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新经济增长的理论探讨

第二节　对于新经济增长的理论探讨

这一节将对新经济增长的理论进行探讨，目的是为管理学理念的变革寻求一般理论的基础。

一、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理论成为现代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对于其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索洛等人建立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由索洛最早提出的增长理论源于对哈罗德—多马增长理论中缺陷的修正。

哈罗德—多马的增长模型是以两要素生产函数为基础的，该函数的表达式为：

Y＝F（K，L）

其中，Y为产出，K为资本，L为劳动力。假定经济的规模报酬不变，资本的边际生产率递减，人口按照固定的几何比率增长，产出的一个固定部分S不被消费，而是被用于投资，那么在固定生产系数的索洛条件下，经济增长的稳态均衡条件就为：

SF（K）／K＝W（K）

从上式看，W（K）给出的是经济的增长率，要实现这样的增长率，就必须使得投资K与储蓄SF（K）保持相等。由此可见，整个模型是高度依赖于固定的生产系数的。所以，即使经济能够沿着一条均衡增长轨道向前发展，那么这条轨道将犹如“刀锋”一样狭窄，一旦偏离这条轨道，经济增长路径将表现为累积性的经济扩张或经济收缩。这也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后来经常被人们批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缺陷。

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的缺点之一是假定生产技术是不变的，对于一个给定的储蓄率，能够保证实现均衡的增长率只有唯一的数值。但是，实现充分就业稳定增长的条件除非特殊情形，一般很难实现。为了克服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局限性，索洛（1956）、斯旺（1956）、米德（1960）和萨缪尔森（1952）等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类新的增长理论。这类理论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认为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刀锋”式增长路径是可以避免的，充分就业的稳定增长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调整生产中的劳动与资本的配合比例来实现。同时，索洛等人还指出：“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不是资本积累和劳动力的增加，而是技术进步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索。”

经济增长过程体现为资本积累过程，而决定资本积累的因素是投资的收益率。在规模收益不变的条件下，人均收入唯一地取决于资本—劳动比率，只有这一比率不断上升时，人均收入才能持续增长。而且，投资的收益率等于资本的边际收益。与人均收入一样，资本的边际收益也唯一地取决于资本—劳动比率，由于要素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存在，资本的边际收益率将随着资本—劳动比率的增加而不断下降。当资本的边际收益趋近于零或低于某一贴现值时，资本积累的速度将不会超过劳动力投入的增加速度，即资本—劳动比率趋于稳定，这意味着人均收入趋于一个固定水平（这时总产出的增长率等于自然增长率，即人口增长率），也就是说，从长期看，人均收入的增长不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因此，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虽然摒弃了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规模收益递减规律的假设，并引入了生产要素之间可替代的假设，但这些并不能保证长期经济增长是持续的。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优点是强调人均收入增长的源泉是技术进步因素。索洛没有把技术进步看成内生变量，而进一步说明其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最重要的源泉，但他已经明确指出，由于技术进步的存在，即使资本—劳动比率不变，资本的边际收益也会不断提高。因此，技术进步可以抵消资本边际收益随人均收入增加而递减的倾向，使其永远保持在零或某一贴现值之上，保证人均资本积累过程在长期内不会停下来，这样一来，人均收入的增长将保持一种持续势头。从这一增长过程可以看出，技术进步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因素。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大量的以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历程为例的实证分析也基本证实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例如，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1962）关于美国战后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表明，约有50%的经济增长来源于技术进步。

但是这种理论仍然接受了规模报酬不变和传统微观经济理论里使用的其他许多假定，结果，新古典经济学家所能得出的结论只能是经济增长来源于技术进步，至于技术进步的根源与路径究竟是怎样的就无法作出准确的说明，最后，只能以一个被称之为“索洛残差”的概念来对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加以综合性的概述。^[2]因此，与哈罗德—多马模型一样，包含技术进步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仍然缺乏坚实的微观基础。

由上可知，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也无法解释经济增长在各国间长期存在的差异性。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有一条很重要的结论，即所谓的“收敛定理”，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各国的长期经济增长率等于技术进步率，而技术进步作为一种外生因素，其获得的机会对世界各国来说都是同等的，因此，各国经济增长率最终将趋于一致。

对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缺陷，尤其是将技术进步视为外生变量的不足，索洛在一开始提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时就意识到了。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一直重视技术创新的重要作用，但在理论研究中却往往将其作为外生因素对待或忽视，这是因为若将其作为内生变量，会导致规模收益递增，这就与一般均衡分析的出发点——竞争均衡的假设相冲突，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又是以一般均衡分析为基础的。

为避开这一难题，索洛在其全要素理论中虽然将技术和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一起纳入，但将技术看成类似于一种对厂商的生产活动有益，而每一个厂商又可以无偿地利用的公共物品。可以说，在处理技术进步所遇到的两难境地，反映了经济学理论中关于技术创新的微观基础的欠缺。

二、新增长理论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缺陷正是新增长理论产生的决定因素之一，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要求有新的增长理论对此作出诠释，这也是新增长理论产生的现实条件。一般认为，罗默1986年的论文《递增收益与长期增长》^[3]、卢卡斯1988年的论文《论经济发展的机制》^[4]是新增长理论产生的标志。G·格罗斯曼、E·赫尔普曼、R·巴罗、S·雷贝洛、N·斯托齐等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观点主要有：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也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是厂商投资的结果，技术^[5]、人力资本具有外部效应，这是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重视政府的作用，认为不存在政府干预的情形下，经济均衡增长表现为社会次优，经济均衡增长率低于社会最优增长率，政府的经济政策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率，并且越来越多的新增长理论家将政策变量视为内生因素。他们普遍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法构建增长模型。

总体上看，新增长理论第一阶段的几种模型把经济增长或技术进步归结为外部经济性，有不科学的地方，因为技术进步往往与有意识的经济活动有关，如，新产品研发活动。新增长理论对技术或知识的三个特征的描述，也只涉及前两个，对第三个特征尚未涉及。于是罗默分别于1987年^[6]、1990^[7]年两次作了理论突破。

罗默的第二代增长模型的主要结论包括：经济增长不再依赖于知识的溢出效应，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克服资本积累过程中收益递减问题的关键是生产过程中新投入品的不断引入。这里的新投入品蕴含了新知识，在其被生产出来之前，需要由研究与开发部门提供设计思想；新知识的作用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促使新技术的产生，另一方面促进了知识的积累。经济增长率取决于人力资本水平，人力资本水平越高，经济增长率就越高。

从新增长理论的发展过程可见，其对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的认识越来越清晰，新增长理论家们普遍赞同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主导作用。

三、新旧经济增长模式的差异

探讨新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模式与传统经济时代的增长模式的区别，这对于后进国家（如，中国）在选择未来的经济增长模式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根据以上两部分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新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模式与传统经济时代的增长模式大致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重大差异。

一是积累模式的差异。在传统经济时代，人们所追求的主要是实物资本的积累，而不是知识的积累。与此相反，新增长理论对知识特征的阐述以及内生知识增长推动经济积累的学说可以更好地说明知识的增长是今天的产量和生活水平比上几个世纪高得多的基本原因。正因为如此，对知识积累的研究已经成为继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之后的当代新经济增长理论所予以关注的中心问题。

二是投资模式的差异。古典与新古典的经济增长模式注重物质资本和劳动的投资，这类投资来源于无风险的常规融资。而新经济时代的投资模式注重对创意进行投资，投资的方式是风险投资。风险融资与常规融资的区别在于，前者有助于企业创新，而后者恰好是限制企业创新的。两者在制度安排上也截然不同：常规融资通过银行融资来实现，退出机制比较简单，只要有能够保护债权的破产制度即可；而风险融资则需要一整套更为复杂与有效的退出机制，除了破产制度之外，还需要建立创业板证券市场，制定收购与兼并的法律，对创业者回购股权作出制度安排等，使风险资本可以有较大的安全系数。

三是增长模式的差异。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实现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资本积累和社会分工。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实现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国民储蓄或动态的技术进步。这都属于宏观经济的范畴。新增长理论则主要取决于企业创新，属于微观经济的范畴。这意味着在新经济时代，微观企业的创新活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超过了属于宏观经济范畴的储蓄与分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四、新增长理论的政策含义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对新增长理论的政策含义阐述如下：

（一）对知识所有权的制度安排

作为新经济时代经济增长主要源泉的各种知识都是非竞争性的。知识的这一基本性质的一个直接含义是，知识的生产和配置不能完全由竞争性的市场力量来决定。在新经济条件下，仅仅依靠传统的专利保护制度安排是不行的，因为专利保护的对象仅是发明的客体，而不涉及对发明主体的直接激励。因此，应当创造一种能使知识直接变为股权所有权的制度安排，目前美国所引用的知识入股制度便是一种比较好的尝试。

（二）对风险融资的制度安排

传统经济的资金短缺属于总量短缺，而新经济时代的资本短缺则属于结构性的短缺。在前面的分析中已经指出，新经济时代的投资是风险投资，因此，在总量资本过剩的条件下会出现结构性风险投资的短缺。这实际上还是制度性的短缺，也就是说，如果不存在创业板证券市场，也就会出现结构性的风险投资的短缺；反之，若金融制度以股权融资为主，并且存在规模巨大而又有效的创业板证券市场，则风险资本的供给将是充足的。因此，要发展新经济，就必须发展直接融资，特别是创业板证券市场。

（三）对发展教育的制度安排

教育是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它可以增加全社会的知识存量和人力资本。知识存量是创新与发明的基本前提，人力资本则是造成企业与企业、国家与国家之间收入差距的最为重要的变量，因为人力资本可以改变经济增长曲线的斜率^[8]。人力资本是通过后天的教育与“干中学”等机制获得的。更为重要的是，一个国家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越多，其创造知识流量的能力也就越强。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发展教育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纵观以上新增长理论的政策含义，笔者认为，在新经济条件下，政策的主要作用就是增加新经济发展所需的生产要素的可得性，这些生产要素包括人力资本、专利、融资等等，按照迈克尔·波特^[9]的说法，这些可以视为高级生产要素。

对于新经济的相关产业来说，目前，这些高级生产要素的获取成本都是相当高昂的：人力资本的形成需要若干年的投入（教育＋经验）；研发投入耗资巨大，风险更大；风险融资的获得显然也相当艰难。这些生产要素很难从外部获得，必须依靠自己投资创造。比如，我国不少地区都引进了一些高科技外资企业，但不久就会发现，这些高科技外资企业的根植性与本地经济的融合性并不好。各国高级生产要素的资源禀赋也不尽相同。因此，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看，通过制度安排，增强本国、本地区的高级生产要素的可获得性，使得新经济相关产业获得这些高级生产要素的成本降低。波特^[10]认为政府直接投入的应该是企业无法行动的领域，也就是外部成本，提供企业所需要的资源，创造产业发展的环境，如发展基础设施、开放资本渠道、培养信息整合能力等。根据这一观点，笔者认为，政府对于新经济相关产业的促进作用应表现为桥梁纽带性质的作用，进而本书围绕创新资源的可获得性的问题，构建理论模型，详见19页。

【注释】

[1]这种“生产手段的新组合”包括5种情况：一是采用一种新产品，或产品的一种新特性；二是采用一种新生产方法，或新商业方法；三是开辟一个新市场；四是控制一种新的原材料供应来源；五是实现一种新组织，包括造成一种垄断地位，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73-74，290，294页。

[2]Rchard R，Nelson，Sidney G，Winter：《An Evolutionany 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1985年版。

[3]Romer P M：《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6年第95卷第5期，第1002—1037。

[4]Lucas Jr，Robert E：《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88年第22期，第783-792。

[5]按罗默（1990）的描述，技术一般具有下列几项明显特征：一是技术是一种非独享性商品；二是技术的产生需要人的参与；三是技术具有一定程度的排他性。（Romer P M：《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0年第98卷第5期，第2，S71-S102。）

[6]Romer P M：《Growth Based on Increasing Returns Due to Specialization Based on Increasing Returns Due to Spelialization》，《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7年第77卷第2期，第56-62。

[7]Romer P M：《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0年第98卷第5期，第2，s71-s102。

[8]Romer D：《Advanced Macroeconomics》.Now York：McGraw-Hill Ine1996年版。

[9]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中信出版社2007年版。

[10]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中信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