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生态资本战略实施中的理论认识和实践

（二）我国生态资本战略实施中的理论认识和实践

1、我国生态资本战略的理论研究

我国开始对这一问题进行关注和研究，特别是对可持续生态经济、“生态资本”发展理论的具体问题的研究，是近年来的事。我国生态经济学家刘思华所著的《当代中国的绿色道路》（1994）和欧阳志所著的《生态化——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实质与方向》被认为是开创我国可持续生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的先河之作。随后，严立冬教授在他的专著《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创新》（2002）中提出了“生态创新的目的就是要增加生态环境系统运转的生态资本，增强生态环境系统的转化能力，提高自然物质和经济物质转化效率，从而提高生态环境系统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供给能力及其对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严立冬甚至还探讨了投资盈利与生态环境保护的问题。刘红、唐元虎在《现代经济增长：一个制度作为内生变量的模型预测》（2001）中，把生态资本战略看作是促进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的内生变量。但真正把生态资本作为指导整个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但我国的一些省市已经把生态经济或“生态资本”作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战略，加以应运和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2、我国在“生态资本”战略实施中区域发展模式分析

（1）从经济谷底冲出的海南模式

1995年，受“泡沫经济”破碎影响，海南经济发展进入低谷，增长率只有4.3%，1996年是4.8%，1997年虽有好转，也仅仅是6.7%。之后，海南省开始反思，重新审视自身的优劣势，认为海南的最大优势就是生态。1999年省人大立法实施生态立省后，摆脱了连续多年的经济低迷状态，经过了一个短暂的恢复和生态储备阶段后，从2002年开始进入了加速增长阶段，近两年的GDP记录一再被刷新，接近、超过了15%，。（见图1-8）在海南模式中，生态村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载体，高效农业的质量和效益明显提升，农业的基础地位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加强，新兴工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以旅游业为龙头的现代服务业向规范化、产业化、国际化迈进，第三产业对全省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十分明显，三次产业结构明显优化。（见图1-9）实现了经济既快速成长、生态文明建设又成果斐然健康发展。

图1-10海南省理念生产总值变化周期图：

图1-11海南省三次产业结构变化比较图：

图1-12海南省2007年前三季度三大成也生产总值比例比较图：

（图表及数字见注）

（2）变生态原系统为有形化资本的江苏高淳模式

高淳县在江苏省是一个欠发达县，但具有良好的原生态系统，2003年，高淳县在获得国家级生态示范区的殊荣后，投入资金11.6亿元，全面实施了124项重点生态工程，经过近两年的不懈努力，使高淳县的生态“原系统”，迅速变成了生态“有形化”资本，产生了不可估量的“附加值”。据专家对“高淳县绿色工程生态效益”的经济计量评估，其生态价值已接近10亿元，这一笔巨大的隐形财富也变成了生态有形化资本，吸引了一批生态产业、环保产业、生物工程项目等新兴产业，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3）一心一意建设生态城市的贵阳模式

贵阳市也曾与其他城市一样，试图走工业化的路子，发展重化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但始终无法与先进地区竞争，差距越拉越大。贵阳的决策者们经过反思认为，硬跟别人比GDP是不明智的，后发城市的崛起，要“赢在下一步”，必须扬长避短，走比较优势的路子。生态优势是贵阳最大的比较优势，建设生态城市，是贵阳变生态资源比较优势为经济社会发展优势和城市建设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切入点。基于此种认识，贵阳全力加强生态建设，并于2004年被授予全国首个“国家森林城市”称号。贵阳不追求GDP，一心一意建设生态文明城市是承受着巨大压力的，资料显示，面积比贵阳小、人口比贵阳少的呼和浩特市，2000年GDP比贵阳少96亿元，但到了2006年超过贵阳近300亿元，面对这种反差贵阳依然不急不躁，依然一心一意搞生态，实现了“赢在下一步”。目前贵阳不仅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40%以上，中心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343天，而且贵阳规模巨大的城市林业资源成为贵阳发展循环经济和新兴产业的资源放大器和“致富矿”，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江苏南京高淳经济开发区

（4）跳出资源型城市窠臼的山西模式

山西是资源大省，特别是煤炭资源，给山西省带来了丰厚的收益，同时也面临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的生态的灾难，这就是经济学界称之为“荷兰病”的资源变包袱的发展窠臼。山西省针对这一问题，及时寻找出路，在调整经济结构，延长产业链的同时；走生态经济的路子，一方面，将环境准入制作为加强宏观调控、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手段，两年间省本级否决不符合环保要求的项目200多个，涉及投资额达360多亿元。另一方面，加大对生态的投入，，走生态经济的路子，利用生态资源的“育土”“养民”“弘文”的功能，调整产业结构，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发展旅游业，带动新兴产业，最后达到“致富”的功能。经过几年的努力，山西省的几个资源型城市，成功脱离了“荷兰病”的怪圈，走出了资源型城市发展的窠臼。^[1]

（5）突出贫困与生态恶化重围的毕节模式

毕节位于贵州省西部，人口逾576万，1987年，全区人均产值仅为288.9元，绝对贫困人口占60%，农民人均纯收入200多元，人口自然增长率高达21.29‰。人口膨涨的生存压力迫使农民陡坡开荒，生态环境迅速恶化，人与自然严重对立，贫困与生态恶化互为因果，被联合国定为“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1988年国家批复毕节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开始了绝地求生之路，山顶植树造林“戴帽子”，山腰退耕还林“系带子”，坡地种牧草和绿肥“铺毯子”，山下建基本农田“收谷子”，庭院多种经营“抓票子”。大力发展烟叶、“经”“果”林业和马铃薯产业，把发展经济、农民增收和保护生态有机的结合起来。开发煤电、水电项目形成支柱产业，毕节的煤炭资源和水资源，正在通过环保途径转变为经济优势。近20年来，毕节地区经济总量增长14倍，财政收入增长近18倍，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近11倍，森林覆盖率提高20个百分点，人口出生率下降13个千分点，贫困人口数量从312.2万人减少到52.9万人。人与自然和谐良性循环。成为“两江”上游的生态屏障、中国南方的能源和原材料基地、新兴的旅游胜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