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与民主发展间关系的现实多样性

7.3　经济发展与民主发展间关系的现实多样性

对村庄经济指标和村庄民主指标进行量化处理，可以得出每个村庄一组对应的经济指数与民主指数，做出被调查村庄在分布上的散点图（见图7-1）。

图7-1　村庄民主指数散点图

我们几经检验，这些散点之间不存在一条拟合完好的曲线^[20]。正如赫尔德所言，民主的实践是令人困惑的。村民是村庄的基本组成单位，村民自治以行政村为单位实施，村民数据是村庄数据的来源，据此可以推断，遵循经济因素对村民民主的影响，村庄的民主状况与其经济水平也应存在正相关关系^[21]。（由于前文中已分析村庄内外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的混合影响；加之由村民数据到村庄数据在统计上会自然丢失一些信息；于是，村庄层面上的各项民主指标也没有均与经济水平呈现正相关关系，虽然都可以显示出经济对村庄民主发展的重要影响）。但根据图中的散点分布与所获取的实地资料，我们从民主与经济发展角度大致归纳出村庄的五种村民自治类型：

（1）“发展—民主”式。这是指村级经济发展与民主化进程能够相互调适，经济发展推动村庄传统观念的演进和社会结构的良性分化，而村民自治也能够有充足的经济资源整合乡村权威，并充当经济发展导航者的角色。现实中，这种模式也有，但凤毛麟角。从区域分布上看，出现这种模式的乡村多处于沿海经济发展快速、市场观念较强的地方，如山东省阳谷县M村，其村庄对应的经济、民主指数分别为4.92、6.89（图7-1点7）；上海市奉贤区C村为6.47、7.08（图7-14点34）。

（2）“发展—精英”式。这类村庄尽管村级经济获得迅速发展，但是发展过程产生了能人政治的局面，村庄能人在村民自治架构中拥有较大的话语权。这种模式一般发生在村庄内源型经济（包括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发展的地区，在集体企业独大的乡村，党的基层组织、村民的自治组织与集体企业的管理组织往往重合，而在私营企业众多的村庄（如浙江、江苏、山东部分村庄），财富改变了乡村选举的政治生态，使得“老板执政”等现象不断增多。在调查的江苏省Y村，其经济、民主指数分别为5.79、4.65（图7-1点32），村支部书记兼村长集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于一身。村民经济水平因村民职业的转变而提高，虽然村级民主没有与村级经济同比例增长，但村级各项民主制度相对健全，在村庄精英主持下“发展—不民主”的状况与之并存，村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度低。外源型经济的村庄状况与之相似，村级权威或者是经济精英或者是村庄政治精英，村级经济总量增加但村庄民主指数相对较低，有精英治理而无村民参与的民主治理，是权威民主而非自治民主。这种情况在调研的上海地区最为普遍，图7-1散点图中为点37、38、39、40等村庄。

（3）“落后—民主”式。这是指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村庄在政府的推动下构建了基本的民主骨架。在村民自治处于弱势、乡镇行政则处于强势的地区，村民自治实际上是—种“行政民主”或者是上级主导的“安排式民主”，即行政力量干预下启动和运作的民主。这种模式很容易导致乡村政治中庇护关系的形成，即乡镇政府提供村级民主的物质资源和权威资源，而村民自治组织必须以“忠诚”等意识形态作为交换。这也是统计结果中为数不少的村民认为村委会既代表政府，又代表村民的重要原因。在得到的散点图中，有相当一部分点的呈相对低收入却民主指数较高，如山东省阳谷县P村（图7-1点1）。在乡弱村弱的村庄，村级组织除了完成上级任务，在村庄事务中主要发挥了传统村庄组织的功能，在经济不发展的情况下保持了较好的村风和干群关系，民主指数表现得同样较高，如河北省固城县R村（图7-1点42）。

（4）“落后—瘫痪”式。这是指经济发展落后，而村级民主流于形式或难以启动的情形。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地处边远的农村地带，也包括外出打工人数多的村庄，及村庄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地方。其中，利益多元的村庄中各利益主体的势力不相上下，如宗族、家族等血缘因素，使乡村民主无法起到整合各方利益的作用，某个利益主体难以在村庄范围内获取合法性，村庄选举甚至成为引发族群冲突的导火线，村庄选举时竟需要出动地方公安武警压阵（如山东某县C村）。在经济状况落后，而村庄权力由少数恶势力把持的村庄无民主可言，因此得不出村庄的民主指数，如陕西省定边县Y村。

（5）道德权威式。这是指由道德高尚的村庄带头人治理村庄，与村庄经济发展水平没有必然联系，村庄发展系于乡亲们对带头人的信赖。山东省阳谷县G村，村主任在选举中得票率高达93%，并且集中在主任票。村庄治理状况与发展状况稳步运作，村庄带头人坚持民主治理原则，村庄选举、村庄公共事务的处理公开透明，在经济状况不是很发达的情况下，村级组织享有很高的合法性。

简单说来，经济发展有利于民主提高的基本判断，统计上已经被证明二者呈正相关的相关性，但在因果机制上不是那么清楚。首先，民主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促进经济的发展，但经济发展除了外部因素以外需要具备经济领域的一些必要条件；其次，民主的目的是维护组织成员的权利，虽然包括经济权利，但民主的直接目的不是发展经济。所以，村庄层面的民主状况因村庄内外部原因的影响，与国家层面的民主一样，并生着多种情况。但我们的研究可以对经济发展与民主发展的关系这一国际理论予以深化或证实，得出以下结论。

结论1　一定的经济资源总量是民主发展与巩固的前提条件。

调查结果来看，经济发展只能解释民主发展的一部分因果过程，是民主发生与强化的一个必要条件，并不是一个充分条件。因为一个经济较为发达的政治“社区”既可以是民主的，也可以是不民主的。但显然，经济发展是民主发展举足轻重的条件之一，如果能够提高公民生活水平和教育程度，那么便为民主结构打下了基础，使争取民主的努力制度化与合法化的可能性增加。从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来看，民主发展程度与经济发展程度不是一一对应的。许多贫穷国家，海地、一些非洲国家等，成立的民主政权并不稳定，政权穷困且合法性低，这些国家的民主历程深刻地说明，民主发展超前于现有经济水平并不能保持民主的长久。在一定阶段一定国家民主可能出现民主超前或者民主滞后，但总的来看，“利普塞特假说”是符合一般规律的，经济发展有利于民主的发展与巩固。从农村民主化的角度看，如果乡村的经济资源存量相当小，民主选举就很难获得持久的刺激性，村民也无法掌握自身民主的命运。

结论2　除经济资源总量外，经济资源的分配类型同样影响民主化进程。

达尔认为，市场经济让民主付出的一个重要代价：市场经济导致了经济上的不平等，它可能会阻碍在民主国家的公民之间实现充分的政治平等。^[22]市场经济产生收入不平等已是人们的共识，收入不平等对民主的稳定有负面影响。实证数据显示，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收入不平等的程度较为严重，民主程度表现为降低而不是提高，一旦控制收入不平等的这一影响，经济发展对民主化有预期的正的影响。因此，经济发展总量的提高因其内部收入不平等也常常在促进民主制度上失败（Tatu Vanhanen，2003）。在经济发展的前提下，资源分配程度成为经济发展影响民主的次级变量，经济资源的广泛分配是民主资源分配的物质保障，市场伴生的结构性分配缺陷只能由政府积极出击，消减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民主成长的土壤。从调研结果与其他判断来看，经济发展早期阶段，人们更关注基本的生存物质需要；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民主呈上升趋势，并成为解决收入分配的合理手段；经济继续发展，民主的增长态势发生变化；经济与民主之间因不同的分配要求呈现复杂的非线性关系。但是，现阶段拥有较大公共积累的村庄，资产由少数人掌握到资产分配给村民是解决公共资源和公共权力与农民相脱离的措施。

结论3　经济发展是民主化启动的第一级阶，而它能否继续迈进却仰赖于其制度的有效性。

正如林茨所说，“如果一个民主制，它的政策从来不能在教育、健康和交通领域产生政府托管的巩固物品，不能为公民提供一种经济保障的体系，针对总体的经济不平等提供一些缓解措施，它就不可能维持下去。”^[23]根据我们的调查数据，相当部分的村民认为，选举出来的村委会对维护村民利益几乎不起作用；村民自治实施过程中的有效制度建设也较少；村委会的合法性得不到村民半数以上的认同。因此，即使农村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民主结构，还必须确保村级组织有效履行职能，能够保障村民的权益，巩固已取得的民主成果和村庄发展中取得的经济成果，不是停留在村级组织利益“内化”阶段，而是在接受村民授权的基础上服务村民，才能赢得村民对村民自治制度的拥护。

结论4　民主化是一个整体性进程，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依赖强大的政党体系。

在非民主系统内培育民主的次级系统，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到底有多大？这很难有乐观的判断。国际有学者认为，在非民主结构中培养民主的子结构是不太可能的，民主的次级组织在非民主系统下不可能正常运转。有学者对村民自治的低绩效治理现状概括为“问题在上面，矛盾在下面”，这似乎是国外理论与我国现实的吻合。经济发展使得民主成为可能，而政治领导才能使其成为现实，政党为自下而上的农民政治参与提供制度化框架，并实现参与，在民主政治生活中必不可少。调研中发现，党组织活动健康的村庄其民主治理效果较好，村民的满意度相对较高，这在统计中也得到印证，党组织规范的村庄其村民民主指数领先于其他村庄。当民主化的各种前提要件发育之后，党对农村及其全社会的恰当领导将是中国民主化的强大催生力量。农村民主化必须依赖整体性的政治结构为农民政治参与提供制度化的框架，一定的经济资源只是必要条件，而如果缺乏向上开放的政治结构，农村民主充其量只能成为“花瓶”民主。

【注释】

[1]布莱斯政治学说的最大失误在于他对民主政治的经济条件熟视无睹。他透彻地论述了代议民主的各种要件，但唯独没有论述最重要的经济要件。

[2]［英］布莱斯.现代民主政治［M］.杨永泰，译.民国十二年（1923年）参议院公报科出版，1：55.

[3]Seymour Martin Lipset.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Legitimacy［J］.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59.

[4]［美］利普塞特.政治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31.

[5]［美］利普塞特.政治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31.

[6]［美］科恩.论民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59.

[7]蔡定剑.公民素质与选举改革调查［J］.战略与管理2003（2）.该文反驳了“公民素质太低，搞不了民主选举”的观点，其结果显示：受中等教育程度的人选举态度更为积极，受高等教育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选举态度更为消极；农民对选举的热情，对民主的追求和渴望，相比之下城市市民、大学生和知识分子等对选举冷淡、态度消极。我们认为这不能普遍反映受高等教育的人没有普通农民民主意识高。

[8]Robert J.Barro.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Growth A Cross-Country Empirical Study［M］.The MIT Press Cambridge，Massachusetts London，England.1997：66-67.

[9]见山东省阳谷县P村调查。

[10]见山东省阳谷县P村Z村民访谈。

[11]Tatu Vanhanen.Democratization：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170countries［M］.Routledge，2003：16.

[12]［美］密尔.代议制政府［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26.

[13]吴国光.论制度化分权［J］.二十一世纪，1996（6）.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2.

[15]Robert J.Barro.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Growth A Cross-Country Empirical Study［M］.The MIT Press Cambridge，Massachusetts London，England，1997：52.

[16]Robert J.Barro.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Growth A Cross-Country Empirical Study［M］.The MIT Press Cambridge，Massachusetts London，England，1997：61.

[17]转引Tatu Vanhanen.The Process of Democratization：A Comparative Study of 147states，1980-1988［M］.New York：Crane Russak，1990：47.

[18]胡伟.党内民主与政治发展：开发中国民主化的体制内资源［J］.复旦学报，1999（1）.

[19]谢岳.完善人大制度：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J］.学术月刊，2005（6）.

[20]也就是说，我们的调查数据显示，村庄经济发展与民主发展间不是线形的正相关、负相关或者经济发展中等的村庄民主程度一定高。这些结论的得出，往往和研究者的取样有关系。

[21]由于我们在村庄中没有遵循统计上严格的抽样原则，所以没有对村庄层面经济水平与民主状况进行相关性和回归性分析。

[22]［美］罗伯特·达尔.论民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66.

[23]［日］猪口孝，［英］爱德华·纽曼，［美］约翰·基恩.变动中的民主［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66-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