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与空间集聚

时间：2022-05-29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第六节　跨国公司与空间集聚一、一个选址模型：古诺竞争与空间集聚（一）引言公司选址问题可以追溯到豪特林线性模型。如果产品成本分布函数的整体凸的，集聚均衡点存在于最小产品价格区域的最小运输费用区域之间。在博弈的第二阶段，企业在选址后进行产量选择竞争。对于每点x处，古诺均衡点由一组独立的古诺均衡点来表示。

第六节　跨国公司与空间集聚⁽³⁵⁾

一、一个选址模型：古诺竞争与空间集聚

（一）引言

公司选址问题可以追溯到豪特林（1929）线性模型。为了表现不同产品对消费者的吸引力，从描绘不同的产品特征出发，豪特林首次提出用不同的点来象征不同特征，从而刻画了构造产量和选址的两阶段模型：在一个只有一条主要街道的狭长的城市里，假设消费者只考虑交通成本最小化，且消费者是均匀分布的；有两家同质产品的竞争厂商，在价格给定的情况下，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销售数量，那么厂商动态竞争的结果是：两家厂商都倾向于向城镇的中心集中。这是个在选址策略中的纳什均衡。

Hamilton等人（1989）和Anderson与Neven（1991）在线性城市模型的基础上分析了一个定位和数量选择的两阶段模型，两篇文章都推断出在古诺竞争下（各厂商生产同质产品，以产量为决策变量的双寡头竞争），厂商向市场的中心集聚的结论。

豪特林线性化城市竞争模型比较难处理，条件略放宽一些，模型就变得很复杂，导致往往没有均衡存在。Mager（2000年）使用区域的不同生产产品价格来扩展两阶段的选址和产量选址模型。此模型中，两个厂商首先选址，然后选择产量，在通常意义的产品成本分布下，进行了完美的博弈均衡的分析，推断了中心集聚只是在线性化城市分布中，中心点产生最小化产品价格的特殊情况下才能产生中心集聚。如果产品成本分布函数的整体凸的，集聚均衡点存在于最小产品价格区域的最小运输费用区域之间。

Salop（1979）提出一个圆环形城市模型，n个厂商均匀等距离地位于圆周上，在这种厂址给定的情况下，诸厂商进行价格竞争。圆形城市模型的假设前提是消费者均匀地分布在圆环形城市中，和线性化城市模型比较，后者有助于分析有两个极端特征的情况，而前者更适合于无极端的特征模型。

Pal（1998）也在圆环形城市模型的基础上分析定位和数量选择的两阶段模型，他的结论是：不论是伯川德竞争还是古诺竞争，都产生同样的区位均衡，若某一厂商在参数为单位周长的圆环形分布的中心点1/2，那么另一厂商将以最初点0（或是最终点1）选址为均衡点，即两个厂商互相等距离的定位。Matsushima（2001）针对Pal的模型指出，还有一种均衡结果，那就是古诺竞争下集聚仍然还会发生，只不过公司集聚在圆形城市的两个集中点上。

（二）基本模型构造

古诺竞争模型构造为：有无限多消费者均匀分布于以周长参数为1的圆环形分布城市。圆环上每个点表示一个市场。企业在该市场销售自己产品。此模型第一阶段是两个企业（记为1和2）首先同时选择x₁与x₂作为企业的厂址。在博弈的第二阶段，企业在选址后进行产量选择竞争。假设企业在不同的市场使用不同价格。

圆环上位置x是以0为起点沿着逆时针方向长度距离，同时终点1与起点0重合。假设需求函数在任一点x处是线性的，形式为P（x）＝a－bQ（x），其中a＞0，b＞0为常数，Q（x）为企业为x处提供的该产品的总销售量。企业在所处的位置生产并运输产品提供给消费者，产品运输是沿着圆环形就近运输。当企业i在x_i处i＝1，2服务于一个特定的位置x，运输费用与运输距离成正比，用t表示产品每年用在运输单位路段的成本系数，那么企业i，i＝1，2的线性运输成本为t｜x－x_i｜，i＝1，2。

令q_i（x；x₁，x₂），（i＝1，2）表示第i个企业在x处为消费者所提供的产品产量，它也依赖于企业i在x_i处的单位产品的成本c（x _i），i＝1，2。这里c（·）表示在圆环形分布上的位置上产品的单位成本分布函数。

假设两个企业就选址和产量选择作出最优决策，以企业各自的利润最大化为原则。可以看到在x处两个企业所提供的整个产量为：

这样在x处的逆需求函数为：

（三）古诺竞争与纳什均衡

按照古诺模型的假设，厂商首先选址，然后再以市场的产量为变量做最优决策。本模型中厂商的最优选择不仅依赖于选址，而且产量的选择依赖于选址位置处的产品的单位价格分布函数。对于每个选址来说，厂商的产量决策是独立的。对于每点x处，古诺均衡点由一组独立的古诺均衡点来表示。设π_i（x，x₁，x₂），i＝1，2表示厂商i在x处的基于两个厂商的竞争所获取的利润。由此对于两个厂商来说，它们集聚在x点的利润为：

这里［a－bQ（x）－t｜x－x_i｜］q_i（x）为厂商在市场x处的不计成本的赢利，而c（x_i）q_i（x）表示总的生产成本。q_i（x）［因为不会混淆，使用q_i（x）简记q_i （x；x₁，x₂）］为第i个厂商在x处为消费者提供的产量，而｜x－x_i｜表示厂商i至销售点x的距离。由于只有两个厂商参与竞争，所以在x处所提供的整个产量为：

那么这两个厂商所追求的利润关于以产量选择为决策的目标分别为：

由此，对于问题（5.6.2）中两个厂商的最优决策的一阶必要性条件为：

整理后可导出在x处第i个厂商产量和整个产量为：

代入（5.6.1）式可得第i厂商的利润为：故在古诺模型（两阶段选址和产量决策）的第一阶段，两个厂商选择x _i，i＝1，2使最大化利润为：

由此，厂商1和厂商2是等同的，这样只讨论一个厂商即可。

现在来求问题（5.6.2）的均衡点。对于圆环形的城市，将厂商的空间分布分两种情况来讨论。（i）x₁，x₂落在同半圆球内，（ii）x₁，x₂分别落在不同的半圆环内。如图6.1所示：

图5.6.1　两个厂商的空间布局

在（i）情况下，因为x₁和x₂是任意的，不妨假设x₁＜＝x_2.。这样，第1个厂商的整个利润（5.6.5）转化为：

全部五个积分求后，相加并整理可得：

对于∏₁（x₁，x₂）求对x₁的偏导可得：

同样对情况（ii）总利润和对x₁的偏导都如同（5.6.6）和（5.6.7）式一样（这里推导省略）。

对于∏（x₁，x₂）求对x₁的二阶偏导可得（5.6.8）式：

现在来讨论x₁和x₂的分布情况：

情况（a）若x₁＝x₂，即厂商聚集，那么由最优化一阶必要性条件

从式（5.6.7）可得

假设t－4a＋4c（x₁）≠0，则c′（x₁）＝0。代入（5.6.8）式可得

若

那么

基于最优化二阶充分条件，则x₁＝x₂即为使目标函数达到最大的极点，或称整体最大点。

t－4a＋4c（x₁）＜0即t＋4c＜4a＝4（p＋bq），亦即t/4＋c＜p＋bq，一般地，单位成本和运费总不能大于价格和总需求，所以假设t－4a＋4c（x₁）＜0（即4a－4c（x₁）－t＞0）在实际问题中是有意义的。从（5.6.9）和（5.6.10）可得：

从（5.6.11）式可得，如果成本分布函数是圆环形上的凸函数，那么，依据最优性二阶条件，可得x₁是成本函数c（x）的最小点。同样对厂商2，也可以做相应的模型推导，获得同样结论。

综上所述，可知当运输费用很小，那么在圆环形分布城市中，厂商在成本分布函数最小区域集聚；此时，两个厂商各自的总产量选择的利润分别最大化。

情况（b）当，即两个厂商分别各等距的占一半区域，从（5.6.7）可得：

若t－4a＋8c（x₁）－4c（x₂）≠0，则c′（x₁）＝0。再代入（5.6.8）式可得：

类似地，一般情况下，成本函数和在整个圆环的运输费用不会大于总需求，不妨假设t－4a＋8c（x₁）－4c（x₂）＜0，那么当c″（x₁）＞0时，

∏₁（x₁，x₂）对于x₁是整体最大点；由于c′（x₁）＝0与c″（x₁）＞0，从而厂商1定位在产品成本分布函数最小区域。厂商产量选择的总利润达到最大化。

然而，当即当成本分布函数是整体的凸函数时，

c′（x₁）＝0，c″（x₁）＜0

表示x₁是成本分布函数c（x）的最大点；从而由（5.6.13）式可得：

基于二阶最优性充分条件，则厂商1的整个利润达到最小，不是最优选择。

基于上述情况分析，在圆环形分布城市的两阶段古诺竞争模型中，得到如下结论：

命题5.6.1 如果成本分布函数是常数，那么两个厂商在圆环的直径两端，即在两厂商均衡地分布于圆环上达到完美的纳什（Nash）均衡点，而集聚到同一点则厂商各自达到利润最小。

命题5.6.2 如果成本分布函数是严格凸函数，当运输费用系数比较小时，那么厂商将在成本分布函数最小区域集聚，并各自达到利润最大化；但如果厂商占距圆环直径的对称点所对应的成本分布函数是最大值时，那么此选址并不是纳什均衡点。

命题5.6.1告诉我们：如果企业的生产成本不随生产地点而变化，那么企业在任何地点生产其产品的单位成本都是一样的。那么在古诺模型中，企业选址在考虑成本时，就不必考虑生产成本的影响，只需考虑运输费用。由于假设运输成本是线性的，而运输成本系数t是恒定的，所以运输费用实际上只与运输距离有关，两者成正比。整个圆环城市上的消费需求由两企业的供给满足。如果两企业集聚于一处，那么产品运至与该点相对的直径另一端处，无论是哪家企业的产品，其运输距离为1/2圆周长。如果两企业自动地将市场一分为二地分割，各占据1/2市场，也就是两企业定位在圆环上一条直径的两端，此时，根据产品就近运输的原则，企业运往圆环城市任何一处的产品，其运输距离均不会超过1/4圆周长，这样会最大化减少各自企业的成本支出，从而使得企业各自达到利润最大化。所以，两企业选址于圆环的直径两端，即企业均匀地分布于圆环上，将达到完美的纳什均衡。如图5.6.2所示。

图5.6.2　厂商的两种布局均衡

两企业能否达到这种均衡，最简单地办法就是合谋，形成卡特尔，称之为空间卡特尔。它与价格卡特尔最大的不同是，在价格卡特尔中，利润最大化是对整个卡特尔而言的，它并不保证对单个的卡特尔成员也达到利润最大化，所以价格卡特尔下其组织成员有违约冲动：为保证自己的利润最大化而背地违约。而一旦某个成员违约就会破坏整个卡特尔的目标实现，如果没有严厉的惩罚的补救，其他成员立即会仿效，从而导致卡特尔失败。而这里的空间卡特尔是稳定的，因为它使得每个成员都达到自身的利润最大化，它是一个完美的纳什均衡。

当然空间卡特尔的稳定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成本分布函数是常数。如果不满足这个条件，空间卡特尔成员就存在违约冲动。

命题5.6.2告诉我们，假如成本分布函数是严格的凸函数，只要运输费用系数t不是很大，集聚将在成本最小点区域发生。这种现象在现实中很普遍。首先，一地的资源禀赋、劳动力市场、技术条件、制度环境都是产品成本的决定因素，因此生产成本具有地方差异。其次，随着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运输工具和运输条件正在日新月异地变化，运输费用系数不断降低，相对而言，t的取值不会很大。如果不考虑其他特殊情况，企业为了利润最大化，均会定位在生产成本最低处，于是集聚就会发生。在我国广东、浙江、江苏和福建，有很多“一镇一品”的案例，如中山市小榄镇的球形锁、绍兴柯桥的“中国轻纺城”、苍南金乡镇的铝制品、诸暨大塘镇的织袜业等等。在这些专业化生产区，产业内分工细化，前后向关联紧密，降低了生产成本，吸引了同类企业。

根据命题5.6.2，只要单位运输成本不是很大，企业将在产品成本分布函数最小点区域集聚并各自达到利润最大化，这意味着当运输成本下降时，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市场行为本身将导致空间集聚，而无须任何卡特尔协议。

为什么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市场行为将会导致集聚呢？这是因为，四大市场因素驱动着企业集聚：地方市场需求、产品差别化、市场关联和贸易成本。

（四）结论

本部分建立了一个基于产品成本分布函数的两阶段选址和产量选择的竞争模型。当公司选择在成本分布函数的最小点位置时，利润最大化的产量决策将产生空间集聚；而两公司等距均衡选址，也只在成本分布函数的最小点位置，才能达到产量决策利润最大化，若在成本分布函数的最大点位置，将导致公司产量决策利润最小化。由此，在圆环形分布城市的两阶段决策（选址和产量选择）中，公司选址依赖于成本分布函数的极值点位置。

由于产品成本包括固定成本、边际成本和市场进入成本，所以公司选址和空间集聚的市场因素有关，即地方市场需求、产品差别化、市场关联和贸易成本均通过产品成本函数而影响公司定位和产业集聚。譬如创造产品差异性，是与固定成本密切相关的：资本、人力资源、研究和开发等等；超过边际成本的价格，在产品差异化情况下得以维持；市场多样化特性和需求成本联系是对进入成本产生很大影响。

如果产品成本分布函数是恒定的，均分市场的空间卡特尔是稳定的，且是一个完美的纳什均衡。如果产品成本分布函数是凸的，空间卡特尔是否为纳什均衡是不确定的；如果公司均分市场的定位点所对应的产品成本分布函数是最大值时，那么此选址不是纳什均衡。

如果产品成本分布函数是凸的，当运输成本不是很大时，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市场行为将形成集聚。即，空间集聚由市场创造，无需任何卡特尔协议及政府干预。

由此，本部分通过在传统古老的公司选址模型中加入成本因子，得到了一个新的公司选址模型，将公司选址与产业集聚的关系模型化了。

二、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区位选择

跨国公司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垂直跨国公司（vertical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vertical MNE），另一种是水平跨国公司（horizontal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horizontal MNE）。一个水平跨国公司是指它在国外开办工厂生产与国内工厂同样的产品，而垂直跨国公司是指生产的不同阶段在不同的国家进行。以下我们讨论关联效应、贸易成本与跨国公司之间的关系，分别从垂直跨国公司和水平跨国公司的两个角度，阐述FDI与产业集聚的相关性理论。

（一）关联效应与垂直跨国公司（vertical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Venables（1996）构造了一个两国经济模型，该模型中有两个部门，它们都生产差异产品，都是可以自由进入和退出的垄断竞争产业。上游产业的产出被聚合为下游产业的投入，下游产业生产最终消费品。中间投入品和最终产品都存在实质性的贸易成本。由于供需关系和中间品的贸易成本，公司愿意定位在靠近上游供给商或下游需求者的地方，上游和下游厂商相互靠近的位置优势将吸引该行业所有公司集中在一地或某几个地方，于是贸易成本与其他的要素成本和需求分布一起，将内生地导致两国专业化的各种不同的可能性，譬如上游产业与下游产业位于同一国，或分别处于两国。

Gao（1999）对Venables的模型作了些简化和补充，首先制造业的产品被假设成既是中间投入品又是最终消费品，因此Venables讨论的上游产业和下游产业被合并成一个产业，作为这种简化的结果，一些被Venables分析的产业分布的情形，如上游产业位于一国而下游产业位于另一国的情形，不会发生。补充讨论的是两阶段生产和多国生产，跨国公司总部的服务和知识资本作为额外的投入也被引入模型，这样可以使我们对跨国公司多国生产与空间集聚的关系有个清晰的了解。

考察一个存在贸易成本的两国两部门的世界。制造业生产差异产品，是垄断竞争的；农业生产同质产品，是完全竞争的。假设只有一种生产要素：劳动。制造业使用劳动和一部分它自己的产品作为投入。类似于Helpman（1984）、Krugman和Venables （1995）、Puga和Venables（1996）的模型，该模型也依赖于三个要素：第一，跨国公司有某些所有权方面的优势，包括拥有专利权、公司蓝图和一些诸如管理和协调等无形资产。这些具有公共商品特性的资产是作为公司总部服务表现在模型中的。第二，在收益递增的生产过程中，差异产品生产部门是由几个按不同的要素比例垂直联系的生产阶段组成的，它们是空间可分的。即公司为了利润最大化可以利用要素成本差异而有选择地将这些生产阶段安排在不同的国家。第三，公司之间存在着需求—成本联系。正是这种需求—成本联系影响公司的定位选择从而加强空间集聚倾向：如果需求—成本联系足够大，制造业集中在一个国家就是一个稳定均衡。

均衡的稳定性是集聚的向心力与离心力的相互作用而致。

集聚的稳定性依赖于需求—成本联系。假如随着制造业的集聚，一个国家成为制造业中心，将要生产全世界的制造品，这时制造业部门变得很重要。如果要素不能跨国流动，就会迫使制造业中心的劳动成本（或工资）上升。这种相对的高工资明显就是制造业中心的一种劣势，它形成离心力。向心力与离心力形成一对反作用力。向心力源自需求—成本联系，离心力源自要素成本差异。当离心力起主导作用时，集聚的均衡就会被打破，制造业就会向其他国家扩散。这种扩散也可以采取多国生产形式，于是便产生跨国公司海外投资行为。

集聚的稳定性也依赖于贸易成本。经济一体化、贸易自由化和现代技术的发展，都引致贸易成本随着时间渐渐下降。贸易成本的下降意味着公司从相互紧靠的区位中的获利将减少。然而工资差异却并不因贸易成本的降低而受影响。因此经济一体化和贸易成本的下降将改变一对反作用力的平衡。当贸易成本下降到一个临界点时，离心力将占主导地位，集聚最终被打破。这时公司有两种选择：或者全部活动迁出中心，或者只将劳动密集型的工厂水平一级的生产迁出中心。后者导致生产活动的两部分离：首先是公司总部的服务生产（如前所述它具有所有权优势），然后才是在工厂一级的最终产品的生产。生产活动的两部分离是一些公司对环境改变的最佳反应。作为结果，垂直跨国公司便出现。这里的垂直的含义，是指总公司服务与最终产品生产之间通过投入产出的垂直联系。⁽³⁶⁾

集聚的稳定性也依赖于世界对制造品的最终需求。如果需求不是太大，能被某一个国家（集聚中心）的生产所满足，那么集聚是稳定的。随着经济的增长，世界对制造品的需求不断扩大，于是对制造业劳动投入的需求也增加，相应地，工资差异也增大，于是产生较大的离心力。当工资—成本差异大到一定程度，离心力大于向心力，一些公司就会将它们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搬到低工资国家，于是跨国公司在新的均衡中出现。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成批的FDI呈垂直形态：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

（二）贸易理论和水平跨国公司（horizontal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传统的HO模型能解释产业间贸易，它取决于国家之间要素禀赋差异；新贸易理论如HK模型（Helpman和Krugman，1985），既能说明产业间贸易也能说明产业内贸易，在要素禀赋相似的国家之间大量的是产业内贸易。但是至少有两个问题并未解决，一个是技术性的，一个是经验性的。技术性问题是大多数的分析都局限于要素价格均等化的理论假设之中，实际上并没有考虑有贸易和运输成本的情形；经验性问题是新贸易理论对多国公司关注不够，而一些产业的分布往往是由多国公司决定的。在一些发达国家之间，直接投资的增长快于贸易的增长，发达国家之间通过直接投资而不是通过贸易而互相产生的影响要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这类影响积极得多。随着贸易障碍的减少，在类似的国家之间直接投资的集中对HK理论是个经验性的挑战。⁽³⁷⁾

产业的均衡定位总是要满足两类条件：第一类是要素市场条件，即产业必须形成要素需求使之足够雇佣在每个国家的要素供给者。第二类是产品市场条件，即每个国家的产品达到供求平衡；当然，如果贸易是完全自由的无贸易摩擦的，那么对每种产品，只要世界供给等于世界需求即可，而无须每个国内市场的供求平衡。在后一种情况下，从产品市场角度来看，生产的定位是不重要的，因为无论在哪里生产，产品都可以无成本地向所有市场提供。这就是HO理论的基本思想，它意味着国家之间的产业分布是被要素禀赋决定的，无需考虑产品市场。但是，如果存在贸易摩擦，譬如贸易是有成本的，那么除了要素禀赋之外，产品市场也不得不考虑。正的贸易或运输成本使得公司的销售偏向于国内市场，所以公司的重新定位不仅改变了每个国家的要素需求，也改变了产出的供给。这也意味着国家之间的产业的分布仅由产品市场单独决定也是可能的，这也是我们在前一节考虑产品多样化和成本需求联系因素时所说明的思想。

Markusen和Venables（1999）用埃奇沃思盒描述了一个包括正的贸易成本和内生多国公司的国际贸易垄断竞争模型，从产业间和产业内贸易两个方面推广了HK模型。两个国家均有劳动和资本两种要素；有两个部门：z部门是完全竞争的，产品是劳动密集型的，可自由贸易的；x部门是不完全竞争的，生产差异产品，是资本密集型的。x部门的产品既可以由国内公司N提供，也可以由多国公司M提供。这里所说的多国公司是水平的，指在两国各开一家工厂。多国公司相对于只开国内一家工厂要节约运输成本，但却增加了第二家工厂的固定成本。这样描述是假设多国公司基本上在它的两个工厂都实施同样范围内的经济活动，故捕捉了平行多国活动的思想，而不是如前所说的垂直跨国活动。对于多国公司的固定成本有两种假设：一种假设是既有工厂水平的固定成本又有公司水平的固定成本，后者源于像总公司服务和R＆D这样的知识密集型活动的联合投入；另一种假设是固定成本中相当大一部分是在本国招致的，但也有一些是可以国际流动的，譬如工厂水平的固定成本可能是在当地招致的，但公司一级活动（如总公司服务和R＆D）是根据各国要素价格差异可流动的。记多国公司M的固定成本为g，国内公司N的固定成本为f，两个固定成本之比率为g/f，在两国各开一家工厂和仅在一国开一家工厂向世界提供产品比较，只考虑固定成本的话，当然前者费用高，这就是多国生产的一种劣势，即g/f≥1。

Markusen和Venables的结论主要有两条：第一，多国公司出现必须有下列两个条件：首先是必要条件，贸易成本t相对于开办两家工厂的固定成本劣势g/f要足够地高，以至于宁愿开办两家工厂节省成本；其次，多国公司的存在不仅与t和g/f有关，而且也与要素禀赋在各国的分布有关，因为N公司仅从本国吸纳要素，而M公司从两国均吸纳要素。对于给定的贸易成本和相对固定成本，多国公司存在仅当两个国家相似，既在相对要素禀赋相似也在绝对要素禀赋相似。第二，贸易壁垒成本和运输成本存在的效果：它们的存在减少了要素价格均等的可能性，使绝对的和相对的要素禀赋在决定贸易模式中变得更重要；它们既可以创造一种集聚的诱因，诱致在收益递增部门密集地使用之要素在国际间流动以至于最终经济活动在一国集聚，也可以诱致多国公司出现。换言之，多国公司的存在将使经济活动在一国集聚的可能性减少（但不是消除）。当没有多国公司时，x部门生产将集中在较大的国家，于是这个国家有较高的真实资本价格，除非它也是资本非常丰裕的国家。允许资本流动则引起两个国家的真实资本价格差异进一步加大。但多国公司的出现将使工厂在较小国家建立，于是引起该国的资本价格上涨，减少了要素价格差异和集聚的倾向。

Markusen和Venables强调相对和绝对要素禀赋对决定是否进行多国生产是重要的。他们认为主要贸易国——欧洲、美国和日本之间的收入水平的趋近可能是跨国公司增长的原因。跨国公司一方面取代贸易，一方面创造了贸易的新形式：公司内贸易。跨国公司的存在减少实际要素价格之间的国际差异，因而减少了要素流动以及导致集聚的可能性。这同时也说明世界作为一个整体能从跨国公司的涌现和活动中获利，但获利大小是不同的。那些过去没有什么民族产业的国家因跨国公司的存在而获利较大，而那些原本有大的世界产业份额的国家可能因此而失去部分福利，因为要素向它们集聚的可能性因跨国公司而减少。

三、结论与启示

一是近年来，令地方政府困惑的是，优惠政策这一吸引外资的手段似乎越来越不如以前灵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商对华直接投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中，地区开放度的影响大于地区产业关联，地区产业关联的影响又大于优惠政策的影响。曾经在我国各地区引进外资中有举足轻重作用的优惠政策，如今对外商的吸引力已经退居次要地位，而一个地区的开放程度与地方产业关联，更加被外商重视。这说明我国吸引外资已从依赖优惠政策的阶段提升到新的阶段，各地应注重在开放经济和产业关联的更高层次上发挥优势以吸引外资，那种一味的对外商实施优惠的政策的做法在过去屡试不爽，如今却已过时。

这就给我们各地吸引外资制定政策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吸引外资不仅要靠一定的优惠政策，更重要的是要加大地区的开放力度以及产业关联效应。同时也给西部地区吸引外资提供重要的启示，对于处于内陆的中西部地区，由于区位方面的劣势，在对外开放上天然要劣于沿海地区，但是它们还可以通过增强地区产业关联从而增强集聚力来吸引外资。西部地区在现有条件下，要充分利用自己劳动力成本的优势，注意引进生产和经营外向化程度较高的内资或外资企业，特别是中枢型产业，它们或者已是东部地区产业升级中欲转移的行业，通过这些行业中的企业迁徙，促进西部地区投资环境特别是区域开放度的改善，以强化产业的关联效应，提高本地产业基础和集聚水平，这样在下一轮的外资投资热潮中才会占据有利地位。

二是沿海地区由于外资进入带来的经济发展、人均收入提高，使得以前的劳动力廉价的优势正在减弱；而人均收入提高带来的有效市场需求扩大对外资的吸引力相对较小，不能抵消高工资带来的负面影响。这给东部沿海地区以启示，需要改变传统的吸引外资的方式，转向提高产业的关联效应来吸引外资。

三是传统产业的区域集中要和产业的关联效应结合起来，才能发挥对FDI的吸引作用。目前我国地方专业化的行业很多都是那些传统、成熟型行业的集聚，譬如那些“一镇一品”的典型就有很明显的这种特点。这种地方专业化也有它的缺陷，可能导致该地区将所有的资源都集中于一个行业，并不一定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有利，相反，由于过强的专业化也可能造成差异产业集聚水平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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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Jacobs，J. The Economy of Cities. New York：Vintage. 1969.

［23］Jaffe，B.；Trajtenberg，M. and Henderson，R.“Geographic Localization of Knowledge Spillovers as Evidenced by Patent Citations.”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08，No.3. 1993，pp.577－598.

［24］Keely，L.“Exchanging Good Ideas.”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Vol111，ISS 2. 2003，pp. 192－213.

［25］Keller，W.“Geographic Loc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Diffusion.”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 92，No.1. 2002，pp. 120－142.

［26］Koo，J.“Agglomeration and Spillovers in a Simultaneous Framework.”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Volume 39，Number 1.2005a，pp. 35－47.

［27］Koo，J.“Technology Spillovers，Agglomeration，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Journal of Planning Literature，Vol. 20，Iss. 2，2005b，pp.99－115.

［28］Krugman，P.“Scale Economies，Product Differentiation，and the Pattern of Trade”. America Economic Review 70，1980，pp.950－959.

［29］Krugman，P.“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 ic Geography.”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9，1991a，pp.483－499.

［30］Krugman，P. Geography and Trade. M IT Press，Cambridge，MA. 1991b.

［31］Krugman，P. and Venables，A. J.“Globalization and the Inequality of Nations.”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 ics 110（4），1995，pp.857－880.

［32］Kyoung-Hwie M ihn“An Analysis of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in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of Korea.”KIET Occasional Paper No. 56. 2004.

［33］Ottaviano，G. I.P.“Monopolistic Competition，Trade，and Endogenous Spatial Fluctuations.”CEPR Discussion Paper，No. 1327，1996.

［34］Ottaviano，G. I.P.“Models of‘New Econom ic Geography’：Factor Mobility vs. Vertical Linkages.”Mimeo，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2.

［35］Ottaviano，G. I. P. and Puga，D.“Agglomeration in the Global Economy：A Survey of the‘New Econom ic Geography’”. TheWorld Economy 21，1998，pp.707－732.

［36］Ottaviano，G. I. P. and Robert-Nicoud，F.“The‘Genome’of NEG Models with Input-output Linkages：A Positive and Normative Synthesis.”Mimeo，University of Bologna and University of Geneva. 2003.

［37］Ottaviano，G. I.P.；Tabuchi，T and Thisse，J－F.“Agglomeration and Trade revisited.”International Econom ic Review 43，2002，pp.409－436.

【注释】

(1)本节参考梁琦，空间经济学：过去、现在与未来——兼评《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经济学（季刊），2005，（03）。

(2)该书在1966年由Wartenberg译成英文版，1993年引入中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探索工业区位和厂商定位时，冯·杜能首先探询厂商不愿定位主要的城市（特别是首都和省会）的原因，即离心力（用空间经济学术语来说）。冯·杜能的论述非常全面，囊括了大城市中较高的地租和较高的食品价格对货币工资的影响。接着冯.杜能深入探讨了产业集聚的七大原因。虽然该书写于德国工业革命初期，但要超越他所思考的对产业集聚的形成的精确描述，并不是容易的。

(3)保罗·克鲁格曼.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58－60.

(4)伯尔蒂尔·奥林.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34－335.

(5)Ekelund和Hebert（1999），转引自Fujita，M. and Thisse，J－F.，“Economics of Agglomeration：Cities，Industrial Location，and Regional Growth”，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中译本pp18－19.

(6)“Thunen at Two hundred”，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83.Vol.21（4）1468－1488.

(7)保罗.克鲁格曼.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37－39.

(8)D－S模型被广泛应用到很多领域的经济建模中。从20世纪70年代末，一些理论家开始把新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工具应用到国际贸易中；几年后，同样的分析工具又被应用到技术变革和经济增长中。新贸易理论出现在1984年左右，新增长理论出现在1990年左右。这两大经典理论的整合得益于两部专著的适时问世：Helpman，E.，and P. Krugman. Market Structure and Foreign Trade. Cambridge：MIT Press（1985），Grossman，G.，and E.Helpman. Innovation and Growth in theWorld Economy. Cambridge：MIT Press（1991）。

(9)保罗·克鲁格曼.地理和贸易.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

(10)在克鲁格曼看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至少有两次空间经济学几乎要开创新时代了，但都功亏一篑。第一次把空间纳入经济学的重大努力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由著名的沃尔特.艾萨德领导，其结果是并没有实现将空间带入经济学核心的目标，却开创了区域经济学。第二次把空间纳入经济学的重大努力是指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风光一时的“新城市经济学”，这方面的文献研究的是城市的内部空间结构。两次努力的失败在于没有给出一个同时包括收益递增、随之而来的不完全竞争、运输成本和要素流动等内容的正式框架。

(11)Masahisa Fujita，Paul Krugman，Anthony J. Venables（1999）. The Spatial Economy：Cities，Regions，and International Trade，Cambridge：The MIT Press第四章“The Dixit-Stiglitz Model of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Its Spatial Implications”.

(12)Fujita，M. and Thisse，J－F.，“Economics of Agglomeration：Cities，Industrial Location，and Regional Growth”，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中译本pp177.

(13)Masahisa Fujita，Paul Krugman，Anthony J. Venables，The Spatial Economy：Cities，Regions，and International Trade，Cambridge：The MIT Press（1999）第五章“Core and Periphery”。

(14)Masahisa Fujita，Paul Krugman，Anthony J. Venables，The Spatial Economy：Cities，Regions，and International Trade，Cambridge：The MIT Press（1999）第三篇“The Urban System”.

(15)奥林不仅是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而且在瑞典，他是一名活跃的政治家。作为政治家的名声甚至大于作为经济学家的名声。他曾是瑞典自由青年联盟主席，接着任瑞典自由党领袖。他担任了三十多年的瑞典国会议员，并曾出任瑞典的贸易部长。他的著述很多，在经济学中他涉足的领域也很多，诸如就业问题、货币问题以及经济危机等问题他都有很深的造诣。中国人对他的了解主要是源于他的生产要素秉赋学说，即H－O理论，以及1977年他同英国的米德（J.E. Meade）因“对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的理论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同时获诺贝尔奖。

(16)本节参考《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藤田昌久，保罗·克鲁格曼，安东尼·J·维纳布尔斯著，梁琦主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章和第4章的相关内容。

(17)Smith和Venables在1988年的文章中推导了促进竞争效应的详细过程。

(18)本节参考钱学锋，梁琦.本地市场效应：理论和经验研究的新近进展［J］.经济学（季刊），2007（03）.

(19)该部分引自《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藤田昌久，保罗·克鲁格曼，安东尼·J·维纳布尔斯（2005）.梁琦，主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十三章285－297页相关内容。

(20)本部分参考《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藤田昌久，保罗·克鲁格曼，安东尼·J·维纳布尔斯著，梁琦主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章第347－353页的相关内容。

(21)本部分内容参考钱学锋，梁琦.分工与集聚的理论渊源［J］.江苏社会科学，2007，（02）

(22) 垄断厂商利润最大化的必要条件是：边际收益＝边际成本（MR＝MC）。由，可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