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维系人心的信仰系统

重建维系人心的信仰系统

郭齐勇

启蒙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理性的普遍性的高扬。启蒙理性与科技的片面发展或所谓现代性带来人的异化，人的整全生命的被肢解，人变成了理性的工具，人变成了物化的对象，人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主体，人丧失了自己的全面性。针对康德“什么是启蒙”的问题，福柯在二百年后解释道，启蒙即是“出路”。这种解读意涵着:“启蒙既不是一个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的理性的纯粹的运动，也不是人类的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一个族类对另一个族类，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教化。每一个个体作为自为者都是启蒙的主体;与此同时，每个主体对于任何一个主体都可以是，或者应当是一个批判性的主体……他本身就承荷启蒙和驱动启蒙。”^[1]

杜维明先生认为，西方“启蒙心态”所代表的人文精神的特性是人类中心主义，强调工具理性，而不是沟通理性，突出实用、功利。例如，富强是价值，不能富强就是非价值。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另一层意思是反对神性。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知识界主要崇尚的是这种具有排斥性、侵略性的人类中心主义，即反自然、反宗教、反传统、反精神价值的现实主义、功利主义、物质主义、科学主义和单线进步观，而忽视了宗教信仰、社会习俗、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礼仪、体现爱心的渠道、心性修养、民间艺术等的存在意义，甚至要消灭汉字、中医、古建筑等，取消具有民族性、民间性的丰富多样的宗教、语言、伦理、艺术、习俗。其实，各种类型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都有深刻的意义与价值。五四以来成为强势的“启蒙心态”，并不能提供足够的资源而使我们从容面对21世纪。我们应该有更高的人文关怀，更丰富的意义领域。生态环保、多元宗教的思考有助于我们反思“启蒙心态”。对启蒙价值—— 个性自由、理性、法治、人权等等，今天都需要作出重新思考和超越，并相应辅以群体公益、同情、礼仪教化、责任等价值。^[2]

正如陈来先生所说，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于1958年发表的《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确实值得我们检讨，近年来对这个宣言也有很多讨论。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强势的意识形态是启蒙理性，启蒙理性渗透到各个方面。在那个时代，对于宗教、神话、艺术、哲学、民俗等前现代文明的解读，基本上是以科学至上观念作为参照系，孔德的神学、形上学、科学的三段论进化观成为解释学框架，当时就要以科学衡量一切，形成一种排斥宗教、排斥自然的寡头的人文主义。蔡元培先生所说的“以美育代替宗教”，就表明宗教在当时已成为负面的东西。胡适之先生讲科学成了无上的尊严，信仰科学的方法是万能的。所以我们看傅斯年先生为中研院史语所制定的原则，他要把历史学建设得如同地质学和生物学一样精确，他说如果你既要讲仁义礼智信，又要研究历史学、语言学，那就不是我们的同志，就要开除出去，因为我们是科学的历史学和科学的语言学。这样一来人就不能有信仰，甚至仁义礼智信这些道德观念都不能有。那时包括新儒家人物，如梁漱溟、熊十力等，也是在同样的思想框架中讨论问题，所以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也承认我们没有科学;熊十力先生的《读经示要》、《原儒》为了阐扬儒家价值，就把古代科学发明都归功于儒家;这种讲法的框架和前识，也都是科学至上。所以史华慈说，自由主义、激进主义、科学主义、文化守成主义等几个思想派别都在同一个架构之内运思，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与当时中国的救亡图存乃至进步观都有关系。当然，现代新儒家与自由主义、激进主义、科学主义的最大不同是强调中华人文的道德精神有安身立命的意义。

1958年宣言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唐、牟他们到香港之后，才理解西方思想的深层意蕴和深厚价值其实还是来自宗教，于是他们才说我们也有宗教，宋明理学中就有宗教意蕴。所以1958年宣言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与熊十力、胡适之、冯友兰那些人要发掘中国的知识论、逻辑学乃至科学，从而与西方相媲美不一样，唐、牟等人要高扬中国的宗教来与西方媲美。他们认为儒家的天和天道是具有形上的精神生命的绝对实在，天道有超越的意涵，超越的天道贯注于人生，成为人性，人性就成为既超越而又内在的天道精神，天道在“我”心中，“我”就是天道的显现，这就是宋儒的精神。天道是超越而内在的。关于“超越内在”问题，当然有许多是非纠葛，但无论如何，他们强调的是中国文化内蕴有一种和合性的、天人合一的、超越世界和伦理世界沟通的道德宗教精神。所以，在1958年宣言中，唐、牟等人所作的中西比较，参照系已经从科学转变为宗教。当然，不管这两代知识人对于西方的宗教和科学如何理解，其实西方的宗教和科学本来就是分不开的，没有西方的宗教，哪来西方的科学呢?

从近现代中国人对于宗教的理解，就可看出当时中西比较的潜台词。因为我们处在劣势状态下，为了取得一定的话语权，当然要与强势方面相比附。这就涉及儒学是不是哲学、是不是宗教等问题，乃至关于儒教的讨论。而所有这些问题或讨论，都与启蒙的背景有关。启蒙价值肯定是中国走向现代化所必须接受的重要价值。自由主义和现代新儒家都批评中国前现代文明中与启蒙价值相违背的方面。因此，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以启蒙作为标准来评判中国本有的学术和文化，理解其正面与负面，我觉得都是具有合理性的。

只是到了现在，我们才可以稍微超脱一点，用平等的心态来看待古今中外的传统。关于西方单一神的启示宗教、儒道同它的差别、佛学同它的差别等，非常繁复。过去连欧阳竟无大师也承认佛学非哲学非宗教，当然也说亦哲学亦宗教、超哲学超宗教。他的意思是说佛学不是神的崇拜，释迦牟尼是人，佛教是无神论宗教，其中的潜台词也是说，佛教不能归结为宗教，因为宗教在当时似乎是一个不太好听的名称。其实西方启蒙与它的宗教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中国知识分子所简单化理解的启蒙精神却是排斥性的，排斥宗教，排斥传统，甚至排斥自然。我们现在的启蒙反思，在一定意义上可能还是要还原西方启蒙的本义，以及中国近现代借助于启蒙来批评自己传统的时候有哪些误区，有哪些不是平实地理解西方传统和中国传统的方面。“天人合一”现在被大家讲成是一种环保意识，这也是很危险的，“天人合一”绝对不只是环保意识，它实际上是带有神秘性体验的、带有敬畏或信念的、对于中国大传统中具有神秘性和宗教性的天、天命、天道的崇拜。这就涉及反思启蒙还是要正确地理解中国的人文精神，而中国的人文精神和价值理性则是与敬天法祖的信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我们讲儒学，讲中国人文精神的重建，就离不开儒家传统中伦理层面、民俗层面、日用不知层面的背后都有一种深刻的超越的形上的存有，一种神圣感、使命感、责任感，一种如同《中庸》所阐明的凡庸与神圣的关联。现在大家都感到，科学和知性的傲慢即将过去了，当然也还有人抱持科学、知性傲慢的心态，因此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现在更大的问题则是，儒家这种非制度化非组织化的人文教，在传统社会结构解体了的现代社会如何存在与发挥作用?

东南亚一些国家认为儒教或孔教不是宗教，它没有合法性，那么它在现代化的生活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都存在很多问题。虽然儒学还是与传统社会一样，它的影响力还是渗透到各个家庭，仁爱、忠孝、和谐、重视教育等价值还在民间留存，但是由于它不是制度性的宗教，要想重建，就比不上佛教、道教那样方便。佛教、道教是政府承认的合法宗教，而儒家只是文化思想。我们的社会制度已经不是传统的社会制度，没有家族宗法制度、考试铨选制度、文官制度等建制，所以儒学在民俗层面、制度层面、观念层面的全面推广还是存在很多问题，还要想一些办法。

我们现在讨论社会主义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我想应该是以“仁爱”为核心，作为第一范畴。这代表中国与外国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基本情结，又有当代的、世界的意义。我们要反思启蒙，重建传统，但许多社会人士还是觉得传统与我们是隔膜的。我们也去民间讲学，通过各种渠道阐扬传统精义，与此同时也认识到我们没有像台湾地区那样，让每个接受国民教育的人都读《四书》，这就使我们在讲学时感到很费口舌，很难让青年人甚至中老年人明白我们的传统中也有与西方宗教一样可以维系人心的安身立命之道，以对治人性之恶。大家都看到中国现在有些乱象，有人杀人如杀鸡一样，人们完全没有安全感，收拾人心已经到了非常迫切的地步。我们如何说明都是以爱为教的儒家以仁爱为中心的精神与西方观念中的博爱既有关联又有不同?虽然在老百姓的生活中，他们并不知道什么是儒学，但是在华人社区的现代化、世俗化过程中，到底大小传统中的信念是怎么在起作用，通过调查，可以知道华人社区、包括中国大陆，孝悌、家庭稳定和凝聚力、重视教育、重视诚信等儒家价值没有死亡。但是儒家价值在救治人心、整合社群方面的作用，还有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我们讨论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工作伦理、社群伦理，重建中国有序化的经济、社会秩序，我们确实觉得应该重建一种天、地、物、人、我的良性互动的关系，重建有约束力的信仰系统、真正有精神家园、归宿感的文明。政治层面的信仰与终极的精神层面的信仰是不同的，不可互相取代。总的来说，我们反思启蒙，要能够把这方面的成果转化到当下社会生活和民间教育，特别是青少儿教育中去，要重建根源性，还需从民间社会和家庭、社会、学校教育，特别是国民教育做起。

【注释】

[1]韩水法:《启蒙的主体》，《开放时代》2008年第5期。

[2]参见郭齐勇:《论杜维明学术思想》，《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4期。另参见胡治洪:《全球语境中的儒家论说:杜维明新儒学思想研究》，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