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经济史学界影响不大的原因分析

第六节　对中国经济史学界影响不大的原因分析

美国新经济史革命对中国经济史研究产生了影响，但总体来说，就像对欧洲的影响一样，这场革命对中国的经济史研究影响不是很大。尽管有些中国经济史学者吸收、借鉴了这一方法，但传统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依然占据主导地位。之所以会如此，原因主要有三点:

第一，中国的经济史研究者大多是学历史出身，虽有一些学者对经济学理论和计量方法比较精通，但不是主体。由于接受的是历史学训练，因此，在研究中习惯于使用历史方法，而不大注重其他社学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的运用。当然，也有一些学者，他们接受过经济学理论的训练，还有一些学者虽然经济学功底略差一些，但经过学习，他们也对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有很深的造诣。在经济史研究中，也会运用计量方法和经济学理论。然而，从总体上说，这些都不是主流，中国的经济史研究的主流方法还是以历史方法为主，那种运用新经济史研究方法进行研究的成果不多。

第二，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数据史料虽然丰富，但可用于建立计量模型的数据序列不是很多。如果运用新经济史研究方法，就需要做大量的数据整理工作。这是一项苦差事。首先，需要将数据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提取出来，这是一件非常耗时耗力的工作，如果没有一定的经费支持，没有抱有极大兴趣的学者，恐怕很少有人乐于做此项工作。其次，将数据从史料中挖掘出来还不够，还需要对数据进行比对和甄别，从而去除伪数据和多余的数据。这更是一件难上加难的工作，不仅需要研究机构在财力上给予支持，还需要学者有相当高的学术素养，否则此项工作难以继续。应该说，没有一定的历史学知识，没有相当大的研究兴趣，甄别数据的工作很难完成。可喜的是，目前有些学者和学术机构都在开展数据挖掘和整理方面的研究，并且小有成就。比如，清华大学的李伯重就在整理江南的GDP数据以及反映其结构的各种数据，并且试图将之与同时期荷兰的数据加以比较。

第三，从事经济史研究的学者队伍规模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史研究队伍一直都不是很景气。在众多经济史学家的努力下，虽然学术成果很多，但也遏制不住经济史研究“江河日下”之状态。在经济学的各学科发展中，经济史研究始终不是热门。当然，这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关。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国家需要大量的应用型人才，需要把这种人才充实到银行、保险、金融、制造业企业、国家机关等各种岗位上去。而经济史研究的人才除了教学和科研，则难以将自己投放到市场以迎合市场的需求。因此，相对于其他的经济学科分支来说，经济史研究的人才队伍相对萎缩。在这样一种局面下，自然也就不会有学者专门从事新经济史方面的研究了。

这三点原因决定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很难受到美国新经济史革命的强烈影响。有理由相信，随着经济史研究的深入和研究队伍的不断发展壮大，运用新经济史研究方法进行研究的学者会越来越多。当然，这不意味着新经济史研究方法统帅一切，相反，经济史研究局面会呈现一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状态。

【注释】

(1)本章主要讨论美国新经济史革命所带来的方法论上的变化对中国学者进行经济史研究的影响。

(2)陶希圣:《食货》月刊创刊号中《编辑的话》，1934年。

(3)《食货》月刊复刊词，1971年。

(4)1988年，为继承和发扬梁方仲教授的优良学风，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暨南大学历史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明清经济史研究室和中山大学历史系联合举办了“纪念梁方仲教授学术讨论会”。来自全国(含香港地区)的学者参加了这次学术盛会并出版了研讨会论文集。

(5)李根蟠:《中国经济史学形成和发展三题》，收录于侯建新:《经济——社会史:历史研究的新方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86—106页。

(6)刘佛丁:《经济史学创新的关键在于新理论和方法的引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

(7)张宇燕:《假如没有……谈谈一九九三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福格尔》，《读书》1994年第3期。

(8)陈振汉:《社会经济史学论文集》，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83页。

(9)陈振汉:《社会经济史学论文集》，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73页。

(10)陈振汉:《社会经济史学论文集》，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75页。

(11)陈振汉:《社会经济史学论文集》，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85页。

(12)陈振汉:《社会经济史学论文集》，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50页。

(13)陈振汉:《社会经济史学论文集》，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50—651页。

(14)陈振汉:《社会经济史学论文集》，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51页。

(15)陈振汉:《社会经济史学论文集》，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51页。

(16)严中平是中国经济史学会第一任会长，吴承明是第二任。严中平在《科学研究方法十讲》一书中从学科性质、治学作风、选题、积累资料、分析方法和理论联系实际等方面，系统地总结了老专家们的经验，他强调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要多做比较，要破“四就”(即不能就中国论中国、不能就近代论近代、不能就经济论经济、不能就事论事)，立“四新”(即要提出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提出新材料、运用新方法)。

(17)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

(18)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页。

(19)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页。

(20)吴承明:《吴承明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386页。

(21)吴承明:《吴承明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394页。

(22)吴承明:《吴承明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397页。

(23)张仲礼:《理论研究资料开拓和选题调整》，该文是经济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笔谈一部分，《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1期。

(24)唐传泗:《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计量问题》，《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

(25)章有义:《关于近代农业生产计量研究的几则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2期。

(26)彭泽益1942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1945年获武汉大学文科研究所文学硕士学位。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著有《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清代工商行业碑文集粹》等，并有论文《鸦片战后十年间银贵钱贱波动下的中国经济和阶级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计量问题》《中国行会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试述明代植棉和棉纺织业的发展》《近代中国工业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工场手工业》等。

(27)彭泽益:《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计量问题》，《历史研究》1985年第3期。

(28)彭泽益:《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计量问题》，《历史研究》1985年第3期。

(29)汪中《述学·释三九篇》云:一奇、二偶，一、二不可以为数，二乘一则为三。故三者，数之成也。积而至十，则复归于一。十不可以为数，故九者，数之终也。……因而生人之措辞，凡一、二之所不能尽者，则约之三，以见其多;三之所不能尽者，则约之九，以见其极多。此言之虚数也。

(30)彭泽益:《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计量问题》，《历史研究》1985年第3期。

(31)本部分内容主要参考杨聨升:《中国经济史上的数词与量词》，发表于中国台湾《食货月刊》1980年第9卷第12期，第495—500页。

(32)举例来说，《通典》卷6页34下，列出780年(唐德宗建中元年)总岁收的约略数据如下:收到的现金有3000万贯，其中950万贯用为京师的支出，而其余2050万贯则用于帝国境内其他地区。收到的谷物有1600万石，其中200万石供给京师，1400万石供给帝国境内其他地区。《新唐书》卷52页1下，记录了同样数量的现金征收额，可是谷物征收额的数据却不同:京师食用了1600万石，而帝国境内其他地区食用了1400万石。这显然是一大错误，很可能是从《通典》中抄录数据时一时大意的结果。另外三种资料所记载的同年现金征收额为1089．8万贯，而谷物的征收额为215．7万石。虽然这些数据多少比《通典》所载京师消费的数量为大，可是它们的确可以支持《新唐书》错误的说法。

(33)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吴承明:《近代国内市场商品量的估计》，《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

(34)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农业出版社1990年版。

(35)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36)萧国亮:《秦二世而亡的经济原因》，收录于萧国亮:《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独特的“食货”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0—199页。

(37)萧国亮:《清代上海沙船业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考察》，收录于萧国亮:《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独特的“食货”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1—352页。

(38)萧国亮:《关于清前期松江府土布产量和商品量问题》，收录于萧国亮:《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独特的“食货”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1—406页。

(39)萧国亮:《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独特的“食货”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4—68页。

(40)刘佛丁、王玉茹、于建玮:《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41)刘佛丁:《经济史学创新的关键在于新理论和方法的引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

(42)王玉茹:《经济史理论与方法创新的思考》，《南开经济研究》2001年第3期。

(43)陈争平:《在多样化发展中注重历史连续性——新世纪经济史学刍议》，《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44)陈争平:《中国国际收支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45)陈春声:《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18世纪广东米价分析》，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46)赵凌云:《1957—1985年中国经济增长格局的历史剖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3期;赵凌云、向新:《1979—2001年中国经济增长格局的历史剖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1期。

(47)Han_sheng Chuan and Richard A．Kraus，Mid_Ch'ing Rice Markets and Trade:An Essay in Price Histor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5．

(48)王业键曾随费正清(John King．Fairbank)、杨聨升等名家学习，同时跟从近代中国农业史专家柏金斯(Dwight H．Perkins)撰写博士论文。王业键在台大经济研究所期间，受中国经济史专家全汉升教授指导。王业键是研究清代粮价的杰出学者。

(49)Yeh_chien Wang，“Spatial and Temporal Patterns of Grain Prices in China1740－1910”，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Bellagio，Italy，1984．

(50)Yeh_chien Wang，“Food Supply and Grain Prices in the Yangtze Delta in the Eighteen Century”，《第二届中国近代经济史讨论会论文集》，“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89年版。

(51)Yeh_chien Wang，“Secular Trends of Rice Prices in the Yangtze Delta1638－1935”，in T．G．Rawski and L．M．Li ed．，Chinese History in Economic Perspectiv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

(52)其中比较有代表的一部著作是彭凯翔:《清代以来的粮价:历史学的解释与再解释》，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该书对近代中国地方米价的数据进行了系统整理，并对所建立的米价指数进行了计量分析。

(53)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出自《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54)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55)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56)林毅夫:《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57)杜询诚:《金融制度变迁史的中外比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30页。

(58)杜询诚:《金融制度变迁史的中外比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

(59)周其仁:《中国农村改革:国家和所有权关系的变化——一个经济制度变迁史的回顾》，《中国经济学:1994》，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60)盛洪:《分工与交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61)盛洪主编:《现代制度经济学》(上、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62)张宇燕:《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63)樊纲:《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

(64)姚洋:《农业制度与农业绩效的实证研究》，《中国农村观察》1998年第6期。

(65)吴承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

(66)李根蟠:《中国经济史学百年历程与走向》，《经济学动态》2001年第5期。

(67)李伯重:《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2—156页;《历史上的经济革命与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从〈“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引起的反响谈起》，刊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68)李伯重:《中国经济史应当怎么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2期。

(69)李伯重:《中国经济史应当怎么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2期。

(70)李伯重:《历史上的经济革命与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