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欧盟经贸政策选择的博弈分析

第一节　中国与欧盟经贸政策选择的博弈分析

本节将对中欧经贸关系进行博弈分析，以期对中欧经贸关系的未来发展走向作出合理预测。目前，国内有大量对中欧双边经贸关系进行分析的文献，但在分析方法上，比较多见的是对双边经贸关系在某一方面的关系，如贸易保护的博弈分析，而在这一类文献中，更是以对倾销和反倾销的博弈分析居多。这是因为，在传统的贸易保护做法受到WTO规则的限制从而导致其作用日益弱化的情况下，发达国家开始从WTO规则中寻求贸易保护的新策略，反倾销等措施也应运而生。许多国家，包括欧盟国家借助这一WTO所允许的合法手段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势必会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学者们则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了研究。

在研究方法方面，综合考察国外有关贸易保护及反倾销的理论研究文献，很早就有学者对贸易保护及反倾销问题进行博弈分析，如不对称信息模型主要是由卢奇恩·别布丘克（Lucian Bebchuk，1984）发展起来的，不同期望模型是由乔治·普瑞斯和本杰明·克莱恩（George Priest＆Benjamin Klein，1984）发展起来的。近年来，国外学者更加重视反倾销问题的博弈研究，从不完全信息模型、重复博弈模型等角度分析国家之间进行反倾销的动因及其影响。国内学者近年在这方面也做了不少努力，如杨仕辉（2005）运用博弈分析方法对反倾销进行了国际比较。

本节拟从有限理性演化博弈这一视角对中欧经贸关系不同阶段加以阐述。

一、有限理性的演化博弈概述

作为博弈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演化博弈认为博弈方具有演化能力，能根据过去的经验来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与传统的博弈理论不同，演化博弈理论建立在有限理性基础之上，认为经济体系中博弈方不能对信息变化做出迅速的最优反应。其强调经济变迁的动态过程，认为有限理性的博弈是一个调整、学习的过程，而不是一次性的博弈过程，它达到均衡需要经历动态调整的漫长过程，虽然永远无法达到均衡，但会无限逼近均衡。

迄今为止，演化博弈已被经济学家广泛用于诸如社会制度形成、行业发展趋势、社会习俗演化等广泛领域的问题。较有代表性的有康利斯克（Conlisk，1980）利用带滞后项及随机项的离散时间序列，动态分析参与人是否总是行为最优者；佩顿（Peyton，1998a）分析了社会习俗、传统规范的演化及传统和约的形成原因。此外，弗登伯格（Fudenberg，1995）利用演化博弈分析了社会学习过程，青木昌彦等（1996）利用深化博弈分析了社会经济体制形成的原因。

演化博弈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对称演化博弈，这种博弈的特征是两个博弈方在策略和利益方面都是对称的。因此，该博弈中参与人究竟处在博弈方1的位置还是处在博弈方2的位置并无分别。对于这种博弈，在进化博弈中适合用相似个体组成的群体成员之间的随机配对和反复博弈的分析框架来进行分析。另一种是非对称演化博弈。非对称演化博弈的分析框架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类型个体组成的不同群体成员之间的随机配对博弈。分析方法是先分别讨论不同位置博弈方的复制动态，然后再把它们结合起来确定整个系统的演化稳定性和演化稳定策略。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有限理性博弈假设博弈方在知识、推断上的不完全理性，但有限理性却有多种情况和层次。有些博弈方的理性程度较高，有些则非常低；有些学习速度快，有些则很慢。不同理性层次和学习速度的博弈方学习博弈和调整策略的方式和速度显然会有很大差异。因而可以将演化博弈进一步划分为“最优反应动态的演化博弈”和“复制动态的演化博弈”。复制动态模拟的是学习速度很慢、理性局限程度较高的一类有限理性博弈方，而对于学习速度较快的小群体成员的反复博弈，描述他们的演化博弈过程的有效动态机制主要是“最优反应动态”。此外，在最优反应动态中还存在各博弈方究竟是对哪个范围的其他博弈方的策略进行反应的区别，如究竟是对其他博弈方的前期策略进行反应，还是对过去的平均策略进行反应等。

在国际贸易领域，双边经贸关系也具有演化博弈的诸多特征，古典经济学假设理性人的存在及理性人行为的终极目标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为了追求更大的利益，理性人甚至不惜破坏既有的利益分配规则，从而成为利益分配过程中的“麻烦制造者”。但是，有限理性的假设更逼近现实，人在进行经济决策时总是在推断中存在着误差，这些误差产生的原因大多来自于信息成本、自身经验等诸多因素。国际贸易领域中的国家和地区也是如此，作为博弈方，并不可能严格比照利益最大化的条件作出决策，在大多数情况下参与方是通过了解博弈的历史及模仿其他参与方的行为来作出决策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参照因素就是决策者所处的环境，如以经济实力为首的综合国力等。也正因为此，本节在对中欧经贸关系进行演化博弈分析时，将分为两个阶段进行，即非对称演化博弈分析和对称演化博弈分析。

二、中欧经贸关系的非对称演化博弈分析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经济强国与经济弱国被纳入同一竞争体系中，尤其是在WTO框架下，各参与者都必须在国际贸易竞争中遵守相同的游戏规则，于是竞争就带有了明显的非对称性。在上一节中，可以看到我国在改革开放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发展存在着很多的局限性，因为在综合国力上处于劣势，在与欧盟的经贸关系上不得不向欧盟寻求合作，对欧盟有一定的依附性，从而导致自身的贸易自主能力低下。表现在中欧双边经贸关系上，双方所争夺的利益对各自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可能表现出“中国视其重、欧盟视其轻”的结果。

显然，欧盟与中国之间展开的这种利益不对称的博弈属于非对称的演化博弈。非对称博弈分析的是两方或多方成员之间的随机配对博弈行为，其方法是先分别讨论不同位置博弈方的复制动态，然后再把它们结合起来确定整个系统的演化稳定性和演化稳定策略。在不对称的框架下，对标准形式博弈G＝｛N，S_i，Ui｝给出如下假设：

（1）博弈局中人N为欧盟、中国，且双方都是有限理性的；

（2）双方的策略集合S_i为（威胁，妥协），其中，威胁策略是相对于另一策略即妥协而言的；

（3）在博弈进行过程中不存在制度变迁；

（4）此时中欧之间的博弈收益U i矩阵如表8-1所示。

表8-1　非对称演化博弈的双变量矩阵

上述双变量矩阵中各变量的含义为：v₁表示中欧双方争夺的经济利益相对于中国的价值，v₂表示中欧双方争夺的经济利益相对于欧盟的价值。双方都采取妥协策略时，意味着没有发生贸易争端，因此各自的收益为v₁和v₂；当一方采取威胁策略时，未能针锋相对采取威胁策略而采取妥协策略的一方将被迫损失一部分收益c_i，采取威胁策略一方则获得相应的更多收益c_i；当双方都采取威胁策略时，均会损失各自收益d _i，给定假设d_i＞c_i，并假定在非对称情况下c₁＞c₂。

我们还假设：对于欧盟，选择威胁策略的概率是y，选择妥协策略的概率则为1—y；而对于另一博弈方中国，选择威胁策略的概率是x，选择妥协策略的概率为1—x。由此，对于欧盟而言，选择威胁策略和选择妥协策略的期望收益和平均收益为：

威胁策略：

妥协策略：

平均期望收益：U

在演化博弈中，特定策略在一个种群中被采用的频数或频度的动态方程称为复制动态。按照生物演化复制动态的思想，采用的策略收益较低的博弈方会改变自己的策略，转向（或模仿）有较高收益的策略，因此群体中采用不同策略成员的比例就会发生变化，特定策略比例的变化速度与比重和其收益超过平均收益的幅度成正比。因此，在上述分析中采用威胁策略的博弈方比例的变化速度，可用微分方）表示。该微分方程称为“复制方程”，令其等于0即可解出稳定点，即在复制动态过程中采用威胁策略博弈方比例y的稳定不变水平。

按此界定，欧盟选择“威胁”策略的模拟动态方程为：

同理，对于博弈方中国而言，选择“威胁”策略的动态方程为：

联立方程（8. 1）、（8. 2），得到一个非线性常系数的动态方程组，共有以下五个均衡点：

将上述两个策略选择概率的变化用复制动态关系平面图表达，如图8-1所示。

图8-1　非对称博弈复制动态平面图

根据箭头方向可以看出，（x＝1，y＝0）与（x＝0，y＝1）是这个博弈的演化稳定策略。（x＝c₂/d ₂，y＝c₁/d₁）是不稳定的，内部点不可能渐近稳定。从图中可以看出，在这一博弈的复制动态进化过程中，对于初始情况x和y而言，有四个区域：

（1）当初始情况落在A区域时，即x＜c₂/d₂，y＞c₁/d₁，会收敛到演化稳定策略；

（2）演化稳定策略（y*＝1，x*＝0），即欧盟选择威胁策略，中国选择妥协策略；

（3）当初始情况落在D区域时，即x＞c₂/d₂，y＜c₁/d₁，会收敛至演化稳定策略（y*＝0，x*＝1），欧盟采取妥协策略，中国选择威胁策略；

（4）当初始情况落在B和C区域时，即x＜c₂/d₂，y＜c₁/d₁和x＞c₂/ d₂，y＞c₁/d ₁，此时会收敛至点（x＝c₂/d₂，y＝c₁/d ₁），但它并非演化稳定策略。大部分可能是收敛到演化稳定策略（y*＝1，x*＝0），即欧盟采取威胁策略，中国采取妥协策略。

因此，在这一非对称复制动态演化博弈中，有限理性博弈方欧盟和中国通过不断的策略调整，双方的长期稳定演化策略表现为一方选择威胁策略，另一方选择妥协策略。

运用早期中欧经贸关系的诸多实例对上述阶段性结论进行实证检验，我们可以观察到欧盟较多地选择威胁策略，而中国较多地选择妥协策略，这意味着在上述博弈中，长期稳定演化策略以较大概率收敛于（中方妥协，欧盟威胁）。那么，为什么不是以较大概率收敛于另一演化稳定策略，即（中方威胁，欧盟妥协）呢？

回顾上文对于非对称演化博弈的界定，可以知道，在此框架内，参与博弈的双方的经贸地位是不对称的。在中欧双边关系初期，欧盟更多的居强势地位，1995年《中欧关系长期政策》和1998年《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可以视为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分水岭。然而，在此之前，欧盟（欧共体）与中国在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及全球战略方面的关系波折不断。在双边经贸关系方面，即便是在那些影响中欧贸易健康发展的根本因素方面，欧盟也始终是作为争端的挑起者和裁决者出现的。这一时期，欧盟对华贸易实施歧视性的政策，如欧盟在对外贸易政策上把区域之外的贸易伙伴划分为五类，中国一直被列在第五类（注：欧盟从本身的利益出发，按政治经济体制、地理区域、历史因缘以及与欧盟的关系将世界各国划分为五类，其中，第五类为中央计划经济国家），由此引申出一些特定的、带有歧视性的贸易管制规则和措施。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将经济建设定位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后，表现出“内向”特征，在国际舞台上保持低调，习惯于“反应式”外交，而较少“主动出击”，尤其是在长达10年的“入关”和“入世”的多边谈判中，较多地选择了战略性的妥协。

由此可见，上述非对称复制动态演化博弈的均衡结果将以较大概率收敛于欧盟选择威胁策略、中方选择妥协策略，这一结论是可信的。

三、中欧经贸关系的对称演化博弈分析

1995年以来，欧盟对中国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强，对华政策也更为主动和积极。从这一年开始，欧盟通过了一系列对华政策文件。1998年的《欧盟委员会通报》报告确立了欧盟对华政策的五大目标，包括通过提升并扩大与中国的政治对话，“将中国进一步纳入国际社会”；通过帮助中国更加充分进入世界贸易体系和支持中国正在进行的经济与社会改革进程，促使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以及提高欧盟在中国的知名度等。从2000年开始，欧盟委员会每隔一两年就对《欧盟委员会通报》的实施情况进行一次评估，同时对未来进行新部署。

中国方面，近年来也开始意识到主动塑造国际形象的重要性，通过采取积极外交，在地区和全球事务的态度上也表现出更加主动的态度。2003年，中国发表了首份对欧盟政策文件——《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这一政策文件的发表同样反映了中国外交的主动性。而中国综合国力的大幅提高和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也使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发言权空前强大。另一方面，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使欧盟不能忽视，由于在双边经贸关系中双方都无力承担因经济关系破裂所造成的巨大损失，在这样的背景下双方形成了力量上的相对均衡。下面对这一对称情形下的长期演化博弈进行分析。

对称博弈的收益矩阵如表8-2所示，这种博弈的特征是两个博弈方在策略和利益方面都是对称的，这意味着博弈双方选择同一策略的概率是相同的。因此，博弈方欧盟和博弈方中国究竟是在哪个位置进行博弈并无区别。这种博弈在演化博弈中适合用相似个体组成的群体成员之间随机配对和反复博弈的分析框架来进行分析。具体到中欧双边经贸关系的博弈中，就是中国、欧盟选择“威胁”或“妥协”的同一策略概率相同。

表8-2　对称演化博弈的双变量矩阵

表8-2中，各变量的含义为：v代表双方存在经贸往来时的经济利益，c代表争夺中失败一方的损失，d为双方策略都为威胁时所遭受的利益损失。假定d＞c＞v＞0，其他与前文非对称博弈的假设相同。

在博弈过程中，博弈双方都反复使用各种策略，一段时间后将达到一种演化稳定均衡。假定这是一个在理性层次较低、学习速度较慢的大群体成员中随机配对、反复进行该博弈的演化博弈问题。在这里，“学习速度慢”指的是向优势策略的转变不是通过所有博弈方同时实现的，而是逐渐实现的。假设威胁策略被选择的概率为x，妥协策略被选择的概率是1—x，且这一概率选择为双方的共同知识，则可以构建双方分别选择威胁策略和妥协策略的期望收益U 1和U 2及双方的平均收益－U：

令d x/d t为选择威胁的博弈方在群体中比例的时间变化率，则采取威胁策略博弈方比例x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令d x/d t＝0，解方程得x＝1，0或c/d。

通过分析三个稳定点，可知：

（1）如x＝1，即此时所有的博弈方都选择威胁策略，由于博弈群体中没有一方选择妥协策略，则选择威胁策略的博弈方没有模仿和学习的对象。因此，x的值稳定不变，博弈方不会改变策略。

（2）如x＝0，则意味着如初始时刻没有博弈方选择威胁策略，那么选择威胁策略的博弈方始终不会出现。对于有限理性的博弈方而言，按照生物演化博弈，一定要有模仿和学习的对象才能进行复制和模仿，所以当x＝0时，没有可以学习模仿的对象，从而导致所有的博弈方都不会改变策略。

（3）如x＝c/d，此时，对于博弈双方而言，选择威胁策略和选择妥协策略的收益相同，因而对于任一博弈方，都没有动机改变策略。

当然，也可很容易证明，在三个均衡点中，只有x*＝c/d才是演化稳定策略，因为F（0）＞0，F（1）＞0，只有F（c/d）＜0。

依此可画出复制动态方程的相位图（见图8-2）：

图8-2　对称演化博弈复制动态方程的相位图

从图8-2中可以看出，x*＝c/d是整个博弈复制动态的均衡解。因而只有x＝c/d是这一博弈复制动态演化博弈的稳定策略。

可以这样理解，如参与博弈的双方地位是对称的，且合作（彼此妥协）的收益和严重冲突（彼此威胁）的损失符合上述假定，那么在双边经贸关系中，如果产生的损失越大，博弈双方越容易采取相互妥协的策略解决贸易争端。当然，在现实中，威胁策略带给博弈双方的可能损失其实很难说是对称的，但是考虑到是在WTO框架下，一般认为双方是在地位平等的机制下解决贸易争端的。因此，中国与欧盟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以谈判、协商等相互妥协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是最优策略。尤其是近年来，中欧多层次政治对话机制已基本建立，官方与民间的沟通渠道保持畅通，双边经贸关系快速稳步发展，一系列援助合作项目成效显著，欧盟在双边贸易等方面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合作态度。

四、结　论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到，在双边经贸关系中，任一博弈方的收益不仅取决于自己选择的策略，同时也依赖于其他博弈方的行为，而且所有博弈方在进行策略选择时都会将这种影响考虑在内。在非对称的情况下，博弈双方之间的关系是“单向依附”的，劣势一方所能选择的策略空间有限，优势一方则无须考虑对方的“报复”行为，所以其策略在很大概率上会选择非合作的态度。而在当事双方对称的情况下，如果发生贸易摩擦，如所有博弈方都选择威胁策略（可置信的威胁），双方的可能损失都会很大，因而双方都选择妥协策略将是一个有效的均衡。

贸易争端的解决取决于所有博弈方在重复博弈时、对是否选择不合作所进行的短期成本与长期收益的权衡。为争取中国在面对中欧贸易争端时的更大回旋空间，必须增强自己在WTO框架内的可置信的威胁能力，而要做到这一点，增强综合国力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