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术的西传及其在东西方作用的比较研究

印刷术的西传及其在东西方作用的比较研究

肖东发　卞卓舟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人民的伟大发明，对西方印刷事业的开端和发展，起到了决定性影响，这在美国学者卡特、钱存训，中国学者张秀民、潘吉星等的著述中均有大量事实和材料予以论证。但有些西方学者还是将信将疑。本文尝试阐述和解决的问题是：印刷术的西传是通过怎样的路线和途径进行的？印刷术的西传对东西方社会发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从中我们可以得到怎样的启示？

通过对比我们发现，虽然中国是印刷术的发明国，但与印刷术对欧洲宗教改革、文艺复兴，乃至新型民族国家的建立产生的巨大影响相比，其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可谓有限且缓慢。中国数千年封建制度的保守性，以及对经济、科技发展的忽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我们认为，改变这一状况的根本途径是鼓励原创、大胆创新，最大限度地发展我国文化的活力和辐射力。

一、印刷术西传的路线和途径

1．雕版印刷术的西传

造纸和印刷术的西传都是通过丝绸之路完成的。中国的西域在雕版印刷西传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初期雕版印刷品数量和品种发现最多的甘肃敦煌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吐鲁番，位于亚洲中心，也是各种文化潮流集矢辐辏之地，佛教、基督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在此都有流传和影响。敦煌遗书数以万计，主要是写本卷轴，但是难得的是也有早期印本，除了著名的868年的《金刚经》和唐代历书外，还有数以百计的早期捺印千佛像和上图下文的菩萨像，多数是唐五代的印品。吐鲁番多数发掘点几乎都有木版和雕版发现，说明维吾尔和突厥族是一个熟悉热爱印刷术的民族。阿拉伯人接触过印刷术，但他们拒绝利用这一新技术。直到成吉思汗征服了欧亚大部分土地，接受了汉族和回鹘文明，印刷术才传播到西方。

在印刷术西传的过程中，宗教印刷品、纸牌和纸币发挥了很大作用。1294年乞合都汗在宰相兼财政大臣撒都剌丁建议下，于伊利汗国印发纸钞。因经验不足，钞币没有足够的金本位支撑，发行数额又大，加上居民不习惯使用这种新的货币形式，结果导致失败。

潘吉星在《中国、韩国与欧洲早期印刷术的比较》一书中详细讲述了纸币印刷西传的过程。至伊利汗国乞合都（Gay khatu，1240—1295）即汗位时期（1291—1295），一个重大经济举措是印发纸币，从而动用了印刷技术。据合赞汗在位期间（1295—1304）任宰相的波斯学者拉施特丁（1247—1318）1311年写的《史集》所载，回历693年（1294）乞合都汗发行纸币。书中写道：

691年十二月六日（1292年11月18日），在阿尔兰的冬营地上，撒都剌丁被委任为撒希卜-底万（宰相兼财政大臣）之职。……693年六月（1294年5月）初，召开了有关纸钞的会议。撒都剌丁和几个异密（Emir，总督）偶尔考虑到通行于中国的纸钞（caw），他商讨了用什么方式来推行纸钞于这个国家（伊利汗国）。他们向君王奏告了这件事。乞合都命令孛罗丞相说明这方面的情况。孛罗说道：“纸钞是盖有皇印的纸，它代替铸币通行于整个中国，中国所用的硬币巴里失（银锭）便被送入国库。”

因为乞合都是个非常慷慨的君王，他的赏赐的费用极大，世上的金钱对他来说不够用，所以他赞成推行此事。撒都剌丁想在国内规定别人还没有规定的惯例，因此在这方面作了许多努力。众异密之中最明白道理的失克秃儿·那颜说：“纸钞将造成国中经济崩溃，给君王造成不幸，引起剌亦牙惕（农民）和军队中的骚动。” 撒都剌丁向君王奏告说：“因为失克秃儿·那颜很爱黄金，所以他竭力说纸币不好。”

有旨从速印制纸钞。八月二十七日（1294年7月23日），异密阿黑不花、脱合察儿、撒都剌丁与探马赤·倚纳前往帖必力思（大不里士）印造纸钞。九月十九日（8月13日）他们到了那里，宣布诏令，印造了许多纸钞，同时颁布了诏令，凡拒绝纸钞者 立即处死。约一个星期左右，人们害怕被处死，接受了纸钞，但人们用纸钞换不到多少东西。帖必力思城的大部分居民不得不离开……最后，推行纸钞的事失败了。⁽¹⁾

然此举在西亚地区印刷与货币史中意义重大，说明至迟在乞合都汗时伊利汗国已有印刷工从事大规模印刷活动。伊利汗国在大不里士发行纸钞虽然失败，但对于印刷技术的运用是成功的，用这种技术再复制其他印刷品仍是可能的。

拉施特丁1311年还在其《史集》世界史部分谈到中国时，介绍了中国雕版印刷技术。与他同时代的著名诗人达乌德1317年所写《论伟人历史与世系》中，叙述犹太人、欧洲人、中国汉人与蒙古人、印度人的历史，简称《智者之园》。书中谈到中国人时，引用了拉施特丁关于中国印刷技术的记载：

中国人根据他们的习惯，曾经采用一种巧妙的方法，使写出的书稿原样不变地复制出书来，而且至今仍是如此。当他们要想正确无误而不加改变地复制出写得非常好的有价值的书时，就让熟练的写字能手工笔抄写书稿，再将书稿文字逐页转移到版木之上。还要有学问的人加以仔细校订，且署名于版木的后面。

再由熟练的专门刻字工将文字刻在版木上，标出书的页码。更将整个版木逐一编号，就像铸钱局的铸模那样，将版木封入袋子内，将其交由可靠的人保管。在上面加特别的封印，置于专为此目的而设的官府中。

倘有人欲得印本书，需至保管处所申请，向官府交一定费用，方可将版木取出。像以铸模铸钱那样，将纸放在版木上（蘸墨刷印），将印好字的纸交给申请人。这样印出的书没有任何窜加和脱漏，是绝对可以信赖的。中国的史书就是这样流传下来的。⁽²⁾

拉施特丁还谈到书板放在官府中，读者需向官府付费才能得到印本，这是指官刻本而言。他对中国印刷技术的记载，是西域诸国的最早记录。

至于说到中亚地区，掌握印刷技术应比西亚还要早。因为蒙古察合台汗国所辖地区包括今中国新疆与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的一部分和吉尔吉斯斯坦、阿富汗的北部，汗殿设于阿力麻里（今新疆伊犁），汗国东部（今新疆）的吐鲁番早在十三世纪初已有非常发达、分布广泛的印刷工业。二十世纪以来汉文、回鹘文、梵文、蒙文、突厥文和藏文印刷品在这里多有出土。十二世纪末的回鹘文木活字也被发现。察合台汗国西部重镇撒马尔罕，又是著名产纸区，东部的印刷工匠很容易来到这里施展其才能。

因此，可以说十三世纪时中亚和西亚地区都有了印刷活动。伊利汗国的拉施特丁懂波斯文、阿拉伯文、蒙文、突厥文、希伯来文和汉文，他的印刷技术知识直接来自伊利汗国的中国人，因为他主编《史集》时除孛罗丞相外，还有两位汉人学者充任他的史学顾问。

伊利汗国在大不里士发行纸钞虽然失败，但对于印刷技术的运用是成功的，用这种技术印其他印刷品仍是可能的。自合赞汗即位后（1295—1304），汗国的蒙古贵族加速伊斯兰化，他们皈依伊斯兰教后，也加速用印刷佛经的方法印刷伊斯兰教经典的过程。合赞汗初信佛教，后来信伊斯兰教，奖励学术研究。他本人就是知识渊博的学者和科学家，通蒙语、汉语、波斯语、阿拉伯语、藏语、梵文和拉丁文，了解各国事务，对天文学、医学、各种技术和历史都有专门研究。他的宰相拉施特丁具有同样的文化素养。他们都了解印刷技术及其实用价值，因此1295—1304年间汗国的印刷应有所发展，而这种技术及其产品还会向附近其他地区扩散。

印刷术西传的另一个媒介是纸牌。元代以前，西亚的阿拉伯国家对印刷术的传播和应用，并没有像对造纸那样付出很大的热情和干劲，一种解释是因为《古兰经》并不要求信徒反复抄写多份。另一种解释说印版上墨的刷子由猪鬃做成，用以刷印《古兰经》有渎圣明。这似乎不足以说明问题，因为印工通常用柔软棕刷，而不用猪鬃作成的硬毛刷。然而当信仰佛教的蒙古人入主伊斯兰教地区后，印刷术很快就在这里发展起来了。因为蒙古人早就习惯于在中国国内出版蒙、汉文读物、发行纸币，甚至玩纸牌。因而印刷术随蒙古大军的西进，传入中亚和西亚。1250—1368年间由于中国与中亚、西亚以至欧洲之间交通大开，蒙古西征时纸牌随军队传入西亚和欧洲。来往中欧贸易的商人总要在中国买些纸牌作为旅途消遣之用，另一些带回国内馈赠亲友。在吐鲁番曾出土过1400年以前印刷的纸牌，是印刷品，现存柏林人类图书馆。纸牌后来发展为欧洲十五世纪的一个庞大产业。欧洲早期的木版印刷技术在版面形制、写样、上样、刻版、上墨、印刷和装订等工艺程序上与中国印刷的技术模式是完全相同的。德国奥格斯堡和纽伦堡十五世纪上半叶的市政记录都多次提到“纸牌制造者”（Kartenmacher），意大利威尼斯实证当局与1441年颁布的命令中更是直接提出了防止德国印刷纸牌的倾销，保护本国纸牌产业的措施。

法国远东学院前院长戴仁先生曾带给我们一张“烧纸牌”的油画，画面上一位欧洲少女在众目睽睽之下正在烧纸牌，这幅油画绘制于1420年前后。这幅艺术品一方面说明传自中国的纸牌在西方已经流传广泛，造成一定的社会影响，以至于遭到教会和市民的焚毁。另一方面需注意这些纸牌是印刷品，时间恰好是在古登堡发明金属活字之前。可以说纸牌、宗教画和印刷的纸币都是印刷术经西亚传入欧洲的先导。

1878年在非洲北部埃及法尤姆出土大量纸写本的同时，还有50多件印刷品残页伴出。这批文物归奥匈帝国赖纳大公拥有，他死后交奥地利国立图书馆赖纳特藏部收藏。这批印刷品的发现，从中国印刷术西传的角度观之，具有重要意义。这批出土印刷品除维也纳有收藏外，德国海德堡大学图书馆亦藏有6件，1922年由格鲁曼博士鉴定为木版印刷品。一件印在羊皮板上，另五件印在纸上。维也纳50多件印刷品中，用纸精粗不一，较大的一张约30cm×10cm，其余是小的残页。有的印刷精美，有行格，有的刻印粗放。除印有黑字的外，还有印有朱字的。他们从形制上，使人立刻想到中国内地和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同类物。卡特博士对埃及出土的印刷品作实物研究后，得出结论说：“现在有种种证据显示，它们不是用压印方式印成的，而是用中国人的方式，将纸铺在版木之上，用刷子轻轻刷印成的。”⁽³⁾

印刷物上的文字通常是不同字体的阿拉伯文，因是一些残卷，没有留下带年款的部分。经卡拉巴塞克和格鲁曼两位阿拉伯文专家研究后，认为这批出土印刷品内容与伊斯兰教有关，其中有祈祷文、辟邪的咒文，也有《古兰经》经文。他们从阿拉伯文不同字体将这批印刷品断为900—1350年间的产物。但这应理解为印刷品年代的时间上限和下限，将下限定为1350年是正确的，因为与印刷品同时出土的纪年纸写本年代截止于此时，再无晚于此时者。这和我们的路线图是吻和的。

2．活字印刷术的西传

有些学者认为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技术只是一个理念思想，没有付诸实施。这显然歪曲了事实，从《梦溪笔谈》的记载里不难看出多次实践的比较改进。何况其后也有南宋周必大、元代杨古“近用沈氏法”和“沈存中法”的明确记载。近年来大量的西夏文活字本在不同地区的出现更是有力证明了早在北宋西夏时期我国西北地区已经用泥活字和木活字大量印刷佛经历书和其他书籍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史金波和雅森·吾守尔在《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及早期传播》一书不仅列举了多部早期的西夏文活字本实物，还给我们勾勒出一个较为清晰的活字印刷术传播路线图和时间表。史先生近年来多次到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查阅1909年科兹洛夫在黑水城西佛塔中发现的西夏文献。雅申·吾守尔亲赴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寻访到1908年伯希和劫走的960枚回鹘文木活字，并对其形制、材料、制作法和类别逐项加以研究，从时间上和地域上进一步理清了西夏和回鹘在活字印刷由中原向西传播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这里的关键人物是沈括，他生于北宋天圣九年（1031），与毕昇几乎同时，甚至不少学者认为毕昇、沈括同为钱塘（今杭州）人。毕昇发明泥活字后，沈括受命到与西夏交界的延州（今陕西延安）任知州时，毕昇的泥活字已由沈括侄辈珍藏。元丰五年（1082），沈括著《梦溪笔谈》。此书完成于元丰五年至绍圣二年（1082—1095），书中有多处关于西夏的记载。一个可能是沈括的《梦溪笔谈》成书后，传入西夏，西夏人受到启发而制泥活字；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沈括已掌握的泥活字法通过民间传入西夏，这一推断更为可信。因此，《梦溪笔谈》至迟在南宋乾道二年（1166）已经付梓广为传播。此时正是西夏文化高度发展的仁宗时期，也是大量散施佛经之时。

西夏自宋朝引进泥活字印刷术后，因泥活字质量不尽如人意，便在此基础上加以改进，将毕昇没有试验成功的木活字印刷创制成功并付诸应用，时当十二世纪中叶至十三世纪初。回鹘使用木活字比西夏略晚，在十三世纪末和十四世纪初，而欧洲采用活字印刷是在十五世纪中叶。从时间上和地域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西夏和回鹘在活字印刷由中原向西传播过程中的过渡作用。通过对西夏和回鹘活字印刷品的分析研究，可以肯定地说，早在十二、十三世纪或更早，中国活字印刷术的思想和技术已经传到西域，并为其继续西传创造了深厚的文化和技术背景。

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在其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曾推断说：“如果印刷术由东方传到西方的过程中有过那么一个中间环节的话，既熟悉雕版印刷又熟悉活字印刷的维吾尔人，极有机会在这种传播中起重要作用”。⁽⁴⁾现在这一论断由于西夏活字印刷品和回鹘文活字的大量发现而得到证实。据此，我们可以列出一个大致的活字印刷西传示意图：

法国印刷史家古斯曼（Pierre Gusman）认为中国活字技术在元代经两个途径传入欧洲：一是与维吾尔人有接触、后来住在荷兰的亚美尼亚人在卡斯特尔迪活动时将活字技术传入欧洲；二是谷登堡在布拉格居住时学会了经中亚、俄罗斯陆上通道传入欧洲的这种技术。

3．金属活字印刷与谷登堡

谷登堡是欧洲金属活字印刷业的奠基人。但从世界史视野观之，活字技术发明人不是他，而是毕昇。他也不是金属活字技术发明人，因为中韩两国早已用金属活字印书。在谷登堡以前和与他同时代的其他欧洲人都有过活字印刷实践，从中国引进的木活字技术，在欧洲发展中也受到限制，因为不能出小字本，而大字本既浪费纸张，又使书的重量加大，遂以金属活字代之。谷登堡经过多年艰苦的试验终于获得成功，他是其中的佼佼者，因而享有盛名。古登堡也是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完成这一突破的，他的前人包括掌握从中国传来的木版印刷和木活字印刷技术的欧洲人。荷兰、意大利、德国三国正是木版印刷最盛行之国，时间也刚好是十五世纪上半叶。其后不久，就开始活字印刷实践，首先是木活字印刷。欧洲之所以能很快实现从木版到活字版的技术过渡，是因为有中国提供的经验可资借鉴。

谷登堡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技术发明不断传入欧洲的时代。在他进行活字试验时，德国的兵工厂正在生产火药并制造中国式的火炮和火箭、弗兰西斯·培根认为在谷登堡之前还应有发明活字技术的某个地方，这个地方并不在欧洲，他说不出在何处。但培根的同时代人，具有在亚洲旅行经历的西班牙人胡安·冈萨雷斯·门多萨（1540—1620）1585年在罗马首次用西班牙文发表的《中华大帝国志》一书中，将欧洲印刷术的来源地明确告诉了他的读者。

门多萨奉西班牙国王派遣出使明帝国，首航至墨西哥，再横渡太平洋至菲律宾，由此北上至广州或泉州，快到中国沿海时遇到困难，不得不返航。但沿途采访不少中国信息，并得到先期访问中国的西班牙马丁·拉达（Martin de Rada，1533—1578）写的游记稿本，综合各种材料写成此书。现将有关段落翻译于下：

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欧洲印刷术的发明始于1458年，由德国人谷登堡所完成。据说第一台用以印刷的设备是在美因茨城制造的。从那以后，德国人康拉德·斯韦因海姆将同样的发明带到了意大利，其所印刷的第一部书是圣奥斯汀（354—430）写的题为《上帝之城》的书，这是许多作者都同意的。

然而中国人确信印刷术首先在他们的国家开始，他们将发明人尊为圣贤。显然，在中国人应用印刷术许多年之后，才经由俄罗斯（Russia）和莫斯科公国（实指蒙古钦察汗国）传到德国，这是肯定的，而且可能经过陆路传来的。而某些商人经红海从阿拉伯费利克斯（Felix）来到中国，可能带回某些书籍。这样，就为谷登堡这位在历史上被当作发明者的人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看来很明显，印刷术这项发明是中国人传给我们的，他们的确对此当之无愧。更令人信服的是，今天还可看到德国开始发明之前五百年中国人所印刷的许多书籍。我本人就有一本，我在西班牙、意大利和印度群岛也见过另一些中国书。拉达及其同伴从中国回菲律宾时，带回他们在福州城买的许多不同内容的印本书，这些书在中国不同地方印刷，其中多数印于湖广省。⁽⁵⁾

公元十一至十三世纪，泥活字、木活字，以及王祯在《造活字印书法》中提到的早期锡活字已在中国相继出现。活字技术不但在内地发展，而且扩及到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沿贺兰山和丝绸之路直到中蒙边境的黑水城，屡屡有西夏文活字本出土，再往西就是地处欧亚陆上大通道要冲而与中亚衔接的新疆地区，维吾尔族已于十二世纪末在吐鲁番地区研制出适合于拼音文字的回鹘文木活字，为汉文活字过渡到拼音文活字提供了借鉴。敦煌出土的上千枚年代在1300年前后的回鹘文木活字足以说明新疆地区是活字印刷西传的必经之地。

在东西交通畅达的元代，欧洲来华的旅行者、商人和教士将有关活字印刷的信息带回欧洲，欧洲最早出现的是木活字，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了问题。瑞士苏黎世大学神学教授和东方学家特奥多尔·布赫曼（Theodor Buchmann， 1500—1564）于1548年发表的书中，谈到木活字时写道：

（在欧洲）最初人们将文字刻在全页大的版本上。但用这种方法相当费工，而且制作费用较高，于是人们便做出木制活字，将其逐个拼连起来制版。⁽⁶⁾

这是关于欧洲使用木活字的一条重要记载。可想而知，欧洲人作木活字必然要用王祯《造活字印书法》中所描述的方法，先将整块木板刻出反体字母，每字四周画上方格，再用细锯将各个字锯下，修整后即成单个木活字，最后以木活字拼版。操德语的布赫曼的姓Buchmann，由Buch（“书”）及Mann（“人”）二词合成，此姓常被希腊化，人们也称他为特奥多尔·比布利安德（Theodor Bibliander），因此在西方文献中Theodor Buchmann与Theodor Bibliander实际上是同一人。他学术活动时期上距欧洲最初使用活字印书不过几十年，其记载反映了欧洲早期印刷工试制活字的摸索时期，模仿中国活字技术的实际情况，应该是可信的。木活字是从木雕版通向金属活字的桥梁。

二、印刷术对东西方作用的比较

1．印刷术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作用

印刷术的发明，曾经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发展产生相当大的作用，它使得信息传播方式在质和量上都产生了一个巨大的飞跃。在写本时期，由于副本量少，一旦遭受厄运，对有些品种就是灭顶之灾，这也是隋唐之前的古籍十不存一的原因之一。五代北宋之后，面貌大为改观，印刷术不仅帮助中国文献的保存和流传，更成为保持中国传统文化和封建社会制度稳定的一种重要工具。儒家典籍代代相传不断壮大和科举考试用书的大量印刷，则是一个最好的证明。因此，印刷术既是维护中国民族文化统一的重要基础工具，也是维护中国传统文化和封建社会相对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国早在五代时期就奠定了政府刻书、私家刻书和书坊刻书三大出版系统的基础，而且还有佛教寺院和书院刻书两支不容忽视的力量，他们各有其宗旨与理念，都为出版印刷业作出了各自不同的贡献。隋唐早期印刷品多为佛像、经咒及佛教经卷的事实表明，最先促进印刷术发明的是佛教寺院的图文复制活动。五代出现政府刻书，并由国子监主持，使儒家经典雕印渐居佛经之上，促进了由唐代的儒释道三教并重向宋代儒学复兴的转变，也进一步推动了学校和书院的刻书业。民间私家刻书重名轻利，而且与图书的收藏、辑佚、校勘、编目、考据、整理利用活动结合在一起，进而推出一批学术成果。书坊刻书几乎与寺院同时，不仅兴起早，而且十分活跃。他们融编辑、刻印、销售发行于一体，经营的优势就在于把出版活动放在市场之中，时刻注意读者需求，出书内容面向民间，多为农桑医圃、戏曲小说、童蒙读物，版刻形式也注意推陈出新，由社会文化需求带动书坊的生产流通，所以它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印刷术的发明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极大地提高了文化、信息传播的速度和效率，更在于打破了皇家贵族对文化的垄断，使广大的寻常百姓得以共享文化成果并参与文化交流。广大民众同时也为印刷技术的不断改进和发展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然而，作为印刷术的发明国，印刷术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影响仍然有限，通过对上述几大出版系统的出版理念及其产品的分析，不难看出主要集中于佛教传播、儒家典籍和科举考试用书以及民用杂书的印刷出版，反倒成了稳定封建统治特别是科举考试的工具。不重视经营，不重视科技，不重视突破创新是中国出版文化的难以发挥更大作用的原因。

2．印刷术对西方社会发展的作用

（1）谷登堡的贡献

谷登堡的金属活字印刷技术在原理上与中国毕昇的活字技术是一脉相承的。他研制的金属活字工作内容及主要贡献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活字材料的选择和制造，他采用铅锌的合金作材料铸字，1450年研制成适合西方文字特点的金属活字印刷工艺，印出以《四十二行圣经》为代表的经典印本。这里需点明的是，中韩两国在此之前已经用铸字法分别造铜、锡活字。

二是油墨的制造。关于着色剂，谷登堡选用油墨，将亚麻仁油煮沸，冷却后呈暗黑色，以少数蒸馏松树脂得到的松节油精与碳墨搅匀后，放置数月即成适用油墨。

三是印刷设备的选择，欧洲早期木刻篇幅不大，排版后用毛刷擦拭即可上墨。随着印刷品篇幅的加大，用此法印欧洲厚麻纸时字迹常不清，遂改用压印法，用欧洲压榨葡萄或湿纸时所用的立式压榨器，谷登堡就用它印书。压印器为木制，底部座台上固定已排好字的活字版，上面的压印板借铁制螺旋杆控制，可上可下。螺杆下有拉杆，以人力推动，调整压印板所施的压力。用羊皮包以羊毛的软垫蘸墨，将墨刷在活字版上，再铺上纸，摇动螺杆拉杆，通过压印板压力即印出字迹。当时仍是一纸双页，但双面印刷，印纸不再对折。用上述工艺一小时可印20多张，一天印300张。

四是培养出一批熟练印刷技工，他们后来将技术传到德国其他城市和欧洲各国，为欧洲开辟金属活字印刷的新时代，对后世印刷也产生深远影响。谷登堡金属活字印刷技术在美因茨成功地印书后，没过多久便扩散到德国其他城市：乌尔姆、科隆、纽伦堡、巴塞尔、汉堡、吕贝克等，接着席卷欧洲各国，包括东欧的布达、克拉科夫、布拉格和南欧的马德里、里斯本以及北欧的斯德哥尔摩。可以说，不到半个世纪，印刷品成为信息传播的主要形式。

（2）印刷术产生的影响

印刷术在欧洲起步虽晚，但恰逢其时，所产生的影响似乎更大。当时西方社会对印刷术的需求，如饥如渴，自十五世纪中叶欧洲谷登堡机械化活字印刷术发明以后，在短短的半个世纪年间，印刷业就成为欧洲第二大产业。从1450年谷登堡金属活字技术研究成功之后，到1500年半个世纪内印刷厂已遍及欧洲各国，总共约250家，出书达2.5万种。每种以印300部计，则全欧洲在这50年间出版金属活字本750万部。⁽⁷⁾

印刷术的传播和使用不仅促进了欧洲相关产业发展，而且对欧洲的思想和社会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不仅促进了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它也有助于欧洲许多民族文字和文学的建立，甚至鼓励了民族主义建立新兴国家。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使得学术著作、书籍得以保存和完善，从而促进新学问的发展和学科体系的形成，激发了欧洲各民族的理智思潮。印本的大量生产，使书籍留存的机会增加。印本的广泛传播及读者数量的增加，使得过去教会对学术的垄断遭到世俗人士的挑战，为新学问的发展建立了基础。同时，印刷使版本统一，印本更趋完善，书籍形式日渐统一，促进各种不同学科组织的结构方式形成。

二是使欧洲宗教改革的主张广为传播。马丁·路德曾称印刷术为“上帝至高无上的恩赐，使得福音更能传扬”。在1517年马丁·路德提出他的抗议之前，人们已经用一些本国的民族语言印刷圣经，使宗教改革的条件日趋成熟。福音真理不再是少数人所专有，而为普通百姓所能学习和理解。新教徒也利用印刷的小册子、传单和布告等方式，广泛传播其观念和主张。十六世纪二十年代，德国的书籍产量增加了十倍。印刷不仅使改革者能够批判教会的弊端，还宣传了变革的思想，建立新教会。

三是对民族文学的发展影响深远。西欧各民族的口语在十六世纪之前已发展为书写文字，后逐渐演进成为现代形式，同时一些中世纪的书写文字已在这一过程中消失。一度成为国际语言的拉丁文也日渐式微。新兴的民族国家大力支持民族语文的统一。在以民族语言出版书籍越来越容易的情况下，印刷术使各种语文出版物的词汇、语法、结构、拼法和标点日趋统一。小说出版广泛流通以后，通俗语言的地位得到巩固，而这些通用语言又促进各民族文学和文化的发展，最终导致明确的民族意识的建立和民族主义的产生。

四是对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都产生积极影响。早在印刷机发明前的人文主义者，为复兴古代思想热衷于翻译、修订并诠释古典著作，为立时编纂学和文献学建立新的标准，同时创作诗歌，著述历史著作。他们自然很快地与新兴的印刷机建立起密切关系，以扩大影响力。这期间欧洲各处建立起不少大学，这些大学大都设立印刷厂，以为政治、宗教和教学服务。十八世纪，以法国狄德罗为首的百科全书派力图汇集当时所有的知识，批判宗教和君主专制，卢梭和伏尔泰的著作在欧洲和海外广为出版和传播， 促进了有文化的公民群体的壮大。他们对知识的渴求又刺激了新书的出版发行。国民识字率的持续增长创造了对新印刷品的需求，自然促进印刷机技术不断更新，从木制螺旋压印机到铁质蒸汽动力印刷机，直到轮转印刷机，印刷一直与激进思想的传播和政治觉悟度提高密切相关。出版革命与社会革命互动前行。

三、印刷术对中西方作用的比较对图书出版文化业的启示

印刷术是图书出版文化业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对比印刷术对中西方社会发展的作用，用辩证的方法来认真反思我国图书出版文化业的发展，对我国图书出版文化业存在的问题的历史根源进行探究，才能提出发展建议。

1．从历史角度看我国图书出版文化存在的问题

（1）图书经营管理环节薄弱

印刷在西方社会中，主要是一种营利行业，随着工业革命而发展为一种庞大的出版工业，成为大众传播的主要工具。而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印刷术的主要功能并非牟利，却总含有一种很强烈的道德观念。从国家最高出版机构——国子监印书到包括毛晋在内的历代私人刻书家虽然有些经营活动，但总是羞羞答答，只求保本不求盈利，更强调刻书对正经正史的传播和文化典籍的抢救保存，重义轻利被认为是人生的一种美德，所谓“传先哲之精蕴，起后学之困蒙，亦利济之先务，积善之美谈”。对于这一点也应一分为二，社会效益固然要放在第一位，经济效益也是事业延续和发展的保证。至于对以刻书售书为业的民间书坊也是禁止管制多于扶植鼓励，各级政府几乎无所作为，故图书产量不低，然而流通渠道不畅，获利很难，民间的图书发行业单打零敲，难以上规模成气候。各级政府听任自行其是，管理不力，书坊剽窃、盗版、擅刻、擅改屡见不鲜，认真总结这些历史教训，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2）图书内容忽视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

现代化的关键之一是科学技术现代化，依靠科技发展生产力是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方针，就在这个最关键、最基本的问题上，我们曾有极为深刻的教训。究其原因，虽然有多个方面，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重德轻艺”，轻视生产劳动、鄙薄科学技术的影响显然是其原因之一。

古代典籍在品种数量上确实浩如烟海，但是科学技术的典籍所占的比例极小，在集中国古籍分类法大成的《四库全书总目》中，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四十四个类目中，只有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四类与科技有关，所占不到十分之一。东汉郑玄注释《礼记·王制》：“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把先秦最杰出的工程技术专家公输班（鲁班）列为首诛，把善技艺经营工商者作为小人。古代知识分子追求的理想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熟读儒家经典，科举入仕是他们的奋斗目标。这种文化发展的政治化倾向和不平衡状态，使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书籍得不到应有的发展，中国古代像沈括那样的知识分子实在太少了。古代的数万种典籍中像《梦溪笔谈》、《天工开物》一类的图书也有如凤毛麟角。中国的教育也长期停留在私塾制和科举制的落后阶段，教育内容仅限于四书五经，天文、历算、医药、农桑等自然科学尽管也有一定成就，但因权势者的鄙薄和社会的普遍轻视很难形成气候，此类图书便因读者与市场的欠缺而少有问世，更难以进入课堂成为教育内容。

图书从其本质看是一个民族学术文化的反映，而学术文化又是一定政治、经济的产物，当产生这种文化的政治、经济基础消亡后，这种文化传统并不会马上消失，还将产生或隐或显的影响。直到今日，增强科技意识，尊重科技人才，推动科技进步仍然是一个亟待落实的关键问题。

（3）求“新”、求“真”的学术风气淡薄

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图书出版文化不仅在知识结构上存在“轻自然，斥技艺，重人生”的失重现象，就是在求知的态度、目的和方式上也有严重的偏差：一是崇拜古人，迷信经典的求知态度；二是学习致道，修身养性的求知目的；三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求学方法；四是罢黜百家，排斥异己的学霸卫道作风。文人学士大多唯经是从、唯圣是听，以通经明道代圣人立言为己任，绝少有人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问题，更少有敢越雷池一步者，社会对所谓离经叛道采取压制和围剿的态度，这种学风极大地压制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造成了“万马齐喑”的局面。

传统出版文化中这些弊端在今天的学术研究中仍有影响，例如，检验真理的标准究竟是实践还是经典书本，直至在三十年前的大讨论后才基本解决。在我国历史上基础理论研究一直很薄弱，到了近现代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甚至在近期又有削弱的趋向，这将对我国现代化建设造成损失和影响。至于有人为了职称评定和经济效益，急功近利，不是把精力用在提出新观点、研究新问题上，而是采用“剪刀加浆糊”的做法推出“著作”，实际上近似于抄袭和剽窃。更有甚者，压制不同观点发表，搞学术垄断的现象也时有发生。所有这些都是与现代文化建设背道而驰的。

近年来，我国图书出版工作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尤其图书的品种数量已走在世界前列。然而，相当一部分图书的内容质量并不令人满意。同时，在相当多的年度中，科学技术类图书在品种和印数上远远赶不上教辅读物类图书的增长。在目前的图书编辑出版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重复和抄袭现象，汇编辑录之作过多，创新实用著作甚少，尤其是一些号称“大全”、“文库”、“宝典”、“宝库”之类的出版物大都是在同一水平上抄来抄去，有人概括目前的出版物为“改编多，原创少；重复多，创新少；短命多，长命少”。经济建设、科技发展急需的图书和尖端技术、专业性较强的学术著作因征订数量小、经济效益低而难以出版。从我国出版界曾经出现的这种宏观失控、微观失调的深处，也可看到传统出版文化的无形影响。

2．“创新”是去除图书出版文化积弊的关键

从本质意义上来说，出版是一种创造性民族文化产业，是民族智慧水平的测高仪和指向标。然而当下我们的出版却不同程度地缺失原创品牌，更缺失原创激情。我们多数人都陷于市场焦虑、身份焦虑、发展焦虑的多重困惑之中。我们津津乐道于每年出书高达20多万种之多，无异于出版中的GDP崇拜。出书多，好书少。热闹一时，红火一阵，生命周期短，传承价值低，各种快餐式、易耗型的产品比比皆是。因此，面对目前我国图书出版文化产业的诸多问题，去除传统出版文化中的劣根性对现代出版产业的影响，最关键的措施便是鼓励创新，提高我国图书出版的原创性。

“创新”并不意味着放弃历史，相反，中国经典历史文化经历了时间大浪淘沙，留下了许多值得后世继承发扬的闪光点，出版产业承担着继承文化精髓的重任。然而，传承也需要创新。出版是内容产业，是文化传承和文化创新的最好结合体。鼓励原创，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造新的值得流传后世的经典。

“创新”是出版业出现精品的基础和前提。品评精品图书的原则是：有优秀的思想内容、较高的学术水准、丰富的知识含量、突出的教育功能、高雅的艺术品位、精湛的编校质量和独树一帜的装帧设计。而当今图书出版的“太多太滥”、“图越来越多、字越来越大、句子越来越短”等普遍现象，都是由于缺乏原创性，导致越来越少的精品面世。追求规模效应成为出版界的一种趋势，但规模必须建立在质量的基础之上，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原创性与图书质量可等量齐观。注重原创性的出版，就是要追求图书的品位，塑造出版的品格，创造性地构建颇具特色的出版物。

“创新”还将学术研究与图书出版紧密结合在一起。原创性很强的学术研究成果，为图书走向世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质量低下的滥竽充数之作，必须通过出版机构来规范，堵死其流向社会的渠道。事实上，商业操作已模糊了学术研究与书籍出版过程中的原创性，深层意义上，必然影响图书走向世界。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讲，原创性的有无或强弱，是衡量学术研究成果的尺度，是学术著作的生命。发扬原创精神，必须做到两点：一是坚决杜绝抄袭，这是学术研究领域绝对不能容忍的，这是对中华文化的一种糟蹋。二是研究者、学者要作有新意的开拓性的课题研究，不要作低水平的重复劳动，为出版社提供上乘精品。从出版社的角度讲，原创性亦是出版的生命，也必须做到两点：一是在选题上宏观调控，不要寄希望于在很短的时间里通过几套丛书占领某块阵地，获得大奖。二是尽量避免商业炒作和急功近利。短时间内出书，追求码洋和造货能力，是当前普遍存在的问题。一些出版社无力也顾不过来选题审稿打造精品，通常意义上的三审制形同虚设，低劣、重复、几乎没有什么原创性的书稿自然从编辑的眼皮底下走向出版的通道。

新世纪的中国图书出版业，肩负着走向世界，与世界出版业接轨的重任，既面临着严酷的挑战，也孕育着时代的机遇，诸如调整和重组出版集团、规模性经营等硬性资源的准备。但出版的原创性问题，却是这些看得见的准备背后的一种潜在的动力，不得小视。这就要求我们的学术研究者和出版工作者一定要立足中国的实际，以开阔的胸怀，积极地有鉴别地吸纳古今中外优秀文化，鼓励原创、发扬创新精神，把中华文化的精髓以其独特的形式展现出来，加入世界出版体系的竞争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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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wald，John，Clyde. A History of Printing：Its Development through 550 Years. New York: Appleton and Co. 1928.

【注释】

(1)［波斯］撒都剌丁主编，余大钧译：《史集》卷三乞合都汗传，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

(2)［波斯］撒都剌丁主编，余大钧译：《史集》卷三乞合都汗传，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

(3)［美］ 卡特著，吴泽炎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

(4)［英］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

(5)Juan Genzales de Mondoza. The History of the Great and Mighty Kingdom of China and the Situation there of Translated by Robert Pake in 1588.ed Sir-George T.Staunton.vol.1:131-134. London: The Hakluyt Society，1853.

(6)Oswald，John，Clyde. A History of Printing: Its Development through 550 Years. Chap.22.New York，1928 .

(7)［日］庄司浅水：《世界印刷 文化史》，东京：うツクドㄙ社，193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