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版的“凯恩斯”

中国古代版的“凯恩斯”

中国历代首相级官僚，商人出身者非常罕见，仅先秦管仲、元朝阿合马、镇海和桑哥、民国宋子文和孔祥熙诸位。

管仲很长寿，活到80多岁，他早时潦倒，盛年治齐，四十载而成霸业。在公元前7世纪，地球上绝大多数的地区仍处于荒蛮时代，中国却能诞生这样的经济大师，实在算是一个奇迹。他重视制度建设，思想务实，以发展经济为治理主轴，所涉及的许多经济命题，如产业政策、财政、税收、价格、消费、国际贸易等，几乎涵盖了所有的治国范畴，这位没有上过一堂经济学课程、屡次创业失败的商人无疑是一位无师自通的经济天才。细数其经济政策便可以发现，他其实是一位尊重市场规律的国家干预主义者，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妨视其为中国古代版的“凯恩斯”。

管仲治齐有三条重要的历史经验:其一，通过价格、财政、税收整体配套改革，第一次形成了系统性的国民经济治理体系；其二，他所提出的盐铁专营政策，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经典模式，影响力持续至今；其三，管仲治理下所形成的齐国经济制度，是中国古典市场经济体制的雏形。

而管仲的思想在后世被刻意淹没，则是由于两大原因。

第一，齐国一世而衰，以商治国的思想彻底破产。

齐国坐拥最强国力，却采取了不扩军和不兼并的“和平称霸”战略，管仲那些维持国际秩序的行动，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就在齐桓公晚期，中原的晋国和南面的楚国纷纷并吞小国，疆域不断扩大，它们的军事冒险无疑得到了更大的好处。公元前645年，管仲去世，两年后，齐桓公死于宫廷政变，齐国迅速让出了霸主权柄。自此以降，相继称霸的诸侯均以开疆拓土而威慑天下，“尊王攘夷”异化成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管仲之道被暴力取代。

第二，管仲思想与儒家格格不入。

儒家以“贱商”著称，在他们看来，管仲从出身背景到行事作风、施政纲要，都是毛病多多。在《论语・宪问》中，子贡就认定“管仲算不上是一个仁者”。^[22]他的诸多经济政策，无论是刺激商贸、鼓励消费还是“以商止战”，在儒家看来，统统都是异端邪说，盐铁专营政策也遭到儒家的抵制。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看到，西汉的武帝改革及宋代的王安石变法中，大儒董仲舒、司马光都是专营政策的最大反对者。儒家在经济治理上只有“三斧头”:一是“以农为本”，二是“轻徭薄赋”，三是“克己仁义”。遗憾的是，这三条在管仲那里都找不到。

在这个意义上，管仲是一个被意识形态“谋杀”的改革家。

【注释】

[1]弗里德里克・A.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冯克利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102页。书中写道:“对商业现象的鄙视——对市场秩序的厌恶，并非全都来自认识论、方法论、理性和科学的问题。还有一种更晦暗不明的反感。……对生意人的仇恨，尤其是史官的仇恨，就像有记录的历史一样古老。”

[2]《孟子・公孙丑下》:“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

[3]《管子・小匡》:“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

[4]赵冈、陈钟毅:《中国经济制度史论》，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368页。

[5]《史记》论述姜尚治齐，“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李剑农的观点参见其《先秦两汉经济史稿》，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9页。

[6]《国语・齐语》:“通七国之鱼盐于东莱，使关市几而不征，以为诸侯利，诸侯称广焉。”《管子・霸言篇》:“明道以重告之:征于关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关。”

[7]《管子・霸言篇》:“虚车勿索，徒负勿入，以来远人。”

[8]《管子・轻重乙》:“请以令为诸侯之商贾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

[9]《孟子・滕文公上》:“夫仁政……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

[10]《管子・国蓄》:“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

[11]《管子・海王》:“令盐之重升加分强……千钟二百万……禺策之……万乘之国，正九百万也。月人三十钱之籍，为钱三千万。今吾非籍之诸君吾子，而有二国之籍者六千万。”

[12]《管子・海王》:“令针之重加一也，三十针一人之籍；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耜铁之重加七，三耜铁一人之籍也。”

[13]《管子・地数》:“苟山之见荣者，谨封而为禁。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断；右足入，右足断。”

[14]《管子・轻重乙》:“与民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七，君得其三。”

[15]道格拉斯・诺斯、罗伯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蔡磊译，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16]《管子・乘马》:“俭则金贱，金贱则事不成，故伤事。”

[17]《管子・侈靡》:“问曰:兴时化若何？莫善于侈靡。”

[18]郭沫若:《侈靡篇的研究》，《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

[19]杨联陞:《国史探微》，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128页。据杨联陞的学生余英时考据，到了16世纪的明朝，出身商贾世家的陆楫又重拾管仲之论，提出“吾未见奢侈之足以贫天下也”（陆楫《蒹葭堂杂著摘抄》），而那时正是“士儒合流”的年代。欧洲思想界在17、18世纪才有类似的思想，较著名的有曼德维的《蜜蜂宣言》（1727年）。参见余英时的论文《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

[20]《管子・牧民》:“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

[21]《管子・幼官》:“市赋百取二，关赋百取一。……修道路，偕度量，一称数。”

[22]《论语・宪问》:“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