态度与评估

20世纪80年代,社会心理学家借鉴认知心理学中内隐记忆与外显记忆的概念,开始将态度研究的重点逐步转移到自动评估与受控评估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上。Greenwald(1995)最早提出了内隐态度(implicitattitude)的概念,认为内隐态度是个体无法内省识别或无法精确识别的过去经验的痕迹,这些痕迹会调节个体对社会对象的好恶、思维与行为。态度研究逐步形成了双态度(dual G attitude)系统的理论框架,即态度同时包含内隐态度和外显态度(explicit attitude)两套系统(Wilson,2000;Greenwald,2002)。大多数态度研究认为,内隐态度由自动评估过程形成,快速且不被意识所感知;外显态度由受控评估过程形成,缓慢且经过深思熟虑。Maisonetal．(2001,2004)通过实验验证,与单独使用外显态度预测行为意向相比,加入内隐态度大大提高了对行为意向的解释力度。Wankeetal(2002)通过研究指出,对消费者的品牌选择进行预测时,同时考虑消费者内隐与外显态度的效果比单一考虑其中的任何一个都要好。

Gawronski&Bodenhausen(2006,2007)提出了联结性－推理性评价模型(Associative-Prepositional Evaluation Model,APE),认为对于特定态度对象,个体首先基于自己的无意识情感反应做出联结性评价判断,并表现为内隐态度,随后推理性评价过程评估该判断是否合理,并表现为外显态度。这意味着自动激活的内隐态度可能是影响行为的先导性因素,外显态度则是个体对内隐态度的有效性进行评估的结果。大量研究支持了这一观点(Fazio,1999;Shiv, 1999;Rebecca,2009),Nosek(2003)指出,内隐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预测外显态度。

也有一些研究持内隐态度与外显态度相互分离的观点,认为内隐态度与外显态度是两种不同的内在心理结构,具有不同的心理加工机制(Greenwald, 1995;Dovidio,1997;Wilson,2000)。Banaji(2001)认为,许多研究中内隐态度和外显态度间的相关性非常低,提供了两者相互分离的证据,并认为外显态度反映了个体的意识性思维,内隐态度则可以规避意识的作用,相对难以被意识性思维接近,两者本质上的差别说明其相互关系应该是分离的。

一些神经科学的研究则表明,自动过程和受控过程之间的交互关系可能要比理论模型复杂得多。2003年,Berntsonetal．应用核磁扫描技术,比较了不同态度水平下对刺激的内隐评估与外显评估的加工处理过程。其研究发现,双侧杏仁核、眶前额叶皮层以及右侧脑岛等区域参与的自动评估过程与深思熟虑无关;而当被试报告自己的动机或设法去控制和改变自己的最初态度的时候,大脑活动表现出很大的不同,前扣带回、腹外侧前额叶、背外侧前额叶和外侧前额叶与评估态度的控制评估有关,这说明做出这种评估需要对态度的形成进行一个额外的控制加工处理,以便对其进行修正,而大脑的边缘系统可能会与刺激的效价和唤醒程度有关,它们在加工处理复杂的评估任务时候才会被完全激活(王小毅,2008)。

Cunninghametal(2005)采用事件相关脑电位(ERP)方法,比较了评估任务与非评估任务的处理过程,发现刺激呈现后约450毫秒,评估任务与非评估任务均出现单侧化的晚期正电位(LPP);而当刺激呈现后约800毫秒,评估任务的电位却要明显大于非评估任务。这可能意味着,自动评估主要是处理效价问题,而随后是深思熟虑的评估过程,两者在晚期ERP成分上存在一个交叠。

Cunningham&Zelazo(2007)根据脑成像研究提出“重复加工处理”模型并提出了神经回路假设,认为评估处理可以在单一系统下通过重复回路来完成,不过内隐评估的重复要比外显评估少。这意味着,评估加工处理可能先由最容易获得的某方面态度来决定,初始反应再依靠边缘系统的广泛联结被进一步传递到感觉和注意加工处理区域。

ERP相关研究发现,晚正电位LPP(Late Positive Potential)能够对评估后所形成的态度敏感(杨青松、钟毅平,2008)。右侧LPP与负性评估有关,而左侧LPP与正性评估有关(Davidson,2004;Cunningham,2005),消极否定的评估态度会比积极肯定的评估态度引发更高的晚期正电位LPP(Ito,2000)。这表明LPP可以用来检验对刺激的评估性态度的形成。而一些研究用启动范式来考察态度加工中的N400(400毫秒负波)现象,发现了内隐态度的自动激活现象,这些结果说明了N400可以用来检验内隐态度的自动激活(杨青松、钟毅平,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