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育政策的选择

三、中国生育政策的选择

就目前而言，中国并不是属于低生育水平的唯一国家，其他如欧洲部分国家、韩国、日本等都已经进入了低生育水平的行列。那么，先来看看以下一则新闻报道：

韩国43年来首次出现鼓励生育标语

据韩国《朝鲜日报》报道，随着低出生率时代的到来，韩国首次出现了“鼓励生育”的标语。

大韩家庭保健福利协会6月27日说：“为了提高急剧下降的出生率，我们募集了一些鼓励生育的标语，并在25日确定了获奖作品。当选的标语将制成海报，从下半年起分发到全国13个支部，以公共汽车广告等方式进行大规模宣传。”韩国上世纪70年代每对夫妇平均生育4个子女，但在80年代降到了2.8名、90年代降到了1.59名、2002年降到了1.17名，呈现出急剧下降的趋势。

此次获奖的标语有：“爸爸，我一个人很孤单，我想要弟弟妹妹”（大奖）、“两个子女比一个子女幸福，三个子女比两个子女幸福”（金奖）、“多支蜡烛当然比一支蜡烛的光更明亮”（银奖）、“留给子女的最大遗产是兄弟姐妹”（铜奖）等。

中国日报网站2004年6月28日

目前不少类似的国家都开始希望能够提高本国的生育水平，这似乎已经成为低生育水平国家的必然趋势。同样的近年来有不少国内学者已经提出应该对我国的生育政策作出调整，即使是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也针对我国的生育政策问题开始进行认真的研究。那么，我国的生育政策是否真的应该调整呢？如果应该调整的话，是应该如何调整呢？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关键的战略问题。说它是战略问题，那是因为人口的生育政策将会影响到我国今后的人口年龄结构及其发展、劳动力供应状况、就业状况、人口老龄化及老年人口保障、甚至于还涉及国防安全与外交关系等等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

笔者曾于2000年在《人口与经济》上发表了题为《低生育率条件下的中国人口控制》的文章。⁽¹³⁾该文在简单介绍了针对低生育条件下的中国人口控制问题存在的截然不同（甚至相反）的两种观点后，论述了人口数量控制与几种人口现象的关系，详细论证“为什么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控制人口数量’仍然是首要任务？”和“为什么在目前低生育水平下，在坚持控制人口数量的前提下，生育政策不需要微调？”两个问题。该文最后指出，“我国的人口控制政策仍然不能有丝毫的松动”；我们必须从战略高度认识“中国人口必须控制”这一经历了百年争论与探索的结论；必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对中国人口问题的各方面都要有更清醒的认识；必须将“控制人口数量”作为首要任务；而且，在目前的低生育水平下，在坚持控制人口数量的前提下，对现行生育政策需要进行调整的结论仍需要审慎考虑！

笔者现在仍然如此认为。尽管不可否认的是，严格控制人口数量的生育政策将会带来一系列的人口现象，并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之间产生不协调，进而产生上述的和未述及的种种社会问题，同时也会带来诸如人口安全之争论，但首先应该看到的是人口总量的问题。人口总量之大所造成的社会经济、资源与环境的种种压力迫使我国不得不以控制人口总量为首要的任务。有关的这些论调，如“总量大，人均少”的各类指标统计结果等都已经有着很多的论述了。

其次，如果从上述的各类人口问题来看，我仍然赞同所说的“人口现象”与“人口问题”之间的区别的讨论。人口现象只能是在被认为与社会经济发展、制度变革之间不相适应、不相协调的时候才能被称之为“人口问题”。正如我国人口的相对凝固性仍然沿革着几千年的传统（尽管迁移活跃程度有所提高），我国的迁移活跃程度更是远低于其他国家，那么试问，在其他国家不被称为问题的人口迁移与流动，在我国却为什么被视为“盲流”而带来这么多的社会问题呢？根源还是在于社会制度安排。

另外，就以由生育率下降而引起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来看，如果相应的各种社会制度比较完善、经济能力有所保障、社会支持（如老年护理等）相对充分，那么也同样能够相信由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应该可以得到合理的解决。因此，发展才是硬道理。只有发展了，并且能够关注到社会问题的解决，那才会起到真正的实际效果。更何况，人口老龄化的真实含义只是在于比例问题，而不在于规模问题。如果改变生育政策，当前所提高的生育率带来更多的低龄组人口，同样将在今后产生另一个新的老龄化的过程与高峰。那么，试问，更好的情况是哪一种呢?是为避免更大的老龄化高峰而坚持当前的生育政策，克服短暂的（二三十年左右）的人口老龄化过程呢，还是以更大的规模、更为高水平的更为久远的未来人口老龄化高峰而来缓解今后一段时间中的老龄化高峰呢？我想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如果说，人口规模的减少、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会引起劳动力供应不足，那么我想试问，在2004年年初时被媒体所关注的“民工荒”问题又如何解释呢？在回答这一问题时所强调的则是素质结构与需求之间的不平衡性。如果人口的受教育水平不提高，那么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和经济发展，即使是有再多的人口，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劳动力，同样也会引起类似于“民工荒”的劳动力短缺现象。而我国目前产业结构的升级已经逐步展开，但与此相适应的教育质量与教育管理体制却并未改善，那么今后的劳动力供应不足现象仍然会时有发生。

再次，我们应该更审慎地看待、仔细阅读、重新理解我国的生育政策。事实上我国的生育政策并不是纯粹的一孩政策。⁽¹⁴⁾正如制定计划生育政策时所提出的，它只是牺牲一代人的利益。这也就是说，如果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那么他们可以生育二个孩子。因此，真正出现“四二一”家庭的形式相对也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而不像媒体所报道的那么严重。同时，生育政策也强调“开小口”的措施，即对于某些特殊家庭户，允许生育二胎。部分省市在原有的严格限制的情况下，已经缓慢地逐步放开生育二胎的限制。因此，坚持控制人口问题的生育政策，并不意味着毫无余地地严格执行一孩政策。

我仍然愿意用原先的那段话来结束对这一战略问题的答案：

经过百年曲折迂回、充满苦涩的争辩和探索，取得了“中国人口必须控制”的共识，在今天，我们更应该从战略高度认识这个结论；必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对中国人口问题的各方面都要有更清醒的认识，必须将“控制人口数量”作为首要任务；而且，在目前的低生育水平下，在坚持控制人口数量的前提下，对现行生育政策需要进行调整的结论仍需要审慎考虑！千万不要“好了疮疤忘了痛”！更不要“疮疤”还未好就忘了痛！⁽¹⁵⁾

【注释】

(1)查瑞传：《北京市几代妇女婚姻生育的变化》，《人口研究》，1983年第1期；引自《查瑞传文集》，中国人口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

(2)曾毅：《中国1991—1992年生育率是否大大低于更替水平》，《人口研究》，1995年第3期。

(3)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1993年。

(4)郭志刚：《对中国1990年代生育水平的研究与讨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工作论文，2003年11月。

(5)郭志刚：《对中国1990年代生育水平的研究与讨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工作论文，2003年11月。

(6)郭志刚：《对中国1990年代生育水平的研究与讨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工作论文，2003年11月。

(7)丁峻峰：《浅析中国1991—2000年生育模式变化对生育水平的影响》，《人口研究》，2003年第2期。

(8)顾宝昌：《综论中国人口态势——与实践的对话》，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KIHASAUNFPA，Sex Preference for Children and Gender Discrimination in Asia（亚洲的儿童性别偏好和性别歧视）,Seoul:Korea,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Social Affairs, 1996.转引自解振明：《引起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三要素》，《人口研究》，2002年第5期。

(9)解振明：《引起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三要素》，《人口研究》，2002年第5期。

(10)1990年全国分城乡、分性别的平均预期寿命分别为：城镇男性：70.70岁；城镇女性：75.05岁；农村男性：67.59岁；农村女性：70.91岁（涂平等，2003）。

(11)以下部分内容的思想引自穆光宗、苗景锐：《人口现代化和生育现代化：人口发展和计划生育工作的根本目标》，《人口学刊》，2002年第6期。

(12)王树新：《人口与生育政策变动对代际关系的影响》，《人口与经济》，2004年第4期，第13—14页。

(13)周皓：《低生育率条件下的中国人口控制》，《人口与经济》，2000年第5期。

(14)郭志刚等：《人口研究》。

(15)周皓：《低生育率条件下的中国人口控制》，《人口与经济》，200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