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出现了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冲突，使得中国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主动性受到制约，1994年以来实行10多年的汇率制度也累计了大量的货币错配风险，整体金融体系仍然存在较大的不稳定性；但仍然正如前面分析的，中国的汇率水平和制度选择在适应比较优势发挥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有着重大贡献。也许最优政策从来都不存在，次优选择就是实际中的必然。中国的改革只能在中国国情的基础上进行。运行10多年的汇率制度及其改革也许仍然是整个改革举措中最为成功的环节之一。
在前面，作者通过理论与计量实证分析的方法解析了中国经济发展走开放型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并指出从长期看，对于要素禀赋重要一环的资金面来说，必定要允许其渐进的自由流动（资本项目的开放及其自由流动），以便于以更高的效率进行资源的最优配置。同时，在本书的分析中，曾不止一次地提及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处于一种渐进的大国情形条件，需要有与大国情形相适应的更趋灵活性的汇率机制。从这些分析来看，中国长期的汇率制度选择的目标是很明确的，那就是更加充分地发挥汇率作为价格信号的作用，以便更加有效地配置资源，同时更加灵活的汇率机制将为中国宏观调控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留下更加广阔的运用空间。而且，更加灵活的汇率也能更好地促进外部经济的平衡，并与国际主流社会达到更好的协调。因此，中国的货币当局也明确指出了“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建立健全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1]
目标是明确的，但现实情形又是如何？在上一节中，我们分析了中国情形与固定汇率（钉住汇率）制度的相悖性，并列举了自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以来，中国的经济形势变化与宏观调控政策受制于汇率情形的四次冲突的例证（可以说，冲突自始至终不断）。然而，面临如此之多的不利之处，中国的货币当局为什么仍然会在事实操作上选择收敛于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经历了2005年7月21日宣示的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公告后，人民币汇率（包括水平和制度）的实际走向会发生多大的变化？现实情形与目标之间的差异原因有哪些？如何改革才能达成目标？除了浮动恐惧论、货币错配论等的分析外，下面笔者从文化等三个层次的视角进行剖析。分析认为，在一系列宏观经济背景不发生重大变化，在中国特有的国情下，人民币汇率制度在短期内并不会发生本质上的突变。从世界各国汇率制度选择的实际情形看，包括一系列的理论分析也表明，浮动汇率更适用于发达的大国情形，收入水平高，货币当局的监管能力强，企业应对包括汇率风险在内的抗风险能力强等。因此，从长期来看，人民币汇率要真正形成以市场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必须在一系列的经济金融实力得到进一步发展，一系列的微观经济金融运作机制得到改革，中国民众的市场经济意识进一步加强后才能达到。这应该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是一条“宽阔却绝非平坦的路”（黄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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