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虚拟经济与制度供给之关系
制度来源于实践的需要，制度产生于人的活动中，因此，在人们的生活中存在着一个普遍的矛盾：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之间的矛盾。制度供给均衡则是解决这一矛盾的基本目标，也是制度经济学分析问题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按照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一个社会的经济运行，总是在制度变迁的框架内进行的；而制度变迁的基本规律就是从制度短缺到制度供给，再到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之间的平衡。有人从制度需求的角度建立了制度供给均衡的分析模型：从需求角度讲，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改变都可以导致对新制度的需求，当现存制度存在未实现利益时，其成员便有改变现有制度、谋求潜在收益的动机，此种情形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数学表达式来表述：假定在经济主体效用函数不变的前提下，把制度需求看做收益的函数Di＝f（R′－R），其约束条件是R′＝g（T，M，Ie，G，…）。其中，R′受技术T、市场规模M、预期收入Ie以及政治经济的游戏规则G等的影响，则制度变迁的变化为：当R′＞R时，需求Di为正，表示有部分潜在收益无法在现存制度框架下实现，有新的制度需求；当R′＜R时，需求Di为负，表示现存制度还能够给人们提供更多的盈余，处于内部完善和提高利用度的阶段，没有制度需求；当R′＝R时，需求为零，表示潜在收益都能够在现存制度中实现，制度处于均衡状态。在这三种情形中，前两种情形都表示制度处于不均衡的状态。[41]
上述分析模型较直观地反映了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之间的变化规律——制度供给均衡律。基于这一规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社会的经济与制度在逻辑与历史的维度上，是怎样演绎和发展的：其一，经济与制度总是努力寻求二者自身的最佳契合点，即二者演绎的总要求和总趋势，是趋于相互均衡；其二，均衡总是偶然而短暂的，不均衡（即制度供给不足或制度短缺）却是实践中的一种常态，制度改革、变迁与供给；其三，从制度需求与供给的不均衡到均衡，再到新的不均衡，又再到新的均衡，正是在这种制度变迁的反复循环中，经济和社会获得了进步。[42]
一般来说，在虚拟经济的萌芽时期，制度供给的途径主要以诱致性供给为主。这是因为：一方面，此时虚拟经济处于一种自发的发展状态，交易主要存在于民间的私人之间，且其交易的规模不大，许多规则还不明朗，政府主动进行制度供给的条件尚不成熟；另一方面，此时的虚拟经济并未成为当时经济生活的主流，政府也没有必要进行制度供给。但到了后期，随着虚拟经济的不断发展，诸多的冲突与矛盾开始显现，旧的制度往往不能适应变化了的新形势，从而客观上就会形成新的制度需求。尽管这种需求也可以由诱致性制度变迁加以解决，但毕竟诱致性供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常常不能满足经济发展中的制度需求，造成制度供给不足。“需求诱致性制度变迁虽然安排的制度较符合实际的需要，但是速度太慢，而且核心制度不能及时供给，安排效率较低”。[43]如果不适时进行强制性制度供给，就会发生经济与社会风险。如历史上英国的南海泡沫事件及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的经济危机，已经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因此，强制性制度供给不仅是制度供给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是当代市场经济国家制度供给的最主要方式。
由于强制性制度供给需要由强大的强制力做后盾，因而国家也就成了强制性制度供给中的最主要的供给主体。诺思将国家纳入到制度供给的范式中，把其看做是制度供给的“第一行动集团”，认为国家出于自身的利益追求，会通过为社会提供“服务—保护”以及借助手中的行政力量来促进部分或根本的制度创新[44]。在我国，也有人指出：“有了制度需求，制度并不会必然产生。新的制度设计和建立是需要成本的，利润主体必须选择合适的组织形式，考虑现存的制度基础和政府行为，采用合乎利益最大化的变迁方式。在提供制度安排的各种组织中，政府或国家的作用无疑具有特殊性，国家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向和效率。在社会所有的制度安排中，政府是最重要的一个”。[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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