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通过宏观层面对浙江中小企业的传导

3.2.1　金融危机通过宏观层面对浙江中小企业的传导

从宏观层面来看，金融危机主要通过国际市场需求、各国汇率政策和国际贸易政策、货币市场的流动性需求等四个宏观层面因素的变化进行传导，进而影响浙江中小企业。

1.传导机制一：国际需求—产能过剩—企业减产

金融危机下，一些进口大国因经济下滑、失业率上升、工资下降、居民购买力下降、消费疲软而减少了对生产生活用品的进口需求。浙江多数中小企业生产玩具、服装等严重依赖于出口市场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国际市场需求锐减带来了出口的下降，也就意味着企业已经陷入减产。据统计， 2009年浙江省传统大宗出口商品如纺织品、皮革、家具、文教用品、工艺品出货值比2008年分别下降了6.4% 、6.3% 、2.4% 、8%和8% 。另外，据杭州海关统计， 2008年浙江省出口鞋总共11.5亿双，比上年下降4.4% ，这是浙江省鞋出口量10年来首次出现下降。出口总价值41.5亿美元，增长11.9% ，但增幅比上年回落6.9个百分点。^[2]

2.传导机制二：货币汇率—产品价格变化—外贸受损

在贸易全球化的背景下，金融危机爆发必然导致危机发源国及被影响国之间的货币汇率的相对变动，从而改变两国进出口产品的相对价格和交易量。危机发生后，美元贬值和人民币升值使浙江出口的部分产品（美国进口的产品）相对价格升高从而减少国际市场的需求，导致出口量（美国对这些产品的进口量）下降，由此企业利润总额下降，外贸受损。据研究，人民币每升值1% ，棉纺织、毛纺织、服装业利润率分别下降3.19% 、2.27%和6.18% ；而浙江省上述三种行业的出口依存度分别为20% 、 27%和60% 。^[3]因此，汇率变化必将对出口导向型的浙江产业集群产生重大影响。

3.传导机制三：新贸易保护主义—贸易壁垒—企业出口受阻

危机爆发后，新贸易保护主义之风愈演愈烈。一些发达国家为了限制进口和促进本国经济复苏，除了利用汇率政策，还纷纷出台贸易保护措施，通过反倾销、反补贴和技术性贸易壁垒等手段，提高了浙江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门槛。以欧盟和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凭借其自身的技术和经济优势，以保护环境和保障人身安全为由，不断制定苛刻的涉及安全、环保、卫生等方面的技术标准和环境标准，我国产品的出口门槛因此被不断抬高。如欧盟方面于2007年6月开始全面实施REACH法规，新法规对环保要求非常苛刻，轮胎也在受控之列；输欧的劳保鞋要取得欧盟CE安全认证标志，对制鞋用皮的PCP残留量要进行严格测定。美国于2007年6月1日起施行新轮胎测试标准，其进口技术标准更为严格，测试不达标的轮胎将不能进入美国市场，即使已进入美国市场但不能达到新标准的轮胎也将被责令召回。备受关注的美国《消费品安全改进法案》于2008年8月14日正式生效，其中对出口美国的童鞋的技术指标做出硬性规定。据杭州海关统计， 2008年1 — 10月，浙江省遭遇了来自美国、欧盟、加拿大、印度、阿根廷等17个国家和地区提起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61起，直接涉案金额12亿美元，同比分别上升45%和2.4倍。

4.传导机制四：流动性需求—资本市场—企业融资困难

先从利用外资的情况来看，一方面，国外投资机构因危机造成的信用风险和全球经济的不景气，减少了对华投资，从而集群企业可用外资减少；另一方面，原料价格上涨、需求市场萎缩、汇率上升和贸易摩擦的叠加效应削弱了浙江集群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也降低了产业集群的外商投资吸引力。再从国内资本市场来看，尽管我国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冲击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和鼓励中小企业信贷的措施，但是许多金融机构鉴于中小企业贷款风险增大而紧缩信贷；此外，民间借贷成本高昂，危机爆发以来我国股市持续低迷等一系列资本市场消极因素的共同作用，加大了浙江集群企业的融资难度，甚至有些集群企业因互相担保过度陷入“多米诺骨牌”式财务危机而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