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研究的前沿与中国人信仰的重建

起源于西方的传播学理论和方法进入中国已经超过30年。从1982年的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到现在，也过去了25年。笔者在从事传播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教学的过程中，阅读了不少中外传播学理论著作和研究文献，发现中国学者在引进传播学理论的过程中，无形中也接受了西方传播学理论所固有的“西方优越”的假设，对一些在国际主流学界(曾经)比较流行的理论和概念趋之若鹜，如“议程设置理论”“框架理论”等，反复论述，反复验证。而基于本土传播实践的研究又多聚焦于媒介经营管理、新媒体等“热点”，许多所谓的“研究”成了工作经验总结。这些现象本身无可厚非，但若长此下去，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可能面临“有热点、没前沿”的危机。

在研究方法方面，目前，国内多数学者推崇的是美国式的经验学派的方法，其中又以各种定量统计方法为主。记得在笔者求学时，年轻气盛，曾经对老师提出许多有关传播学研究的大胆设想，老师在充分肯定这些想法“聪明，有创造性”的同时，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发人深省的话：“Themostbrilliantideascannotbe testedempirically”，中文大意是最富有创造性的想法都是无法以实证手段检验的。从这句话我们可以明白一点：如果我们不突破西方理论的“优越感”，如果我们不超越纯粹的“实证”的界限，无数聪明的想法都将胎死腹中。同其他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科一样，传播学研究的前沿，尤其是中国的传播学研究的前沿成果，应该是能够启迪人的心智、激发人的传播潜能、增强人的主动传播意识的思想。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什么样的问题应是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前沿课题?它(们)对于建设中国的传播学派有什么意义?对于促进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有什么作用?我们又应该以何种方式去对它们进行研究?

一、中国的传播学前沿课题之一：中国人信仰的重建

本文作者无意于，也无能力将各种前沿课题“一网打尽”，只提出一个建立在长期观察和研究基础上的课题：传播学研究与中国人信仰的重建两者之间的关系。众所周知，经历了革命和“运动”的风风雨雨，接受了改革开放以后从国外“进口”的许多价值观念乃至意识形态，又“复活”了中国文化传统遗留给我们的一些思想，在过去十多年里，不断有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分子提出，正统的各种“主义”在中国已经消亡，哀叹仅存的“主义”大概就是政府反对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呼吁“重建中国人的信仰”。类似的声音不独在学界可以听到，文坛也有许多作家在呼吁。

针对主流价值观念的缺失、信仰的危机，共产党员和干部学习党的“三个代表”思想，普通老百姓也可以依照“八荣八耻”行事，但知易行难，何况如今的中国社会已是今非昔比，人口流动性大，每个人所处的环境之变数急剧增多，个人与过去“单位”的关系削弱，而这最后一点导致组织传播渠道时常为大众传播媒介所替代。情况往往是这样：中央政府有一个什么指示、精神，在单位内部尚未开会传达、学习、讨论，许多基层的个人已经从各种媒体渠道获知相关信息了。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在这个人人寻求张扬个性的时代，大众传播可能成为有效地凝聚人心的工具。那这和“中国人信仰的重建”有什么关系呢?

没有信仰的人，做事没有底线。没有信仰的民族，无法在历史征途上走得太远。信仰能使人“知足知不足，有为有弗为”，信仰是真正能使人守住诸如“八荣八耻”等道德观念的根本力量。借用笔者一本专著的书名，只有信仰能“让高尚成为自然”。在人与人关系相对疏远，人相对于单位来说已从依附走向独立的今天，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最高境界就是“让高尚成为自然”，亦即不必由个人、组织、媒体由外而内地向大众灌输一大堆谁都记不住的规定、戒律、法则，而是让人们由内而外地追求真知、良善、美德。目前中国的主流道德宣传和倡导有一种倾向：所有普通人都应遵守的常德被忽略，较少数人能达到的美德被拔高，圣德(只有极少数人可以达到的舍己为人的境界)被泛化[1]。这种道德传播和倡导方式无法收获大面积的良好效果，已是不争的事实。

于是，我们回到“常德”这一基础上，重新审视中国人的信仰危机。哲人说过，人之所以苦恼，根源在于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们再把这个论点做一点延伸：人不仅需要知道自己是谁——身份认同(Identity)，而且需要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有什么能力和长处(Strength)，还需要知道自己必须做什么——使命(Mission)[2]。对个人来说，这ISM是安身立命的本钱，对国家和民族来说，这种“主义”(-ism)又何尝不是切实可守的信仰底线呢?任何正当的信仰都包含这3个最基本的因素。尤其是在全球化的时代，在中国长大的城市少年可看到好莱坞大片，吃麦当劳和肯德基的食品，穿阿迪达斯的运动衣，玩日本的网络游戏……那么，他们是什么意义上的“中国人”?Identity，即身份认同，特别是个人相对于国家而言的身份认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如果说，在面对帝国主义的枪炮时，中国的媒体和民众都曾清醒地记得“我们是中国人”，那么，今天的中国媒体“身份”复杂而微妙：既要充当外国名牌产品的推销者，又要教育民众“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从更深刻的层次上说，像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这样的节目倡导的是主流价值观，它们的内容立足于公民道德建设，但紧随其后在各级电视台播出的许多电视节目所宣扬的往往并不是社会理想，而是各种非主流的、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常常突破道德底线。换句话说，媒体之建设信仰的功能常常被负面的破坏功能抵消。如此多种力量综合起来作用于生活在复杂社会环境里的观众，最终的“传播效果”如何测量? 能否测量?这些问题令我们认识到经验学派在方法论和方法上的局限，也引起我们对基于中国传播现实的研究的思考。

行文至此，是否可以这样说：小至一介平民，大至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没有什么超越世俗的信仰，起码也应该明确自己的身份、能力、使命。使命改变生命，有信仰、有使命的人都知道自己愿意为什么而死，所以才知道应该为什么而活。在中国这样一个世俗精神较强的民族国家，不宜生硬地“引进”和“提倡”外国的信仰，而应着力建设本土的“信仰”，或可称为“准信仰”，即划定人人记得住、人人守得住的最低标准：identity，strength，mission，所谓新“主义”是也。

如此说来，中国的传播现象和传播学研究与中国人信仰的重建息息相关。我们所提出的ISM既是传播的主要内容，又是传播的目标。其中，Identity(身份认同)是其他两大要素的基础。从理想化的意义上说，每个中国人都应成为中华文化的载体，而中华文化既有“上下五千年”的传统，又面临全球化的挑战。究竟如何界定中华文化及其载体?这是包括大众传播媒介在内的社会各组成部分共同面临的问题。“我是谁?”——相对于国家而言，相对于社会而言，相对于他人而言，乃至相对于天地和其中广阔的世界而言，这个问题是困扰转型时期中国人的问题，也是传播学者可以携手传媒工作者及文化学者共同关注的问题。

然而，就目前学界的情况来看，由于部分以西方的研究方法作茧自缚，对媒体的传播内容和传播方式的研究多限于局部、表面，对于传播效果的追寻更是浅尝辄止。学术研究要有生命力，必须讲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指导思想。传播学研究在中国获得大发展的这些年，遵守学术规范的论文多了，但应防止“精致的平庸之作”的大量出现。所谓“精致的平庸之作”，即中规中矩，在方法的运作程序上无可挑剔，立论也四平八稳，最后得出无关痛痒的结论。想到关乎民族命运和国家前途的“信仰”问题，我们显然不能满足于这样的研究。

笔者曾在一部著作中从资源的角度如此“定义”一个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家是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和象征资源的有机组合。其中，象征资源往往是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互动的结果。例如，珠穆朗玛峰独自矗立在中国和尼泊尔边界，是我们的物质资源的一部分。当中国登山队员将五星红旗插上珠峰之巅，这一人力资源与物质资源之间互动的壮举便演化成了象征资源。传播行为在这种组合中的作用就是运用象征资源以调动人力资源，达到对物质资源的优化利用。当然，遵循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利用物质资源的终极目的还是为了实现人的优化发展。现实没有这么简单、机械，但中国文化所拥有的象征资源可谓丰富，我们应当关注和研究媒体如何对它们加以利用，使之实现社会动员的目标。这就牵涉到下一个研究课题。

二、拿什么感动你，今天的中国人

传播学原理和切身体验都告诉我们：信仰、价值、思想的转变常常从感动开始。有人会问：今天的中国是媒介的天下，我们还缺乏各种各样的感动吗? 从岁首到年终，满天的泪水在飞，各种类各级别的“感动”评比层出不穷，人们在挥洒眼泪方面，表现出了与禁欲年代截然不同的慷慨。是的，在节目现场，在摄像机前，人们很“感动”。然而“感动”持续多久? 这难道不是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吗?

笔者每年都要接触数以百计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每年都向不同的学生提出同样的问题：什么样的媒介内容最能感动你? 曾经感动你父辈的内容，现在是否还能打动你?小时候令你感动的内容，现在对你还有同样的效果吗?如果你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已经成型，其主要来源是什么?

以下是对一些比较典型的回答的综合与总结：

——许多女生喜欢安徒生的童话，如《海的女儿》，还有意大利文学名著《爱的教育》，认为类似作品可以感动她们一生。同时，她们还提及中学时代阅读的《读者》杂志的文章。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主要来源是对类似上述经典书籍和畅销杂志的阅读，但成年以后心境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接触的传播渠道和媒介更加多元，对少年时代的认识会做一些“修正”。也有学生说电影《妈妈再爱我一次》给了她们最深最长的感动，因为它满足了人们的心理需要，能引起精神上、心理上的共鸣，令人从中有所收获，有所感悟。而那些所谓的“大片”，给予人们的顶多是视觉和听觉上的刺激、快感和享受，不是心理上的满足与共鸣。看完之后走出影院，头脑一片空白。

——男生和女生都普遍反映中央电视台的《感动中国》节目深深地打动他们；有的男生则特别喜欢《离开雷锋的日子》这部影片，认为乔安山“是个真正的男子汉”！还有的男生把这一“称号”给了小说《平凡的世界》中的主人公。不论男生还是女生，都有许多人谈到2001年7月13日北京成功获得奥运会举办权的时候，电视上的场面给他们的心灵以“极大的震撼”。

——不论男生还是女生，都有许多人认为，在媒体报道重大历史事件的关头，他们和他们的父辈同样受感动，而真正能长久持续地感动他们的媒介内容，其实还是很“传统”、很“经典”的。他们普遍相信，世世代代的人都承继着同样的人性，人有许多共性是造物主赐予人的“基础结构”的一部分，因此，不同时代的人完全可以为相似的媒介内容所感动。这也是产生不朽的经典的原因。

依此总结，我们真该反思一下我们提出的研究问题了：拿什么感动你，今天的中国人?这个伪问题是否应该换个问法了?难道今天的中国人与过去的中国人和未来的中国人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吗?人的基本欲望、基本情感、基本行为方式不变，正如作家曹文轩所说，“生死离别、游驻聚散、悲悯情怀、厄运中的相扶、困境中的互助、孤独中的理解、冷漠中的温情”是不变的感动元素。也许，传播技术力量的裹挟确实使人感到无所适从，正如我们的许多传播学者也忙于研究“新技术对人们交流方式、表达方式的影响”等课题，而忽略了最根本的、人人称变的世代中的“恒量”——人性。人性是不变的，变化的是其表现方式和表达方式。明白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多少有些释然：“今天的中国人”并非不能被至真至善至美所感动，也并非他们太容易为小真小善小美洒一掬同情与理解之泪。造成“泪水满天飞，感动无处追”的原因可能在于媒体太过注重“煽情”而非“真情”，刻意追求“感动效应”，结果就是滥情。

调查访谈还有另一个发现，那就是传播活动的效果经常违背传播者的初衷。举几个例子：《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曾经感动并影响几代中国青年，但当笔者询问不同年龄段的女性：哪个人物给你的印象最深刻，她们众口一词地说是冬妮娅，也就是作者试图批判的“资产阶级小姐”。为什么呢?她长得漂亮，穿着得体，举止活泼，聪明大方，在我们曾经有过的禁欲的年代无疑给人们的眼前带来一抹亮色。电影《英雄虎胆》中风情万种的女特务阿兰与深入敌人心脏卧底的我军侦察科长曾泰的一段伦巴舞，又曾经引得多少观众争相模仿，可能比英雄的机智勇敢更吸引人。记得有一位著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说过，她小时候最喜欢看电影中的“女特务”，因为只有她们能烫卷发、描眉毛、抹胭脂、涂口红、戴首饰、穿旗袍、蹬高跟鞋，特别“臭美”。这些现象说明什么?我们是否应该批评这些观众的口味不健康?不然。他们还是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各种革命英雄主义作品的宣传主旨，只不过万古不改的人性——喜欢美丽事物的天性，使他们格外注意这些原本的配角和细枝末节。现在看来，只要这些“意外”的关注不搅乱大众对Identity-Strength-Mission的吸收，也算是“寓教于乐”了。

说到这个话题，我们联想起另一个相关的现象，那就是目前中国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中充斥着“乏味的好人”和“有趣的坏蛋”的形象，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读者和观众审美心态的混乱，不利于正面思想的传播。出现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这都是值得传播学者探讨的。

对于传播学研究来说，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什么样的感动有助于形成或改变一个人的价值观，有助于赋予个体一种情绪和思想上的归属感，从而使其更进一步明确意识到自己的身份，正确认识自己的能力，切合实际地定位自己的人生使命。当然，这样的转变过程在年轻学子身上相对比较容易实现，这也是为什么笔者选择了身边的学生作为访谈对象的原因。

同样值得研究的是，在这“文化工业”产品甚嚣尘上的时代，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的某些互动并不提供上述理想化的情感支持。以下现象应引起我们的关注：笑声和泪水是否应该成为商品——某些文艺传播现象对信仰重建的威胁。

商品经济的大潮滚滚而来，引发了一系列令人忧心的“商品现象”。其中，文艺界最使人担忧的现象之一就是“笑声和泪水成为商品”。各种欠缺艺术品位和思想高度的“搞笑”作品在电视荧屏上层出不穷，为搞笑而搞笑，“包袱”频抖，但人们在笑过之后什么也没留下。只有快感而没有美感，更唤不起人们心中对崇高的向往，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笑声如此，泪水也如此。可以说，现在观众的泪水“贬值”了。为什么?因为荧屏和银幕上有许多生编硬造的“煽情”故事和场面，可以让人在观看时“哭得一塌糊涂”，但看完后走出室外“阳光灿烂”，“我心”并不“永恒”。

为什么上述现象大行其道呢?究其根源，可以从两方面来说。一方面，商业利益的驱使令媒体和赞助商不断推出可以让受众在感情上“过把瘾就忘”的“艺术快餐”(假如这些产品还称得上“艺术”的话)，受众忘得越快越好，因为这意味着新的“快餐”又可以迅速地占有市场。其实，回想我们今生已经有过的艺术欣赏体验，真正感动我们教育我们的作品并不在于数量上的多，或者制作和运作上的“声势”，可能就那么几部，甚至是一部，却让人几十年难以忘怀。另一方面，当今社会的人生活节奏确实快，特别是都市人，快得眼花缭乱；压力大，在心理上自然就寻求快速补偿和快速放松，想用最少的付出和代价得到最快捷的情感疏通。问题是，我们的媒体把受众的笑声和泪水视为商品，只给人提供“即刻”的满足，过后受众还得自己去面对空空如也的心灵。这样的艺术生产理念绝对谈不上“以人为本”。相反，这是对人的感情的不尊重。简言之，赞助商和媒体“合谋”设计了这样一个“让人醉而不让人累”的情感消费圈套。

受众就应该心甘情愿地钻这个“圈套”吗?乐此不疲?这不是长远之计。个人的感情纯净，境界高尚，有助于净化社会风气。古今中外的有识之士都认为，文艺作品要有教益，还真必须让接受者动一点心思，费一点力气。Nopains，no gains.没有痛苦就没有收获，这是尽人皆知的常识，在艺术欣赏领域也不例外。从目前的情况看，笑声和泪水之所以成为商品，还因为赢得廉价笑声和泪水的内容最容易赢得掌声。掌声也“降价”了。

吸引了大量观众的各种冠以“超级—”名目的电视节目，貌似鼓励人们张扬个性，通过个人奋斗取得名利，但在观众越来越廉价的掌声和笑声中，无论是看的人还是被看的人，都只能迷失真正的自我，忘却自身原本可以得到健康释放的身份认同，把自己淹没在“我像人人，人人像我”的海洋里。

经典的传播学理论认为，传播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娱乐。文化研究学者可能会说，传播离不开意识形态，即便是娱乐传播也在向人们传递某种有关如何娱乐的思想。正是由于传播内容不可避免地负载着各种各样的思想和情感，当笑声和泪水从发自内心转向依靠外来刺激时，可能出现一种情况：人们不再把真正的感动当一回事，感动不再和信仰、价值之类的核心观念相联系，传播的思想启迪力量被大大削弱。

多少经过传媒“放大”的精神垃圾在吞噬着读者观众的心灵空间，挤占原本应该属于真知和良善的地盘！当人们对精神世界中的罪恶麻木了，陷于其中不能自拔，心灵结茧，耳朵发沉，听不到真理的呼唤，难道有觉悟的学者可以袖手旁观，无动于衷?如果说，新闻工作者是时代航船上的瞭望哨，那么，传播学者便是时代旷野里大声疾呼的先知。

当下的中国社会现象日趋多元化和多样化，核心价值观念常常淹没在各种由媒体策划的事件中。为了在“注意力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吸引最多的人，几乎所有人都在呼吁要对各种人和现象持“宽容”的态度，甚至有学者公开说和谐社会应该是“君子可以独善其身、小人亦能自得其乐”的社会。笔者认为，这是对和谐社会含义的曲解。和谐社会并非特别能藏污纳垢的社会，它应该是一个干净的社会，人们疾恶如仇，但又怜悯犯罪的人，目的是为了让作恶的人从犯罪的路上回转，改邪归正。这就要求我们的研究者和媒体从业人员引导广大读者观众听众正确区分“宽容”(tolerance)和“怜悯”(mercy)两个概念。我们不能一味地宽容人性的恶，但我们都应怜悯难免恶性的人。

当然，乐观的人可以看到正面的例子，只可惜，目前这样的例子还是例外，尚未成为“常规”。比如怀念人民卫士任长霞的节目“永恒的彩霞”，就不是凭借煽情的手段赚取廉价的泪水和掌声，而是以内容的真实和情感的真诚打动观众。套用已故著名作家孙犁的话：文艺，就其终极目的来说，歌颂人民精神世界中高尚的东西是它的主要职责。

如何使我们的媒体和文艺工作者不忘崇高使命的呼唤，尽力避免让笑声和泪水成为商品?传播学研究大有可为。如何为之?这是研究方法层面的问题。

三、研究方法的侧重点：从“机制”（mechanism）分析转向“个人”（man）关怀

欲成一学派，必须有自己独特的核心概念、理论和研究方法。本文自然无法完成所有这些要素的建构，只能在理解传播与信仰重建关系的基础上，约略地指出一种研究路径的发展方向。

国内外文献中，关于传播效果“机制”的宏观和微观分析可谓多矣。乍一看，名目繁多，内容丰富，而实际上，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它们共同的脉络：传播，特别是大众传播，在现实和受众之间制造一个拟态环境，在人们心目中是先有地图，后有疆土；用英语说，就是the media mediate between the audience and reality。久而久之，人们接受了媒介为他们提供的现实图景，误把图像当现实。各派理论之间少许的不同仅仅在于它们用不同的比喻陈述现实世界如何经过媒介的处理“转手”成为虚拟的世界。“受众”的概念已经为学术共同体习以为常地接受了，却鲜有人质疑这一将所有置身于媒介内容影响之下的人作为一种“匿名群体”的做法是否合理。

回首中国在不远的过去有过的“群体信仰史”，我们看到，靠行政手段加上媒体的高压宣传营造出来的所谓共同信仰氛围，其实只有很脆弱的制约力量。集体的思想暴力不可能培育出恒久持续的高尚信仰。一旦这种外在的压力解除了，原先看似铁板一块的信仰群体也就土崩瓦解。无论有什么正当的信仰，信仰都是高度个人化的事情。其实每个人都有信仰，声称什么都不信的人相信的是他自己。因此，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研究信仰的建立和传播，我们面对的是高度异质化的群体，不是传播学主流研究中经常选取的那种同质化的群体。更进一步，参考西方宗教史上各种信仰复兴运动的经验，个人的作用不可低估。一对一的传播和人际传播也曾表现出不可替代的优势。但有些观察家认为，如今“上帝”也上电视了，上网络了，我们应该注重研究“人机传播”了。种种说法，不一而足。但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从心灵到心灵的传播方式和感动过程不可替代。以人格塑造人格是培养任何一种正当的、高尚的信仰之信徒的有效途径。至于这种效果如何实现，需要传播学研究者使用新的研究方法去探索发现。在传播技术大发展的今天，“技术面前人人平等”几乎已经成了一种广为接受的假设，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命题在过去几年里红遍中国就是一个佐证。对此现象的一种可能的解读是“人”(man)已经淹没在传播“机制”(mechanism)里。

但是，就传播与信仰的关系而言，“人即是讯息”可能是更贴切的命题。美国有句谚语：one who is sure of himself will be more than glad to let others be what they are.中文大意是：一个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没有疑问的人，会很乐意让别人保持他们的身份独立性。在中国人信仰的重建方面，我们也不能继续秉承过去的群体法则，而必须接受人们表现和表达个性的需要，探索和研究那些既能够有效地引导他们明白自己的身份、能力和使命，又能允许他们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的传播途径与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的实证研究方法有着明显的局限。目前我们比较明确的一个认识是：传播效果研究的路径应该部分地从注重机制转向注重个人，包括个人的心理活动、感情变化、思想演进、观念形成，乃至信仰建立。这些都不是将“受众”作为一个匿名的群体进行研究可以达到的目标。

从哲学高度上对“机制”(mechanism)与“人”(man)的关系进行思辨，我们发现：人性相对恒定，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转变的是约束人性之表现方式的“机制”。从传播学发轫以来，学者太过注重对千变万化的机制的研究，相对忽略了对一切社会科学理论的根基的反思，而这一根基便是关于人性的假设。西方的新闻自由和传播权力等理论基于“人是理性的”这一假设，但实践早已显明该假设的谬误，如今到了我们重新寻找和建立相关假设的时候了。

在我们每天接触的主流媒体新闻中，经常有这样的措辞，“演出(晚会)气势恢弘，高潮迭起，在场的所有人都深深地被感动了”。作为一种新闻语言，也许这是可以接受的，但对于学者来说，不能做这样空泛的假设。每个人是否被感动、感动的程度如何、感动对于他/她的信仰和价值是否产生影响，都是难以测度的，不能想当然地下结论。如果非要使用西方社会科学的定量调查方法、实验方法等对这些现象进行测量，结果也许令人啼笑皆非。气势也好，高潮也罢，说到底都只是一种“节目”(program)，注重的不是“人”(people)，再多的花样也不能保证核心信息深入人心。

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许多人在承受社会发展的代价。严格地说，所有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分担着这些代价。因此，人们时常感到无所适从，格外需要安慰、鼓励、希望、方向感和归属感。如果说，在所有的其他“主义”都“过去”之后，还有什么可以凝聚全民，那就是以本文开篇提出的identity-strength-mission为主要内容的、可操作的爱国主义。但鉴于许多国人对“主义”这个词过敏，还是用我们的ISM为妙。这一切都离不开媒体的功能，但又都不是仅仅依靠媒体就能实现的。笔者以为，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可以抓住这一契机，将包括媒体在内的社会功能群体“一网打尽”。假如本文提出的一些概念和观点能够作为这项大工程的几块小基石，那也是莫大的幸运了。

四、结语

20多年前，曾经读过《乌托邦》一书。书中描绘的理想社会令人想起《太阳城》中相似的美好前景。可惜，当时我们便已悟到这样一个真理：只要这个星球上没有一个可以消化和处理人类的所有恶性、恶行、恶果的地方，全然理想的社会就无法存在。人们早已习惯将个人的恶归咎于环境，似乎忘记了人心本身才是善恶之源。使人明辨善恶的恰恰是信仰的基本要素。事实并非像西方自由主义学者所鼓吹的那样，只要人人有说话的自由，天下就太平了，社会就进步了，真理就浮现了。也许是经历过市场经济发展期的社会都难以躲避的劫难吧，当社会的传播主流不再是“从心到心”“从人到人”，而是汲汲于吸引耳朵和眼球，传播学研究者便需要警惕了。

当然，套用一句已经被用俗了的话：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国人信仰的危机可能是中国传播学研究的机遇。研究信仰的重建呼唤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这一要求为进一步的跨学科融合提供了外在合理性。从大的走向上说，传播学研究已经到了应该“向内看”而非“向外看”的时候了。这一对词组有两层意思：一是不要一味地模仿和借鉴国外的理论与方法，而应立足于本国的情况，着眼于本土的思想，挖掘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理论资源；二是传播学研究关注的重点应该从传者、受者的外部环境及其他可测量的因素转向他们的内心状况。只有充分了解当代中国人的内心世界，才有可能“重建”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长期以来，中国学界关于学术的“有我”与“无我”之争，在我们这里找到的答案和选择是“有我”。“无我”的学术把研究者假定为价值无涉的，全然中立和超脱的，研究的成果与结论与“我”无关。“有我”的学术则指研究者对研究贯注个人信仰、情感、意志、兴趣、生命体验，最后得出的结论让人一眼就能辨认出“这是某某学者的思想成果”。我想，中国传播学研究在继续发扬追求客观的传统的同时，也需要这样的“有我”的学术。何况，“有我”的学术有利于培育大师，而“无我”的学术充其量只不过是造就几个研究匠。

也许有人会觉得本文的探讨聚焦于“形而上”的问题，并且有理想主义的色彩。诚然，我们关注的问题是有关人的精神世界的终极问题，似乎比较宏大。但扪心自问，人文社会科学治学的目的不是为了实现人的心灵的解放吗?王国维先生曾经发出这样的叹息：“欲觅吾心已自难，更从何处把心安”，表达了一个国学大师通过孜孜矻矻于学问而寻找心灵家园的愿望和无奈。既然人类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传播，既然治学的目的是建设心灵的家园，那么，传播学者岂非处在寻找构建中国人，乃至全人类心灵家园之途径的最佳位置上?“心灵的解放”绝非某些“新新人类”所标榜的“青春永驻，自由无度”，而是人的心灵从各种可能引人作恶的意念中得到解放。如果说，一个真君子并非永远没有卑下的情操，而是不屈服于卑下的情操，那么，一个真正的“自由人”，就是脱离了一切卑下的心怀意念控制的人，只会行善而不会作恶的人。这可能吗?靠着信仰的力量，这种奇迹是可能出现的。拥有对于高过自身的真理的信仰，总强乎没有高尚的信仰。信仰和理想之于每个人，就如同天上的星星之于远航的人，人们永远够不着星星，但星光却能为人们导航。假如中国的大众传播媒体也迎合社会上不健康群体的口味，放弃理想，消解崇高，那么，最后的恶果便是助长国人“失却方向感”的倾向，导致许多中国人忘记自己的身份认同，忘记自己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优势，忘记自己的人生使命。

我们期待着能够感动人、启迪人、造就人的学术研究成果的出现。我们期待着更多“除了真理，别无所慕；除了罪恶，别无所惧”的优秀中国人的出现。

中国传播学高端学术研讨会(2007年8月）主题发言论文。

[1] 参见杨曾宪：《文明失范、道德腐败与常德缺位》，《吉首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2] 陈嬿如：《中国市场经济时代的传播战役与民族凝聚力》，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