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穿越模型

第三节　汇率水平引致产业结构调整传导路径Ⅰ：价格穿越模型

价格穿越模型（有学者翻译为传递模型，英语原文为passthrough）是汇率作用于产业结构的最直接方式。在上篇中，我们初步分析了价格穿越模型对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机理，这里我们将进一步展开。

名义汇率水平的大幅度变化将引发实际汇率的变动，从而使本国的贸易品部门、非贸易品部门（包括服务部门）的产品价格发生相对变化，价格将引导各部门的生产状况改变，从而使产业结构发生变化。如果这种变化有利于该国比较优势的发挥，无疑将加速这个国家的资本积累速度，从而进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演进路径。

为了明确本节的分析，首先来看实际汇率（Real Exchange Rate，RER）的定义：

其中，S_t表示本国货币的贸易加权名义汇率，即每单位贸易加权外国货币兑换的当地货币，直接标价法。P_t表示本国的CPI水平。表示外国的贸易加权消费者物价指数（trade-weighted CPI）。

以下推导价格穿越模型，并以模型结论指导中国改革以来汇率水平变化引发的产业结构变革的传导机制。

一、价格穿越模型（Pass-Through Model）

以Ariel Burstein-Martin Eichenbaum-Sergio Rebelo小国开放经济情形模型为例：

（一）典型的家庭部门

消费品C_t在中性技术函数下（CES technology）为：

参数ρ表示贸易品和非贸易品间的替代弹性。

消费品价格P_t表示为：

终生的效用函数（U）为：

变量M_t表示期初名义货币余额，f表示严格的凹函数。在Greenwood，Hercowita，and Huffman（1988）^[18]的文献中，假定U的形式为：

这里B＆0。在效用函数的这种形式下，劳动供给是没有财富效应的，并且没有抵补的劳动供给弹性，1/θ等于Frisch弹性。

家庭部门可以以不变的美元利率r从国际资本市场上借贷。为简便起见，假定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为零。从经常账户的趋势抽象出β=1/（1+r）。家庭部门的预算约束为：

变量a_t表示家庭部门国外净资产的美元价值。变量Wt和T_t表示名义工资率和政府对家庭部门的转移支付。经济中总的名义利润为Π_t。变量S_t表示汇率，即单位美元的当地货币数值。加上非旁资博弈（no-Ponzi game）条件：

（二）进口部门

为方便分析，我们标准化为1。变量表示进口品的国内生产者价格。假定相对购买力平价是大幅度贬值后进口码头价格行为的合理估计。^[19]同时，假定每卖出一单位可贸易消费品需要φ单位的最终非贸易品。在分销领域的完全竞争情形意味着进口品零售价格为：

（三）出口部门

出口品生产由连续的垄断竞争厂商提供，并以指数i表示。厂商i使用劳动来生产X_it单位的出口品i。生产函数为：

为简便分析，假定代表性的家庭部门不消费出口品。世界市场对这种出口品的需求为：

假定每卖出一单位出口品给国外消费者，外国零售商加上φ单位国外分销服务。我们使这些服务的美元价格标准化为1，并且假定分销产业是竞争性的，则：

出口厂商i最大化其利润，则得到：

一阶条件意味着所有的出口厂商指定相同价格。

1.最终非贸易品

函数G满足G（1）=1，G′（1）=1，并且

代表性厂商的最大化利润为：

根据（7-36）式，解此问题的一阶条件为：

这里λ为根据（7-36）式得到的拉格朗日乘数。

由于此部门为竞争性部门，均衡利润为零，最终非贸易品的价格为：

在一个对称均衡条件下，所有的中间产品厂商设定相同的价格，即P_it=P_t，最终非贸易品的价格为：

2.中间非贸易品

中间非贸易品i由垄断厂商i生产，技术函数为：

垄断厂商i选择价格P_it使利润最大化，有：

并且在这个价格上满足需求，其一阶条件为：

P_it=｛ε（z_it）/［ε（z_it）-1］｝（Wt/A^N）

这里表示第i个厂商的市场份额，ε（z_it）表示中间非贸易品i的需求弹性。

ε（z_it）=-［G′（z_it）］/［z_itG″（z_it）］

对ε（z_it）²采用下列函数形式：

在对称均衡下z_it=1，垄断厂商的弹性为：

ε（1）=（ε^L+ε^H）/2

最优加价率为u=ε（1）/［ε（1）-1］

当z确定，参数ε^L和ε^H决定平均加价，并且

通常设定z为非常小的数值，如0.0001，则ε（z_it）非常接近一个阶梯函数。这样，一家厂商如果提高价格，将面临其产品的需求弹性的离散升高，这将偏离对称均衡。所以，厂商将没有动力提高其价格。

（四）政府部门

政府选择货币供给通过大规模的对家庭部门的转移支付减少铸币税：

RER（实际汇率）为：

Ariel Burstein，Martin Eichenbaum，Sergio Rebelo（2005）^[21]的研究对韩国1997年、乌拉圭2002年、英国1992年的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贬值后的通货膨胀在韩国稳定持续，在乌拉圭则非常显著，而在英国则相对较小，并且保持了缓和的扩张以及稳定的价格上升。该模型反映了作为大幅贬值后实际汇率的显著下降。它使用几个变量来缓和贬值后的工资上涨压力。如果名义工资在贬值后能保持相对稳定，那么这种稳定将消除非贸易品厂商提高价格的动力。如果非贸易品价格保持稳定，则通货膨胀率是低的，并且和稳定的名义工资率相匹配。

应该注意到该模型存在一个重要缺陷，即为分析简便，假定了在贬值后非贸易品价格完全不变，但实际上这些价格是变化的，尽管远远小于汇率水平的变化、进出口价格水平的变化以及贸易品的零售价格水平变化。

二、价格穿越模型的主要结论

汇率变化与产业结构调整主要涉及了价格穿越模型。其主要的分析结论为：大幅度的贬值常常伴随着实际汇率的大幅下降。这种下降的主要推动作用是非贸易品和服务价格的缓慢调整，而不是进出口品价格的缓慢调整。在短期和长期，非贸易品和服务价格由于汇率变动产生的价格穿越率要比贸易品的情况低得多。为分析RER变动的原因，将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分解为贸易品和非贸易品。传统情况下认为商品为贸易品，而服务则为非贸易品。贸易品价格通常以零售价计。这种方法导致传统上认为大幅贬值后的实际汇率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在各国间可贸易品的价格变化，但新的研究^[22]认为这种推断产生了误导。最基本的问题是贸易品的零售价格中包括了两个重要的非贸易因素，即分销成本和当地产品。定义分销成本为批发和零售服务、市场营销和广告以及当地运输成本。定义当地产品为专为国内市场需要生产的产品。这样，贸易品零售价格将不能正确反映在码头的纯粹贸易品价格，这种纯粹价格是不包括分销成本的。为解决这个问题，采用替代方法来划分非贸易品和纯粹贸易品，用进出口码头价格来计量纯粹贸易品。这样就可以认为在大幅贬值后实际汇率变动的主要原因是非贸易品价格相对于纯粹贸易品价格的变化。^[23]

缓和的、不完全的价格穿越效应将不再是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奢侈品。价格穿越的显著决定因素包括人均收入、双边距离、关税、国家规模、工资率、长期通货膨胀率和长期汇率变动率。这些因素有些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变化。上述穿越效应的下降趋势部分是由于进口品价格的穿越效应下降，而这又影响其竞争品价格以及CPI。实际工资、分销、零售成本同样减少了对竞争者价格和CPI的价格穿越作用。

缓慢不完全的价格穿越曾经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长期存在，而现在一些小的发展中国家也越来越体现这种情形。1994～2001年，在亚洲、拉美和一些其他的新兴市场货币大幅度贬值后，很多观察家都担心在这些地方会发生大幅度的通货膨胀，值得庆幸的是这种情况没有发生。然而，传统上长期认为的在小国和欠发达国家相对迅速和完全的价格穿越的理念却遭到了质疑，而“小国开放模型”在过去被认为在小国和欠发达国家是适用的。20世纪90年代发展中国家价格穿越效应的明显下降引起了广泛讨论。多数对价格穿越的计量研究集中在检验穿越系数的下降上，但他们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工业化国家，而不是发展中国家。例如，Otani，Shiratsuka和Shirota（2003）^[24]研究了日本穿越效应的下降，认为其主要原因是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和全球通货膨胀的持续下降。Campa和Goldberg（2002）^[25]研究了20世纪90年代穿越系数的下降，他们将其归因为商品组合的变化，而不是弱通货膨胀环境，他们的数据也同样完全集中在发达国家。少数的研究包括了低收入国家情形。Choudhri和Hakura（2001）^[26]研究了71个包括发展中国家的样本。Taylor（2000）、^[27]Gagnon和Ihrig（2004）^[28]发现低通货膨胀环境减弱了20世纪90年代对消费者物价指数的穿越效应。Borensztein和De Gregorio（1999），^[29]Goldfajn和Werlang（2000）^[30]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大幅度贬值后穿越效应的降低。Saiki（2004）^[31]的研究包括两个发展中国家的，他们认为是否将货币政策框架设置为通货膨胀目标与穿越系数的下降密切相关。Devereux和Yetman（2002）^[32]的模型中包括122个国家，Barhoumi（2005）研究了24个发展中国家的进口价格穿越效应。但这些研究都集中在总量价格指标，即CPI，而不是进口价格。

总体价格水平的渐进穿越的文献较多，即使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也是如此。总的来看，价格穿越效应主要结论包括：

（1）汇率的穿越效应对于在码头的进口品价格决定有显著影响，对同类商品的零售价格影响次之，对该类产品的当地替代品的价格影响再次之，而对整个CPI影响最弱。

（2）即便如此，汇率对进口品的码头价格（在发展中国家也是）的穿越效应也是不完全和不及时的。

（3）以距离表示的运输成本是套利的重要障碍，减缓了在码头进口品、零售、竞争者价格、CPI这四个环节间的穿越效应。

（4）关税也是减缓价格穿越效应的另外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5）缓慢价格调整伴随的价格粘性的影响是显著的。

（6）进口商实际遵循以市场定价的原则。在进口品零售价格的穿越效应上是不完全的，与在当地替代品的价格上很相近。

（7）规模效应有一定的根据，即相对大国而言，小国的穿越效应更快、更显著，但远远弱于我们想象的那样。

（8）有一个特定的例子，即在零售价格上，相对其他国家而言，美国的进口品市场上的穿越效应要小得多。

（9）人均收入是穿越系数的第二大影响因素，仅次于距离。当考虑工资水平时，人均收入发挥作用，但当考虑长期通货膨胀时，则有时会失去解释效力。就像小型开放经济模型预示的，较贫穷的国家往往伴随较高的穿越效应。

（10）货币环境同样很重要：穿越系数在高通货膨胀的环境下明显要高。它们也受短期汇率波动的影响。

（11）有些证据显示，近年来在码头的进口品的穿越效应提高了（也许这是由于运输成本的下降）。

（12）相反的，对零售价格（进口品、替代品或者CPI）的穿越效应却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着显著的下降趋势。

（13）在历史上，零售品穿越系数在贫穷国家要比在富裕国家高得多，但在20世纪90年代其系数也明显地下降了。而这种下降趋势在富裕国家则小得多，对于CPI而言在统计上甚至不显著。

（14）这种穿越效应在程度和速度上的下降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其决定因素来解释，但有些仍然不能被解释。

（15）其中可以解释的一个原因是在20世纪90年代逐步降低的通货膨胀环境。

（16）假定的货币变量对于解释发展中国家CPI穿越效应的下降有解释作用。

（17）较高的工资对于当地竞争厂商产品价格和CPI的穿越效应有很强的负效应。

总的来看，不管价格穿越效应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影响程度被削弱还是速度减缓，但其基本的作用是使得贸易品和非贸易品部门（尽管现在模型研究对其划分越来越细，环节越来越复杂）的价格发生相对变化，从而各部门的生产在价格机制引导下也将发生变化。

三、价格穿越效应在中国改革情形中的反映

前面关于穿越模型的讨论分析了世界市场，尤其是新兴市场汇率变化后引发的价格穿越效应，其中包括了进口品的不同环节以致最终的CPI的变化。这些价格信号变化无疑将为各个不同部类的产品生产提供强有力的信号导向，为这些部类的生产开展提供新的契机。这些部类的生产结构（产业结构）也将随之发生变化。如果这些变化更加符合当地比较优势的发挥，即更具比较优势的部门得到更充分的发展，则无疑将会促进经济的增长，为资本积累创造条件。

从中国改革的实践情况看，1978年以来，包括汇率改革在内的各项改革措施一天也没有停止过，随之而来的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的变化也在时刻发生（见图7-2）。从汇率改革的角度看，汇率水平主要体现了以下变化。

从一个较长时期看，人民币的名义汇率在1994年的改革之前一直处于不断的贬值过程之中，特别是1994年的改革进行汇率并轨，人民币汇率一次性大幅贬值（张晓朴2000年的研究认为1994年汇率并轨时人民币名义汇率贬值33.1%，而实际贬值为20.6%），这符合上述价格穿越模型的分析条件。人民币贬值后，由于实际汇率引发的贸易品部门和非贸易品部门相对价格的变化，中国国内的贸易品部门生产和非贸易品部门生产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急剧刺激了以服装类纺织品等为代表的贸易品部门的发展，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也不断提高（见图7-3）。我们可以明确的是，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是劳动力相对丰富（在改革初期以及1994年汇率改革的前后一个时期更是如此），服装类纺织品显然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这些产业的快速发展加速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为资本积累创造了条件。

图7-2　人民币汇率走势（直接标价法）

资料来源：1978～2003年统计公报。

应该说，中国的经济改革自始至终是同发展战略的选择以及由此伴随的经济结构调整密不可分的。当中国放弃了赶超战略，转而适应国情选择比较优势战略发展国民经济时，以耗费巨大资本为代表但不符合中国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重化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在改革之初就开始逐渐下降，而更符合中国劳动力丰裕的比较优势的轻工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加大。这种状况为中国经济的加速运行奠定了基础，也为资本更快积累创造了条件。改革进行到一定时期后，劳均资本构成提高，资本丰裕程度深化，相应的产业结构也随之发生改变。这种状况也体现了比较优势的动态性。在这里，从汇率变化引发的价格穿越效应看，一方面促成了产业结构（贸易品和非贸易品部门）的变化；另一方面由于更加体现了比较优势，产业结构在要素供给优势发生改变的情况下也随之发生变革。

图7-3　对外贸易依存度

仍然回到改革开放前半期汇率不断贬值情况下的中国产业结构变革。在持续不断的贬值（包括双轨制下的运行）和1994年的大幅度贬值（注意在此之前为双轨制度，出口产品以换汇成本为主要计算依据实行贸易结算价）情形下，中国以服装类纺织品等为代表的贸易品部门得到迅速发展。

以1994年贬值前后的一段时间为例，中国的工业产品进出口竞争力中保持持续比较优势的产品为服装业。

简单考察中国工业品对外贸易的优势状况，以反映出口产品国际竞争力水平的竞争力指数为衡量标准（详见第五章）。虽然现实中普遍存在的鼓励出口或限制进口的政策使得竞争力指数并不能准确反映产品竞争力的实际优劣状况，但作为一种比较静态分析，可以用其来考察特定时间、特定保护程度下的竞争力或比较优势。

表7-3选取了我国1994年汇率改革前后（注意，那次改革是2005年汇率制度改革前最重大的一次改革，且对于汇率水平来说是大幅度贬值的情形，符合本节价格穿越模型研究的基础，此后人民币汇率始终处于向上调整的状态，至少是保持稳定）我国部分产品的外贸竞争力指数。总体来说，1992～1999年我国工业品的国际竞争力总体上处于微弱上升的格局，这也符合上一章中关于我国比较优势战略下随要素供给优势转化而发生的产业贸易结构变革的判断。我国的工业产品国际竞争力1992年为-0.022，1999年上升为0.075。其中16大类工业产品中，一直具有比较优势的有“食品制造业”、“皮革业”、“服装业”、“石料、水泥、陶瓷、玻璃类建材工业”、“宝石、贵金属及其制造业”、“其他制造业”6个行业；“精密仪器制造业”具有明显的从比较劣势向比较优势转化的特征，其他6个行业则基本处于比较劣势。

从表7-3可以看出，资源类产品（包括矿产和木制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而逐步呈现比较劣势，进口加大，这符合我国的资源要素禀赋条件。对于此类缺乏比较优势的工业产品，如燃料、矿业产品等以不可再生资源为基础的工业产品，可适度减少国内生产，有效利用国际市场调剂供需缺口。而服装类纺织品由于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而始终处于强比较优势地位。在1994年汇率贬值后，其竞争力得到进一步加强。而以精密仪器为代表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在改革进行到一定阶段后由于资源要素的提升，而呈现出竞争力增强的局面，符合比较优势的动态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