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国有化”和“非国有化”

西方的“国有化”和“非国有化”

1940年代后半期开始，许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实行“国有化”，到1980年代又出现了一股不小的“非国有化”（或称“私有化”）浪潮。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这一现象，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有的人还把它作为在社会主义国家实现“私有化”的一种理论依据。因此，资本主义“国有化”和“非国有化”的起因是什么，它们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作用如何，资本主义的国有经济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本质区别在哪里？弄清楚这些问题，对于我们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是必需的。本文围绕这些问题，介绍一点情况，谈点看法。

一、“国有化”的起因及其作用

战后初期，在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在西欧英、法、意、奥等国，对电力、煤炭、煤气、铁路运输等行业和企业，实行了国有化。后来，在这些国家中，国有化又有所扩大。由于国有化和国家投资建立国有企业，到1970年代中期，这些国家的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有了提高。如1976年，英、法、联邦德国、意四国平均计算，非金融国营企业净产值占国内净产值的比重达到12.9%，固定资产投资占投资总额24.7%，职工占全国职工总数的8.7%。从国有企业部门分布的重点看，据英国《经济学家》1973年底刊登的材料，在采煤、石油、钢铁、汽车、造船、电力、煤气、铁路、运输、航空、邮政、电讯等十多个重要经济部门生产中，国有企业的比重达到50%—100%的部门，联邦德国和荷兰各有7个，意大利、瑞典和西班牙各有8个，法国有9个，英国和奥地利各达到10个。对国民经济有重要意义的金融业，也是西欧国有化的重点。1973年，国家在信贷金融业资产中所占的比重，奥地利为82%，意大利为75%，法国为60%，联邦德国为54%，英国为20%。

战后西方国家国有化和国有经济的发展，与各国经济、政治、社会等条件密切相关。从经济上说，战后初期西欧各国实行大规模国有化，是现代化大企业的恢复和技术改造需要大量的投资与私人资本积累有限性尖锐矛盾的结果，也是对付世界市场上剧烈竞争的需要。西欧各国经济遭受战争的严重破坏，重要经济部门的恢复和重建需要大量投资，私人资本无力承担；同时，这些部门，一般说来设备陈旧，技术落后，商品的国际竞争力薄弱。为此，西欧各国需要通过大规模国有化，恢复和重振经济，加强竞争力，保护国内市场和本国垄断资本的利益。从政治上说，西欧在历史上工人运动比较发达，战后初期更为高涨。工党和社会民主党把国有化作为改良资本主义的重要手段，一旦组阁施政，就开展国有化运动。

国有化后形成的国有制经济，对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有重要作用。首先，国有经济为私人垄断资本再生产提供了许多不可缺少的物质条件。例如，为私人企业提供铁路、公路、港口、航空、通讯等基础设施，钢铁、煤炭、电力等原料、燃料，国家科研机构和新兴尖端技术部门提供先进技术等；其次，为私人经济创造种种有利的经营条件。国家投资集中在数量大、周期长、利润率低的部门，它替代了私人的投资，从而使私人资本可以更集中投入有利可图的部门；而国有企业在向私人企业提供生产要素和先进技术时往往是低价的甚至是无偿的，这就保证私人资本降低成本、提高利润和竞争能力。再次，国有经济是资产阶级政府调节社会经济活动、实现宏观目标的物质力量。它受国家控制，可以在引导社会投资、实施经济计划、增加就业、缓和阶级矛盾等方面发挥作用。战后发达国家特别西欧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不能不说国有化有一份功劳。

西方的国有经济和资本家个人或集团所有制相比，形式上有区别，但它的性质仍然是资本主义的，断言它具有“社会主义因素”是不对的。大家知道，国有制的性质随国家的性质而定。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私人资本特别是私人垄断资本构成社会经济的基础，它决定国家这个上层建筑只能是资产阶级国家这个理想的总资本家。由这种性质的国家实行国有化，占有生产力，毫无疑问仍旧是资本主义所有制，也就是全体资本家的共同所有制。由于资产阶级国家形式上是代表全社会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最初在形式上也表现为国有制，因此，资本主义国有化包含着解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但冲突的实际解决要有个前提，即工人阶级首先要取得政权，把资本主义国有制变为无产阶级国家所有制。没有这个前提条件，在私人垄断资本继续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国有制只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资本主义国有制企业的工人，虽不再受雇于和隶属于某一个别或集团的资本家，但受雇于资产阶级的国家和国有企业；即使工人代表被容纳参加国有企业的管理，但他们仍旧没有所有权，依然是雇佣劳动者，他们创造剩余价值并被资产阶级国家和企业无偿占有的实质也没有改变。正如恩格斯说的：“在资本主义国有企业里，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²⁰⁾

二、“非国有化”的缘由及其近期效应

西方的“非国有化”（或“私有化”）现象，早在四五十年代就已个别地发生，进入1980年代，则出现一股不小的非国有化浪潮。1981年英国首先发动私有化运动，大规模向私人出售国有企业资产。到1988年底，英国已出售主要企业约25个，占国有企业资产总值的1/3以上，出售金额近300亿英镑。法国于1986年开始实行非国有化，政府在巴黎证券交易所出售了10个国有公司，累计收入770亿法郎。西欧的联邦德国、意、荷、比、丹麦、葡等国也速度不等、程度不同地推行非国有化。

非国有化的结果，使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比重有所下降，但在大多数国家中并未达到伤筋动骨的地步，就是在英国，1987年国有企业职工仍占就业人口4.6%，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投资占国内固定资产投资9%，迄今还未实行煤炭、铁路、邮电等部门的私有化。

非国有化的原因是什么呢？非国有化虽然往往在国有企业效益低下和亏损严重的背景下发生，但并不能因此就简单地推论说，仅仅因为国有企业低效亏损才引起非国有化，更不能把国有制企业看成必然低效率，私有化才是提高效率的唯一出路。这是因为：第一，事实证明，国有企业并不都是亏损企业，也并非注定比私人企业效率低，据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提供的资料，1980年西欧国有企业中，年销售额在10亿美元以上的大型企业共42家，其中除英国钢铁公司等少数几家外，全部盈利。有的西方学者曾从10个发达国家70年代以来的80余个案例中，归纳出国有企业效率高于私人企业的有7个。差别不大的有14个。第二，造成国有企业亏损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有的因偿还债券利息出现亏损；有的为了贯彻经济社会目标，实现宏观经济政策，减少了盈利机会，或低价供应和高价购入商品劳务造成亏损等。国有企业微观效率一般存在较低倾向，虽不能说与财产归属没有一点关系，但主要还在于经营管理体制问题，如独家垄断经营，缺乏竞争机制和破产威胁等。世界银行的一些专家曾说过：“决定一个企业有无效率的主要因素并不在于它是公有还是私有的，而在于怎样进行管理。”第三，国有企业经营亏损是80年代前早就存在的老问题，如果仅仅由于低效亏损才实行私有化，为什么大规模的和普遍性的非国有化要拖到80年代以后？又为什么连非国有化最激烈的英国也不想彻底取消国有制？

必须用发展的观点看待80年代出现的非国有化浪潮。它的直接原因是资产阶级国家为了减少财政赤字，摆脱滞胀困境。在国家干预经济的初期，国营经济促进国民经济增长这一面是主要的，亏损问题并未引起人们的严重关注；70年代中期后经济陷入“滞胀”，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投资和补贴不仅已失去原先具有的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而且在国家财政赤字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国有企业亏损也就越来越成为国家的沉重包袱。以英国为例，1974年国有企业亏损总额达12亿英镑，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0%。仅英国政府对铁路、钢铁、煤炭三个部门国有企业的补贴而言，1979—1982年度为16亿英镑；1982—1983年度上升到25亿英镑；1984—1985年度高达40亿英镑，占当年财政赤字的1/5。滞胀现象使资本主义再生产困难重重，严重地损害了私人垄断资本利益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于是反对国家干预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成了摆脱滞胀的新药方；私有化、减税、免税等等作为以反通货膨胀为首要目标的政策措施被提了出来。出售国有资产，是资产存量或所有制结构调整的一种方式，它既可通过出售资产增加财政收入，又可以减少对国有企业的亏损补贴，还可以腾出财政力量适应科技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对国家投资结构提出的新要求。这在国有经济比重相对较大、亏损和财政补贴又比较严重的国家，如英国，把私有化作为克服财政赤字和滞胀的重要内容，就很自然的了。

国有企业的非国有化，也是国家干预经济方式的转换。在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许多类商品没有国家干预是无法达到供求均衡和资源优化配置的。但国家的干预有多种方式，除了国有、国营这种最直接的方式外，还可以采取国家管制（例如管制产品定价）、招标外包以及减税补贴等等其他方式。这里就有一个如何根据各类不同性质的产品及其供求的具体条件选择国家干预方式的问题。从国家干预的角度看，非国有化意味着原来企业需要国营的具体条件消失了或者减弱了，变化了的条件有必要变化干预的方式。英国宇航公司的国有化和非国有化，很能说明这一点。宇航事业是对未来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有重要意义的新兴产业。英国私人企业在这一领域资本规模不足，不具备国际竞争能力。为了尽快缩短英国与美国等其他发达国家在这一尖端技术领域的差距，工党威尔逊政府于1977年将4家飞机公司合并成立国有的英国宇航公司，等到国家投资迅速形成了规模和具备国际竞争能力后，于1981年开始逐步将这个很有盈利性的企业私有化了。这典型地说明，客观条件变化而相应要求政府干预方式变化，是个别企业私有化的具体经济根据。

80年代出现的私有化浪潮，从政治上说，与执政党的政治主张有关。从历史事实看，国有化政策更多地为社会党等打出“民主社会主义”旗号的执政党所采纳，非国有化政策更多地为保守党执政时所推行。法国的例子最能说明这一点。1981年密特朗的社会党执政后，曾拟大规模推行国有化，但随着1986年右翼政府上台，转而推行私有化，1988年社会党再度得势，私有化运动又告中断。但执政党的政治主张本身并不能决定非国有化产生与否，执政党的非国有化政策，归根到底只是客观上成熟的非国有化要求的反映。虽然执政党的政治主张会对非国有化政策实施的程度、方式和时间发生影响。

应该承认，非国有化带来了一些近期效应。首先表现在改善了政府的财政收支状况，对降低通货膨胀率起了作用。如英国通货膨胀率1982年前达到两位数，1983—1987年连续5年保持在3.4%—6.1%之间。近年来虽有抬头趋势，但没有超过一位数。其次是国有企业转为私有后，摆脱了国家的行政控制和对财政的依赖，增强了竞争机制，使企业的效益有所提高。这反映在私有化后股票价格的提高中。英国8家私有化企业的股票价格，到1986年4月，提高的有6家，下跌的有2家，提高幅度最多的达4倍多。加上其他有利因素，使经济逐步摆脱了滞胀困境。但这些短期效应的取得是付出很大代价的。失业严重是私有化最巨大的代价，如英国的失业率从1979年的5.0%上升为1985年的12.9%，失业人数达317万，创1936年以来历史最高纪录。而且私有化是按照有利于私人垄断资本的原则进行的。资产阶级政府在私有化浪潮中，以“股权扩散化”，让国有企业广大职工购买股票为号召，股权扩散的结果，小股东的数量确有很大增加，但他们拥有的股份资本比重反而比以前下降了，从1981年占28.2%下降到1985年的22%。政府又往往通过低估国有企业资产的价值对私有化企业采取明补或暗补的办法增加其盈利前景，保证私人垄断资本能获得垄断利润，这一切壮大了私人垄断资本的实力，从长远看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将更加深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三、“国有化”和“非国有化”的互相替代

西方的“国有化”和“非国有化”看起来是截然相反的两件事；然而在事实上，它们却是可以互相替代的；当然这种替代又有一定限度，既不是全部国有，又不是全盘私有。

“国有化”和“非国有化”可以互相替代，是因为“国有”与“非国有”虽然形式不同，一个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另一个归私人或集团所有，但它们为资产阶级所有，为资本所有者利益服务的实质是一样的。当经济的恢复和建设需要大量投资，私人资本力量又不足，国有化能保证若干基础部门生产的扩大和技术进步，保证整个经济的正常运行和矛盾的缓和，从而对私人资本也有利时，它就会存在和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国家代表资产阶级整体和长远利益，与私人垄断资本代表的个别或集团资本家利益毕竟有区别，两者矛盾也不可避免。国有化规模过大，范围过宽，会损害私人资本的利益，因此国有制必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当私人资本力量壮大，而国有化的积极意义逐渐削弱，财政负担沉重等消极影响不断扩大，对私人资本弊大于利时，国有化又将转化为私有化。可见国有化或非国有化都是由一定的经济、政治条件决定的。

我们不能用形而上学的观点看待资本主义国有化和非国有化，只看国有的形式，不问它的实质，从而把资本主义国家所有混同为公有制形式之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有；也不能把资本主义国有绝对化，认为它既是生产社会化的产物，它的规模必将越来越大，范围越来越宽，一旦重新出现私有化，则又认为国有制不行，私有制才有优越性，国有制被私有制替代将是世界各国的普遍潮流。总之对“国有化”和“非国有化”都应该作具体的、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揭示它们产生的条件和原因、适用的范围和局限、所起的作用和带来的矛盾。经过分析才会知道，在什么条件下，在多大范围内和何种程度上实现国有化是对资本有利的，个别资本家和资本家集团能够接受的；超过一定限度或条件发生变化，国有化就将停止以至往反方向变化。

如同80年代以前国有化没有能够取代私有制一样，非国有化也不可能彻底。私有制不可能完全取代国有制，国有经济还有它存在的客观需要，私有化也会受到各种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制约。可以设想，随着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的变化，“国有化”和“非国有化”这两种资本主义所有制形式的替代还有可能发生。我们既不必对资本主义“国有化”抱什么不切实际的幻想，更毋需为资本主义“私有化”大唱赞歌。

载《解放日报》，1990年1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