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以致用，整躬率物

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了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岂能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朝廷以制艺取士，亦谓其能代圣贤立言，必能明圣贤之理，行圣贤之行，可以居官莅民、整躬率物也。若以明德、新民为分外事。则虽能文能诗，而于修己治人之道实茫然不讲，朝廷用此等人作官，与用牧猪奴作官何以异哉？

彰显德治、教化百姓、施行仁政，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事。倘若读书不能体现在自身的行动上，上述三项与自己毫无关系，那么读书有什么价值？即使能做出好的文章、诗篇，津津乐道于自己的博学风雅，事实上也仅能算得认识几个字的放猪倌罢了，怎能被视为洞明世事之士呢？如今，国家凭借科举文章的优劣选拔人才，正是基于这些人既然能依靠圣贤的观点主张来撰写文章，自然也必能通晓圣贤利于社会的道理，从而实施有益于百姓的事宜，能够身居高官显位而贴近百姓，竭尽全力地依照规则行事。倘若认为彰显德治、教化百姓是分外的事，那么即使能够写诗赋文，但是对修身养性、治理国家的道理一无所知，国家用这种人为官，和用放猪仔为官又有何不同呢？

曾国藩认为读书的目的就是学以致用，为国家昌盛、百姓富足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否则读再多的书也不过如同“识字之牧猪奴”而已，这个比喻十分生动形象，其实“识字之牧猪奴”在生活中并不少见。

据说，从前有一个人进城去卖竹竿，进城门时却发现竹竿横竖均不能进入城门，于是便不知所措。这时一位读书人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说，把竹竿从中间折断就可进城了。此人觉得读书人说得非常有道理，十分感谢读书人，直夸他聪明。读书人听了便十分谦逊地说：“吾非智者，无非见者多矣。”意思就是说：我并不聪明，只是我的见识比较广罢了。

后来，这个傻瓜按照读书人说的方法，把竹竿都折断了，结果折断了的竹竿一根也没有卖出去，只能拿回家当柴火烧了。故事中自作聪明的读书人，就堪称曾国藩所说的“识字之牧猪奴”了。

那么如何使自己避免成为惹人耻笑的“识字之牧猪奴”呢？就要在学习中时刻铭记“经世致用”，把学习与社会中存在的迫切问题联系起来，并从学习中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明代哲学家王阳明曾讲“知行合一”，知是认识，行是实践，知行合一即是认识与实践的统一。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又是判断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学习知识是为了更好地利用知识，如果有知识却不知道如何运用到实际的生活中，那么拥有的知识就是死的知识，不但没有益处，有时还可能有害。

受时局影响，曾国藩在读书的时候也非常注重“经世致用”，将书上的学问灵活地运用到他当官做人当中。他从兵书上看到军事讲究“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于是就十分注重筹饷和后勤工作，因此后来他在编练湘军时发放的饷银是当时最高的。如此一来，士兵自然愿意加入湘军。兵书上又说治军要“上下同心”，曾国藩就十分重视对士兵们信念的培养，把湘军打造成了一支军纪严整、上下齐心的军队。

曾国藩的手下大多是仕途坎坷的知识分子，曾国藩对这些人向来只看能力不问出身，不遗余力地提拔和重用人才。于是便形成了以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为首的湘军政治集团，曾国藩也当之无愧地成为了湘军政治集团的事业领袖和思想领袖。

除此之外，曾国藩也十分重视学识服务于社会的实用性，因此强调学问要从家庭日常生活中来，又反过来为家庭生活服务。他说，在家庭中，绝大的学问，就在孝、悌二字，在孝敬父母、友爱兄弟这两个方面尽一分力，便学得一分学问，尽十分力，便学得十分学问。如果真的能事事做到，那么就算不能出口成章，又有什么关系？如果件件事做不到，即便是文章写得再好，也只算得上一个欺世盗名的罪人。

曹雪芹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无论是过去还是现代社会，经世致用都应当成为人们学习的最终目标。对于经世致用，曾国藩的观点有两个特点：一是强调学问从生活中来，为生活服务，强调学问的实用性；二是强调生活是学问的最终评判者，用生活来检验自己的学问是否可靠。

他把这样的思想带进自己的生活，每每从书上得来的知识，他都会想尽办法在生活中检验，亲身体会其中的道理，这样才为他以后带兵打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一个文人带兵打仗，其中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可是，曾国藩没有犯纸上谈兵的错误，是因为他一直都在重视实践，重视根据实际的情况作出判断。

任何知识都是以指导实践为目的，又都是从实践当中一点一滴积累而成的，书本上的知识如果不能和实际情况相结合，不能在日常生活中加以运用、造福社会，那么不仅在学习时很可能受到错误的引导，即使学到了知识也是于国于家无用，学得再多也不过是曾国藩所讥讽的“识字之牧猪奴耳”。

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要想获得真正有用的知识，就不要仅以学习书本上的知识为满足，而要走向社会，从社会实践中学习知识再将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在实践中积累丰富的知识，从而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