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止于致用

二、坚持止于致用、提高效率的思想

《学记》有云：“大学之道，在于明明德，在止于至善。”这就是说，研究高深学问的目的在于使人更加明确人世间的各种道理，让人们知道，在为人处世时，每个人都要达到最完美的状态。借用这句话，我们在对教育政策进行管理时，也要坚持“止于致用”的指导思想，即在对教育政策进行管理时，最终目的是要使各项教育政策发挥预期的作用，否则，从教育政策管理的角度看，这项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就是失败的。

众所周知，教育政策就是指导相关部门和人员在一定时期内如何完成某一项任务的指南和规则。教育政策是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中介，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这也是近年来教育政策在世界各国收到普遍关注并成为研究热点的原因之一。这就说明，教育政策本身具有很强的应用性，而且教育政策的最终目的也在于能够正确指导教育实践。可以设想，如果一项教育政策出台以后，仅仅限于讲道理、谈理论，而对如何解决教育领域中的问题拿不出令人满意的行之有效的办法，那么这种教育政策的可信度就会令人怀疑了。从教育政策的层次上看，随着教育政策制定主体的降低，政策的应用性也随之增强。

我国的各级各类教育政策在整体上是比较注重政策的应用性，各级教育政策的制定部门都希望自己所制定的政策能够解决所属范围内的具体问题，从而达到规范教育活动提高教育质量的目的，这是我们首先必须予以肯定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我们所出台的不少政策中，也存在着说大话、空话的现象，以至于政策制定出来以后往往无法实施。这种现象在我党的“左”倾思想极为严重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表现得最为典型，对我国的教育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例如，关于如何解决应试教育的问题，党和政府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就开始制定政策，到21世纪初，制定的相关政策不能说不多，而且政策中对应试教育的认识程度也很清晰，也看到了应试教育的危害性。可是应试教育的问题在我国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对我国各级各类学生的身心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害。为什么这个让政府、学校、家长、学生、教师和社会各界都反对的应试教育问题这么多年来得不到有效控制和解决?这其中固然有传统文化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教育资源有限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从教育政策本身看，我们所制定的关于应试教育的这些政策中，不少政策只是喊喊口号而已，并没有拿出具体的措施来，进而出现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所以，作为教育政策的管理部门在对教育政策进行管理的过程中，必须严格把关，保证教育政策的应用性，坚持“止于致用”的原则，保证各项教育政策在实施后能够真正解决教育领域内的问题。

教育政策管理的效率问题是另外一个值得教育政策管理部门关注的问题。这里所说的教育政策管理的效率问题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含义：时间效率、空间效率、经济效率和舆论效率。

（一）教育政策管理的时间效率

所谓教育政策管理的时间效率是指规定时间内某项教育政策所发挥作用的程度。如果在规定时间内，我们所制定的教育政策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那么这项政策管理的时间效率就高。例如，假设国家教育投入政策要求在5年时间（T）内解决教育经费的投入，保证教育经费的总投入达到GDP的4%，如果在这项政策在实施的3年（t）内就达到了这个水准，那么这项政策管理的时间效率就高，其效率可以计算为：1－t÷T，即1－3÷5=0.40。如果是在8年内完成了这个任务，则时间效率为：1－8÷5=－0.60，说明这项政策管理的时间效率低。所以，为了提高教育管理政策的时间效率，教育政策管理部门必须要求教育政策制定者明确政策实施的时间，以便督促和评估政策的时间效率。当然，并非所有的教育政策在文本中都要写明完成任务的时间，但是，我们也发现有很多需要明确时间的政策并没有时间的限定。这就使得我们的许多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缺乏紧迫感，拖拖拉拉，政策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也因此大打折扣。

（二）教育政策管理的空间效率

所谓教育政策管理的空间效率是指同一教育政策在发挥作用和影响的空间上范围。如果某项教育政策制定以后，不仅在本地区、本部门内产生影响发挥作用，而且对其他地区和部门产生影响并被他们所借鉴、吸收或采用，那么这项教育政策管理在空间效率上就高。从一个国家看，如果某国所制定的教育政策或教育立法能够在他国产生影响被借鉴或采纳，说明这个国家教育政策管理的空间效率高；对于一个部门或一个地区来说，道理也是一样的。例如，假设某个地区制定的解决基础教育教师工资的政策不仅在本地区发挥了作用，解决了本地区基础教育教师的工资待遇问题，而且这项政策也对其他10个地区产生作用，引发这10个地区纷纷效仿并制定了类似的政策，则这个教育政策的空间效率就是：10+1=11。如果只在本地区实施而没有对其他任何地区产生影响，则空间效率为1。当然由于各地区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影响等方面不完全一致，所以在实际计算其空间效率时还可以考虑加权系数。如果那些自身影响较小的地区所制定的教育政策被比其影响较大的地区所接纳，则系数更高。弱小国家所制定的教育政策被发达国家所吸收或采纳，则权重系数也相应增加，反之亦然。

重视教育政策管理的空间效率与教育政策的效力之间并不矛盾。在教育政策的管理过程中，严格要求政策和法规发挥效力的范围，例如，地方政府制定的地方性教育法规只能在本地区有效，对其他地区不能发挥效力；同样部门所制定的教育政策和法规只能在本部门有效，不能对其他部门发挥效力。但是，这只是从制定政策和法规的主体的角度来看的，强调政策和法规的这种效力的目的在于政策和法规制定的主体不能将本地区、本部门的意志强加给其他地区和其他部门，以免出现越权现象而导致管理上的混乱。但这个要求并没有规定本地区、本部门所制定的政策和法规，其他地区和其他部门不能采用、借鉴和吸收。相反，如果其他地区、其他部门认为这个地区、这个部门所制定的教育政策合理、科学，也可以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需要，从中借鉴、吸收制定本地区本部门的教育政策，甚至搬用后进行改造后实行。这在政策制定的原理上都是允许的，所以，空间效率与空间效力之间是不矛盾的，而是相互促进的。正确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将会使教育政策发挥更大的作用，教育政策的质量也会因此得到进一步提高。在教育政策管理过程中，要积极提高教育政策管理的空间效率，使政策制定者的智力能够得到充分地分享。

（三）教育政策管理的经济效率

所谓教育政策管理的经济效率是指在单位时间内（通常可以设定为1年）制定教育政策的数量所投入的单位资源数（主要包括人、财、物，通常以“万元”为一个单位数。当然也可以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确定其他的单位基准数）之间的比例关系。如果在单位资源数保持一致的情况下所能研制的教育政策数量越多，则教育政策管理的效率越高。例如，某教育政策制定部门在1年内投入教育政策制定的所有资源（主要包括人、财、物）折合人民币10万元，共制定教育政策5项（假设这5项政策都是合理科学的，发挥了积极作用，达到了预期目的），则其教育政策管理的效率的计算值可以简化为：5÷10=0.2，即单位时间内每万元研制教育政策0.2项；如果研制了8项教育政策，则其管理经济效率为：8÷10=0.8，即单位时间内每万元研制教育政策0.8项。显然后者的政策管理的经济效率要高于前者。

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我们在教育政策管理时对教育政策研制过程中的经济效率问题关注的并不够，这与教育政策本身长期被视为上层建筑的认识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其属于上层建筑领域，所以我们通常是不考虑经济成本的。加上教育政策的评估工作不到位和研制成本计算困难，对于教育政策管理的经济效率问题也就没有受到注意，而在教育政策管理时更多地考虑的是如何制定和落实教育政策。近年来，许多学者提出这个问题，教育政策管理部门也开始重视这个问题，这是教育政策管理的一个重要的进步，意味着我国教育政策的制定和管理正在向着科学化迈进，必将提高我国教育政策的质量。

当然，我们也不能片面追求教育政策管理的经济效率，否则就可能会走向其反面而影响教育政策制定的数量。例如，假设某地区或部门在1年内投入教育政策制定的资源为1万元，制定了10项教育政策。表面上看，其教育政策管理的经济效率达到了10，这个效率虽然很高，但是这样制定的教育政策的质量就有可能难以保障。

（四）教育政策管理的舆论效率

所谓教育政策管理的舆论效率是指单位教育政策研制并实施以后，其在舆论上所获得的肯定程度和影响程度。同其他大多数政策一样，由于教育政策的实施需要相关群体的广泛支持和认同，为了更好地落实教育政策，大多数教育政策也都需要大力宣传。所以，一般来说，某项教育政策所能引起的社会舆论越广泛，其实施起来就越容易、越有利。从教育政策管理的角度看，提高教育政策管理的舆论效率就显得尤为重要了。限于作者的数学能力，现在还很难提出如何计算教育政策管理的舆论效率的数学方法，但是有一点我们很清楚，那就是准确计算出教育政策管理的舆论效率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例如，舆论影响的地区和部门的数量、舆论工具的数量、舆论影响的人群或团体的数量，等等，不胜枚举。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教育政策管理的舆论效率不重要，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坚持不懈，一定能够找到一个比较合理的教育政策管理的舆论效率计算模型。

对于教育政策管理的舆论效率问题，各级党和政府的机构一直十分重视，尤其是国家的主要媒体（如广播、电视、报刊、专业杂志以及现在的Internet网站）在其中发挥了主要作用。我们希望这些媒体今后能够在教育政策管理的舆论效率上继续发挥作用。关于如何提高教育政策管理的舆论效率，我们也要另一个片面性，就是要首先明确教育政策自身是否合理，虽然这一点非常困难。否则可能会降低教育政策管理的舆论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