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至上主义导致文化的贫困

哈贝马斯在对科学技术的态度上与他的前辈是一脉相承的。正是在哈贝马斯那里，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的命题得以彻底清晰。《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一文是哈贝马斯关于科学技术问题的集中阐述。这篇论文是为了纪念马尔库塞诞辰70周年而作的，在论文中，哈贝马斯通过与马尔库塞的对话，进一步阐明了自己对科学技术的态度。马尔库塞指出科学技术是发达工业社会的一种生产力，哈贝马斯在此基础上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位的生产力”，更明确地突出了科学技术的巨大影响力。正是由于它的巨大影响力，科学技术就有可能影响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这就奠定了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性的基础。

虽然哈贝马斯在此问题上与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的研究路向是一致的，但是后者并没对科学技术这种意识形态的特征作出具体说明，而哈贝马斯则进一步指出科学技术是一种新型的意识形态，即它不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控制的传统意识形态，而是通过社会生产提供富裕生活，自下而上地获得人们对社会的忠诚。这种意识形态性导致了技术至上主义的出现，技术至上主义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在文化领域的扩张导致了文化的贫瘠。

（一）科学与技术作为新型的意识形态导致技术至上主义的出现

法兰克福学派一直是把科技作为意识形态工具进行研究的，马尔库塞甚至认为科技本身就是意识形态。哈贝马斯创造性地继承了他的前辈们的思想，他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一文中写道：“自十九世纪末叶以来……由于大规模的工业研究，科学、技术及其应用便结成了一个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工业研究是同国家委托的研究任务联系在一起的，而国家委托的任务首先促进了军事领域的科技和进步。科学情报资料从军事领域流回到民用商品生产部门。于是，技术和科学便成了第一生产力”^[47]。在哈贝马斯看来，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是已被实践反复证明过的事实。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把当下社会看成一个技术决定一切的社会，技术和科学远远不只是与经济发展有关，它还是一种意识形态，但与传统的意识形态相比，技术和科学是一种新型的意识形态，即技术与科学作为意识形态，不是马尔库塞等人所谓的自上而下的统治，而是自下而上的统治——从社会生产的基础上提供给人们富裕生活从而使人们对现存制度忠诚。

科学与技术作为新型的意识形态导致了技术至上主义的出现。在哈贝马斯看来，“更为重要的是，技术统治论的命题作为隐形意识形态，甚至可以渗透到非政治化的广大居民的意识中，并且可以使合法性的力量得到发展，这种意识形态的独特成就就是，它能使社会的自我理解同交往行动的坐标系以及同以符号为中介的相互作用的概念相分离，并且能够被科学的模式代替。同样，在目的理性的活动以及相应的行为范畴下，人的自我物化代替了人对社会生活世界所作的文化上既定的自我理解”^[48]。科学技术对于某些实用系统的成功控制，使得人们相信这种模式照样可以搬到社会系统中来，科技已成为理解一切问题的关键。哈贝马斯认为，所谓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本质上是一个高科技决定社会生产（包括人自身生产的方方面面）的社会，科技的功能已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相信科学技术可以理解和解决一切问题，进而把科学技术的模式运用到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系统，这其实就是技术至上主义。

（二）技术至上主义导致文化的贫困

哈贝马斯认为，这种技术至上主义已成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方式。技术至上论者热衷于把支配自然的模式搬到社会各领域中来，以至科学、道德、艺术等领域都以自然科学模式为样板，出现了诸学科领域内的专家实践体制。对于文化领域而言，不仅在文化的生产和销售中使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和营销策略，而且文化的内容选择和传播也都自动地投入科技的怀抱，经由专家的论证和选择，以达到最佳效果。相对于前资本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的文化而言，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至上主义导致了文化的贫瘠。

以报纸为例。在前资本主义时代，一家报社的编辑责任重大，他的新闻写作是他私人经验的反映。如今，“在先进的新闻传递技术的压力下，编辑活动已经从写作活动彻底变成一种新闻专业活动：素材的选择变得比社论更重要了；对新闻的加工和判断，对新闻的筛选和组织，比通过文学表现出来鼓吹某种‘路线’更为紧迫”^[49]。换句话说，在先进的新闻技术无孔不入的情况下，一家报社的地位高低和声誉好坏主要不取决于其评论员是否有真知灼见，而取决于其发行人员是否能干，能否判断哪些新闻素材更有市场，能否对新闻进行各种加工。于是，编辑的意见被隐藏在巧妙的插图和美观的版面设计之后了。另外，这种新闻传递手段在技术上的不断发展促成和加速了报刊业的组织联合和经济连锁。从通过统一印版和统一发刊实现编辑一体化，到铅板印刷在欧洲大陆的普及，这种技术一体化的趋势通常是与报业集团或报业联盟的组织一体化携手并进的，即新闻技术的不断进步促进了报刊业的垄断，垄断的报业集团兼并了其他小型报业，并对社会实施新闻服务的一体化。

与技术在报刊业的影响相比，某些新媒体，如广播、电影和电视等本身就是先进科技的产物。作为大众文化的传播中介，这些新媒体之中所包含的技术因素更加剧了大众文化的贫困化，破坏了人们之间的交往。对此，哈贝马斯指出：“广播、电影和电视日趋消抹了读者与出版物之间必须保持的距离。正如这一距离实现了公共领域，以在其中进行对阅读物的批判交流，它的存在对掌握信息的私人领域来说同样也是必要的。随着新的传媒的出现，交往形式本身也发生了改变。它们的影响极具渗透力（完全取渗透一词的最严格的字面意义），超过了任何报刊所能达到的程度。‘别回嘴’迫使公众采取另一种行为方式。与付印的信息相比，新媒体所传播的内容，实际上限制了接受者的反应。这些节目将作为听众和观众的公众罗致于自己的魔力之下，而同时，却又剥夺了公众‘成熟’所必需的距离，也即是，剥夺了言论和反驳的机会”^[50]。

因此，这些包含先进技术因素更多的大众传媒消抹了公众私人性的培养所必需的文化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它所塑造的世界具有的仅仅是公共领域的假象。这些新媒体的影响力和渗透力比依靠文字力量的媒体强大得多，因而更容易受到政府管理部门的青睐和控制，为各利益集团所争夺，以通过它们所传播的大众文化获得自己的利益空间。所以各种经济广告和政治广告充斥着大众传媒所传播的文化，使得文化成了广告本身。这些争夺利益空间的广告为了实现侵入公共舆论的目的，运用各种心理学的和特写的技术及形象宣传技术，紧扣大众文化屡试不爽的基本话题，如爱情、宗教、金钱、儿童等，以达到借助对事实和精心设计的模式的形象展示，建立使人接受的新权威和新象征，从而使公众舆论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转变。可见，在哈贝马斯看来，这种新媒体不仅本身就是技术进步的产物，它们更是以技术至上主义的运作方式导致了它影响下的文化内容的贫瘠。

总之，哈贝马斯认为，科学和技术有作为社会第一生产力的积极作用，但随之也指出了科学和技术作为意识形态的性质。但这种新型的意识形态不同于马尔库塞所谓的自上而下控制、奴役大众的意识形态形式，而是一种自下而上获得意识形态功能的意识形态，即它通过为人们提供舒适的生活享受而得到来自人们对这个社会的忠诚。这种隐形的意识形态还侵入了不具有政治意识的群众的意识之中，导致社会上所有人都以科学和技术模式作为理解问题、解决问题的参照，这就是技术至上主义。技术至上主义渗透到社会各个方面，成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方式。这种思维和行动方式在文化领域的突出表现就是，各种文化形式主要依靠技术的效果而不是文化的内容本身来影响大众，从而导致了文化的贫瘠，阻碍了人们之间的合理化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