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通过中观层面对浙江中小企业的传导

3.2.2　金融危机通过中观层面对浙江中小企业的传导

从中观层面来看，金融危机主要通过产业链、产业关联度和集中度、集群与外界联系等几个中观层面因素的变化进行传导，进而影响浙江中小企业。

1.传导机制五：产业链条—产业联动—产销削减

当今世界各国的生产都已嵌入到全球制造网络中，一国引发的金融危机会沿着全球产业链和协作网络向其他相关国家传导。由于危机下全球消费市场疲软，终端市场供大于求，产业链下游生产企业A的产品存货增加使其减产，从而降低A对其供应商B的产品（A的投入品）需求，进而降低对B的上一环节供应商C的产品（B的投入品）需求，这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导致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原料、中间投入品和成品生产都减少。若各个环节的供应商因预期经济形势不景气而谨慎存货，有可能逐层夸大供过于求的事实，因产业联动效应而产生“牛鞭效应”^[4]（bullwhip effect） ，使整条产业链更加“消瘦” ，由此导致浙江制造业集群整体陷入萧条。

2.传导机制六：产业集中度—劣势环节剥离—产业布局调整

金融危机不仅使集群企业减产或破产，而且使集群内与主导产业不相关、布局零散或发展水平落后的生产环节从产业链上剥离，处于这些环节的一些集群及企业或按照政府规划向集群外围整体迁移，或自发地由浙江向中西部欠发达省市转移，或从事相关多元化业务甚至转行。例如，危机爆发后， “中国五金之都”永康根据“总部经济”战略，在原集群所在地保留传统主导产业及其企业总部，而将部分生产制造基地布局在武义、缙云等周边地区； “中国皮都”温州水头镇的许多企业家逐渐放弃传统的皮革生产，而将资金转投向山西的煤矿资源行业。 2009年3月中旬，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携46个重点推介项目赴浙江进行对接洽谈，成功签下与浙江海宁宇力袜业有限公司、海宁伊力袜业有限公司的纺织工业园合同项目，投资额3亿元。

3.传导机制七：集群边界—集群升级—内外资源整合

由诺斯（1994）的制度变迁理论可知，集群制度变迁分为强制性和诱致性两种，纯政府主导的产业集群政策难以实现集群升级，而借助金融危机这种诱因可以使集群沿着更高层次的路径演化，加速集群升级。这场危机给浙江产业集群的转型升级构成了一种“倒逼式”威胁， “谋生存”与“求发展”的压力刺激集群企业“搭乘”转型升级的“东风” 。危机后集群企业开始更加认真地思考是否可继续依赖产品在价值链低端竞争、是否要整合利用集群内外资源“抱团取暖”等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以“一县一品” 、 “一镇一品”为特点的块状经济，成为支撑浙江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组织形态。以制造业为主的块状经济已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50%以上。然而，块状经济长期发展过程中累积的一些素质性、结构性矛盾，尤其是产业层次低下、创新能力不强、规划引导缺失、要素支撑不力、转型升级缓慢等问题也逐渐显现。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浙江块状经济固有弊端集中暴露，迫使浙江经济发展一时陷入减速低迷期。针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给浙江经济发展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浙江省委、省政府提出，要把推进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型升级作为转变工业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 2009年5月，中共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在省委十二届五次全会上指出，要完善块状经济生产性服务体系，建立促进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型的有效机制，积极推进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型升级。杭州装备制造、缙云机床、乐清工业电气、长兴蓄电池、宁波服装等19个产业集群均成立了领导小组，特别是跨行业、跨区域的永康五金产业集群，探索建立了以永康市政府牵头、武义和缙云两地政府参与的三地联动工作协调机制，统筹推进块状经济转型升级工作。^[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