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产到户的由来和今后的发展

包产到户的由来和今后的发展

——关于甘肃省包产到户问题的考察报告

陆学艺　　王小强

在本人采访张自强、陈得录等领导、组织陇西包产到户的当事人时，他们反复提到当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农经所陆学艺和王小强深入陇西大地调查包产到户的事情。据张自强回忆，当时，陆学艺年龄稍大一点，也就是三十多岁的人，王小强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他们在陇西调研期间，不怕陇西生活条件差，不怕群众家里卫生条件差，深入生产第一线，深入群众家里，了解和掌握了陇西包产到户的第一手生动资料，撰写了很有分量的调查报告，文章不但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办的杂志发表了，而且被甘肃省委办公厅办的一份党内刊物也发了。张自强希望我设法联系上陆学艺、王小强两人。巧的是南开大学的刘纯彬教授熟识王小强，介绍我与王小强在网络上相识。王小强很是感谢张自强书记还记得他，要我代他向张书记问好，并向我寄来了他与陆学艺当年的调查报告，提供了陆学艺的联系方式。事后，陆学艺与我联系上后，他认为编《红崖湾的秘密》一书很有意义，既表示支持，又同意将与王小强合写的文章编出。

——编著者

内容提要

本文作者根据对甘肃部分地区包产到户的调查结果认为：一在自然条件差，生产工具落后，生产者文化水平低的生产力水平上，硬要用行政办法组织吃大锅饭的集体生产，必然产生盲目生产，瞎指挥、财务制度混乱、干部多吃多占，农民负担过重等一系列无法克服的弊病，使广大劳动农民丧失生产积极性，从而使农业生产停滞不前。二在一家一户还能够使用简单的手工工具从事农业生产全过程的情况下，包产到户是适于生产力水平的劳动组织形式。三实行包产到户，是生产关系的一次很有必要的调整，决不是所谓的“权宜之计”。包产到户，不是几千年单干的简单重复，包产到户以后，也不会沿着原来“小队核算——大队核算——公社核算”这样由小集体到大集体，由集体到全民的老框框发展。在全国大工业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包产到户具有广阔的前途，使它有可能成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起点，成为由自给自足的小生产向专业化、社会化生产和新的联合组织过渡的一个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

1980年8月25日到10月1日，我们在甘肃省农村调查，先在省里听了有关部门的介绍，然后到兰州市郊区、榆中，定西地区、定西、陇西，渭源等县作了实地调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甘肃省委解放思想，在农业生产中组织了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其中最受欢迎的是大包干作业组。去冬今春，一些地区的社队开始搞了包产到户的试点，在全省广大地区，特别是困难地区，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很多群众认为这个办法好，纷纷强烈要求实行包产到户。对于广大群众的这种要求，省委本着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和放宽农村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积极领导，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满足群众的要求。到今年8月中旬，搞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已占全省111428个生产队的38.76%。夏收以后，在省委统一领导下，中部干旱地区和部分困难地区实行包产到户的工作已全面迅速展开。据省农委介绍，应群众强烈要求而计划搞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平凉地区和临夏自治州均达70%，定西和武都地区均达80%，天水地区达81%，张家川自治县达99.7%。初步匡算，除河西三个地区原则上不搞包产到户外，秋后搞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将达到全省生产队总数的60%~70%。从我们在农村接触到的许多干部群众和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看，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在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困难地区索性实行包产到户的指示，确实符合这些地区农业生产力水平的实际，代表了广大干部和社员群众的心愿，合乎民意，大得人心。

一、包产到户产生的必然性

广大农民群众为什么这样强烈地要求实行包产到户？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深思。通过对甘肃部分困难地区农业生产力现实状况的粗略考察，我们深切体会到：三十年来，尽管我们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仍有相当一个数量的困难地区，目前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相适应，原有的体制限制了这些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限制了农民改善生活的努力；农民群众实行包产到户的意愿，正是生产力要求调整生产关系的表现。

必须看到，农业合作化以后，在工业生产发展的带动下，农村的交通、电力、机械都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发展。许多农村植树造林、兴修水利、普及文化教育、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建立商业网点，使很大部分地区生产的基本条件，发生了显著变化。对这些成绩，无疑，是应当充分肯定的。但是，这些成绩是不是就足以使农业生产力的性质发生根本变化？这些变化是不是就足以成为不断变革生产关系、搞“一大二公”的根据？这就很值得研究。

据我们考察，在甘肃，特别是在占全省耕地面积40%的中部干旱地区以及相类似的困难地区，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新中国成立三十年来，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事实上，在“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和大炼钢铁运动中，在“以粮为纲”、“牧民不吃亏心粮”等错误口号指导下，原有稀少的植被不仅没有得到保护和发展，反而经常处于十分惨烈的破坏之中，长期以来，在单一抓粮、孤立地治水改土、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人口增长等一系列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破坏生态平衡的情况已极为严重。近年来，甘肃省中部干旱地区水土流失面积已占全区总面积的91%，每平方公里年流失土壤5000~9000吨。其结果，一方面使该地区三十年发生了二十多次旱灾；一方面粮田越种越瘠瘦，加剧了农业生产上的恶性循环。另外，由于人口逐年增长，人均占有耕地面积也逐年下降。从这个情况看，可以说相当一部分地区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并没有明显的改善，甚至不如农业合作化以前。

从生产工具的现实状况看，新中国成立三十年来，农用机械和电力的发展，确实使农业生产的性质有了很大改变。但是在大部分山区和丘陵地带，山高坡陡，沟壑纵横，机械和电力发挥作用的领域，往往只限于磨面、碾米、打场、排灌、公路运输等农产品加工和辅助性生产。农业生产主要依靠的还是畜力，即所谓“二牛抬杠”。然而，今天许多地区的大牲畜，数量和质量都不如合作化以前了。例如榆中县，合作化以前有大牲畜38683头，其中役畜32928头。1979年统计，牲畜头数减少920头，役畜减少2509头，整个牲畜质量下降。另外该县1954年只有农业户23514户，平均户有大牲畜1.64头；如今农业户激增为62977户，平均户有大牲畜仅0.6头。因畜力不足，个别地方还是人拉犁，所以群众有“耕地不用牛，套的剪发头”之说。至于农民手中的生产工具，除了部分铧犁有所改进外，大部分与过去并无差别。群众曾风趣地自嘲说“我们是1007部队”，即一根扁担、两个筐、一张锄。不能不承认，这是对相当一部分农村生产力水平的真实写照。

再从最主要的生产力——人来看。新中国成立三十年来，我们普及文化教育的成绩是不容否认的。但是，在很大一部分农民吃不饱肚子的情况下，文化教育也很难不受影响。各地农村，特别是困难地区，都有大量文盲、半文盲存在。例如原甘肃文教中上水平的陇西县，全县农村青壮年（16~45岁）120139人，其中文盲半文盲就有78185人，占65%。显然，在一些用豆子、树枝计算工分的地方，一方面干部不可能用结绳记事的方法来把握几十、上百人的集体经济；一方面，群众也不可能用同样的方法去理解集体经济。另外，这些农民读不懂《资本论》，因而不可能通过抽象的逻辑思维去超时空地建立起共产主义信仰体系。如果他们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没能得到根本的改变，他们是决不会凭空启迪出“穷过渡”论者念念不忘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来的。

从以上我们对生产对象、生产工具和人三个方面的简单考察可以看出，这种生产力水平，与从“一大二公”退下来的政社合一、三级所有的体制，是不相适应的；而在这种生产力水平上硬要靠行政权力建立起一套行政的管理体系，则必然要发生与建立者的理论教条相违迕的“异化”，必然会很容易地使这种行政管理体制向封建主义性质的统治演化。不错，用算术的眼光看，即便是小生产的简单集合，也会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完成单个小生产所不能完成的巨大工程。秦始皇的长城、隋炀帝的运河，就是明证。但是，如果把这种临时性质的劳动组织形式，在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下，用行政管理手段，将其作为一种社会生产形态固定下来，就必然会带来一系列无法克服的弊病，从而挫伤直至泯灭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阻碍直至窒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第一，农业生产种植种类繁多，经营项目广泛，其结果又受地理环境、气候、生产能力，市场供求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本来就是一个较复杂的过程。在各地自然条件不一、生产水平各异的情况下，将几十户农民组织起来共同生产，需要相当程度的文化水平和管理水平。可是许多地区的基层干部却缺乏甚至不具备管理集体生产的能力。例如陇西县生产大队、生产队两级干部8454名，其中文盲半文盲2536名，占30%。这当然会使许多生产队的农业生产，完全处于盲目的被动状态。据我们了解，很多干部除了机械地照搬上级的指令以外，既没有本事合理组织和使用现有的生产能力，也没有能力安排、计划本队的集体生产。许多困难队，年年换队长，年年生产上不去。渭源县祁家庙公社上对坡生产队，全队21户，1962年以来有18户当过生产队主要干部（队长、副队长、会计），其中8户人当过生产队长，却连一个小学毕业生都没有。另外，在我们政社合一的体制中，负责指挥农业生产之责的国家干部，对生产结果并不承担任何经济责任，这就为凭主观意愿的“瞎指挥”大开方便之门。合作化以来，大炼钢铁、农业学大寨、以粮为纲、农田基本建设运动中一系列违反客观规律的“瞎指挥”，更给本来就处于盲目混乱状态的集体生产平添了无穷的灾难。

第二，组织集体生产不容易，管理集体经济则更需要相当程度的会计水平。在许多群众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条件下，大量文盲半文盲的存在必然造成大量集体经济财务管理的混乱。据调查，定西地区10124名会计人员，能记上账的6034人，工作能力差到干脆不适合做会计工作的4090人，占40%。该地区去年调查了7148个生产队，其中账目较清楚的有3337个队，大致有账的3023个队，账目混乱不堪的有788个队。据陇西县1977年调查，全县生产队会计，业务生疏到不会记账程度的占30%左右，财务混乱、不能按时向社员公布账目的约占41%。其实在这些经济困难、文化落后地区，会计即使能算清账，能按时公布，群众也看不懂。我们接触的许多农村干部和社员群众，能说得上去年分配大致情况的没有几个。这种情况下，“民主办社”必然成为幻影。

第三，在物质生活资料普遍缺乏的贫困条件下，集体经济管理和财务的混乱，必然给少数人多吃多占和挥霍浪费集体财产、浑水摸鱼提供可乘之机。定西县去年在1872个生产队搞了财务检查，其中有经济问题的（贪污、挪用或缺款不清）就有192个队，占10%以上。临洮县新甸公社新甸大队的五个生产队，从1966年到1975年，十年时间竟干脆没有记账，分配时有多少分多少，多拿的就多拿了，少拿的就只好少拿。靖远县水源公社陡城大队20个生产队中，有14个去年没有分配账目，钱在谁手里是谁的。据陇西县云和公社1977年统计，全社用于请客送礼等不合理开支，粮食4910斤，洋芋15.59斤，买烟、茶、酒等花现金872.52元。该社双湾生产队因侦察失盗小麦550斤一案，又吃掉粮食550斤，洋芋1040斤，尚未破案。碧岩公社庞坪生产队队长贾思义，在社员没米下锅的情况下，还两次贪污476元。我们听到不少干部群众反映说：如果再搞一次“四清”，问题肯定会比当年大得多。

第四，在农业生产力水平很低，基本生产过程尚无需专业化分工的情况下，用行政办法集合起来的集体生产中的人为的分工，只能对农业生产起到阻碍作用。首先越来越多的基层干部脱离直接生产劳动，已成为群众的沉重负担。很多群众气愤地说：“我们过去几个村养活一个保长，现在一个村养活几个保长。”据我们调查，情况确实如此。例如榆中县上庄公社，26个自然村，新中国成立前属三个半保，有保长、保队副、保丁十余人；新中国成立初原三个乡，也只有干部十名左右；目前，按实行包产到户精简之后的编制计算，除去18名公社干部外，还有拿固定补助的6个个大队干部26名，49个生产队干部98名，三项合计142人。如果算上民兵干部、妇女干部、共青团干部、社办企业干部、计划生育等其他干部的补助，群众负担就更多了。另外，在三级所有的体制中，各种企事业对农业劳动力的平调，各种人为的专职分工，普遍造成农业生产劳动力严重不足，更成为农业生产者不堪忍受的沉重负担。例如陇西县渭河公社1977年共有3906个劳动力，实际上在农业生产上的仅有2224个，占57%；该社渭北大队1354个劳力，抽调外出（大都是精壮男劳力）的合同工、临时工，公社、大队企业工、水电工、扩路工、护林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专业队和各种非生产人员共508人，长期有病和其他原因不能劳动的135人，农业生产上只剩下711个劳动力，占57.5%。我们还调查了渭源县祁家庙公社布世生产队，该队52个劳力中有男劳力35人，最好的男劳力中有养牲口4人，放牛2人，养羊2人，开磨面机2人，开手扶拖拉机2人，护林员2人，赤脚医生1人，林场和公社医院的合同工2人，民请教师2人，长年基建队（1978年取消）5人，再加上基本脱产的正副队长2人，会计1人，保管1人，记工员1人，共计29人，真正在农业生产上的男劳力只有6人，其余全部是妇女、儿童和老人。老百姓曾自嘲说“我们是3861尖兵部队”（三八妇女节，六一儿童节）。不唯宁是，那些不从事农业生产的干部和专职人员，不仅要从生产队分粮食，而且工分普遍比农业第一线的妇女，儿童、尖脚老太婆挣得多，还要农业生产来特殊养活。

第五，干部和专职人员的补贴，生产费用的浪费，不合理的开支和挥霍，上级企事业的平调以及部分干部多吃多占和贪污挪用，最后，都要由社员群众负担。这就必然增加集体经济的提留，减少社员分配。据我们调查，许多地区的社员分配（其中还包括队干部和专职人员的补贴），一般都不能占到当年总收入的60%。例如渭源县1977年农村可分配总收入22341045元，扣除生产费用，国家税收、集体提留，社员分配的只有11831942元，仅占53%。该县1977年粮食总产131205427斤，集体提留39071826斤，占去30%，其中仅所谓“其他”一项就有1696139斤，社员分配只有76871696斤，占总产的58%。就在这不到60%的分配额中，社员的劳动所得，仍少得可怜。例如陇西县花园生产队1976年参加分配的总工分25682个，除去合同工、民请教师、大队干部补贴、饲养员工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和820个肥料工，真正参加农业劳动的社员所能分配的工分只有16392个，占63.1%。就是在这两次折扣之后剩下产品分配中，又普遍实行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是人就有一份口粮，多劳不能多得。即便承认少数劳多人少户有多得的份额，也往往是一纸空文，由于大量超支户的拖欠而无法兑现。例如榆中县78年分配，全县64530农业户中，累计超支户24012户，累计分空户12790户。分空户占收益户的32%，加上超支户，不算收入相抵和仅收入几元钱的户，就有57%以上的农户劳动一年一无所得。这样劳动的结果，怎么能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定西县的社员说集体劳动是：“队长乏了打转转，会计乏算盘，保管乏了数圈圈，男人乏了煨旱烟，妇女乏了作针线，年终六两半（指国家返销粮，人均一天六两半），大人娃娃都傻眼。”

综上所述，脱离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用行政手段把人们绑在一起吃大锅饭，必然带来许多弊病，使广大农民丧失信心和劳动兴趣，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三十年了，但截至1978年，甘肃省农业人口平均收入仍只有60元，35%的生产队人均收入在40元以下；每个农业人口平均分配口粮354斤，其中300斤以下的就有24个县。全省有7万多个生产队拖欠国家贷款，占生产队总数的80%，负债总额达5亿多元，人均31元。定西地区1971至1979年，九年中社员口粮超过300干的只有三年。1977年算好年成，全区12529个生产队中，口粮在290千以下的还有5436个队，占43.4%；其中口粮在100斤以下的有1645个队，占13%。1971年以来，仅定西地区，国家就拨救济款4423.22万元，回销粮105897万斤。但截至1979年8月底，全区集体和社员欠债总额仍达8051万元之多，平均每个生产队负债8348元，每农户平均189元，人均33元。集体经济负债累累，社员群众也债台高筑。很多社队，日分工值只有二三角钱，甚至几分钱。很多地方人均口粮在百斤以下，但每月20几斤返销粮，尽管国家补贴一半，也仍然销不出去。许多社员困难到必须卖掉部分救济粮才能买回其余救济粮的程度。一些困难地区，社员生活的困苦状况，若非亲眼所见，绝难置信。榆中县上庄公社中等水平的上庄4队，去年日分工值0.19元，全年人均口粮仅40斤。全队32户，179人，竟没有l床褥子。全村共有新棉被3床，旧棉被35床，烂棉被27床；平均每3人一床。全村只有旧毡13张；平均3户才有1张。有的社员土炕上连炕席都没有，铺的是包装水泥的牛皮纸袋！全公社1405户，除房屋家畜外，全部家当价值30元以下的188户，占13%；15元以下的41户，平均20户中就有1户。全社7643人，竟有4371人无棉衣，裤或棉衣，裤破烂不堪，这是在海拔2400~2800米的高寒阴湿地区。难怪有些社员对负债累累的集体经济满腹牢骚，说三级所有是“三级没有”。岂止是“没有”，简直是“负数”。实际上，在许多社员劳苦一年尚不足温饱的地区，早已不是集体经济养活社员，而是社员群众用自己的劳动和所换得的饥饿养活集体，集体经济已经成为社员群众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的累赘。

合作化以来，为了能促使农民干起来，人们在这种与生产力水平、管理水平、群众思想觉悟水平不相适应的体制中，用尽了行政、政治手段。从1957年社会主义大辩论，每年的整风整社，1964年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十年浩劫中的“农业学大寨”，基本路线教育，一直到冼恒汉的“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办农业”，一次运动接一次运动，一次折腾接一次折腾，用教育、用批判、用围攻、用斗争会、用民兵专政、用对待农奴甚至用对待奴隶的办法来管制农民，强迫农民干。在这种“封建统治”的“淫威”下，农民虽然不得不早出晚归地干，但是他们无心干活，他们只有一条路，就是用消极怠工来表示自己的不满。所以，这样“干”的结果，只能是生产率越来越低，农业生产越来越上不去，直至使国民经济两次面临崩溃的边缘。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开始用经济的办法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由于逐步放宽和落实农村经济政策，农业生产的状况有了很大好转。但是，从评工记分到定额管理，从队为基础的小段包工到大包干的作业组，我们仍没能彻底解决平均主义的问题。实行评工记分本身就只能记个“大概工”。实行小段包工，其结果又是“只要千分，不要千斤”，只图数量，不顾质量。实行联产作业组，虽然经济核算单位缩小了，群众利益比过去直接了，但仍有群众算不清账，仍然改变不了“出工人等人，干活人看人，收工人赶人”的现象。分组以后，三级所有又多了一层组长，很多地方时间一长，组长又成了“甩手掌柜”不干活，生产队的“大锅饭”又成了作业组的“二锅饭”。有些组甚至已经划到了三十几户人家的规模，也还是搞不好。

另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发回和扩大了自留地，有些地方另外划分了饲料田、口粮田、部分责任田，都收到了极其显著的效果。“私田”里的庄稼长得普遍比“公田”好，即便是同样遇到自然灾害，“私田”的抗灾能力也要比“公田”强得多。既然部分土地归社员个人使用，即能收到显著的效果，为什么不可以将大部分土地包给社员，使大面积土地同时获得增产？既然三两户的作业组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为什么不能把责任制落实到户，使社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全部发挥出来，实践证明，在农业生产工具能够被一家一户的农民单独操纵，农业生产的最终产品只是收获了的农作物，农业生产中的社会分工尚未像工业那样发达到劳动者只能从事整个生产过程中的某一特定环节的程度，劳动者还完全能够独立从事农作物生产从播种到收获的全过程，一家一户完全能够计划，组织自己独立的生产活动，即完全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生产单位，在这样一种生产力水平下，劳动者劳动质量的好坏，除去受自然条件影响而外，只能体现在农作物的产量上。按劳分配，也只能表现为联产计酬。要想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准确地实现联产计酬，就只能使劳动者的劳动在空间上固定起来，使劳动者与主要生产资料——土地联系起来。而所有把劳动者简单集合起来的集体生产，都必然打破劳动者的劳动与产品在空间上的直接联系，所以，在这种体制中，是很难彻底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集体经济搞的略好一些的地方，也并非不存在吃大锅饭，管理、财务混乱，不合理开支，浪费以及少数干部多吃多占等痼疾，只是那些地方由于种种主、客观的原因，使得这些弊病表现得不如困难地区那样突出罢了）。许多群众在谈到农业发展的出路时说：“远看六二年，近看自留田”这句话深刻地向我们揭示了：要真正调动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只有真正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广大干部和农民群众都在思索农业落后的原因，都在寻找把农业搞上去的出路。正是在我们缩小生产队规模、小段包工、联产计酬的作业组和扩大自留地、饲料田、实行口粮田、部分责任田这一步步调整生产关系的实践中，广大劳动农民从最切身的物质利益出发，重新创造性地找到了包产到户这种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因而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的责任制形式，从而找到了目前生产条件下发展农业的一条根本出路。

二、实行包产到户效果非常显著

实行包产到户，部分调整了农村的生产关系，从而促进了农村生产的大发展，带来一系列的变化。许多农村干部都深有感触地对我们说：包产到户这个办法真灵，解决了多年来解决不了的许多问题。例如干部要参加劳动、不多吃多占；推广良种，科学种田；因地制宜，不误农时，随收随打，颗粒归仓等等，这些问题从合作化以后就存在，真是年年讲，月月讲，就是解决不了。一实行包产到户，有些是从根本上解决了，有些也基本解决了。我们在各地访问时，正值秋收时节，到处可见金黄的庄稼，到处充满了喜庆丰收的笑声。特别是那些已经实行了包产到户的社队，庄稼长得尤其好，群众的笑声尤其响亮。通过观察，通过和干部、社员们在一起座谈、算账，我们感到包产到户好处很多，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一些：

第一，社员当家作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包产到户最大的一条好处就是使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起来了，使社员能够自主经营农业生产，从而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彻底改变了过去那种混工分的状况。怎样才算是政策落实了？会宁县的一个老农说：什么时候公家人（指脱产干部）晚上睡得好觉了，庄稼人睡不好觉了，政策就落实了。过去干部整天忙着催种催收，社员却只能万事一个“等”字，要着急也没用。如今包产到户，干部负担减轻了，社员白天干活，晚上睡在炕上，还计划安排今后的生产。

包产到户以前，年年讲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年年讲劳力归田，但因为集体经济长期搞不好，工值低，分配又不兑现，农民无心种田。实行了包产到户，外流的劳力回来了，退休的老人出勤了，在“后勤”的都下田了，干部也参加劳动了，现在下田的人都大大超过了在册的劳力总数。渭源县的群众说：现在是“老人年轻了，娃娃长大了，病人没病了，懒人不懒了，干部也劳动了”！

不仅出勤率大大提高，而且劳动效率也大大提高了。过去社员干活没有积极性，早上上工，“喇叭喊了门上叫，喊了一个太阳照，社员还在门口瞭”。好不容易喊出来，也是“上工一条龙，到地一窝蜂，干活磨洋工”。现在是联产如联心，联谁谁操心，社员种田像个种田的样子了，干活真出汗了。过去锄草“剃个头”，现在锄草连根挖，锄了一遍又一遍。

实行了包产到户，把社员的劳动和产量联系起来，把发展生产同社员的收入直接联系起来，这就把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了。这是最根本的变化，有了这个变化，就引出了农村的一系列新变化。

第二，农民爱惜土地，农田建设好了。以前种地既不深翻，也很少施肥，耕地越种越薄。犁地时地边越留越宽，地角越种越大，方形的田块种成了圆形的田块。渭源县祁家庙公社今年实行包产到户后，社员们把地边地角都犁过了，使圆田又变成了方田。该公社仅此一项就恢复了耕地1220亩，增加了2%，我们在陇西访问时，看到有的生产队上午划了土地，下午就有社员全家下地干活。男的前面犁地，妇女小孩在后面捡草根，捡石头，有的往田里送粪。有的地要犁好几遍。社员真正爱惜土地，培养地力了。

第三，农民爱惜牲口，大牲畜增加了，农具也大量增加了。在城里时常听人说，实行包产到户，用水打破头，耕地累死牛。下来一看，全然不是如此。畜力是陇中干旱地区的主要生产资料，社员要增产，岂有不爱惜牲口的道理。包产到户以后，一般实行牲畜“公有私养，繁殖分成”或“折价到户，造册登记，私养私用，繁殖归己”两种办法。这个政策实行以后，社员可爱惜牲口了。过去集体喂养的牲口长得瘦骨嶙峋，现在个个都是膘肥体壮，油光闪亮的。过去政策不落实，母畜很少下驹，下了也不易成活。现在的母畜个个不空怀。渭源县寺头生产队12头母畜，包产到户第一年，就繁殖了13头幼畜（有头母牛生双犊）。繁殖之外，社员还攒钱买牲口。陇西县碧岩公社的大家畜多年来始终在1500头上下，今年实行包产到户，一下就增到1800多头，纯增20%。现在集市上，牛、驴的卖价高了，特别是母畜的价钱更高。

在城里还常常听说，搞包产到户，集体的生产资料都弄光了。到农村一看，情况也不是这样。集体生产资料部分固定给社员使用，社员为了搞好生产，不仅保管维修好了这些旧农具，而且大量添置新农具。渭源县祁家庙公社一年中就修好架子车811辆，新买了670辆，新买木犁1222部，木耱627盘，各种小农具2138件，差不多比原来增加了一倍。

第四，生产上的瞎指挥、一刀切被顶住了；农民因地制宜种庄稼、科学种田推广了。陇中地区山高沟深。一个小小的生产队里，也有川地、山地、阴坡、阳坡，生产条件很不一样。这几年反对瞎指挥，提倡因地制宜，但常常还是免不了一刀切，该种莜麦的种了谷子，该种小麦的种了玉米，造成减产，如今农民有了自主权，真正因地制宜种植了，什么地该种什么，农民都有很好的算计，做到了地尽其力。比如前几年搞的梯田，打乱了土层，长不好庄稼。现在社员在生土那一段种豆类，在半生半熟的地段种青稞、莜麦，在熟土里种小麦，同一块地里，也做到了因地制宜。

以前年年讲推广良种，由于生产队管理混乱，社员无心种田，就是上级调来了良种，也常常搞混杂了。今年社员自己种责任田，千方百计兑换良种。有的队一年就实现良种化了。包产到户以后哪家引来个什么新品种，用了一个什么新技术，远近的社员都自动赶来参观、学习、取经。

第五，农业生产大幅度增长，各种作物全面丰收。今年陇中干旱地区气候较好，雨水合节，整个农业生产普遍收成好。定西地区今年夏粮总产7.5亿斤，比1979年的4.9亿个增产53%。但是，在同样的自然条件下，由于实行的责任制形式不同，增产的幅度也大不一样。一路上，陪同我们的社队干部，根据庄稼的不同长势，可以很容易地向我们指出，哪片地是生产队种的，那块是作业组的，那块是包产到户的。三种形式，三样庄稼，“三层楼”！今年春上就实行了包产到户的会宁县清江公社，去年全年总产230万斤，今年夏粮一季就达219万斤，加上秋粮，全年总产预计可达474万斤，增产106%。渭源县祁家庙公社去年总产480万斤，今年夏粮一季就达726万斤，全年总产可达1100万斤，超过历史最高水平，比去年增产129%。这样大幅度的增产，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虽然去年遭了灾，基数低一点，但在同样的地区、同样的气候条件下，实行生产队老办法的只增产五六成，包产到组的也只增产七八成，而包产到户却成倍的增产。所以当地干部群众都满有信心地说，只要包产到户这个好政策不变，有一般年景，二三年内，我们这个长期吃返销粮的困难地区就可以自给有余了。

第六，社员收入大幅度提高，群众生活明显改善了。包产到户以后，社员收入提高的原因有三条：一是生产大幅度增长，二是生产费用、成本大大降低，减少了浪费损失，三是各种负担减少了。以前秋收之后，除了交公粮、农业税，还有各种提留，“苛捐杂税”，能分到社员手里的一般不到总收入、总产量的60%，有的甚至在50%以下。现在，每户向生产队签订承包合同，只交国家的公购粮任务和固定的集体提留。二项合计，一般不过10%~15%，加上留饲料、籽种（这都留在社员家里）也不超过25%~30%，社员分配一般在70%以上，这也是社员非常欢迎包产到户的原因之一。

我们到过的已包产到户的社队，今年一般人均口粮都在500斤以上，有的高达1100斤；人均收入一般都在80元以上，有的高达300元。在定西地区，凡是今年上半年实行包产到户的社从今年都可以不要返销粮。渭源县金家坪大队上对坡生产队是个有名的“草包队”，合作化以后不久就吃返销粮，要救济，集体经济长期搞不好，有十几个人长年流亡在外。去年人均口粮才187斤，当年全队吃返销粮9600斤，人均77斤。今年实行包产到户，粮食总产可达10万斤，超过1975年8.4万斤的历史最高水平。全队21户人均产粮超过千斤的就有16户。今年全队人均口粮可超过700斤。加上社员普遍种了当归、胡麻、黄芪等经济作物，预计社员的经济收入也相当可观。不少户己在准备盖新房了：据祁家庙公社统计，全社2886户中，今年要盖新房的就有850户。我们在该社时正临近中秋佳节，社员们家家户户称油割肉，买蜜烙馍，一派欢乐景象。

第七，穷队翻身了，落后队真正转变了。穷队、困难队、落后队、后进队，这个问题自合作化以来就存在，年年讨论，年年下决心，上级派工作队整顿，领导干部蹲点，减轻征购任务，给予大量的物资支援，发放救济款，以至撤换领导干部，划小生产队规模等等，可谓办法用尽了，但大多数困难队依然困难，落后队依然落后。因为任何办法，总不能代替社员去干活，社员种田没有积极性，穷队的面貌就改变不了。实行了包产到户，一下子就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穷队很快就翻身了。渭源县祁家庙公社187个生产队中，有31个困难队长期落后，今年一实行包产到户，30个队一年翻身，甩掉了落后困难的帽子，不吃返销粮，不要救济款了。最典型的实例是陇西县碧岩公社的红崖湾生产队。这个队12户53人，居住在海拔2200米的山坳里。12户有11户姓何，都是一个祖父的后代，其中7户是亲兄弟，老三是队长，老五是会计。这样一个兄弟们组成的生产队，生产长期搞不好，老吃返稍粮。1970年改造落后队时，领导上把这个队一分为二，分别并到山下的生产队里，还是搞不好。1978年又重新建队，穷得连个队部和仓库都没有。1979年人均全年口粮只有170斤，劳动日值仅0.12元，吃了7740斤返销粮，用了520元救济款。就是这样一个穷队，1979年冬天实行包产到户，今年一年就变了样。九月中旬，公社袁书记带我们去逐家访问，全村人都笑逐颜开，没有一个不称道包产到户好的。据逐户计算：今年这个队交了征购，集体提留，留足籽种、饲料后，入均口粮为948斤，人均食油26斤，人均现金收入12元；三项合计，人均收入约250元。这个穷得有名的困难队，今年成了全县收入水平最高的队。

第八，社会风气变好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改善了。古人说：“衣食足然后知荣辱”，是有一定道理的。包产到户之后，生产大发展。社员生活大改善，物质生活一好，精神面貌也改变了。过去在队里分粮分得少，不够吃，常常为多一点少一点吵嘴打架。现在都向生产队交粮，就少掉了许多是非，加上生产生活好了，大家都能谦让。不少队在包产到户以后，社员自愿结合，搞起耕作的互助组，谁家有了困难，也能相互帮助。祁家庙公社去年1至4月，到公社“打官司”的民事纠纷有140起，包产到户后，今年上半年只有三起。群众说，大家忙着搞生产，谁有功夫闹是非。过去每年秋季，公社大队都派有民兵巡逻，但偷青的事，年年总有发生。今年遍地是庄稼，到处是粮食，不派民兵巡逻了，也没有人偷了。

第九，干部参加劳动了，作风改变了，干群关系密切了。过去干部参加劳动少，名为不脱产，实际上不劳动、少劳动的干部越来越多。这也是合作化以来多年想解决但解决不了的问题。实行包产到户，干部也都包了责任田，不用教育，不用号召，干部们都去劳动了。会宁县崖坡大队支书程建业说：“我以前十多年干的活，也没有今年半年干的多。”现在干部也减少了，一般大队留三个干部（支书、大队长、文书），生产队留两个干部（队长、会计），起到了精兵简政的作用，减轻了社员负担。包产到户之后，干部不用催种催收，也不要敲钟喊人了，一般行政工作就好做得多，所以现在也没有躺倒不干的干部了，公社干部也免掉了“副队长”这个工作。原来有些地方，干部不劳动，多吃多占，贪污挪用，群众有气，干群之间关系很紧张。现在干部参加劳动了，队里的提留有数了，多吃多占，克扣群众的现象基本上没有了，干群之间的关系就得到根本上的改善。

第十，政策符合民意，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大大提高。我们到几个今年已经实行了包产到户的社队访问，社员、干部们差不多是异口同声地说，今年是“人努力，天帮忙，政策落实多打粮”。有的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农村政策进一步放宽，步步都符合我们农民的心意。党中央领导同志说索性实行包产到户，这话说到我们农民的心坎上了。渭源县祁家庙公社党委书记张均，去年真理标准讨论后，就在全公社实行了包产到户，当时各方面对他的压力很大，也有些好心的同志劝他不要冒险。他在党委会上说：“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古人尚能做到，我们共产党员为什么还做不到，搞包产到户能增产增收，就是我坐了牢，也有人给我送饭。”在公社党委的带动下，全社的包产到户坚持下来了，这个社一年就翻了身。当地农民亲切地称他为“张爱民”。我们这次到祁家庙公社，张均激动地对我们说：“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真及时啊!中央真是了解下面的民意啊!”

农民称赞党的政策好，不仅表现在言语上，而且表现在行动上。今年定西地区，几个已经实行了包产到户的社队，都是提前交公粮、交好粮。我们在陇西县红崖湾生产队时，社员们正在交公社的头一份公粮。队长告诉我们，麦子还在打场的时候，周围的群众就来催促说：“你们是带头搞包产到户的，今年一定要早交粮，交好粮，这不光是你们的事，这也代表我们啊。”我们在渭源县时，魏县长告诉我们，截至中秋节，入库的公购粮总数是80万斤，其中祁家庙一个公社就占40万斤。

包产到户在甘肃的实践，和在安徽、河南等地一样，很短时间内就使农业生产大发展，社员生活大改善，精神面貌大变化，社会风气大改变，并且使在原来那套体制下长期克服不了的弊病和解决不了的矛盾，很快地克服了，解决了。包产到户还刚搞不久，它对于农业发展的更大作用，它的优越性，必将在今后一个阶段内日益显示出来。

三、包产到户的发展前途宽广

包产到户能够增产、增收，能够治穷、治灾，这点已经被千百万群众的实践证明，逐渐为人们所接受了。但是，包产到户将来会怎么发展？她的前途是什么？包产到户仅仅是权宜之计？还是有广阔的发展前途？这些问题是广大农民群众极为关心的。我们带着这个问题在农村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虽然这些地区实行包产到户时间不长，有的只搞了一年多，但已经可以看出包产到户未来发展的端倪，看到它发展的趋势。应当说：包产到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不仅是解决农民温饱的临时措施，而且可能成为农业向专业化、社会化发展的桥梁，很可能成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一个起点，从此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现代化的道路来。

在甘肃，我们从省委、从地县的领导部门，从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那里听到：搞包产到户之后，再要回到原来搞农业的老办法上去是不可能了。一是农民不会答应；二是生产发展了，各方面会发生新的变化，也完全没有必要再回到老一套的形式中去了。那么包产到户之后，农村将会怎样发展呢？我们从广泛的调查中，看到的轮廓大致是这样的：

第一，实行包产到户会促进农业生产大幅度增长，三四年内，农村就可以改变原来那种吃饭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被动局面。在农业生产大发展的过程中，农村的情况，会发生显著的变化。据我们和不少县、社、大队干部座谈，实行包产到户两三年之后，有一部分人（占30%~40%）会先富起来，有一部分人（占40%~50%）会比现在显著地好起来，有少部分人（占10%~15%）虽然会比现在好，但生活还会有困难。

30%~40%的农户会先富起来。一是劳动力多，劳动力强的户。这类人家兵强马壮，在包产到户之后，勤奋肯干，务农有一套技术。有的第一年就收入几千斤粮，上千元现金，不要几年就富起来了。如陇西县红崖湾生产队张魁，四口人，三个强劳力，包种34亩地，今年29亩粮田，产粮5510斤，扣除任务、饲料、籽种后，人均口粮还有1067斤；6分当归，收入300元；4亩油料，能榨油120斤，扣除任务16斤，人均26斤；另外还养12只羊，2头驴，1头猪，10只鸡，年收入800元以上。二是农村的五匠，木工、瓦工、毡工等等这类人有技术，有现金收入，又包种了土地。过去工钱收入要大部分交队记工分，分口粮，现在不用交了。三是农村的能人，有种瓜、菜、药材或养猪、羊、鸡、蜂等特长的把式，他们的专长有条件发挥了。四是干部、工人家属，特别是本县本乡的干部、工人，他们一有工资收入，同时回家方便又可以把田种好，可以兼得城市、农村的各种好处，老百姓称他们是“工农联盟户”。五是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他们一般分的土地好，关系多，门路广，容易买到优良品种、化肥、农药，而且还有补贴等现金收入，他们中的多数会先富起来。这五种人的共同特点是有较强的劳动能力，有专长，有资金，有门路，包产到户之后，同所承包的土地结合起来，农业生产会很快提高，再加上其他收入，两三年就会富起来。

40%~50%的农户会比现在显著好起来，多数农户虽然没有上述五种人的条件好，不会像他们那样富得快，但是因为包产到户之后，调动了积极性，生产也会很快搞上去，加上负担减轻了，提留少了，收入也会增加，生活也会很快好起来。

10%~20%的农户可能还会有困难。这部分人就是农村的困难户。他们劳力少而弱，或者主要劳动力有病，或者不会经营，不会计划，又没有务农的技术专长。在山区还有一些家庭主要劳力是呆傻病人。这些农户在包产到户之后，独立耕种有困难，种不好，管不好。生活会有困难，个别户甚至比过去还要差些。另外就是一些二流子、懒汉，他们好逸恶劳，东游西逛，过去就是靠吃大锅饭，吃集体，这些人包产到户后也不会好好干。

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几年之后，就会发生上述分化。这是否就是有些人担心的两极分化呢？对此要作具体分析。我们认为包产到户之后，农村会发生分化，但这不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两极分化，这是任何生产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包产到户之后，在农业生产大幅度增长的发展过程中，一部分农民由于勤奋劳动，善于经营，先富起来；一部分农民由于条件限制，后富—些。只是富裕程度不同，先后不同，两者不能相提并论。而且这种差别在原来集体经济中就是实际存在的。事实上，只要生产发展起来，国家和集体就有力量通过社会福利（包括社会救济）来帮助那10%左右的困难户。实践证明，用拉平的办法来照顾他们，结果限制了大部分人，特别是劳动力强的那部分人的积极性，生产搞不起来，只能是大家绑在一起穷。这个教训，我们千万不要再重复了。

第二，包产到户之后，社员之间不仅会有富裕程度的差别，而且还会出现职业上的分化。若干年之后，农村会出现经营各种副业的专业户。他们会从农户中分化出来，那时农村的多种经营就真正发展起来了。我国大部分农村，由于人多地少的缘故，社员单靠经营农业，特别是单搞粮食，是富不快的。“若要富，要搞农工副”，这是农民已经总结出的经验。我国农村有兼搞工副业的历史传统。在像定西等地区集体经济比较薄弱，无力搞较大规模工副业的农村（1979年定西地区七个县社队企业总产值只2498万元，只相当于发达地区一个公社的工副业产值），在包产到户以后，农民劳动效率提高了，就会有大量自由支配的时间，加上政策放宽，就使得农村有了广泛发展多种经营的条件和可能。我们在榆中县，陇西县等地看到，农民都在积攒钱购买母畜，羊只发展很快，有的在准备发展养猪、养鸡、养蜂，有的在准备种当归、党参和瓜菜，有的在筹备办粉坊、油坊，也有的在串联筹备砖瓦窑，石灰窑。

未来农村发展的趋势己很明显，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土地按户承包，每个农户都是以农业为主的小而全的经营单位。这在集体经济薄弱、生产落后、社员口粮不足的情况下，先要解决社员的温饱问题，是非如此不可的。

第二阶段，多种经营事业蓬勃发展，兼业农户大量出现。农业生产发展起来，逐步解决了社员的口粮问题之后，农村的各种副业、各种养殖业、经济作物种植业以及其他工副业生产，就会广泛发展起来。他们在承包种植生产队的土地之外，有的会兼营畜牧业，有的会种各种经济作物，有的会兼营工副业，离城镇近的农户还会兼营饮食业、修理业和贩卖商货。开始他们是以农业为主的，逐渐地兼业收入会超过农业。例如我们在陇西县城关公社东巷二队调查，这个队人多地少（人均7分田），包产到户之后，目前140户人中，有70户在经营各种副业和商业。

第三阶段，专业户和专业农户。生产进一步发展，农业基础雄厚了，兼业农户就会逐步发展为专业户和专业农户。这种专业户在甘肃省、在兰州市已经出现。8月底我们参观了兰州市七里河区的专业户。专业养鸡户高学兰家，养莱杭鸡320只，扣除饲料、取暖设备等成本，年收入在1500元以上。专业养奶牛户马汝仓家，养奶牛五头，年产奶1.2万斤，年收入在3000元以上。这样的专业户在兰州市有100多户了。兰州市规定，每户养奶牛2头以上、羊20只以上、奶羊10只以上、猪10头以上、鸡鸭150只以上、蜂20箱以上都可以申请为专业户。达到这些标准的户大致年收入都在1000元以上。

在兼业农户的兼业收入超过农业收入，而社会市场又能有保证地提供他们的口粮、饲料、副食等需要之后，他自然就会专心致志地发展他的兼业，而不愿也不再需要搞农业。这时就会有一部分人弃农经副，弃农经商，专业户就会大量出现。我们到那时要制定相应的政策，鼓励他们向专业户方向发展。专业户从农业中分化出来，交回了他们所承包的土地，这样留在农业的农户土地就会扩大，经营农业的规模就会扩大，这些农户就会成为专业农户。

在各种专业户和专业农户之间，逐步实行等价交换，互相协作。有的包产到户的队己在内部逐步做到三分之一的户搞工业，三分之一的户搞副业，三分之一的户搞农业。这样的规划是具有方向意义的。

也许有人会担心，这么多的专业户弃农经工，弃农经副，弃农经商，农业这个基础不就削弱了么？这种认识是不对的。我国大部分地区人多地少，3亿多劳动力种15亿亩耕地，要发展农业，不是劳动力少了，而是多了。所以要逐步减少农业劳动力去从事其他事业，否则农业劳动生产率提不高，农民富不了，农业也发展不快。其二，农业要发展，就要发展商品经济。目前我国农业70%。是自给性生产，农产品商品率只有30%；粮食的商品率只有15%。农业不改变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是没有前途的。包产到户以后，兼业农户、专业户、专业农户多起来，就会改变这种状况。兰州市的高学兰，一个专业户每年可向国家市场提供几千斤鸡蛋，50只活鸡，价值在2000元以上，商品率达到95%以上。甘肃全省300万农户，如果有20%的专业户或专业农户，达到高学兰的水平，就可以提供12亿元的农副产品，相当于目前全年收购的农副产品总数的两倍。这样甘肃的经济就活了。全国1.8亿农户，如果有20%的专业户和专业农户，达到高学兰的水平，就可以提供720亿元的农副产品。这样，全国的农业就活了，经济就活了。可见，发展专业户，让一部农民从单一经营粮食的传统农业中分化出来，不仅不会削弱农业这个基础，而恰恰是发展了社会分工，是发展农业的必由之路。

上面讲的是在集体经济比较困难的条件下，实行包产到户后，发展兼业农户、专业户和专业农户的一种模式。在甘肃，我们还看到了原来集体经济较好，生产队有家底，实行包产到户以后，发展兼业农户、专业户和专业农户的另一种模式。陇西县城关公社东巷二队，146户912人，有耕地433亩，集体经济已有一定的发展，全队有20多万元的公共财产，除了农业之外还经营油坊、豆腐坊，磨坊、砖瓦窑、轧面机、弹花、机修等十余个队办企业。过去，由于在这些工副业中也是实行评工计分的老一套办法，这些副业人员没有积极性，混工分，有的不但不能挣钱，反而要农业上补贴，弄得农、副之间矛盾很大，有的摊子已经关了门。这次该队在把土地包到户的同时，把这些工副业也分别包到户经营了。如原来的豆腐坊，三四个社员作豆腐，卖豆腐还要找会计，保管，豆腐常常卖不出去，煤电的浪费也很大，是个赔钱的单位，现在豆腐坊包给了罗清俊一家，他每年向队里交1000元。生产队供给房屋、设备。他家二个半劳力，一天能作三四个豆腐（一个40斤）又做又卖。豆腐坊一下就变了样，据说罗清俊一年能挣2000多元。

生产队的另外九项副业也分别包给了社员或自愿组织起来的小集体，每年共可收入包金2万多元。由此，社员承包的土地不要像其他队社员那样交农业税和集体提留了。生产队除了交农业税，开支干部、民办教师、五保户的补助和小型水利公共设施开支外，每年还有很多积金。队里准备用这笔积金今年再办一个砖窑，包给20多个社员去经营。据队上估计，若干年后，农业发展了，国家的粮食政策有了变化，社员的口粮和副食供应有了保证，像罗清俊等农户就会不再要队里的土地，而去专门经营豆腐坊、油坊、砖瓦窑等行业，成为各种专业户，队上的农田也会再次集中起来，包给少量的专业农户去耕种。

第三，包产到户之后，社员们会逐步以各种形式再次联合起来，这种联合是经济的联合，是建立在等价交换、自愿互利基础上的联合，而不再是行政命令式的联合。这种联合已不再是低水平的集体经济，而是建立在商品经济发展基础上的集体经济了。

有人以为包产到户就是分田单干，其实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就会出现更高级的合作组织。例如榆中县上庄公社马滩大队，就有几个会烧石灰的师傅串联了9户社员，包下了大队准备遗弃的石灰窑。陇西县城关公社东巷二队的砖窑、油坊，也是由社员自己组织起来的薪集体承包的。他们自选组长、会计，自定各种经营管理制度，自定分配办法。几个月来的实践证明，这种社员自愿合作，用经济办法联合起来的新集体，克服了原来用行政办法组织起来不少都搞成官办企业的种种弊病。

生产进一步发展，当专业户专业农户大量出现时，农村的经济联合、协作组织就会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例如，如果当某一个区、一个公社里高学兰式的养鸡户发展到几十户，九百户时，他们就会进一步要求建立在专业化基础上的经济联合或协作组织，比如种、蛋公司、饲料供应公司、防疫保险公司以及销售公司等等的联合企业。广和县三家集上，回民有做皮筒子的传统，现在已经组织起来，成立了裘皮公司，统一加工，统一销售，每年可产2万件皮筒子，户均收入200多元。在这些各种专业户的联合企业之上，还会进一步要求建立大型的名符其实的农工商联合企业。现在试行的农工商联合企业，遇到了这样那样的困难，而最最关键的正是农业能提供的农产品商品太少；到了专业化生产大大发展之后，商品农产品大量涌现，有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农工商联合企业就会蓬勃发展起来，到那时，不用人为地提倡，想阻挡也阻挡不住了。

另外，在农业上由于大量搞养殖业、搞副业、搞工业、搞商业的专业户分化出去，他们交回了土地，留在生产队的农户的土地就再次扩大，成为专业农户。到那时，土地又成片了。农业劳动力的减少，使农业机械化成了真正的需要，农业现代化问题就提到议事日程。当然，农业专业化、机械化、现代化这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在农村还看到，有的队实行包产到户之后，把手扶拖拉机也包给个别农户，机器的保养、维修、使用全归他，他再和农户订立包耕、包种、包打场、包运输的经济合同，逐步发展下去，这样的户也可成为农村的农机专业户。现在这些农机户，在人多地少的地方，主要还只是包些打场、运输等活路，将来农村专业户发展了，土地逐步扩大，这种农机专业户就会进一步发展。

总之，包产到户之后，农民的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生产一定会大踏步地向前发展。农民的温饱问题初步解决之后，多种经营一定会广泛发展起来。在此基础上，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专业户、专业农户的大量出现，实现农业专业化。而专业化又必然要求联合、协作，要求社会化。于是建立在农业生产力大大发展，实现了专业化基础上的新的集体经济企业，就会成为我国农村的主要组织形式。可以看到，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原来的以行政管理办法为主的集体经济和新出现的以经济办法为主的、通过自愿互利等价交换原则建立起来的集体经济会有一个并存的时期。也可以预见，前面的这种集体经济会逐步发展到后一种以经济办法管理的集体经济。而包产到户这种责任制形式的建立，正是这种高水平集体经济的起点，是由目前这种低水平的、自然经济小生产简单集合的集体经济向高水平的专业化、社会化的集体经济过渡的桥梁。所以，我们说，包产到户发展前途宽广，其意义就在这里。

四、对包产到户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包产到户是农村生产关系的一次调整，是农业经营方式的一次很大改革。它涉及农村千家万户的生产、生活的一系列变化，涉及县、公社、大队、生产队各级领导机构工作内容，工作方法的一系列变化。这次改革的群众主体仍然是农民。我们不仅应当看到农民群众焕发出巨大的劳动热情这积极的一面，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农民作为落后生产方式中的小生产者，他们还有散漫、保守、狭隘的一面。所以，不管是在实行包产到户的过程中，还是在包产到户以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党都决不能采取撒手不管的态度，而应当统一认识，加强领导，使农业经济朝着正确的健康的方向发展。

实践证明，在实行包产到户的过程中，凡是领导能够理解农民群众强烈要求摆脱长期贫穷饥饿的急迫心情，从而能够支持群众实行包产到户的要求，站在群众前面积极领导，那么，那个地区实施包产到户就搞得好，搞得稳，集体财产就能得到保护，许多具体问题就能得到妥善解决，干部群众矛盾就少，生产发展就快。而凡是当地的领导和群众拗着劲，把包产到户看作复辟倒退行为，视为洪水猛兽，不同情，不支持，以致用手中的权力压制群众的，群众就会在下面自发地搞。这样实行包产到户，就必然会搞得比较粗，就会留下一些具体问题，以致出现砍伐树木，宰杀牲口，拆毁公房，损坏农机，烈军属户生活困难无人照顾等等问题。其实只要领导对包产到户有正确的认识，认真执行中央有关指示，这些问题都是不难解决的。

甘肃省在中央解决省委问题之后，新省委即着手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特别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逐步放宽政策，支持群众的要求，灵活实行了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今年4月，中央领导同志指出，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贫困地区索性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月底，省委书记宋平同志就作了关于贫困山区可以实行责任到劳的“责任田”制度的讲话，受到了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责任田，包产到户就在长期贫困的地区搞开了。六月，省委召开了河东六个地、州委书记座谈会，专门讨论了推行责任制问题，制定了座谈会纪要，提出“凡是集体生产长期落后，群众生活十分贫困，许多困难问题在短期内又不能解决的生产队，以及那些居住分散的山区社队，只要绝大多数群众要求，可以实行包产到户，至少几年不变”。从此河东各地委、县委相继派出工作组、调查组深入农村，传达省委精神，听取群众意见，总结已经搞了包产到户社队的经验。在此基础上，很多地委、县委都作出了实行包产到户的具体规定。如我们在定西看到，地委在今年7月5日，作出了《关于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若干问题的意见》，共16条，对包产到户的性质；对那些地方可以实行；土地、牲畜、农具如何分配；包产合同如何订立；集体的机械、房屋、水利设施如何统一管理；大、小队干部、民请教师、赤脚医生如何补贴；烈、军属，工、干家属，五保户如何优抚照顾；社队企业及其职工的管理和报酬；生产队、社员的债务如何处理等一系列问题，都作了具体的说明和决定。地委宣传部还专门颁发了宣传材料。由于省委、地委的精神明确，各县和县、社干部们很快就统一了思想。在夏收之后，各地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工作就全面展开了。我们9月初到陇西县时，县委书记张自强告诉我们，这个县早就开了公社书记会议，学习了中央首长的指示，大家一致拥护，要求早搞，以免影响明年生产。8月份开始搞，一个多月的功夫，全县2225个生产队，有2220个生产队群众强烈要求实行包产到户，现在大部已经搞完。土地、牲口、农具已经划定承包下去，农民已经在准备冬播了，工作非常顺利。据我们到碧岩公社调查，工作队进村，从召开群众大会，讲明包产到户的性质和具体办法，讨论和制定划定土地，分配牲口，农具的具体方案，到最后划定土地、牲口，农具签订包产合同和处理具体问题，一般只要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就足够了。工作队员和社队干部普遍反映，这个工作比以往什么工作都好做，顺利极了。群众对这次工作队进村特别欢迎，有许多地方的农民说，这是解放后第二个最好的工作队（第一个是土改工作队）。

甘肃省的各级领导，顺应民意，支持贫困地区的农民要求实行包产到户的愿望，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就在全省70%的地区，实现了这场生产关系的调整。我们一路看到社会秩序安定，生产生活生气勃勃，蒸蒸日上，整个农村洋溢着热烈的气氛。甘肃省这种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领导实行包产到户的经验是值得重视的。但是我们在甘肃也看到有个别市、县的负责同志，对包产到户仍有抵触，认为群众的这种要求是“分田单干”，是“想摆脱共产党的领导”。所以他们不顾上级的指示，不管群众的强烈呼声，在自己工作的地区顶着不办。群众批评他们是喇叭裤中间的那一截。上面中央，省委领导，下面人民群众，都放开了，唯有他们在中间卡着。他们影响了群众的情绪，损害了党的威信，很多搞了包产到户的社队也因为他们的做法而惴惴不安。社员群众气愤地把他们叫作“不怕老百姓饿肚子的人。”对于这样的领导，我们应当加强教育，帮助他们尽快从假社会主义和个人私心杂念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走上真正建设社会主义的轨道。

实现了包产到户之后，农业生产会大大发展起来，与此同时，也会有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出现。对此，我们更要加强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以适应变化了的情况。

第一，领导必须要有预见。包产到户以后，农业生产要回到原来的老模式中去，显然是不可能了。农村经济会怎样发展？我们在前面只是根据已有的迹象作了大致轮廓的描述，到底怎样发展，还要由实践来回答。但是这个问题已经提出来了。农民群众也十分关心，他们也要求党组织能及早给予阐明。他们现在之所以普遍担心政策变，怕回到原来的“大呼窿”的老框框里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不知道包产到户以后将会怎样发展。为此，我们党应该及早做出说明，作出规划，以使广大干部、广大农民有所遵循。这样的规划是可以尽早做出来的。办法是按照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研究我国的农民问题、农业问题，而特别重要的是加强对那些比较早实现包产到户的社队，尤其是那些生产发展较快，原来基础较好的社队情况进行调查研究，也可以参考南斯拉夫等国家的经验，从中得出规律性的认识，预见包产到户以后农村发展的基本趋势，并由此制定出包产到户后农村发展的远景规划。当然，这样的规划是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充实的。

第二，包产到户的前途必然是专业化、社会化生产。农业生产发展起来之后，多种经营发展起来之后，专业户、专业农户会大量涌现。专业户、专业农户多了，必然要求联合，新的集体经济组织就会应运而生。

因此，在实行包产到户之后，我们在促进农业发展的时候，就要有领导地向专业化方向引导，帮助发展各种专业户。专业户多了我们又要从政治上、经济上扶持建立新的经济联合组织。如专业养鸡户多了，我们就要帮助他们建立禽蛋联合企业，解决原种来源、饲料供应、防疫保险，推销禽蛋等个体经营不易解决的问题。

对于这些专业联合组织，我们只应从政治方向上加以指导。在经济上，要通过价格、税收、贷款等等经济杠杆去影响它的发展方向，再不要靠什么行政组织，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去管理了。

第三，农业要发展，离不开工业、商业、交通、金融等等事业的支持。包产到户以后，随着生产的高速发展，农副产品会大量增加，随着专业化的发展，农产品的商品率也会大大提高。这就要求商业系统能够帮助他们推销产品，供应生产资料。例如现在定西地区的几项主要经济作物，大麻、当归、党参，都因滞销而影响农民收入，影响继续生产了。陇西川区，今年产大麻300多万斤，而国家收购计划只下达了80万斤，大量的麻交售不出。国家收购牌价1.5元一斤，但不收购，农民只好几十里路肩背车推，弄到集市上，八九角钱一斤，卖给中间人，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调整和放宽农业政策以来，农副产品已经大量涌现，各地已有商业部门停收拒收粮食、生猪、禽蛋、药材、蜂蜜等问题发生。包产到户农业向专业化发展之后，农副产品会更多，这个矛盾会更加突出。看来农业基础改变了，商业、银行等流通渠道也必须作相应改变，以适应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

第四，为了加强和改善党对农民和农业生产的领导，我们要对目前的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基层组织结构进行适当的改革。三中全会提出党的工作重心要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后，我们原来那一套以适应阶级斗争为纲那种状况建立和逐步发展起来的基层组织结构，就已经不适应了；特别是现在生产落后、生活贫困地区实行了包产到户之后，这种不适应就显得更加突出了。改革基层组织结构的任务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据我们在陇西县碧岩公社调查，全部21个公社干部只有5个是搞农业技术和财务工作的，占23.8%。公社机关内没有一个搞农业经营管理的。陇西县级机关各类干部886名（不包括医生、护士和教职员），农林水利干部只有169名，占19%，除掉水电干部61名，农林干部只108名，而公、检、法干部却有106人之多。这样的干部结构和组织结构显然不适应工作重点转移的要求。

包产到户以前，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忙于催种催收，忙于直接领导和指挥生产。包产到户以后，生产的任务就落到社员身上，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的工作内容完全变了，所以各地实行包产到户的过程中，大队，生产队干部都减少了。一般的做法，大队留支书、大队长和文书三人，生产队留队长，会计两人。有的地方大队设会计一人，生产队就不设会计了。有的生产队仅留队长一人（队委会还在）。讲了多年精简干部，减轻群众负担，现在一下子就解决了。

从多年的情况看，政社合一的弊病太多。公社可改为区或乡，成立党委和政府，专管党、政事宜。农业生产的经济组织可分两类：一类是农业技术指导推广机构，可由县农业局等业务部门领导；一类是经济联合组织，这些都是企业，按自愿互利原则建立，成立管理委员会，民主产生领导，对参加的农户或单位负责，为参加的农户或生产队服务，实行利益分红。

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可以合并。实行了包产到户之后，还以现在的生产队为单位管理20~30户人就太少了，但大队200~300户又太大了。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可以自然村或联村为单位，恢复村级政权，专管行政事宜。包产到户的社员，今后在经济上怎样联合，由今后各地的经济发展情况而定，实行自愿互利的原则，建立各种形式的联合组织，不必强求一律。但一定要与政权组织分开，不要再政企不分。

改革观行的基层政权组织结构，虽已势在必行，但这是涉及国家根本体制的大事，必须慎重。有关领导要进行调查研究，按照国家的政策，试点摸索，拟定出切实可行的方案，通过法律程序确定，予以施行。

总之，包产到户并不是所谓的“权宜之计”。作为一件关系到亿万人民生活的大事，它有着十分巨大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随着生产组织形式的改变，人与人之间过去那种单一的领导与被领导的行政关系也将随之发生变化。随着农业生产向专业化、社会化方向的发展，随着农产物商品率的提高，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人们之间横的经济联系，也会日益丰富起来。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随着多种经济成分的共同发展，我们的经济管理体制以及整个上层建筑，也会自然地得到进一步改善。只要我们始终遵循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基本原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在经济调整的同时改善我们的体制和机构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整个国民经济就能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就一定能早日实现。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杂志社的内部刊物——《未定稿》1980年第3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