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增长理论

新增长理论的产生

新增长理论产生之前，占正统地位的增长理论是索洛等人开创的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经济体系的增长源自储蓄率、人口增长、技术进步等外生因素，没有这些因素的变化，经济将无法实现持续增长；发达国家资本丰裕，资本边际生产力低，发展中国家资本稀缺，资本边际生产力高，但随着发展，各国增长将出现趋同（convergence）；资本将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各国政府政策对经济的长期增长没有影响等。但是，20世纪80—90年代很多国家的经济现实使这些预言屡屡落空。第一，近年来的事实表明，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出现趋同趋势，相反仍存在广泛差异；第二，国际间资本流动更多地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流往发展中国家的资本额只占总资本额的较小比重；第三，现实中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政府积极干预下取得了骄人成绩。由于新古典模型难以解释这些增长事实，众多经济学家开始在新古典模型之外寻找能够更好地解释现实的新理论。此外，20世纪80—90年代，美国经济已完成工业化进程，正处于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之中。在经济中，知识和信息的重要性日益凸现，物质资本的重要性大大下降。经济中更多有形投资流向了高技术商品和服务部门，研究与发展、教育与培训等投资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在这样的现实和理论背景下，新增长理论应运而生。

确切地说，新增长理论是由一些持有相同或类似观点的经济学家的众多增长模型组成的松散集合，而不像新古典增长理论那样共享一个基本理论模型。通常认为，保罗·罗默（P．Romer，1955—　）1986年的论文《报酬递增与长期增长》和卢卡斯（R．Lucas，1937—　）1988年的论文《论经济发展机制》是新增长理论诞生的标志。对新增长理论作出贡献的经济学家主要有：罗默、卢卡斯、G·格罗斯曼（G．Grossman，1955—　）、E·赫尔普曼（E．Helpman）、R·巴罗（R．Barro，1944—　）、P·阿格亨（P．Aghion）、P·克鲁格曼（P．R．Krugman）、L·琼斯（L．Jones）、S·雷贝洛（S．Rebelo）、G·贝克尔（G．S．Becker）、杨小凯（1948—2004）和N·斯托克（N．Stokey）等。

新增长理论的思想渊源

新增长理论的躯体比较新，它采用了现代分析技术和动态一般均衡机制，但其灵魂在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时代就一直存在。亚当·斯密的分工与经济增长思想可说是新增长理论的最早理论源头。斯密所说的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分工取决于市场容量的观点被美国经济学家阿林·扬（Allyn Young，1876—1929）称为“所有经济学文献中最具启迪性和创造性的判断之一”^[2]，并称之为“斯密定理”。新增长理论代表人物罗默1987年就曾根据这一思想建立了一个用市场容量和固定成本解释分工的增长模型。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等人也根据这一思想解释国际贸易动态效应。此外，斯密的分工促进了节约劳动型机器的发明，资本积累促进劳动分工和技术进步等思想也可说是现代意义上的报酬递增和经济增长的思想源头。

马歇尔继承了斯密的分工理论并探讨了斯密定理的适用范围问题。根据斯密分工取决于市场容量的定理，在市场需求不构成对分工限制的产业中，分工将无限深化，典型的产业结构将是垄断而不是竞争。马歇尔认为，分工并不必然排斥竞争。为说明这一点，马歇尔将收益递增分为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两种情形。马歇尔认为，当收益递增是由外部经济引起时，收益递增与完全竞争可以相容。当收益递增因内部经济引起时，收益递增也不会引起垄断，原因是，内部经济易变且难以持久，有能力的企业家不会长生不老；产业中每个厂商都处于某种局部垄断状态，它们面临的是一条有弹性的需求曲线，厂商产出增加时，价格比平均成本下降得更快，因而内部经济不会导致垄断。很多经济学家反对马歇尔的外部经济理论。奈特（F．Knight，1925）认为，对一个产业来说的外部经济很可能是其他产业的内部经济，外部经济的概念很含糊。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1985）认为，内部经济更加重要。在新增长理论中，罗默（1986）、卢卡斯（1988）却都继承了马歇尔的外部经济分析法，在完全竞争框架下构建了他们的增长模型。罗默认为，知识的外部经济是理解经济增长的关键。

阿林·扬对斯密定理推崇备至，认为不应在一个产业范围内看待斯密定理，而应从整个经济加以考察。他说，一个国家生产率之所以高，经济增长之所以快，并不是因为这个国家的工资率高，管理水平高，机器使用多，而是因为它的市场容量大，允许更高水平的分工。扬认为，劳动分工不仅包括斯密所说的职业多样化和专业化技能的提升，还包括迂回生产过程的增加，因此技术进步是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罗默（1986，1987，1990）、卢卡斯（1988）、杨小凯—博兰（1991）等模型均给予扬的思想以很高地位。

熊彼特强调企业家的创新是引起经济波动和经济增长的原因。创新刺激了投资，从而引起了信贷扩张，推动了产出增加。经济增长过程始终伴随着激烈竞争，适应能力强的企业将胜出，适应能力差的企业将被淘汰，因此经济增长本身就是创造性毁灭和新事物再生的过程。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也成为新增长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西格斯特罗姆（P．Segerstrom）等人也分别建立了具有创造性毁灭特征的新增长模型，并用于解释技术进步、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联。

新增长理论由很多模型组合而成，因此，很难一一介绍这些模型，但新增长模型的基本思想却是清晰简单的。隐藏在各种新增长模型背后的共同观点主要有：

（1）经济可以实现持续均衡增长，经济增长是经济系统中内生因素作用的结果，而不是外部力量推动的结果。

（2）内生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技术进步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进行投资的结果。

（3）技术（或知识）、人力资本具有溢出效应，这种溢出效应的存在是经济实现持续增长所不可缺少的条件。

（4）国际贸易和知识的国际流动对一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

（5）不存在政府干预情况下，经济均衡增长通常表现为一种社会次优状态，经济均衡增长率通常低于社会最优增长率。

（6）经济政策（如税收政策、贸易政策、产业政策）很可能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率；一般情况下，政府向研究开发、教育、培训等提供补贴将有助于促进经济长期增长。

（7）新增长理论在分析方法上的特点是，普遍采用动态一般均衡分析法构建其增长模型。

根据各种新增长模型在基本假设上的差别，可将新增长模型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在收益递增和外部性假设基础上考察经济增长的决定机制。采用这条研究思路的代表性模型有罗默的知识溢出模型（1986）、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1988）等。由于假定收益递增以外部经济形式出现，这一类模型与完全竞争分析框架相容。这类新增长模型认为，技术进步取决于知识资本或人力资本积累和溢出，因而技术进步是内生的。内生的技术进步保证了经济均衡增长路径的存在。

第二类新增长模型仍是在完全竞争假设下考察经济增长，这类模型强调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是资本积累（包括物质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而不是技术进步。体现这条研究思路的代表性模型主要有琼斯—曼纽利模型（1990）和雷贝洛模型（1991）等。这条研究思路否认知识或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对整个经济的外部性，强调资本不断积累就足以保证经济实现持续增长。这类模型着重解释资本积累为什么会持续进行。琼斯和曼纽利认为，尽管资本不断积累会导致资本边际产品递减，但资本边际产品不会像新古典增长模型假定的那样趋近于零，而是趋近于一个正数，因此资本积累过程不会中止，经济可以实现持续内生增长。雷贝洛则假设经济中存在一类边际收益不变的核心资本，核心资本的存在将确保经济能够实现内生增长。

新增长理论的基本思想

第三类新增长模型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这些经济学家抛弃了完全竞争假设，开始在垄断竞争框架下考察经济增长决定机制。这类增长模型着重研究技术商品的特征和技术进步类型。根据技术进步表现形式的不同，又可将这一类新增长模型细分为两种模型：产品品种增加型内生增长模型和产品质量升级型内生增长模型。产品品种增加型增长模型假定技术进步表现为新型资本品或消费品的不断出现，属于此种增长模型的主要有罗默的知识驱动模型（1990）、格罗斯曼—赫尔普曼模型（1991，ch3）等；产品质量升级型增长模型假定技术进步表现为产品质量的不断提高，属于此种增长模型的主要有格罗斯曼—赫尔普曼模型（1991，ch4）、阿格亨—豪伊特模型（1992）等。上述两种增长模型的基本结论是一致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不存在政府干预时经济均衡增长一般是一种社会次优。两种模型也存在一些明显差别。在产品品种增加型增长模型中，新产品引进并不会导致旧产品淘汰；分散经济的均衡增长率低于社会最优增长率。在产品质量升级型增长模型中，技术创新是一种创造性破坏过程，旧产品不断地被淘汰，新产品不断出现；分散经济均衡增长率可能高于也可能低于社会最优增长率。总起来看，上述两种模型是相互补充而非相互排斥，它们从不同侧面说明了技术进步决定经济增长这一新增长理论的核心思想。第三类新增长模型在切合实际的假设下考察了技术进步各种类型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标志着新增长理论进入了第二个发展阶段。

新增长理论评价

首先，新增长理论强调经济增长的内生机制，从微观个体的个人和企业最大化行为出发来把握整个经济增长，把技术进步解释为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结果，把人力资本投资、教育、储蓄等行为解释为个人追求福利或者效用最大化的产物，这突破了传统增长理论从外部因素解释经济增长的视野，为人们正确认识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机制的作用、宏观经济行为如何从个人自利决策当中出现等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新视角。

其次，新增长理论十分重视技术进步、教育培训、人力资本、干中学、知识产权、研究与开发、劳动分工、创新精神等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作用，认为在长期内推动经济增长的正是这些因素的作用，而不是什么外生的储蓄率、纯粹的物质资本积累。这既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有用的思路，又为人们正视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国家应该如何才能发挥自身积极作用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借鉴。这就是说，国家通过支持教育、研究与开发、保护知识产权以及鼓励物资资本投资等方面的政策，对促进经济增长大有作为。

再次，新增长理论的思想渊源来自古典经济学，重视了报酬递增、劳动分工、专业化、外部性的重要作用；其躯体是现代的动态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注重从微观个体的行为导出宏观经济行为；它超越了传统外生增长理论本身，又使发展经济学和增长经济学融合的步伐加快。尽管它还处于发展和创新当中，但它带给整个经济学理论的启示和冲击却很少有人怀疑。

最后，新增长理论重视对外开放、参与国际贸易，认为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不仅可以增加世界贸易总量，带来各国人民福利的增加，而且还可以加速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知识、人才、人力资本的传递，使世界各国知识、技术、人力资本水平得到提高。这对人们认识对外开放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等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