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基因的有关理论

2.4　企业基因的有关理论

1953年，当现代分子生物学诞生的标志——DNA双螺旋（Double.Helix）结构模式，由James Watson和Francis Crick提出之后，生物界遗传性得以世代相传的分子奥秘被揭示了。由此，基因概念无论是在生命科学领域还是企业研究领域有了更为现实的意义，“突变”、“复制”、“遗传”等成为将企业视为生命体的理论家常常借用的概念。

如哈耶克就广泛地使用了复制的概念。在研究企业时，他强调了“规则”的核心地位。“这种新规则的传递，不是因为人们知道它们更有效率，或者能计算所导致他们扩张的。仅仅是因为他们能使那些组通过运用规则而成功地复制”^[7]。

随着企业理论和生命科学这两个似乎相互孤立的学科各自快速发展，二者的联系点——企业基因理论，也渐从早期的一种假设，发展成为企业理论的一个分支，再到充实了大量生命科学的最新成果后，在企业实践层面有了新的用武之地。

Moore从企业战略层面提出“商业过程中物种水平的改进无疑是保持公司成功的关键，它为社会创造了实实在在的价值”^[8]。Baskin进一步指出“最大限度地利用市场生态提供的机会，他们必须保证这些组织的运营更像一个生物体”。他还提出“重要的不是公司DNA要准确反映出生物DNA的结构，关键在于要把小的、简单的构成要素转化为大的、复杂的构成要素”^[9]。Gary Hawel和C.K.Prahalad在《竞争大未来》中很明确地指出：“我们所说的‘公司遗传基因’到底指的是什么呢？每位经理的头脑中对本行的‘产业’结构、如何赢利、谁是竞争者、谁不是竞争者、谁是顾客、谁不是顾客、顾客想要什么或不想要什么、哪些技术可行，哪些不可行等问题，都带着一套成见、假定和预想，这就是企业遗传基因。这套遗传基因密码中还包括以下方面的信念、价值观和准则，即：如何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积极性；内部合作与竞争之间的正确平衡，股东、顾客与员工利益的相关位置；以及应鼓励什么行为，不鼓励什么行为等。以上信念中至少有部分是特定产业环境造成的。当环境变化太快、太剧烈时，这些信念就可能威胁到公司的生存”。密歇根大学的Noel Tichy在研究如何提升领导力过程中认为企业与生物一样有自己的遗传基因，正是这个基因决定了企业的基本稳定形态和发展乃至变异的种种特征。

进入新的世纪后，企业基因这一概念更加深刻地打上了企业经营管理应用层面而非理论研究层面的烙印。科尔尼咨询公司的副总裁J.C.Aurik于2003年推出了《企业基因重组》一书，把企业基因定义为企业的基本结构元素。就像人的体态特征是由一系列复杂的人类基因组所决定的那样，企业基因组掌握着企业的“遗传密码”，这些“遗传密码”决定了企业销售什么，销售对象是谁以及可以配置哪些资源。而企业基因重组，指基因组中的单个基因进行重新排列以形成更有效力的基因组，以获得更有效的企业核心竞争能力。

2005年博思艾伦咨询公司的Gary Neilson等高级管理人员从提升企业执行力角度进行的案例式研究，使企业DNA成为新一轮热门话题。他们认为和生物体的DNA类似，企业组织也有内在的基因。“企业DNA由组织架构、决策权、信息传递和激励机制四个基本要素组成，这些基本要素通过无数种组织方法形成企业的独特性，我们经常谈及的战略、创新、执行力、企业转型等焦点问题，无一不是深深地植根于企业本身的特性之中”。他们还开发了一种在线自测工具，名为组织基因剖析器（Org DNA Profile）。通过将员工个人对19个问题的回答输入软件就可以分析出企业DNA的类型，这七种类型为：韧力调节型、随机应变型、军队型、消极进取型、时停时进型、过度膨胀型和过度管理型。并以此为工具，通过总结1 095个调查者的回答写就了中国企业DNA调研报告^[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