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物价之争与奢侈品进口税率之争

三、短视的“消费者利益”可能恶化中国贸易政策取向：中外物价之争与奢侈品进口税率之争

自废武功风险的另外一个源泉是短视的“消费者利益”可能迫使中国贸易政策背离正常的产业发展导向，从而使得中国制造业面临大大恶化的、甚至是逆向歧视的市场环境，原本拥有的庞大国内市场优势被消弭于无形。

一个正常国家贸易政策的出发点是保护国内产业，遏制国内居民对进口奢侈品的消费，提高资本积累，以增强本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地位。为此，设置关税等进口壁垒的原则应当是：初级产品进口壁垒低于制成品，零部件进口壁垒低于整车整机，消费品高于生产原料，奢侈品进口壁垒高于中低档消费品。任何一个国家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都必须奉行上述原则，对于一个有志于赶超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要实现经济赶超目标，上述原则尤其必须坚守。

近代史上我国贸易政策全面背离上述原则是在鸦片战争后的半殖民地时期，彼时西方列强利用他们强迫中国签署不平等条约而得来的协定关税权力，迫使中国接受了几乎是当时全世界最低的制成品进口关税率，以至于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针对英国人主导制定的中国1858年税则发问：“哪个国家有像中国这样的对外贸易税则呢？”^[21]在那样的海关税则之下，新生的民族工业必然步履维艰，只能抓住欧洲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暇东顾之类“机遇”而生长于夹缝之中。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海关税方才全面回归上述原则，至今未变。例如，按照《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我国非供零售用的棉纱线（税号5205）入世后最终约束税率为5%，供零售用棉纱线（税号5207）税率为6%，棉机织物（税号5208）税率为10%，棉制男衬衣（税号62052000）税率为16%。即使是外资在国内设厂生产的产品，理想的状态也不是让它们把高、中、低不同档次市场“通吃”，而是要能够给国内民族产业留下生存的空间和赖以起步的“根据地”，让民族产业能够从较低档产品起步，逐步壮大，最终能够与西方企业、西方品牌较量。中国得以按照自己的长期利益而实践上述关税制定原则，这是我们的先辈付出了数千万人牺牲代价方才赢得的权利，然而，随着社会变迁，在短视的“消费者权益”和“民生”之类旗号下，中国面临不是因为外部压力、而是因为内部压力而背离上述原则的风险，在失真的中外物价对比之争中，在片面的成品油价格之争中，在爆炒的奢侈品进口税率之争中，这一风险一再暴露。

（一）“中国物价高于美国”？——比较错位造成的结论失真

中国居民生活质量远远高于按市场汇率折算为美元后同等平均收入在美国的生活质量，这是国际经济学界和政界一致公认的常识，但近年来“中国物价高于美国”之说开始流传，2010年初，知名经济学家左晓蕾女士一篇《中泰物价之比让人困惑》令此说进一步升温，引发了一系列反响。这两种判断的反差向中国经济及其政策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些物价比较有些反映了中国经济生活中的价格泡沫问题，如左女士文中提到的海南旅游区餐饮价格泡沫，以及已在全社会激起强烈反响的房地产价格泡沫。但就总体而言，这些物价比较在样本选择、商品销售周期、区域等方面发生了错位，比较对象选择不当，因此结论失真，由于忽视了关税和产业发展政策等因素，这些说法对价格现象的意义评判也是错误的。

剔除一贯非理性主张贸易自由化、反对“民族产业”概念的论者，在比较认同民族产业和民族经济概念的论者中，主张“中国物价高于美国”说有代表性的文章有以下三篇：左晓蕾所著《中泰物价之比让人困惑》，张庭宾所著《中国物价为何比美国、泰国高》、（《第一财经日报》，2010年4月19日），以及新华社驻美记者刘洪所著《“中国制造”凭什么国外比国内便宜》（《经济参考报》，2010年4月13日第8版）。据左晓蕾女士文中所述，她2010年春节期间在泰国开会旅游度假之余，顺便全面考察了该国交通、酒店、购物、餐饮等生活各个方面的价格，发现所有的价格都比中国同类消费便宜，皮尔·卡丹衬衫价是中国的五分之三，而泰国最新人均GDP为3939美元，中国最新人均GDP为3687美元，人均GDP更高的泰国物价水平却低于人均GDP较低的中国，令她感到困惑。而且，左晓蕾女士和其他人在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都遇到过物价低于中国同一商品价格的现象。左晓蕾女士文中提到，按1欧元兑11元人民币的汇率折算，某一法国制造服装的中国售价几乎高出法国售价一倍，按照1美元兑8元人民币的汇率折算，加州机场商店的美制风衣价格不足北京赛特商场该款风衣价格的五分之二，若按1美元兑6.8元折算，则价差更大。

新华社驻美记者刘洪在《“中国制造”凭什么国外比国内便宜》一文中提及，同一款Coach拎包，在北京西单可能要价2000元人民币，但在美国的Outlet可能只要不到100美元（不足人民币680元）；同一款Hugo Boss西服，在国内精品店标价动辄上万元人民币，而在美国百货店一般300—400美元，折合人民币2000—2720元；华盛顿距市区30分钟车程的独栋别墅20万—40万美元，北京同等地段相同房子价格则要高得多。最令人惊讶的是，西方商场中这些比中国国内价格低很多的商品，许多带有“中国制造”标签。

倘若只看这些商品价格，“中国物价高于美国泰国”结论自是不错，问题是上述比较存在一系列错位，导致结论失真。

首要的错位是样本选择。这些作者在这里用以比较的是哪个居民群体的消费？他们用以作为衡量标杆的那个群体能否构成各国居民的主体？他们消费的商品和服务价格能否代表一国总体物价水平？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居民收入和财富水平天然趋向分化，不同居民群体所消费的商品与服务差异很大，经济体制取向和开放经济将进一步拉大发展中国家居民群体的消费差异。首先，在汲取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经验的基础上，“二战”以降的西方国家普遍推行了一系列收入再分配措施，从而缓解了收入和财富两极分化的程度；相反，在缺乏强有力政府或全面推行市场化改革的发展中国家，收入和财富的两极分化达到了惊人的地步，从而加大了不同居民群体的消费差异，这一点，我们从改革后的中国和转轨后的苏联东欧可以看得很清楚。同时，在开放经济体制下，不考虑“发展国货”等思想驱动下的行为决策，发展中国家消费者天然更加倾慕发达国家制造或有发达国家品牌的消费品，西方名牌赝品流行、西方大路货品牌在发展中国家往往当做高档品牌销售等现象就表明了这一点。而这些消费品真品往往又价格高昂，中低收入群体受预算制约而主要或完全选择廉价商品，高收入群体则会选择较多的高价西方商品，其消费模式往往与发达国家同类群体差异甚小，但该国居民群体消费差异比封闭经济环境下进一步拉大。

在这种情况下，用以衡量一国物价水平的标杆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等收入及低收入普通居民所消费的商品与服务价格，而不是少部分高收入群体的消费价格。片面市场化的发展中国家两极分化严重，高收入群体更小，其收入和财富对普通居民同胞的倍数更多，以他们的消费作为衡量全国物价水平的标杆，扭曲程度更为严重。

出去开会旅游度假之际仍不忘关注考察价格，这一点确实体现了左女士的敬业精神，问题是她考察的对象恐怕不具备足够代表性。左晓蕾女士夫妇均为著名经济学家，拥有高薪工作，日常消费接触的发达国家制造或有发达国家品牌的消费品甚多，笔者承认他们夫妇的衣着、消费品味比本人高一大截，她在文中用以比较的是皮尔·卡丹衬衣、法国制造服装、美制风衣等高价西方品牌，北京赛特商场这种以奢侈品而闻名的购物场所，以及在泰国开会旅游度假的地方，这些场所、这类商品的价格完全不足以代表一个国家整体物价水平。刘洪用以比较的Coach拎包、Hugo Boss西服之类也是如此。

上述比较的误区还包括销售周期错位，即将销售周期不同阶段的商品价格拿来比较。服装、皮具、电器等时尚型消费品整个销售周期可以划分为“上市—流行—退市”三阶段，同一商品在退市阶段的价格远远低于在上市、流行两个阶段的价格，特别是高档品牌，新上市货品在高档商场黄金柜台销售，退市货品可能就会沦落到尾货商场之类清仓处理。越是高档品牌，越是时尚特征显著的消费品，销售周期内的价格变动幅度越大。因此，要跨地区、跨国比较同一商品的价格，应采用同一阶段、同类销售场所的价格数据，方才不致于扭曲结果。而在刘洪所列举的例子中，虽然销售的是同一款Coach拎包，但美国所谓“Outlet”本质是尾货折扣店，与注重销售时新货品的北京西单大商场绝非同一档次销售场所，两者销售的同一货品也并不处于销售周期的同一阶段。

至于同一商品流行周期美欧往往领先中国一步两步，西方中档品牌在中国往往当做高档品牌销售，这些现象很大程度上源于发展中国家国内消费者对发达国家品牌与时尚的盲目追捧，而只要中国尚未完成对西方的全面赶超，这种现象就难以彻底消除。

上述比较的错位之三是区域错位。考虑到区域发展落差问题，左晓蕾文中提出，人均GDP更高的泰国物价水平却低于人均GDP较低的中国，这一点很可能也是误读。区域发展失衡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其他条件相同，国土越大、地理越复杂，区域发展失衡越严重。中国区域发展落差很大，就各地全体居民人均消费而言，2008年北京为20346元，上海为27343元，贵州仅有4426元，^[22]上海、北京分别为贵州的6.2倍和4.6倍；按地区人均生产总值衡量，2008年上海、北京、贵州分别为73124元、63029元和8824元，^[23]上海、北京分别是贵州的8.3倍和7.1倍。与中国相比，泰国是个自然条件要好得多的滨海小国，区域发展失衡未必有中国这么大。这样，尽管左女士援引的泰国人均GDP数据为3939美元，高于她援引的中国人均GDP数据3687美元，但就左女士生活和工作较为熟悉的北京上海等东部大城市、乃至整个中国东部沿海而言，与她2010年春节在泰国旅游度假所在的地方相比，与泰国发达地区相比，人均GDP可能不是较低，而是持平，甚或较高。

进一步考察近年修正后的中泰两国GDP数据，这一点可以看得更加清楚。2008—2009年，泰国人均GDP分别为3670美元、3760美元，按照当年汇率分别折算为人民币25488.5元、25684.6元。对应年份中国人均GDP分别为23708元、25605元，按照当年汇率折算分别为3413.6美元和3748.4美元，略低于泰国人均GDP，但2008年中国有1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人均GDP超过泰国，其人口合计数亿，远远超过泰国的5000余万人口：北京、天津、内蒙古、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到2009年，人均GDP超过泰国的中国省级政区中又增添了吉林。到2010年，中国人均GDP为29762元，按当年汇率折算为4396.48美元，已经超过了泰国。^[24]

关于刘洪文中提及的北京房产价格高于华盛顿现象，同样存在区域错位问题。毫无疑问，中国房地产市场泡沫成分相当可观，但即使剔除资产泡沫成分和外来高收入买家的影响，房产价格也不可能仅仅取决于各地收入水平。其他条件相同，人口密度越高，房产价格越高；工商产业越发达，房产价格越高。中国人口密度远远高于美国，2007年中国全国平均人口密度为141.52人/平方公里，美国为32.92人/平方公里，^[25]中国人口密度为美国的4.3倍。由于中国国土中荒漠、高原、雪山等不宜居住区域所占比例明显高于美国，宜居区域人口密度与美国相比又超过了4.3倍。具体到华盛顿，人口在1950年达到最高峰时也不过802178人，此后便逐步减少，近年人口在五六十万上下，而北京常住人口2009年末已经突破1755万人。即使把华盛顿周边弗吉尼亚、马里兰、西弗吉尼亚三州邻近城市包括进来，根据美国统计局人口统计署2010年3月发布的统计数据，整个华盛顿-阿灵顿-亚历山大都会区（Washington-Arlington-Alexandria，DC-VA-MD-WV）2009年人口也不满428万人，^[26]不足北京同年常住人口的1/4。而且，北京是中国重要的经济中心，华盛顿市则没有工业，商业也不发达。在这种情况下，拿北京房价与华盛顿相比是不恰当的，必定夸大北京房产价格泡沫的程度；将北京与纽约房价比较更为准确。

餐饮价格比较同样存在区域错位问题。如左晓蕾文中提及的中泰两国国内泰餐价格，因为消费者的求新求异心态天然会使得餐饮在其尚未成为主流的异地价格高于本地，看看国内大城市中外省风味餐馆的价格就不难理解这一点。

（二）从国家稳定与长期发展目标角度理解价格现象

无论是为了宏观经济稳定，还是为了长期经济发展，对于一个国家而言，都不是物价越低越好。近年舆论中把中国某些价格高于别国当做中国不如别国之处，实际上这些价格差距恰恰反映了中国在宏观经济稳定性和长期发展上的成功，至少部分如此。

左晓蕾文中提到，曼谷出租车当时起价7元人民币，如果打表，价格一般比京沪等城市便宜40%。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有多种原因：首先可能应归咎于我国出租车管理体制被利益集团绑架太紧，出租车司机上缴的“份钱”过高，而出租车公司提供的服务与此不相应。笔者虽然去过泰国，但时间较短，不清楚泰国是否也存在类似问题，鉴于东南亚国家黑社会等问题比中国严重得多，泰国存在类似问题的概率至少不低。

其次可能是因为泰国燃油补贴较高。但燃油补贴制度对国家而言实非好事，因为这一制度不仅激励了居民浪费能源，燃油补贴日益成为政府财政的沉重包袱，成品油进口国还要为此在贸易收支上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从而提高该国陷入货币金融危机的风险。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中，东南亚国家宏观经济稳定性的这一软肋已经相当明显，甚至绑架了政治稳定性，以至于印尼从此处着手反危机时却引爆了大规模政治动乱，最终政权更迭。2002年以来世界能源价格暴涨，某些国家燃油补贴对宏观经济稳定性的威胁再度凸显。作为全世界数一数二的石油进口国，我们如要改善出租车价格过高问题，应当拿不合理出租车管理体制开刀，不宜指望靠增加燃油补贴的错误办法解决。

对于指责中国油价过高而称赞美国油价者，亦可作如是观。一般而言，为了巩固一国宏观经济稳定性，除国民一日三餐所系的基本粮食外，对消耗量巨大而又依靠进口的商品以制订较高价格为宜，以便抑制浪费，激励居民和企业提高效率或采用替代品，减少贸易逆差。尽管美国有作为全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军事和政治霸权可以倚靠，还能够继续用无成本美元换取进口石油，然后由政客们为了国内选票而维持较低油价，但由此造成的财政、贸易收支、环境污染等包袱终将令美国难乎为继。某些中东产油国国内市场上汽油价格比水还低，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不仅有高额补贴，同样也包括贸易收支，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炼油能力，成品油需依靠进口。

在产业发展政策框架下的成功的贸易政策，应当着眼于促进本国产业发展，以及满足国内居民的必要消费需求，而不是满足其追求西方名牌之类虚荣的消费欲望，雄心勃勃力图“赶超”的发展中国家尤其需要牢记这一点。为此，各国不仅在经济“赶超”阶段经常运用关税、质量检验检疫、汇率等各类贸易壁垒阻碍制成品进口，就是在已经跃居发达国家之后，各类进口壁垒也屡见不鲜。目前我国已经消除了外汇缺口约束，一部分消费者追逐国外名牌不至于危机我国国际收支平衡，我们已经有条件对这种盲目追捧宽容一点，只要中国尚未完成对西方的全面赶超，这种盲目追捧也难以彻底消除，但我们的贸易政策不应以便利、满足这种对外国时尚消费品的盲目追捧为目标。

由于这种“发展导向”的进口壁垒与高收入群体（通常也是该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精英群体）的消费欲望相悖，与发达国家利益冲突，能否有效做到这一点，决定了一个发展中国家赶超的成败，也是衡量一国独立自主和政府行动能力的重要标杆。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经过109年浴血奋斗方才赢得制定这种“发展导向”进口壁垒的权力，以及将其付诸实施的能力。相比之下，1949年之前的中国政府和直到现在的很多发展中国家政府都没有这样的能力。因此，纵览世界经济发展史，我们时时能够看到，为了满足自己对进口消费品的欲望，拥有较大话语权力的高收入精英阶层绑架政府决策，不惜牺牲国民经济发展的整体、长期利益。

一般而言，适度的本币贬值能兼顾促进出口和抑制进口双重目标，对本国经济增长有正面作用，因此，自主性较强的国家往往诉诸本币贬值手段以刺激本国经济，国际收支压力较大、对出口产业依赖性较高的国家此种动机更强，经济危机也常常会强化各国本币贬值动机，以至于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时期形成了各国竞相实施“汇率倾销”的全面货币战，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后，“货币战争”一词也一炮而红，风靡世界。正是为了遏制各国无秩序诉诸本币贬值手段以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谋求不对称收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明文规定其基本宗旨之一便是“促进汇价的稳定，维持会员国间有秩序的外汇安排，并避免竞争性的外汇贬值”（《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一条“宗旨”第3款）。在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的数十年实践中，关于是否应将本币贬值视为变相扭曲性出口补贴的争议也始终没有停息。然而，就是这样一件公认为有利于本国经济的政策工具，1968年的秘鲁政府和1971年的加纳政府实施未久，自身便宣告垮台。之所以如此，原因是这两个国家政治经济精英群体日常生活消费高度依赖于进口消费品，本币贬值政策虽然有利于国民经济整体，却导致进口消费品价格上涨，损害了这些群体的短期狭隘利益，他们便运用自己的政治经济影响力颠覆了政府。^[27]

从这个角度看，法国、美国制造的服装在中国国内价格远远高于在其母国的价格，表明了中国产业发展政策的成功，值得中国引以为荣而不是引为失败。中国是加工贸易大国，在西方商场销售的商品虽然挂着“中国制造”标签，但往往是原料和市场两头在外，仅在中国完成加工环节。这样的“中国制造”成品倘若要进入中国国内市场销售，需要缴纳一定关税，仅关税一项已经足以让其中国价格大大高于西方价格了。在加工贸易方式下，Hugo Boss西服在中国工厂完成加工缝制即可挂上“中国制造”标签行销西方母国市场，但若要进入中国市场销售，如以61031100税号进口，根据《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须缴纳25%进口关税。关于左女士见到的法国品牌皮尔·卡丹衬衫在泰国价格是中国价格的五分之三现象，不管这是加工贸易出口之后再以成衣名义进口，还是直接在国内制作、国内销售，这样的价格都表明泰国的关税和流通体系运行结果是没有给民族产业留下更多空间。2011年12月下旬，我借赴泰国公务之机，利用闲暇时间在中国大使馆所在拉差达路上的绿宝石酒店、Tops Market大型超市、Office Depot办公用品超市、商场等处抄记了约100个货物和服务价格数据，包括食品、办公用品、酒店自助餐等，回国后与北京新侨诺富特酒店、华润超市、苏宁电器、烟酒店等处对应价格对比，结论是中等收入者所需日常蔬菜肉食、啤酒、办公用品等价格国内较为便宜，较高收入者所需及属于非必需较高消费的高星级酒店餐饮、洋酒、西方品牌糖果、苹果iPad平板电脑等价格泰国较为便宜。显然，中国的价格体系更有利于保障中等收入者基本生活和本土产业发展。即使是某些中国自主品牌商品，由于关键部件和核心技术掌握在西方跨国公司手里，假如采用加工贸易方式出口，在海外市场销售时承担的关税也完全可能比内销时承担的进口元件关税少。

不管是在国内市场还是国外市场，在西方跨国公司垄断的领域，为了给新起步的中国民族产业腾出发展空间，西方跨国公司选择较高定价对我们是有利的。1995年，联合利华的和路雪冰激凌已经将中国大陆本土主要竞争者全部挤垮，中国居民消费能力也大有长进，和路雪的英国高管决定涨价26%，结果早就对冰激凌市场虎视眈眈的蒙牛、伊利等本土厂商运用从和路雪学来的冷链技术，凭借价格优势挤入市场，迅速成长为中国市场新巨头。^[28]1999年宝洁公司旗下的碧浪洗衣粉宣布提价，希望借此将自己塑造为高端品牌，结果也很快失败。假如占有先行优势的西方公司选择定价只比中国内资竞争者略高，甚至更低，那对我们的民族产业才是灾难。20世纪90年代后期，联合利华在中国为其奥妙洗衣粉确定了“品牌+价格”的市场策略，在保持良好品牌形象的同时把价格压低到高于中国本土竞争者10%左右，为此在1999年一天降价30%，结果是奥妙洗衣粉半年内市场占有率提高3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