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中部崛起中的突出问题

二、探寻中部崛起中的突出问题

1．中部发展描述:是“中部塌陷”还是沿海与内地的分化式增长

近年来，在西部开发和东北振兴中，中部地区不断发出“中部塌陷”的警讯。从“十五”时期的数据看，中部地区经济总量在全国的确下降较多。2000～2004年，中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下降了1.5个百分点，东北和西部分别下降了1.34和0.05个百分点，只有沿海地区在全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上升了近2.91个百分点。从中部、东北、西部在全国比重下降幅度看，中部地区经济地位下降最为明显。但是，做出“中部塌陷”的结论还是有点牵强。一是中部地区经济地位的下降是一种相对水平的下降。“十五”期间，中部各省的增长速度并不低；二是中部地区许多绝对指标值包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收入指标都高于西部；三是中部地区各省在全国的地位升降不一。比如，“十五”期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平均为9.5%，而山西省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达到13%以上。以“中部塌陷”来描述中部各省的状况，至少与山西的发展实际并不吻合，有低估其发展成绩之嫌。

如果以经济发展总量和发展水平看，中国当今的发展差异更多显示的是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不平衡。“十五”期间，以全国平均水平看，各地区经济增长表现出沿海上升、中部、西部、东北同时下降的“一升三降”的趋势。尽管国家先后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两项政策，但是沿海与西部、沿海与东北的差距在继续扩大之中。如果说存在中部塌陷的话，也理所当然地存在东北塌陷和西部塌陷。在我们看来，全国地域的失衡性发展甚至依然可以用大分化（Divergence）来加以描述。这种现代性的地域经济分化，与在时间尺度上明代以后中国与西方发展差距拉大的大分化不同，标志着一个短时段中国沿海开放型区域与内陆型区域在组织经济能力上的巨大分野。由外资和民营企业推动，以投资、消费、出口为强大推动力的沿海区域，已经形成以企业为经济主体配置各类资源和利用国内外两种市场获取资源、资本和实现商品价值的强大的自组织能力，并不断强化沿海地区的经济竞争力和快速扩张沿海地区的经济总量。对此，已有学者采用新经济地理学中的规模报酬递增和正反馈效应来解释沿海地区的经济集聚现象。^[1]当代中国区域分化的典型意义在于:以沿海地区为代表的率先发展区域，已将数百年来中国与西方之间由于工业化和市场化形成的分化逐步加以弥合，历史性地描绘了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改变了传统社会形成的整体封闭、整体落后格局，而出现全面开放、整体增长、差别追赶的区域发展格局。沿海经济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长中的贡献、沿海地区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不断探索的成就，是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为过的。在这种差异性发展变化过程中，沿海与内地的差距扩大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如果就全国各个板块之间的对比看，沿海突起，包括中部、西部、东北在内的内陆地区整体相对落后的状况是存在的，沿海与内陆之间的分化还看不出有明显收缩的迹象。但是从各板块的统计数据看，从绝对增长速度看，“十五”时期各地的发展都保持8%以上的增长速度，沿海与中部、西部、东北只存在高速和超高速的差别，不存在塌陷问题；如果从相对增长速度看，存在沿海与内陆地区之间的经济增长差距，塌陷也是整个内陆地区存在普遍性塌陷，而不是中部一个板块的塌陷。

2．寻求政策支持:中部的愿望与要求

“中部塌陷”的说法来自于中部地区。尽管这一提法在概念上不甚严密，在蕴涵上尽显哀兵之态，与“中部崛起”本身表达的恢弘气势相差悬殊，但还是道破中部不少地方政府期待得到国家政策支持的强烈愿望。但是，也要看到，西部和东北的特色都极其鲜明:要么基础设施短缺、生态环境恶化；要么国有企业相对集中、体制机制矛盾突出，失业形势严峻；中部地区没有类似严重的经济、社会与生态问题，以至于一些学术界人士认为，中部地区是“普区”，并提出普区要享受特殊政策，就等于没有特殊政策。这里，所谓普区的概念就是否认中部地区具有特殊的问题，认为中部地区不应该获得特殊政策的支持。问题是，中部地区与谁相比是普区?普区是否不存在需要中央区域政策支持的问题?

中部在工业发展方面的条件好于东北，在农业发展方面的条件好于西部，这就不难理解，在实施西部大开发与东北振兴的政策以后，促进中部崛起的政策才成为中央政府区域政策的关注重点。从资源看，中部地区的土地资源禀赋较好，黄淮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域辽阔，土壤肥沃，适合于人居，不像西部许多区域受水土流失、沙漠化、石漠化威胁；基础设施纵横交错，铁路、公路、航空、水运立体网络构筑完好，密度适中；各类矿产资源的开发都有一定基础，也在重化工产业发展和资源品价格上涨中受益；国有企业虽然具有一定规模，但是要么偏重于资源类产业，要么偏重于市场需求旺盛的重型加工类产业，在市场竞争中的矛盾不像东北那么突出。在装备制造等加工工业领域，中部地区没有东北沉重的体制和人员分流包袱；在能源资源开发领域，中部地区的资源赋存条件较好，山西、河南、安徽等省份的煤炭还有较大开发潜力；在农业方面，中部地区农业生产条件较好，不像西部地区受到沙漠化、水土流失等环境因素的严重影响。

另一方面，近些年来，中部并非没有享受到国家的政策支持。在西部大开发中，湖南的湘西和湖北的恩施还直接被作为西部大开发政策对待的同等政策区域；退耕还林政策最先是在西部地区实施，后来逐步由西部扩展到中部地区；西部大开发中连通沿海的铁路、公路建设，也让中部地区直接受益。在国家对老工业基地实施改造的政策中，武汉、太原、洛阳等城市都是政策受益城市。

但在我们看来，既然中国的区域差距主要是在沿海与内地之间形成的，在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国家赋予上述两个板块不同的政策支持以后，对中部地区赋予政策方面的援助与照顾也合乎情理。而且，从统计数据上看，中部地区的人均GDP比东北还要低些，经济发展状况与西部发展条件较好的区域相比也就七上八下的水平，既然西部、东北地区都能得到国家的政策支持，按照政策公平性与均等化的原则，中央促进区域发展的政策“轮”也该轮到中部了。因而，促进中部崛起的政策既是中部各级政府的愿望，也合乎区域公平的原则。

3．中部工业化与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

区域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通常是与要解决的区域问题相关联的。因而，可以根据要解决的问题，将区域政策的应用对象分为问题区域和非问题区域。“普区”是一种似是而非的概念，就字面意思看，所谓的普区是指普通区域，是与特殊区域相对应的。但普区并非是问题不存在的区域。应用这一概念极易造成区域对象的混淆，造成区域政策应用范围的错乱。事实上，就各地区经济发展中问题的突出性看，中部有些问题小于东北但大于西部，有些问题大于东北小于西部，这种格局，很难用普区的概念来描述。比如，资源枯竭型城市问题在东北地区相对突出，但中部也存在同样问题；环境污染问题在其他地区存在，中部地区也很突出；粮食减免税后造成的地方财政收入减少问题，在东北存在，在中部粮食主产区也存在；中部地区的贫困覆盖率小于西部地区，但是却大于东北地区。中部地区类似问题既然存在，不同于西部也不同于东北，普区的含义就很难成立。需要说明的是，国家的区域援助性政策是针对区域问题存在不存在设立的，而不是针对问题大小或者是普通区域与特殊区域设立的。就整体上看，中部地区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工业化与城镇化方面，这是研究促进中部崛起政策的出发点。

（1）工业化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第二产业在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偏低，反映出中部地区较低的工业化水平。而偏重于资本密集型的工业结构，也使中部各省工业发展面临不少发展难题。

第一，各个省份的工业产出重点偏重于少数几个重工业部门。这种相对单一的工业结构，使得经济增长易于受市场环境和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经济波动的风险较大。比如，河南省是全国重要的铝生产与加工大省，2005年，该省电解铝、氧化铝、铝材的增长幅度分别达到20.7%、31.8%和59%，^[2]铝产业在全国所占比重较大。在国家出台了限制铝加工能力扩张的政策后，河南的铝加工工业难免受到国家调控政策的波及。

第二，重工业创造就业的能力相对有限。尽管重工业所占比重较大，意味着各省在本轮经济增长周期中增速较快；但重工业体现出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特性，也意味着创造就业的能力有限。在不发达地区，工业的扩张往往依赖于原有的主导产业和大中型企业，存量扩张的特征明显。在资本密集度不断增强和规模扩大的过程中，就业疏导与带动作用有限。而中部地区又存在明显的劳动力过剩，转移劳动力的负担较重，这使得在中部重工业的发展中，产业扩张和就业创造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

第三，重工业受资源与环境的约束比较明显。重工业生产环节较多，对大规模的资源投入要求较高，排放的废弃物也较多。由于地方政府的政绩取向存在追求经济快速增长的冲动而相对放松资源合理利用与环境保护，使得在重工业发展中，资源与环境约束的问题日益突出。山西、河南、安徽等资源开采类产业比重较大的省份，都存在着一定数量的资源型城市，在资源开采中出现固体废弃物增加、采空塌陷区等需要治理的环境问题，在资源开采后期需要培育接续性产业的问题；中部地区钢铁、石化工业的生产原料来源越来越依赖于国际市场。在国际市场上资源类产品价格上涨过程中，中部企业的生产成本大大增加；钢铁、化工、建材等重型原材料与加工工业比重较大的省份，环境污染问题通常比较突出。从2001～ 2004年，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六省工业废气排放总量分别增长了66%、23.42%、78.04%、41.8%、51.86%、39.58%，都有一定程度的恶化。

第四，工业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在管理、资源投入等因素既定的情况下，钢铁、化工、汽车等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取决于技术创新水平。目前，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创新能力都比较薄弱，中部地区也不例外。资本密集度较高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更需要依赖于技术创新，技术创新能力的不足削弱了中部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比如，武钢虽然是国内汽车用钢板的重要生产基地，但是，企业还是不能规模化生产高性能高抛光度的汽车用板，以至于广州本田生产出口到欧洲的高档汽车时，需要从日本进口车用钢板。

（2）城镇化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与城市工业发展相对应的是，“三农”问题在中部地区表现得也十分突出。2004、2005年，中部地区的粮食产量增长占全国的46%，是全国粮食增产的主要区域之一。但是与此同时，中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较低。2005年，除了湖北省城镇化水平达到45%左右，略高于全国43%的平均水平以外，其余省份的城镇化水平都低于全国水平。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几个省份的城镇化水平分别为:42.11%、35.5%、37.1%、30.65%、37%。大量人口集中在农村，使得农村劳动力过剩矛盾比较突出。这里，我们计算了2004年我国各省市农村劳动力分布、城乡就业人数比例、每个农村劳动力占有耕地、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所占比重四项指标（见表29-4）。其中，耕地数量为1996年的统计数字。

2004年，中部地区的农村劳动力占全国总数的30.96%，但是耕地面积占全国总数的23.51%，劳动力与耕地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从劳均耕地看，中部地区每个农村劳动力拥有的耕地在0.13～0.45公顷之间，除了山西稍高以外，其余省份都在0.3公顷以内，这些数值与沿海一些发达地区接近，低于东北、西北地区，西南地区的四川、贵州虽然也较低，但是现有的耕地统计过程中，会将坡地、梯田等折合成耕地，在地形起伏较大的西南地区，实际人均耕地面积要更大些。而平原区域相对山地来说，花费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也相对较少；从城乡就业人数比这一指标看，中部地区这一指标在0.18∶1～ 0.44∶1之间，除了湖北、山西两省稍高以外，其余四省的数值都在0.3∶1之下，这一指标，低于东北、西北地区，也低于沿海大部分省份，与西南地区相近，反映城市经济活力相对不足，还不足以有效拉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从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占各省市乡村从业人员比重看，中部地区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占58.91%～68.57%之间，这一指标低于西北、西南、东北三省，但是，高于包括京津冀、长三角和珠江三角洲在内的诸多沿海省市。这里，西北和东北农业集中的劳动力过多，与耕地面积相对较大有关。西南地区劳动力集中在农业中的比重较大，显然也与其位置偏远以及少数民族众多等因素有关。中部地区各省农林牧渔业劳动力比重在60%左右的水平，说明农村劳动力已经有一定程度的实质性转移。

表29-4　2004年各省农村劳动力相关数据

资料来源:据《中国统计年鉴》（2005）相关表格计算。

需要指出的是，在工业化不能有效地吸纳本地劳动力就业的状况下，劳动力的流动方向就以向省外移动为主。近年来，在中部外出务工的劳动力中，跨省劳务输出逐步成为主导趋势。从表29-5可见，在湖南省919万外出劳动力中，到省外的多达674万人，占73.34%；在江西省外出打工的650万劳动力中，到省外的人数达541万，占83.23%；湖北省在省外务工的劳动力占外出打工总数的74.34%；河南省的数据相对较低，但总数也近684万人，占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的比重已达45%。

表29-5　2005年各省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状况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5）；湖北、江西、湖南、河南农调队:《2005年湖北省农村劳务经济发展状况、问题及对策》、《江西农村外出劳务经济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2005年湖南农村劳动力转移呈现六大特征》、《河南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五年增加420万》；李国尹、雪梅:《四川、安徽、河南三劳务输出大省省长纵论劳务经济》，人民网，2006年3月19日；《山西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现状及吕梁的成效》，山西新闻网，2005年8月4日。

尽管如此，大部分中部省份劳动力转移的任务依然繁重。据江西省统计局提供的数据，目前江西有农村劳动力1600万人，农村实际需要的劳动力只有500万，剩余劳动力1100万，已经转移500万，还有600万等待转移。^[3]

以上分析显示，中部地区崛起面临两个最突出的问题:在工农关系上，中部的问题是农业所占比重较大、工业化推进不足，推进工业化是主要矛盾；在城乡关系上，中部的问题是城镇化比重较低，农村人口与劳动力密度偏高，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主要矛盾。前一个问题在东北振兴有所涉及，后一个问题是研究促进中部崛起中必须关注的新问题。重点解决上述两类矛盾，是促进中部崛起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