而阻止不公平竞争国家的公司利用它们的优势建立免于制裁的新的“桥头堡”。但是，任何这些补救措施都有可能引起适得其反的结果。

六、机会

机会来自于企业外部，如发明、基础技术的突破、战争、外部政治变化、国外市场的转变。这些机会形成了产业发展的不连续性，能够解散或重塑产业结构，形成一国企业代替另一国企业的机会。在许多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的形成过程中，机会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今的许多公司放弃了它们的国内竞争优势要素。可以肯定的是，采用一个全球性的前景对于竞争优势的创造来说是重要的。但是依靠能替代国内能力的国外活动是次优选择。抵消当地要素劣势的创新要好于从外部获取资源。发展国内供给者和买主要优于单纯依靠国外企业。除非支持竞争的关键存在于国内，那么公司在长期内将不能维持竞争优势。公司的目标应该在于提升以国内市场为基础的能力，这样国外的活动就是选择性的，而且仅仅是对总体竞争优势的补充。全球化的正确方法在于在其他国家选择性地开发有利的竞争资源。例如，对其他国家的成熟买主的识别能帮助公司理解不同的需求，并创造可能刺激更快创新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