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夏时期的印刷术及其特点

◎宋夏时期的印刷术及其特点

印刷术，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四大发明之一，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它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文化和整个社会的进步。马克思把印刷术的发明称为“最伟大的发明”，是“科学复兴的手段”和“创造精神发展必要前提的最伟大的推动力”⁽¹⁾。我国的印刷术发展到宋代，是一个里程碑，是我国印刷史上的辉煌时代。宋代的图书编辑事业进入全面发展阶段，雕版印刷术已经发展到很高的水平，活字版印刷技术就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它是印刷技术的一次历史性革命。两宋印刷术的快速度高质量的发展，影响和推进了与宋朝对峙时期西夏、辽、金印刷业的出现和发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追溯梳理和论述了宋夏对峙时期中原印刷术的繁荣对边地西夏印刷业的出现和发展的直接作用与影响，以及西夏印刷业的承袭特点。

一、宋代印刷术发展的背景

隋末唐初发明的雕版印刷术，先在民间而未在官方，也没有引起统治者的重视，佛教僧侣是印刷术的直接使用者，雕版用于佛经的印刷，极大地推动了印刷术的提高。唐代中期以后，是雕版印刷术快速发展的时期，印刷品除佛像、佛经外，儒家经典著作和民间流行的读物亦在印刷之列。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政治、经济和文化高度发达的时期。经济的繁荣，文化的发展，必然需要为社会提供大量的书籍，而先前那种传统的手抄书则远远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民间印刷业依然勃兴。同时，唐代的佛教文化极为发达，在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下，天下寺院林立，到处大造佛像，僧侣人数大增。对于需要一种能快速且大量制造佛教宣传品的佛教组织来说，雕版印刷术首先赢得了机遇，为佛教僧侣所看重并介入使用。向达在《唐代刊书考》中说：“中国印刷术之起源与佛教有密切关系。”⁽²⁾所以，佛教印刷品成为唐代印刷业的主体：同时，也带动和推进了其他书籍的印刷。唐代灿烂夺目的文化就是凭借当时的雕版印刷术得以保存和流传下来的。

五代十国时期，偏安于东南的吴越国，佛经的印刷依旧非常兴盛。在中国印刷史上，由政府组织、用雕版印刷的先进手段印刷整套儒家经典著作，开始于五代后唐时期，主要发起人和组织者为历经数朝的宰相冯道，他主持完成了《九经》的校勘、刻印工作。历史地看，这不仅仅是《九经》的印刷，这种政府行为的介入，改变了印刷术独在民间发展的状况；同时也成为印刷术得以提高、印刷业快速发展的基础。它对后来印刷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宋代辉煌的印刷业，就是唐、五代时期奠定的基础。五代人和疑亲自写版，请人刻版印刷，开历史上私人刻书的先河，成为宋代印刷术繁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宋代的雕版印刷与活字印刷

雕版印刷术，在中国印刷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传统印刷业主要包括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生成发展的。而这两种印刷形式在宋代齐头并进，得到长足发展。

宋代，是我国雕版印刷业发展的鼎盛期，也是我国历史上编辑事业兴盛的重要时期之一。宋初，在帝王的倡导下，无论官府衙门，还是官僚士绅，都极为热心从事书刻。尤其是随着城市文化的繁荣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专业书商开始出现。这样一来，印书种类多，印刷精良，规模大，在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就雕刻和印刷技术看，刀法纯熟，纸墨精莹，校勘缜密，字体清秀美观，成为后世人倾慕的书法艺术。保留下来的宋版书籍，亦备受后人珍视。

宋代印刷术，不但雕版印刷达到鼎盛程度，而且发明了铜版印刷，用铜版印刷纸币“会子”。⁽³⁾同时，宋代还发明了型版套色印刷，只是这套印刷技术当时只用于印刷纸币和佛像。更为重要的是，在庆历年间（1041—1048），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新型的雕版印刷技术的诞生，使书籍的生产出现了历史性的飞跃，但雕版印刷，每种书必须自刻一套印版，用过即废。而活字印刷，一套活字便可印许多种书籍，大大减少了雕字的过程，提高了印刷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说，活字印刷的发明，是印刷史上的一场伟大的技术革命；同时，在人类文明史上，在东西文化的传播史上起过重大的历史作用。

三、宋代雕版印刷术对西夏的影响

（一）宋代的出版印刷管理机构及其影响

宋代的印刷业，已纳入政府管理范围。政府印刷分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官办学校三种类型。中央政府出版机构主要是国子监、崇文院、秘书监、司天监等部门。国子监是主管学校和教育的部门，并代表皇帝发布有关教育的政令，也主管校勘、印刷书籍。其印书的范围是从儒家经典开始的，主要是经、史、子、集，此后印刷范围不断扩大，也涉及医学等方面的书籍。国子监的印书活动，有力地促进了地方政府印刷业的发展。此外，德寿殿、左廊司局等中央机构也都从事书籍的印刷，内容大都与自身的业务有关。如秘书省内就设有印历所，专门从事历书的雕印；德寿殿有专设的刻版工匠等。

地方政府印刷业在州、县两级，还有州之上所设的中央派出机构“路”。这一机构刻印的书籍有茶盐司本、庚司本、漕司本、安抚司本等，也是地方政府印刷的主要版本，一般称为“公使库本”。地方政府所办的学校机构，有书院、州学、郡学和县学，也是印刷书籍的主要部门，属地方政府印刷的一部分，所印书籍被称为郡府学本、县学本、书院本等。此外，宋代的民间印刷，即私刻，也是一支极为重要的力量，它是在唐后期、五代以来兴起的民间印刷作坊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宋代的民间书籍印刷，分为家刻本、家熟本和坊刻本，它不像国子监等官府印刷机构，可大规模地刻书，也不像书坊那样不间断地刻书，它可以根据个人爱好，精益求精地刻好几部书，流传于世。

宋代文化的繁荣，印刷术的发展是一个基础。陈寅恪先生说过：“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⁴⁾邓广明先生也说：“两宋时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⁵⁾因为宋代文化相对普及，文化不再被极少数世家大族所垄断，即由士阶层逐渐普及到农工商阶层，寒门子弟亦有书可读。宋代文化为什么能普及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一个根本原因就是物质条件——印刷术的进步和发展，书籍刊刻量大、内容丰富、各种类型的书籍源源问世的缘故。“印刷技术”与“印刷革命”的同步发展，为宋代文化的相对普及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条件。同时，印刷技术是一场“信息革命”，大量的书籍问世，不仅给周边少数民族地区输送了更多的文化典籍，尤为重要的是为周边少数民族地区提供了印刷技术和传播信息。西夏印刷业的起步和兴旺发展，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形成的。

（二）宋代的佛经印刷

前面已讲过，佛教僧侣对印刷术的发明、发展及推广应用，都做出过重大贡献，产生过重大影响。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都是佛教的经书。进入宋代以后，佛教书籍的印刷有了一个历史性的发展。其表现在：一是印刷规模增大，不但寺院印刷佛经，而且印刷作坊也刻印；二是政府十分重视，已经投入资金刻印佛经总集。历时12年，于太平兴国八年(893)完成的《开宝藏》或《蜀藏》，就是政府行为的结晶。它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印刷的规模最大的佛经总集。《开宝藏》的印行，在客观上进一步促进了宋代印刷业的发展，造就了一批刻版、印刷的能工巧匠。同时，也为西夏的雕版印刷提供了可资凭借和利用的大型佛经版本。

（三）西夏印刷术

公元1038年10月，党项族首领李元昊建立了以党项族为主体的大夏王朝——西夏。西夏地处今宁夏大部、陕西西北部和甘肃东北部，立国近200年。期间，在与宋朝对峙的同时，西夏统治者不断向中原地区扩张势力，在前期的近百年中，宋、夏双方基本处在交战状态，以战争形式吸收和获取先进的文化，中原地区的印刷术是其重要的内容之一。这不仅涉及中原传统的儒家文化，而且重视提倡佛教。经过近百年汉文化熏陶的党项族，他们在汉族文明相当发达的土地上建立起自己的封建国家。因此，西夏的政治、法律、军事等制度基本上仿照中原传统。其中，中原的印刷术是文化传播过程中的重要手段。西夏统治者不但重视印刷技术的接受和运用，而且注重发展。首先接受的还是佛经印刷，这同中原雕版印刷的开始如出一辙。

依史金波先生的《西夏佛教史·西夏佛经》看，现存的西夏文佛经不仅数量大，而且种类多。仅1909年俄国人科兹洛夫在我国黑水古城遗址(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就掘出大量西夏文佛经约300种近2000卷。出自宁夏、甘肃境内的西夏文佛经已确定经名的约20种，130余卷。国外则以俄罗斯所藏为最多，法国、瑞典、日本、德国等国所藏西夏文佛经的总量，约有300多种，内容极为丰富，是研究西夏印刷业发展程度的珍贵资料。

此外，西夏在雕印大量的西夏文佛经的同时，也雕印汉文佛经传世。西夏前期的《大藏经》，原来是由宋朝赐送的；后来，西夏自己开始刻印汉文《大藏经》。仁宗朝数次大量刊印汉文佛经，广为流传。西夏能用西夏文雕版印刷汉文《大藏经》以及其他汉文佛经，说明西夏雕版印刷技术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西夏除雕印西夏文、汉文佛经外，还雕有藏文佛经。同时，西夏还把一些藏文佛经译成西夏文、汉文。这种现象表明，西夏佛教发展过程中藏文佛经是西夏佛教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说明西夏印刷业的快速发展，佛经雕版印刷的宽泛，印刷技术的日臻成熟。

1991年秋，在宁夏贺兰县拜寺沟方塔废墟中发现的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9册约10万字，系西夏后期雕刻印刷，属藏传佛经译为西夏文佛经。此佛经的发现，不仅是内容上——藏传佛经与西夏文化的融会，而且说明西夏印刷技术的高超。据牛达生先生研究：此佛经为木活字印刷，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木活字印刷品⁽⁶⁾。这不仅是研究西夏印刷术的资料，也是研究中国印刷史、世界印刷史的极为珍贵的资料。

强盛时期的西夏，其地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依贺兰山以为固”⁽⁷⁾。在这样一个广阔的空间内建立起来的西夏政权，它一开始就接受汉族文化，且有渊源。西夏是在吸收汉文化的同时，建立了统一的民族国家。只有接受和不断吸收中原文化，才能使其农业、手工业、商业很快发展起来。文化，更是如此。

西夏在与宋朝的广泛交往中，使自己的文化渗透了很多浓厚的中原文化色彩，诸如设立学校，建立科举制度等。西夏建国时，李元昊就仿照北宋的官制设立中央官制和行政机构，实质上是实行一套与宋朝大同小异的相当完备的官吏体系。

西夏除通行汉文外，也创造了自己的文字——西夏文。但西夏文字先天性地接受了汉字的特点，增加了笔画的重叠和繁杂。从这个意义上说，西夏全方位接受宋朝的印刷术是必然的。宋代的木活字印刷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活字印刷技术已经传到了少数民族聚居的西夏。1991年宁夏贺兰县拜寺沟方塔中发现的西夏文木活字印本《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就是佐证。

西夏建国初期(1029—1072)的40多年间，曾六次向北宋购买书籍，其中包括《九经》《册府元龟》，以及国子监刊印的其他书籍，但数量最多的还是佛教经卷。除购买的途径而外，有时宋朝也无偿赠送。如《开宝藏》印成后，就赠送于西夏，以示友好。所以，佛教的传播不但成为西夏文创制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促成和发展了印刷术，刺激了印刷业的兴盛。所刻印的佛经有西夏文，也有汉文、藏文；印刷版式不一，字样各异，表现了不同的雕版印刷艺术风格。早期的西夏文译本选自中原，而且译经的方式和规模也仿自中原，译场规模大，分工细。

前期书籍的输入，尤其是佛教经卷的输入，使西夏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在与宋朝交往的过程中，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必然促使印刷业的出现。到了崇宁以后，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学术文化也出现了相对繁荣的局面，西夏建立自己的刻版印刷业便势在必行。其实，西夏的印刷业，就是在崇宁统治时期发展起来的。

首先，西夏在接受印刷术的同时，也仿照宋朝的体制设立印刷管理的专门机构。据仁宗天盛年间(1149—1169)颁布的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第10卷《司次行文门》记载，西夏的中央官制分为五等(五品)，五品都设有若干司。第五品所辖就有刻字司、造纸院等。刻字司作为中央政府机构管理印刷事业。西夏的印刷术引进较晚，却发展很快，印刷技术已达到与宋、辽、金相抗衡的程度。造纸院，管理造纸手工作坊。西夏一面在同宋朝的贸易中输入纸张，一面又从宋朝引进工匠和造纸技术。到仁宗时，西夏的印刷业已发展到极盛。

其次，是西夏印刷业的空前发展。佛教经卷的印刷，是宋朝印刷术繁荣和发展的重要途径；印刷的书籍，大量的仍是佛经。西夏接受中原文化的印刷品，初期主要也是佛经。在发展西夏印刷业的过程中，也是借鉴了宋朝这种行之有效的方式，走一条与宋朝印刷业发展同步的路子，就是在西夏印刷术发展起来后，印刷的书籍，重头也是佛经，依旧分汉文与西夏文等版本印行。佛经在西夏印刷业中占有很大比重。其原因之一是西夏统治者信奉佛教，重视寺院建设、经常举行佛事的缘故。

据史书记载，1189年（乾祜二十年），仁宗在一次法会上施印汉文经15万卷。在所施印的《观弥勒上升兜率天经》施经发愿文中有“镂板斯经”的话，更能说明西夏刻印佛经的能力极强。仁宗朝乾祜年间）（1170—1193）是西夏刻印佛经的最盛时期⁽⁸⁾。在贺兰山佛祖院雕印了全部汉文大藏经版。

除佛经外，一是字书，即西夏创建的自己的文字。文字的创建，是发展印刷业的第一步；西夏印刷业基础的奠定，就是西夏文字的面世。因此，字书的印刷出版，自然是十分风行的事。从民族交往、文化繁荣的角度看，字书的出版印行也是其必然。骨勒茂才在其《番汉合时掌中珠》一书的序文中说：“不学番语，则岂和番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情。番有智者，汉人不敬；汉有贤者，番人不崇；若此者，由语言不通故也。”骨勒茂才虽是从学习语言、促进交流方面说的，而这一做法的客观作用，却是极大地推动了印刷出版业的发展，先后有以声母分类的西夏文字典《音同》、以韵母分类的西夏文字典《文海》《五声切韵》《文海杂类》《三才杂字》等字汇、字典和字韵表的印行。这些都反映了西夏雕版印刷技术的发达，尤其是《五声切韵》一书，是仿宋人司马光的《切韵指掌图》编纂的西夏字韵表；还有以西夏文、汉文音义对照双解辞典《番汉合时掌中珠》等。由此可见，宋朝对西夏的影响，不但在印刷术本身，也体现了对印刷内容方面的直接影响。

二是儒学著作，儒学著作是西夏各级学校学生的主要学习内容。西夏建国初期，主要是从宋朝购进汉文儒学书籍，当西夏接受和掌握了印刷术后，即着手将儒学著作陆续翻译成西夏文印刷出版。在内蒙古额济纳旗西夏黑水城出土的印刷品中，就有《孝经》《类林》《论语》《孟子》等西夏文译本。

三是历史、政治及兵书类。西夏立国的过程，战争是其伴生物。或者说，西夏是在不断的战争环境中发展和生存的，因而非常重视历史、政治类，尤其是兵书的翻译和出版。据有关资料载记，现存的西夏文兵书的译本有《孙子兵法三注》《六韬》《黄公石三略》《孙子传》等。这不仅反映了西夏对军事思想建设的重视，也可从中看出西夏军事思想的形成，在接受和借鉴中国历代军事典籍的渊源及其发展的程度，也是受汉文化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政治、历史类的译本有：《三国志》《十二国史略》《贞观要文》（《贞观政要》节译本）、《类林》等。

四是律令法典和天文历法等书。西夏至仁孝时期，经济、文化有了很大发展，尤其是文化。以西夏文字编纂和印刷的西夏书籍渐趋繁荣起来。《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就是仁孝时期印刷的一部西夏时期的最重要的国家法典，是西夏政令的汇编。《贞观玉镜统》，是崇宗贞观年间(1101—1113)编写刊印的军事法典。

从受宋朝汉文化影响的角度讲，《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的编写，继承和借鉴了中原历代王朝的法典，尤其是唐、宋法典而成。如《唐律疏义》《宋刑统》，对西夏《天盛律令》成型产生过重大影响。

除以上几大类印刷书籍外，还有文学方面的诗歌、医书等。黑水城遗址发现的西夏文中，有多种西夏文诗歌集，刊本有诗体类书《圣立义海》、诗文集《智贤集》等。传世的谚语著作汇集是著名的《新集锦合辞》《西夏谚语》等。与中原宋代一样，西夏也有私人印刷作坊施印佛经，从业者散布于各个阶层。

西夏的出版物，印刷地大都在京城兴庆府。由于政府已设有专门刻印机构，所以，有的书籍已注明“刻字司刻印”字样。西夏书籍的装订形式，直接受宋朝的影响，与中原大体一致，有卷轴装、经折装和蝴蝶装等，常用的是经折装，尤其是佛经，大都为经折装。在装帧方面，直接受宋代佛经及其他书籍插图影响。宋代编辑的书籍，在插图方面向前推进了一步，不仅佛教的印刷品大量使用插图，而且历史故事、小说平话类书籍，都配有插图；甚至儒家经典书籍中，也配有插图。西夏文、汉文佛经和世俗著作中有不少精美的木刻插图以及连环画本。这些插图和画本也同样反映了西夏雕印佛经画的技术水平。到了公元12世纪中叶，西夏的印刷事业已相当发展，印刷技术大为提高。

总体说来，西夏的印刷规模和工艺水平，虽不能与集历代印刷术之大成的宋朝相比，但对于经济、文化落后于中原的少数民族地区来说，能先后印出如以上门类较全、技术水平较高的各类典籍，应该说在我国古代印刷史上，是做出过历史性贡献的。同时，西夏印刷技术对后世也产生过重要影响，在元代就已经显示了它的历史作用。宁夏贺兰发现的我国最早的木活字印刷品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更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以上文字，仅仅是对古代编辑文化与典籍传承过程的一种宏观梳理与理解，旨在揭示编辑与文化传承的关系。编辑与文化传承，是从历史文化的层面上追溯的。编辑文化学与编辑出版，是从当下出版意义上审视的。它们二者之间，是继承与发展和创新的关系。在传承的同时，要注重创新。从宁夏地域文化意义上说，西夏封建政权的建立，在历史上存在了190年。在这个过程中，西夏国创立了自己的文字，在借鉴与融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演绎了西夏文化。西夏文字的创立，西夏印刷术的繁荣，为西夏文化的创立与传世创造了重要条件。缘此，生成并积淀了不少西夏文化遗产，直到上世纪初才陆续被发现。这里对西夏印刷术作专题论述，不但丰富了古代编辑文化与典籍传承的内容，而且见证了中国木活字印刷术的久远年代，在中国印刷发展史上有着重要贡献，是我国编辑文化史上的一段特殊经历。

近30年中国的编辑出版工作，体现着传统编辑文化人特殊经历和独有的价值，在传统文化的承前启后、典籍整理与编辑出版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从编辑自身意义看，再结合我们的工作实践，同样体现着另一个层面上的编辑文化传承。期刊编辑，是编辑文化传承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揭示的是改革开放数十年来我国文化建设的空前繁荣程度。第二部分内容，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期刊编辑文化学研究的诸多方面，视野所及涉及“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思路的体现，尤其是高校文科学报编辑文化学研究与出版，编辑与文化学研究等。于是，便有了第二部分：编辑文化学研究与编辑出版的研究内容。

【注释】

(1)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

(2)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唐代刊书考》，河北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26页。

(3)《中华文明史》第6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325页。

(4)《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45页。

(5)《关于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7期，第38页。

(6)牛达生：《我国最早的木活字印刷品——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中国印刷术学术研讨会文集》，印刷工业出版社出版。

(7)吴诚：《西夏书事》卷12。

(8)《中华文明史》第6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9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