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学者创立的有关理论

五、我国学者创立的有关理论

近年来，我国学者在研究区域经济战略的有关理论问题和研制具体的区域经济战略的过程中，创立了一些对制定我国区域经济战略具有一定的指导性和针对性的理论，为我们加深对区域经济战略的理论认识和编制科学的区域经济战略作出了贡献。这些理论有：梯度理论、技术层次论、反梯度论、效益原理、圆点理论等。

所谓梯度，指的是在世界和各国范围内，发展具有不平衡性。而梯度理论，就是通过对这种发展的不平衡性研究，寻找其发展的一般规律，并用这一规律来指导制定发展战略的一种理论。

梯度理论通过对我国的各区域的情况分析发现，我国表现为东西向的梯度倾斜。这种东西向倾斜的梯度具体是自然梯度、经济梯度、人口梯度、技术梯度、资金梯度及市场梯度等。自然梯度呈西高东低之势，其他梯度则表现为东（南）高西（北）低之势。

梯度理论认为，在制定区域经济战略时，必须认真分析、认清和把握好该区域的梯度情况，结合该区域的梯度实情来制定该区域的发展战略，才能指导该区域的发展，并对周围区域产生相应的积极影响。

梯度理论告诉我们，幅员广大的中国，经济、技术、人口、资源分布极不均匀，呈现出巨大的梯度差。由于梯度差的客观存在，各区域的发展基础条件就各不一样，因而对技术、资金、资源的利用也就有较大的差异，这样，发展的推进就必然会有时序差。

正是如此，梯度理论要求我们，各区域在制定发展战略时，不能齐头并进，甚至搞“一平二调”，而应让一些较发达的区域、经济和技术梯度较高的地区如东南沿海优先发展，率先掌握世界先进技术，然后向周围或西北部地区辐射开来，以此来带动其他落后区域的发展，再通过经济、技术转移的加速，来进一步缩小地区间的差距，从而促进全国的发展。

其实，不仅在全国范围内存在各区域的梯度差，而在区域内也存在亚梯度，而亚梯度的分布一般以中心城市的技术、经济、人口梯度较高，周边地区资源梯度较高。在制定区域发展战略时亦应考虑亚梯度的分布。

梯度理论的研究为我国区域经济战略的制定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可以讲，在我国珠江三角洲地区建立深圳、珠海特区，使广州、深圳、珠海这一金三角优先发展，从而向内地辐射，就是这一理论的产物。海南一度曾准备倾注全力使其优先发展，后又相对减弱其力，而上海浦东一跃成为新的热点，更是在梯度理论指导下调整发展力量使然。由于海南不但已有的基础相当差，而且其优先发展后对全国其他地区的辐射力相对较弱。相反，上海具有其他地方难以比拟的经济、技术、人才高梯度，有极好的发展条件，而且其优先发展后可沿长江上溯，对我国腹地产生巨大的带动作用，可产生舞活龙头带动龙身的效果。为此，国家最终相对减少了对海南的倾斜，作出了大力开放开发浦东、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建造太平洋西岸的世界经济、科技、文化中心的决策。可以讲，当珠江三角洲地区优先发展的高梯度沿京广线北上、上海浦东奋力崛起的高梯度逆长江西进，交汇于武汉，并促成武汉及周边地区中部崛起之时，将是中国发展的又一里程碑。

与梯度理论相当，还有技术层次论。技术层次论认为，我国技术分布呈现出不同的层次性，而新技术应在技术基础较好的地区优先采用，然后再辐射到其他地区。与技术层次论相当，在日本还有技术圈理论。

与梯度理论不同，甚至是针锋相对，另一批学者提出了反梯度理论。所谓反梯度理论，就是把中国当做一个开放系统，国外先进技术向这个开放系统的转移有相当一部分会采取超越（跨梯度）的方式进行，并非完全按照梯度理论依次而行的方式推进。其实，当今国际上的三大技术转移走向也说明了这一点。

在我国各区域的发展中，为什么会有跨梯度的情况出现呢？反梯度理论认为，这是由我国资源大多分布于西（北）部或者是一些不发达地区所决定的。现代经济技术的发展，一部分产业、领域依靠于资金密集、技术密集，而另一部分产业和领域又依赖于对资源的探明、开采、加工与利用，这就决定了在资源较为丰沛的西部或不发达地区，有可能采取跨越的方式进行发展，不必非等经济、技术、人才梯度较高的东（南）方的辐射带动不可。当然，对反梯度理论不能机械地理解为国内经济、技术转移按经济、技术发展的反方向进行。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西南、西、西北、北、东北等地出现的沿边开放开发新态势，也正是应用这一反梯度理论的成果。这一大的沿边地带更新了过去只有东南沿海优先发展、西（北）地带才能随后跟上的老观念，大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掀起了开放开发的新热潮，其来势、其成效不逊于东南沿海。

反梯度理论在与梯度理论争论的过程中，通过吸取梯度理论的长处，进而又发展成了效益原则。效益原则指出，经济、技术的转移所采取的方式只能遵守提高经济、社会效益的原则，即效益规律。经济、技术转移可利用经济、技术、人才梯度较高的优势，也可以利用资源梯度较高的优势，甚至利用其他如对外交流的优势和沿江、沿线推进拓展的优势进行；不论利用哪种优势，都只能也必须以提高效益为原则，在哪里效益最大，哪里则最优。从这个意义上讲，反梯度理论与梯度理论又归为一体，成为一致的理论。

效益原理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也得到了广泛的采用。内地一些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开放开发的新招奇招迭出不穷，中央在大力开发东南沿海的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的同时，也给了内地某些地区一些相应的优惠、特殊政策，以促进这些地区能先行加速发展。

中国东部地区经过20多年的建设发展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全国呈现出明显的东西不平衡。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和与世界经济融合程度的提高，国家要进一步发展，就要解除不平衡带给东部和全国的制约。而西部地区的发展不但将在能源等方面解除东部地区的后顾之忧，而且将培育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更为广大的国内市场，扩大东部和全国经济回旋的余地。更具体地说，西部大开发将有利于培育全国统一市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推动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有利于扩大国内需求，为国民经济增长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持久的推动力量；有利于改善全国的生态状况，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用好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这样的形势下，1999年9月，中央正式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目标是：从西部自身条件出发，发展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技术先进的企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为此，西部地区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切实搞好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着力发展优势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大力发展科技和教育，扩大对外开放。

东北等老工业地区被誉为新中国的“工业摇篮”，布设在东北三省及武汉、重庆等地的钢铁、能源、化工、重型机械、汽车、造船、飞机、军工等重大工业项目，奠定了新中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这些制造业的基础优势和巨大潜力，是东南沿海地区所不具备的。中国加入WTO后，工业系统、工业管理体制、工业发展机制面临冲击，这成为推动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的重要现实原因。而进入21世纪后，世界产业转移的重点已由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轻纺工业转向了装备制造业和重化工业。由于中国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具有良好的装备制造业基础、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有望成为承接新一轮产业转移的最佳区域，从而为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带来难得的发展机遇。因此，在这样的时期，中央提出了加快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战略部署，以期把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建成中国乃至世界的装备制造业和重要原材料工业的基地，从而改善全国的经济发展环境，解决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提高国民经济竞争力，实现全国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全面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重点将着眼于对长期依靠政府扶持和导向、还没有真正走出计划经济模式的这些区域，实施经济结构调整、国企制度性变革、产业技术进步和结构升级。

在东南沿海借助梯度理论优先发展、西北部地区依据反梯度理论后发制人、西部大开发等的形势面前，中部地区也不甘落后，武汉的学者提出了圆点理论。圆点理论认为，如以武汉为圆点（圆心），以1000公里为半径，正好将广州、厦门、福州、杭州、上海、北京、西安、重庆等包揽其中。这些城市都是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撑点，中国如以武汉为经济发展的重点（中心），其对中国经济的辐射、支撑及带动作用将是最便捷、有效的。所以，武汉理当成为中国经济的重点（中心），武汉在中部崛起、开花之时，才是中国经济大发展之时。圆点理论为中部崛起战略提供了理论基础，从而为中央制定并实施“中部崛起”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

可以讲，梯度理论为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地区、环渤海地区成为全国的发展重点，并优先开放开发提供了理论依据；西南、西、西北、北等沿边的欠发达地区和内地一些区域的大力度开放开发是反梯度理论、效益原则更新梯度理论单一模式后产生的新思维的结果；西部大开发理论、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理论、圆点理论及中部崛起理论更是结合梯度理论及中国实际做出的理论创新。中国未来各区域在制定发展战略时，是应用梯度理论、反梯度理论、效益原则、西部大开发理论、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理论，还是圆点理论及中部崛起理论，应密切结合本地实情，大力利用本地优势，相机抉择，择优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