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均衡增长模型

20世纪3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现代增长理论，首先是从“哈罗德—多玛模型”开始的（见哈罗德，1981；多玛，1983）。这一模型是经济学家将凯恩斯理论长期化、动态化的努力的第一个产物。但是，新古典主义者认为这一理论将储蓄率和投入—产出比率视为外生变量，是仍然用短期分析方法来处理长期的问题。因此，对这一模型提出了改进，但结果却是产生了一系列的新古典主义增长模型。

1956年可谓是现代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诞生年。^[1]索洛和斯旺，几乎同时提出了基本上相同的增长模型（Solow，1956；Swan，1956）；J.罗宾逊在同年出版的《资本积累论》中，作为与非均衡增长相对照的理想状态，提出了“黄金时代”增长的概念（golden age growth，Robinson，1956）。它不仅包含着后来新古典模型中一贯使用的“稳恒态均衡增长”概念，而且提出了成为后来新古典均衡增长理论的重要的分析工具的“有效率增长”（Pareto efficiency growth）概念。在索洛和斯旺的模型中，储蓄率仍然是外生给定的，而不是由体系内储蓄者的最大化行为决定的，因此被后人称为“非最大化均衡增长模型”。以后，人们又提出了“两代重叠”模型（overlapping generation growth model）等对此作进一步改进，使储蓄率本身也成为内生变量（Samuelson，1958；Cass＆Yaari，1966；Phelps，1961）。后来又在这类模型中加进了政府行为、债券市场（Diamond，1965），加进了货币（Tobin，1965；Sidrauski，1979），加进了各代人之间在消费和积累上的相互关系，并表现为具有“无限生命”的个人的行为（infinitly-lived agent）（Barro，1974），以便分析更广泛的问题。

各种新古典均衡增长理论共同具有的基本内容是：

1.储蓄率或者积累率，是由消费者根据一生消费效用最大化的原则决定的；资本的积累来自收入，并且是人们年轻时期的劳动收入；今天的积累，是为了明天（退休后）的消费；积累率因而取决于个人今天消费的效用与明天消费的效用的比较和平衡。

2.生产函数具有要素边际替代率递减的性质，从而人均资本量越大，资本利息率越低；这意味着储蓄的未来收入率较低，从而导致储蓄率或资本积累率下降；反之亦然。通过这一机制，均衡增长理论证明，从任意一个初始资本存量出发，资本市场的均衡将自动导致经济的稳恒态均衡增长，其增长率等于人口增长率；引入技术变化条件后，增长率则由人口增长率和技术进步速率共同决定。

这一模型及其结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关于生产函数的假定，但在本章要分析的问题中，将更加注意它关于积累率决定的理论——均衡增长取决于由消费者效用最大化这一内在平衡机制所决定的均衡积累率，从而这种均衡增长是具有内在经济依据的。

这一均衡增长理论是在20世纪50—60年代宏观经济政策“显灵”，从而主流派经济学家得意地宣称只要政府能够维持充分就业的总需求水平，剩下来的问题便仅仅是如何使经济更快地增长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进入70年代，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发，原有的宏观调节政策失灵，人们对这种充分就业、稳恒态经济增长的远离现实的理论便“逐步失去了兴趣”（Backhouse，1985：332），但由于原有的宏观经济理论也无法说明70年代后的新的经济现象，于是，80年代又产生了新的新古典主义理论，即现代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neoclassical macroeconom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