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立生活教育理论

陶行知在筹备建校的同时，开始系统思考如何开展乡村教育，逐步形成了他的生活教育理论。

生活教育经过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推手杜威提出，形成“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活”的理论。陶行知在继承杜威学说的同时，融入了自己的看法，把杜威的“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活”的理论翻了个筋斗。1918年，陶行知回国后，就认为“教育即生活”的提法并不合适，应该提倡“生活即教育”。因为生活包罗万象，凡人生一切所需都属于生活，生活的范畴与教育的内容范畴相同。1921年，陶行知更明确地将生活教育的概念确定为：（一）生活的教育；（二）为生活而教育；（三）为生活提高、进步而教育。到1926年筹办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时，他把生活教育的内涵进一步明确为：（一）人民的教育；（二）人民教育人民；（三）人民为自己生活的提高、进步所需求的教育。至此，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开始走向系统化和成熟。

陶行知之所以提出与前人所不同的生活教育理论，源于他对中国国情及前人教育思想的认识。陶行知认为中国过去的教育最大的弊端就是脱离生活实际。过去的教育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盖房子不造林；教人羡慕繁华，看不起务农；教人有荒田不知开垦，有荒山不知造林；教人分利不生利；教人忍受土匪、恶棍的侵害而不能自卫，遇了水旱虫害而不知预防；教农夫的子弟变成书呆子；教富的变成穷的，穷的格外穷，强的变弱，弱的格外弱。因此他呼吁中国的教育必须为农民服务，为生活服务，要向着农民“烧心香”，要在心里充满农民的甘苦。

为论证生活在教育中的中心地位，陶行知提出了“在劳力基础上劳心”的哲学理论。所谓在劳力基础上劳心，就是通过实践来获得真知识。陶行知就教育与知识和文字的关系展开论述，他认为知识有真伪之别，凡是思想与行为相结合而产生的知识就是真知识。真知识扎根于经验之中，不是从经验里产生的知识就是伪知识。知识是以文字为载体的，而文字有真有伪，因此也要用经验来对文字知识进行检验，辨别真伪。中国传统教育中充斥了伪知识和伪文字，以达到愚民的目的。近代以来，中国虽然打开了国门，引进了西方的先进知识，但是这次引进并不完善，有的知识也不适合中国的土壤。故中国的教育要引导学生去探究真知识，培养学生求真知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在劳力基础上劳心的教育。生活与文化不存在何者高尚，何者低下的问题，只有基于生活的文化才是真文化、真知识。

“劳力基础上劳心”理论的提出，实现了陶行知教育哲学思想的突破。一方面，突破了杜威的思想，杜威一向认为知识是认识的结果，知识指导行动，但忽视了知识来源于行动。陶行知在此基础上提出“行—知—行”的认识论，强调知识源于行动。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陶行知也更为注重从行动来获得知识，继而以此来指导行动。另一方面，陶行知突破了王阳明的心学理论。王阳明倡导“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陶行知曾为之倾倒并改名陶知行。但经过多年的教育实践和哲学思考，陶行知发现王阳明的观点也存在不足之处，故而提出与之相反的“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哲学命题。

生活教育理论的形成，是陶行知对中国传统教育哲学和西方教育哲学继承、突破与创新的结果。“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哲学命题的提出，“在劳力基础上劳心”的方法论的形成，奠定了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哲学基础。在此基础上，陶行知提出了生活教育理论的具体内容：“生活即教育”“学校即社会”“教学做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