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量刑建议不是一般的诉讼行为，而是代表着提出机关在量刑问题上的一种“单方结论”。虽然这种“单方结论”没有预决性，也没有对于法院量刑判决的约束力，其是否正确也有待于法庭上的审理查明和控辩双方的辩论，但是，由于提出量刑建议的机关在国家机关中的权威性及其本身所具有的法律素质，使得法院不得不重视这种“单方结论”，尤其提出量刑建议又是法律赋予提出机关的一种权力和权利，量刑建议就具有了对于量刑判决更大的影响力。
第四章 量刑建议的根据
理性的结论应当具备合乎理性的根据。没有根据的结论不仅不会为人们所接受，有时还会遭到非议。日常生活中，人们常常责问对方“说话要有根据”，就反映出根据的重要性。日常生活尚且如此，法律领域的活动就更不用说了。法律领域的所有行为几乎都需要有相应的根据，哪怕是仅仅通过逻辑推理得出来的根据。逻辑推理得出来的根据在诉讼活动中常常被运用，也常常被接受，但这不是说所有诉讼行为只要有着逻辑上的根据就可以了。结论性的诉讼行为必须有法律上的根据、事实上的根据，甚至理论上的根据。所谓理论上的根据，通俗地说就是在理论上要说得过去。量刑建议不是一般的诉讼行为，而是代表着提出机关在量刑问题上的一种“单方结论”。虽然这种“单方结论”没有预决性，也没有对于法院量刑判决的约束力，其是否正确也有待于法庭上的审理查明和控辩双方的辩论，但是，由于提出量刑建议的机关在国家机关中的权威性及其本身所具有的法律素质，使得法院不得不重视这种“单方结论”，尤其提出量刑建议又是法律赋予提出机关的一种权力和权利，量刑建议就具有了对于量刑判决更大的影响力。如果这样的一种诉讼行为无须根据的话，那么，所有的诉讼行为就都不需要根据。量刑建议作为一种重大的诉讼行为必须有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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