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环境问题的社会构成与策略

第二节　环境问题的社会构成与策略 ——“环境”成为“问题”的认识论基础

我国现实中的环境问题非常严峻，但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状态。客观事实不一定能够成为法律关注的焦点，或者说法律条文上规定的法律关注的焦点不一定成为法律实践中的焦点。法律调整现实问题、解决社会矛盾需要通过法律“格式化”的路径，也即把现实中的社会关系转换成法律关系。而如何认识清楚和调整理顺法律关系，不仅有赖于现行立法对于法律关系双方权利义务的清晰规定，也依赖于事实中置身、参与法律关系的多方主体能明晰权利义务，启动法律机制。就环境问题的解决和环境保护而言，环境法律要发挥其在保护环境权利、解决环境纠纷和规制社会环境法律秩序中的作用，需要完善立法，不至于出现“法律不及”和法律空白的领域。以环境法律机制确定权利义务关系，更需要现实中参与社会环境活动、牵扯进环境纠纷的公民个人和法人有较强的环境意识，能关注环境问题、重视自身的环境权益的维护和保障，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环境法律在规制社会环境问题中的作用。否则，“环境问题”就仅仅会成为一个空喊的问题，而环境法律对于现实严峻的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也将无计可施。公民个人和单位要真正关注环境问题，从现实中环境纠纷的参与主体变为环境法律上规制的环境权利义务主体，非常关键的一点在于其能认识到环境问题是一个“问题”，与自身利益休戚相关，而这种变化来源于认识论的基础。

一、社会认识论视野中的“环境问题”

根据社会认识论的观点，广大民众能充分认识到“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具有与自身切身利益的休戚相关的特点，从而能自觉参与环境保护，并能积极寻求法律途径救济环境权利以实现公共环境的保护，这是一种社会公共知识。社会认识论的核心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组织知识的社会生产，即社会认识论应该关注于知识生产过程的组织，通过科学民主的认知分工实现特定的知识生产目标。社会认识论在一定意义上是关于知识的社会生产、组织、分配和消费的理论，而社会认识论学家则需要承担起知识政策制定者的角色。⁽³⁾在知识的社会生产与组织论看来，知识很大程度上是由向专家学习、信赖权威和集体环境塑造建构出来的。其次，知识生产不是单纯的文化传递，在一定意义上，“知识生产是一个‘经济学的’过程，它意味着某个生产者拥有更多的知识，而另一个生产者获得更少”⁽⁴⁾。知识生产的经济化使得知识本身成为一种稀缺资源，由此而导致知识的分配与消费必然要关涉到权力分配问题，政治维度、伦理维度有时就优先于认知维度。富勒主张通过大众科学、全民参与、遵守规范等方式来保证知识分配的合法化和民主化。最后，团体成员在态度和信念方面享有某些共同的确定的内核，以证明他们确属同一共同体的成员，知识就是一致或者共识。知识的共识性要求社会认识论在个体、共同体和学科之间发挥信息交换与沟通网络的功能，承担知识的组织与协调作用。

从知识的社会生产与组织的视野考察社会认识论，目的是为知识管理提供方法和决策指引。知识决策的前提是承认和重视社会认识论中规范性的作用，实质是对知识生产和组织的预测与诊断，核心是处理好专家与新手(layman)的关系。专家权威的合法性辩护首先需要经受“政治化”的考验，即将专家意见(认知权威)置于新手与大众的质疑和批判之中，然后再“去政治化”，维持对专家意见的支持与信赖。因此，作为社会认识论的知识决策的目的是实现知识参与的大众化、知识管理的民主化、知识决策的科学化和认知权威(cognitive authority)的合法化。

也就是说，一种社会知识的形成过程是复杂的，是存在着多个群体和多种力量之间的博弈以争取自己的主张得以实现。“环境问题”要成为一种共识、形成一种社会知识，也必须在社会公众领域中达成共识，社会成员对于自己身处的环境遭受严峻污染和破坏的事实以及其问题的严重性在态度和信念方面享有确定的共同的确信。社会民众对于“环境问题”的公共知识的形成和获得并不能简单地通过政策宣讲、道德说教甚至是法制宣传就能实现，而必须通过专门的知识政策，采用专门的政策技术。并且，这种政策也不同于常规的政策手段以扩大宣传和政策激励的方式就能实现，因为，我们常规的科学政策倾向于以问题为中心，而不评价与处理这些问题有关的学科基础知识。事实上，科学政策分析者很少考虑问题的发现或构造——这些问题只是被简单地看做既定的。相反，知识政策则批判地检查制度惯性的维持：为什么研究的优先级没有发生更加频繁和更加彻底的变化?为什么有些问题在某些情况下而不是另外的情况下发生，尤其是为什么学科之内的资源竞争多于学科之间的竞争?社会认识论有关知识政策的理解在三项假定的基础上处理这些问题，这些假定重视科学技术研究跨学科领域所具有的社会建构主义前提的规范性内涵。⁽⁵⁾

反观现实，我们不得不认识到，国家政府层面对于环境问题非常重视，出台了相关重要政策，制定与修订了不少环境资源保护方面的法律，但现实中以环境法律来保护环境的现状总是不能尽如人意，这需要我们从认识论角度对之作出分析和反思。

二、国家宏观的环境保护政策

我国政府非常重视环境保护，在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次论及资源、矿业、生态环境等问题。从宏观国家政策角度而言，环境保护在国家宏观政策决策中占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尤其是最近几年，构建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两型社会”、建设生态文明以及“两型社会”试验区的确定是党和国家在定位社会发展目标时一个逐步演进、内在关联的政治智慧和开明政策的具体体现。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我国政府一直将“环境保护”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要求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努力控制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防止环境质量恶化，但此时也正是我国经济迅猛发展而没有足够重视环境保护的时期。现实社会中，虽然把“环境保护”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但没有贯彻环境与发展的综合决策，环境法律没有能很好实现“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人体健康”的立法目的。社会的经济发展以环境的破坏、资源的耗竭为代价，最终也影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如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调查组检查了水污染防治法和水法的实施状况，报告显示，我国在粗放型、资源耗费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下，虽然通过《水污染防治法》和《水法》一定程度上治理了部分流域水污染，但水污染趋势依然严峻，工业污染十分突出，饮用水安全问题日趋突出，水资源浪费现实十分严重。并且，在此过程中，水污染治理的投入不断加大，1998年中央发行国债以来，国家用于水污染治理的国债资金投入，7年累计达到1115亿元。⁽⁶⁾因此，在经济发展和社会中，我国决策层已经更加重视社会的综合发展和提高，我们可以发现政策演进的过程也是认识逐步深入和具体化的过程。

(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总体目标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概念的首次完整提出，是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该决定将其正式列为中国共产党全面提高执政能力的五大能力之一。这一思想，在此前的十六大报告论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已有体现，其中有两处比较明显：一是报告提出的到2020年我国将要实现的小康社会比2000年有六个“更加”，其中第五个“更加”就是“社会更加和谐”；二是报告第二部分论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提出，随着改革的深入，我们要努力建立起“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的社会关系。

(二)科学发展观是内在灵魂和指导思想

在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问题的决定》中，中共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在十六大报告的基础上提出的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战略指导思想，实际上也是在新时期、新形势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从二者的关系来说，既可以说是前提与保证的关系，也可以说是途径与目标的关系。因为只有树立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才能真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只有不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才能保证科学发展观的真正落实和目标的真正实现。所以二者是统一的。它们都统一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之中，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之中。

(三)构建“两型社会”是具体内容

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首次把建设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确定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一项战略任务。这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紧密结合我国国情，借鉴国际先进发展理念，着力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矛盾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

建设“两型社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也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基本国策。党的十七大报告在第三、四、五等重要部分都用较多的篇幅阐述了有关建设“两型社会”的基本依据、重要意义和有关要求。报告在第三部分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提出“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

(四)建设生态文明是系统的、更高的要求

2007年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对我国发展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写入十七大报告，既是我国多年来在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方面所取得成果的总结，也是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所取得的最重要认识成果的继承和发展。这充分体现了生态文明对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重要意义，实际上是建设和谐社会理念在生态与经济发展方面的升华。

(五)“两型社会”试验区的确定是宏观政策迈向具体实践

“两型社会”试验区的确立是中央政府对上述一系列逐步演进的宏观政策和战略目标的具体落实。2007年12月，国务院批准武汉城市圈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同时获批为“两型社会”改革试验区的还有长株潭城市群。国家发改委领导在透露这一消息时强调，批准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为“两型社会”改革试验区，是为了落实国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方针和中部崛起战略，推动东、中、西部协调发展。国家发改委有关人士认为：国务院近年先后批准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和成都、重庆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如今位于中部的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成为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将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极。中国体改研究会副会长李罗力称，“两型社会”的申报获批，武汉将被推向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最前端。⁽⁷⁾

三、现实中环境问题防治现状

虽然我国在宏观环境公共政策中非常注重对于环境的保护和解决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问题，各级地方政府也出台了相关地方环境政策、制定实施了环境保护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但实践证明，我国环境保护的现状并不尽如人意。

根据环境保护部于2009年6月5日公布了《2008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2008年中国环境总体呈好转趋势，但形势不容乐观，我国地表水污染依然严重，珠江、长江总体水质良好，松花江轻度污染，黄河、淮河、辽河中度污染，海河重度污染。农村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生活污染加剧，面源污染加重，工矿污染凸显，饮水安全存在隐患，呈现出污染从城市向农村转移的态势。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毛如柏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专访时指出，尽管我们在环境与资源保护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资源环境形势却仍十分严峻，突出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我国资源利用效率普遍偏低。从能源利用效率看，我国单位GDP的能源消耗，分别是日本的11.5倍，意大利的8.6倍，法国和德国的7.7倍，英国的5.3倍，美国的4.3倍，加拿大的3.3倍。从水利用效率看，我国农业灌溉用水利用系数只有0.43，而许多国家已达到0.7～0.8；工业万元产值用水量平均为222立方米，是发达国家的5～10倍，工业用水的重复利用率平均为40％左右，而发达国家平均为75％～85％。二是我国单位产值的污染负荷普遍偏高。以二氧化硫和氮氧化合物为例。我国单位GDP排放的二氧化硫，分别是美国的8倍，加拿大的5倍，澳大利亚的2.8倍，丹麦的12.3倍，捷克的1.5倍，韩国的6.2倍，墨西哥的6倍，经合组织国家的9.3倍。我国单位GDP排放的氮氧化物，分别是美国的6.1倍，加拿大的5.7倍，澳大利亚的3倍，法国的11.9倍，德国的16.6倍，经合组织国家的7.9倍。三是我国主要污染物排放物排放量位居世界前列。2003年，我国二氧化硫排放量达2100多万吨，位居世界第一，超过环境容量的66％。四是我国生态建设和修复差距明显，比如，我国森林覆盖率仅为18％左右，与世界平均水平27％相比，低9个百分点。五是我国环境监测还不尽完备，比如在水质监测指导方面，我国水质指标仅35项，而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水质指标有132项之多。

四、“环境问题”的社会建构——环境法律得以全面实施的人性基础

(一)何以建构“环境问题”

环境问题是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社会问题是指整个社会一定范围内的人们共同的社会生活、社会活动与社会进步中所遭遇的困难、障碍和麻烦，它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客观性与常在性；第二，历史性和具体性；第三，都是多因素而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第四，要涉及相当广泛的人群等⁽⁸⁾。恺史在其所著的《社会学大纲》中把社会问题分为四种：自然环境问题、人口问题、社会组织问题、社会理想问题。环境问题何以重要?如何重要?为什么会在社会中越来越引起高度重视?我国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高度重视了环境保护，建设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也成为重要国策，但在此背景下，全民的环境意识依然不高，参与环境保护情况仍然不甚理想⁽⁹⁾。这种情况何以会出现?为什么会出现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与依然淡漠的环境意识的反差?为什么会出现决策层的高度重视与执行层的敷衍塞责的对立?为什么会出现居民不堪忍受环境污染之苦、叫苦不迭与对环境问题一知半解、袖手旁观的悖论?这其中涉及的问题是“环境问题”如何在众多的社会问题中“脱颖而出”，引起整个社会的充分重视?如何与社会治安问题、社会保障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住房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社会败德等问题相比较能受到社会的重视或者是至少不受到忽视?诗人海涅曾经说过，每个时代都有它的重大课题，解决了它就能把人类社会向前推向一步。环境问题自始存在，与人类文明一同诞生。20世纪80年代以来，环境问题从区域性、局部性向全球性、整体性趋势扩展，20世纪已被认为是“全球规模环境破坏的世纪”⁽¹⁰⁾，环境问题作为“全球问题”已经从边缘性的问题逐渐向社会中心问题转移，但对于这一问题重视的程度却在不同国家有很大差异。同时，就环境问题自身而言，又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上的环境问题指环境的结构与状态在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作用下所发生的不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变化；广义上的环境问题指任何不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环境机构和状态的变化。因此，就环境问题本身而言，也是错综复杂、形式多样的。环境问题表面上看是人与自然的不和谐的直接反映，其背后反映的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和思想观念问题。因此，不同的社会和国家由于经济发展程度、社会资源现状和民众思想观念的不同，导致了环境问题在严重性、紧迫性和表现方式也存在着差异。西方发达国家走过了“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在当下社会他们已经非常注重对于环境的保护。而我国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我们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资源的高消耗与环境的软约束，面对日益紧张的资源供给和严峻的环境压力，我们还在大手大脚地耗用资源，肆无忌惮地污染环境，因此，我国的环境问题有其自身的特殊性。

因此，环境问题虽然具有全球同构的特性，对于环境问题的解决世界上其他国家也具有许多经验可以借鉴。而我们国家现在也恰恰如此，认为发达国家治理环境问题的经验和做法也必然是全球普适的万全药方，不加甄别地采用“拿来主义”，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环境法制、环境政策也经常被引介，却忽视了“南橘北枳”引起的负面效应。就环境问题本身而言，不同国情、不同民族所存在的环境问题、对于环境的认识与重视程度以及民众的环境意识也在共性之中存在着个性，有不小的差异。因此，如何对待这一问题?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关键之处还是在于在中国特定的国情下清醒认识自身的环境问题，合理建构独特的环境问题，采取有效策略提出环境主张，进而寻求环境问题的解决之路。

清醒认识“中国的”环境问题，合理建构“中国的”环境问题，简单来说，需要采取有效的策略在众多的社会问题中重点突出环境问题，而又在众多的环境问题中重点突出迫在眉睫的具有紧迫性的环境危机。

环境问题的社会建构来源于社会建构理论，这种思维范式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认识从而解决环境问题的新思路、新视角。建构主义作为一种不同于传统的认识论和思维方式，它所指涉的是这样一种思想，即人类不是静态地认识、发现外在的客体世界，而是经由认识、发现过程本身，不断构造着新的现实世界。Becker在《局外人》(1963)一书中认为越轨不应简单等同于行为人对规则的破坏，而是社会对行为人如此标定或定义的结果。这一研究成果被称为社会标签理论⁽¹¹⁾。美国著名的社会互动理论家Blumer将这一研究思路拓展到整个社会问题理论的反思上。Blumer在《作为集体行为的社会问题》一文中写道：从客观状况的性质和构成要素入手定义或研究社会问题，这代表了对社会问题基本性质认识的一种方向性错误。“是集体定义，而不是客观构成，决定了某一状况是否以社会问题的形式存在着。”⁽¹²⁾社会问题是一种社会事实，但这种事实何以成为一种“社会问题”进而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为什么具有同等危害程度的社会事实状况，有些被列为社会问题，有些不会被列为社会问题?一种客观事实成为社会问题，不是由事实自身可以自我说明和解释的，而是需要整个社会达成某种共识。因而，从社会建构主义角度来看，社会问题是“个人或群体对其所认称的某些状况主张不满，作出宣称的活动”。社会问题理论研究的中心议题，是“要对宣称和回应宣称活动的出现、性质和持续过程作出解释”⁽¹³⁾。因此，环境问题作为一种社会问题要引起整个社会的重视，并不仅仅在于对于环境的污染或者生态的破坏这种损害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的事实或者状况的存在(人类对于环境的污染或者生态的破坏亘古存在)，而是在于这种行为是作为一种社会活动或者过程而存在的，这种活动被社会问题建构主义者称为“问题宣称获得”，“宣称活动总是表现为某种形式的互动，是一方向另一方就其所认称的状况提出应当采取一些行动的要求”。正是通过这种活动和过程，对于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的破坏在当代社会被断言是“有问题的”，而且被正式定义成一个“社会问题”，构成“环境问题”的基本因素是这种社会活动而不是人类行为将会造成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状况。与之相对应，环境问题是否存在?或者说是否被广大民众“认为”存在?仅仅有对于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破坏的客观状况的存在还是远远不够的，要得到全社会的承认并形成共识，更为重要是的这种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破坏的状况是否被“认为”是存在的，环境问题的紧迫性除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确已经是利剑高悬、刻不容缓之外，更重要的是这把“达摩克里斯之剑”也应该被广大民众真实感觉到和内心确信高悬在自己的头上。

因此，作为环境问题的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实施者在研究环境问题、寻求解决对策时应当换位思考，持有“平民视角”，除了要研究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客观状况、形成原因和自然规律，更重要的是应从社会广大民众的视角了解其所认称的环境状况是什么?环境问题的研究者所殚精竭虑、振臂疾呼的环境问题是否也是广大民众所认知的环境问题?环境问题的研究者应当在参与还是研究环境问题之间作出区分。环境问题的研究者从自身的社会定位和角色分工出发，当然要从专业的角度研究环境问题的客观规律。但正如毛泽东所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为了真正有效解决环境问题，环境问题专业从事者更需要作为参与者，与普通的社会民众一样，进行环境问题的宣称活动。这个过程就是环境问题的社会建构过程。在环境问题的社会建构过程中，公众对于环境的关心并不直接与环境的客观状况相关，公众对于环境的关心程度在不同时期也不一致。事实上，环境问题并不能物化自身，它们必须由个人或者组织“建构”，被认为是令人担心且必须采取行动加以应付的情况，这才构成问题。

(二)环境问题的社会建构过程

既然环境问题需要进行社会建构的过程才能引起社会和全民重视，我们需要具体讨论与了解其具体过程。环境问题的社会建构并不能止步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客观状况到底是什么?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到底是如何形成的?是如何对社会造成危害的?还需要动态地、整体地、全面地了解、关注和引导它受到社会重视的过程。环境问题的社会建构需要关注、聚焦和揭示人们如何获得环境方面的知识，真实真切了解环境现状，在这种互动中判断作为社会个体的自我与社会的关系。进而，正是经由这种人与环境的互动过程以及个人参与的环境社会实践，广大民众在其同时作为社会的人共同生活、日常互动和作为个体的人单独生活之中创建环境知识、体验环境状况、真正从内心确信环境问题的存在。社会公民在社会互动和社会过程之中逐步全面了解环境知识和清晰揭示环境状况，进而不断地创造、维持、解构与重构着全民的环境知识和环境意识。在此动态过程中，我们还必须充分熟谙我们既有的文化、社群与体制特点，高度重视这些因素在构建社会环境问题中的“影子作用”。同时，就环境问题的社会建构而言，这不是某一个人或者是所谓的“精英阶层”的独善之事，从根本性质上说，是全社会参与的共同建构。社会共同体中形成的知识、体验和思想渊源既对于环境问题的社会建构造成非常重要的影响，但这些因素的存在却也是全社会在不断的社会共同体社会中形成并且会与其他社会问题互动的结果，也就是环境问题其本身又会反过来影响到这些因素的变迁。

就具体的环境问题社会建构过程而言，遵循了以下的思维路径：

1.环境问题作为一种“社会问题”并非必定存在，因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还不一定被整个社会或者社会一定范围内的人们认为是在共同的社会生活、社会活动与社会进步中所遭遇到的困难、障碍和麻烦。环境问题，或者环境问题的表现方式，并不是由其所谓的本质决定的，环境问题是可以避免的。

2.环境问题的存在是不对的，它具有负面社会效应，除了对自然界造成破坏还对于人类社会造成重大负面影响。

3.如果我们抛弃环境问题或者是激烈地、有效地改变它，我们将会更好。

就成功地建构环境问题社会而言，以下的一些要素必不可少，这些也是环境问题的社会建构中所必须采取的一些策略，通过注重这些要素，采取特定的手段把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状况凸显出来，引起全社会的重视，使之成为每个公民真切感受到的迫在眉睫的“环境问题”：

1.提炼为环境问题。对于有机物污染、光污染等新出现的环境问题尤其如此。

2.有能在公众中进行环境主义、环境科学普及、沟通工作的“大众使者”。环境状况需要成为全社会广泛关注的“环境问题”仅仅有专家学者的研究工作远远不够，还需要“大众使者”在专业阶层与普通民众之间进行沟通与协调。这些沟通协调者需要把对一般人来说深奥的研究成果转化成生动有趣的环境知识，把以“科学语言”陈述的环境问题转化成“生活语言”。在这个意义上，许多环保组织、环保NGO虽然并没有非常专业的环境科学知识，基本上也不能作出十分精湛的专业研究，但其能更好地引导全民重视环境问题从而有助于解决环境问题。

3.预期中的环境问题必须受到媒体的注意，正是媒体使得相关的声称变得真实而且重要。一个潜在的环境问题由媒体来大量宣传是非常必要的，这样环境所受到的污染和生态受到的破坏就能最为直观和真切地被公众感受到，从而认识环境所受到的污染和破坏真的成为迫在眉睫的“环境问题”。

我们可以从一个普通的社会民众角度来看，近年来，受到我们广泛关注和重视的环境问题是那些受到了媒体充分重视的环境问题。比如，我们社会经济飞速发展，大量上马的企业项目对于生态环境造成了重大破坏，媒体高度重视了国家环保总局(现国家环境保护部)发动的“环保风暴”，对于这一事件给予了充分关注，中央和各地方电视台都进行了持续报道，2005年、2006年和2007年连续三年的“环保风暴”都被公众所熟知。环境法研究者分别从三次“环保风暴”解读环境影响评价、“挂牌督办”和“区域限批”，而更多的社会公众了解的是“环保风暴”中反映的环境问题和国家对于环境问题的治理措施及实际效果。各种媒体对于国家的煤炭安全生产也非常关注，每一起影响较大的煤炭生产事故都被媒体以明察暗访的方式进行了报道，于是，社会民众对于这些问题也有了较为清晰的了解。相反，其他的一些环境问题，要么不具有媒体报道价值，要么不具有轰动性，虽然较为严重，但由受到的媒体关注不足而较少受到公众重视，这样也就导致了公众对于这些问题的视而不见，最为明显的就是广泛存在的农村面源污染问题。

4.对于一些环境问题要以一些非常醒目的符号和形象词汇加以修饰，以形象化和视觉化的语言对环境问题进行处理。环境问题的存在从内在机理上看是由于人类活动作用于人们周围的环境所引起的环境质量变化，这种环境质量的变化从自然科学领域而言有一些具体的标准，但这些标准以枯燥的数字冰冷地呈现在民众面前，换来的也将是一片冷漠的眼光。因此，必须用高度形象化和视觉化的语言来把这些自然规律生动化、直观化。

现代社会在方面有许多生动事例。臭氧层消失问题刚开始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当它被形象地描述为南极上空的一个“洞”时，这个问题变得形象生动且更广为人知，民众已经逐渐广泛关注了这一问题。关于海豹群状况的技术数据往往不能让人们产生实际的联想，但当布瑞恩·戴维斯与其他人向媒体公布了大量小海豹在拉布拉多半岛的浮冰上死去的图片时，这个问题立即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效果。此外，这些图片也可以经过一定的艺术处理，以更强调一个中心画面，南极上空臭氧层的卫星图片已经成为这一技术的标志，它把真正的臭氧层逐渐稀薄的层次处理为填色层，给公众这样的错觉：在南极上空的大气中有一个确确实实存在的洞。1988年8月纽约《时代》杂志中有一篇关于热带雨林毁坏的文章，它配以令人震撼的卫星照片——燃烧的亚马逊——这是巴西的阿尔伯特·赛则的作品，其实，它是包括次生林和原始森林的火灾照片在内的许多图片合成的作品。使人们关注环境问题的另一做法是引证一些特殊事件，如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印度博帕尔的化学污染事件，它们使问题变得引人注目。⁽¹⁴⁾

5.对环境问题采取行动必须有一些可见的经济刺激。这也是引起社会民众广泛关注环境问题的重要策略，通过经济的激励，使得民众认识到解决环境问题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在酸雨问题中，各种各样的经济利益团体，从德国南部林场主持和狩猎协会到新英格兰和加拿大东部的枫糖制造商都支持科学家和环保主义者提出的主张：从冶炼厂和能源工厂排放的二氧化硫会造成森林毁灭。为了遏制毁坏生物多样性的行动，环保主义者们指出热带雨林蕴藏有丰富的制药资源，如果不采取措施它们会永远消失。⁽¹⁵⁾

6.为了使可预见的环境问题成功地在吸引全社会民众的眼球的竞争中获胜，应当有制度化的赞助者，它们可以确保环境问题建构合法性和连续性。环境问题要能充分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除了要采取一定的手段把专业的问题形象化之外，还需要有能确保环境问题建构合法性和连续性的制度化的赞助人。赞助人的作用在于能通过自身的运作程序在社会中凸显环境问题，并且寻求决策层对于环境问题的重视，把环境问题提上政策议程和寻求立法解决。赞助人的角色常常由联合国的有关机构和环境NGO组织担任。

以环保NGO为例，国际上和我国中的环保NGO在保护环境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是世界上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同时也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先污染，后治理”之路的典型。美国发展到现阶段已经非常重视环境保护和环境问题的解决，其中的环保NGO在其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美国的环境保护，在各级政府部门、专家系统和科研部门之外，有一个规模极大的非政府组织，政府、专家和公众参与三支力量互为补充。美国(包括其他西方国家)的环境保护运动是自下而上开展的，针对已经出现的问题，经由民间组织向法院起诉、向议会呼吁、游说，最终通过立法，实现对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治理、补偿、监督和控制。美国从事环境保护NGO数量众多，宗旨各异。其组成有的是按地区组织的，有的是针对某一具体问题组织的，例如保护本地区的湿地、保护某一种动物或某一片树林。大的组织如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WWF)，在全球几十个国家有1000万名会员，在美国有120万名会员，在北京设有分部。小的如太平洋环境与资源中心，1987年成立，仅有10名全职人员。美国环境保护基金协会(EDF)，成立于1967年，最初只有10个人和在客厅里的思想——必须为环境保护做些什么，而不仅仅是关心和议论。现在已经有30万名会员，150名全职人员，其中一半是科学家、律师、经济学家等专业人员。他们从反对使用DDT开始保护环境的行动。1972年，全国禁止使用DDT。他们早期主要动用法律手段，促进立法和督促地方政府执行法律，否则告上法庭。后来他们认识到，真正有效的环境保护，不能只是禁止不能这样、不能那样，还必须学习与企业合作，建立伙伴关系，与他们一起探讨可以怎么做。与麦当劳的成功合作是经典的一例：他们要求麦当劳改革塑料包装盒，双方共同研究探讨，最后确定使用一种薄纸包装，它不但保温性能好，存储方便，而且减少了漂白物质的使用。这一改进既有利于企业，也有利于环境保护。在政府部门、产业和商业部门之外，美国还有一个第三类机构“非赢利部门”，其组织之多，规模之大，都是令人惊讶的。

我国环保NGO近年来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¹⁶⁾：

近10年来，环保民间组织在我国环境保护历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环保民间组织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和世界环境事业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

保护藏羚羊

1995年，青海省治多县委副书记杰桑·索南达杰在抓捕盗猎藏羚羊行动中牺牲，震惊全国。5月，玉树州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扎巴多杰主动辞职，成立了一支武装反盗猎队伍——“野牦牛队”。

同年，民间组织“绿色江河”的创始人杨欣策划了“保护长江源，爱我大自然”活动。1996年，中国民间第一个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站——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成立，成为可可西里反偷猎工作的最前沿基地。

1998年，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志愿者服务机制启动。同年10月5日，“自然之友”会长梁从诫会见英国首相布莱尔，提交了一封呼吁制止英国国内藏羚羊绒非法贸易的信件。布莱尔于次日复信表示支持。

保护母亲河行动

1999年1月，大型环保公益项目“保护母亲河行动”启动。“保护母亲河行动”以保护黄河、长江及其他江河流域生态环境为主题，依靠社会力量募集资金，在江河流域开展植树造林、治理水土流失、保护生态环境，在全社会倡导绿色文明和可持续发展意识。

截至2004年，“保护母亲河行动”组织了3亿多人次的青少年和社会公众参与生态保护行动，面向海内外筹集资金2.5亿元，在江河流域造林近400万亩。

“26度空调行动”

盛夏时北京市空调用电总负荷约400万～500万千瓦，如果将空调温度调高1摄氏度，就可节约用电量的6％～8％，节约电费至少1.1亿元，减少发电用煤16万～25万吨，减排二氧化硫2400～3500吨。

2004—2005年，多家环保民间组织连续两年发起“26度空调节能行动”。行动倡议在夏季用电高峰时期，将空调温度调至不低于26摄氏度，并特别对政府部门、驻京领使馆、跨国公司等空调用户送达了呼吁书。

质疑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

2004年9月，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开始实施。

2005年3月，兰州大学张正春教授到圆明园游览，发现了此工程，质疑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破坏园林生态。

4月13日，就此工程的环境影响等问题，国家环保总局举行听证会，各环保组织代表在会上发言，明确表态反对防渗工程，并提出环保民间组织应介入圆明园环评。

7月15日，由民间组织发起的“圆明园生态与遗址保护第二次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与会的环保民间组织代表、环保界专家学者就圆明园防渗工程及相关问题再次进行了探讨。

8月15日，圆明园防渗湖整改工程启动，9月7日，开始注水。9月27日，圆明园水面恢复。

这是环保民间组织深入参与环保行动的重要事件，也是环保民间组织与政府合作的典范。

阿拉善“SEE守望家园行动”

2004年6月5日，由80位企业家联合发起成立了阿拉善SEE生态协会。这是国内以企业家为主体首次创建的环保民间组织。

2005年初，协会出资300万元人民币，启动“SEE守望家园行动”。其中，50万元用于首届“SEE生态奖”项目，250万元用于启动“SEE生态基金”，资助各地环保民间组织到阿拉善地区从事环境保护。

“SEE生态奖”评选范围涉及环境保护的各个领域，参评项目来自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截至7月底，基金共收到33个项目申请，专家委员会批准了其中11个项目，总计金额158万元。

2005年11月30日，在“绿色中国年度评选”活动中，阿拉善SEE生态协会荣获“绿色中国”年度特别奖。

“绿色和平”抗议惠普有毒电子产品

2003年，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在检测中发现惠普公司型号为Pavilion A 250NL的电脑内，溴化阻燃剂所占比例远高于其他公司的同类产品。

2004年，“绿色和平”就此问题与惠普公司交涉，惠普虽认可但没有给出确切的改进时间表。

2005年6月20日，“绿色和平”在惠普庆祝进入中国20周年的活动场地外，向首次访问中国的惠普全球新任CEO马克·赫德送上“礼物”及公开信，呼吁惠普尽快公开承诺在产品中停止使用有毒物质。“礼物”是“绿色和平”在电子废物污染重灾区广东贵屿收集的被废弃的惠普电脑和打印机配件。

同年11月，惠普承诺在2006年12月31日后推出的所有新产品外壳中不再使用溴化阻燃剂，但并未承诺在其他部件中不使用。

11月21日，“绿色和平”中国有毒污染防治项目组向惠普公司转交了一封公开信和一块写有“戒毒尚未成功，惠普还需努力”的牌匾，以敦促惠普按照清楚合理的时间表，在其所有的产品中逐步停止使用有毒物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