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乐观主义与技术悲观主义

三、决定论的技术观：技术乐观主义与技术悲观主义

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是技术决定论的两种思想表现，前者相信技术是解决一切人类问题并给人类带来更大幸福的可靠保障，而后者则认为技术在本质上具有非人道的价值取向，现代技术会给人类社会及其文化带来灭顶之灾。“乐观主义通常是技术中立论者，将技术的问题和危险转给作为主体的人；悲观主义通常是技术自主论者，认为人已经沦为技术的被动的工具，问题无法解决、危险无法避免。”^[25]

1.技术乐观主义理论支撑：技术工具论

技术乐观主义，就是认为技术的发展带来人类幸福，而当代技术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是可以被人类控制和解决的；技术悲观主义认为技术自己决定了它的特性和发展方向，人不过是机器自我繁殖的奴隶。一般认为，当人的本性，也就是理性之精神，高于技术的本性时，就是乐观主义的；反之，就是悲观主义的。“技术是中性的，就像一种透明的溶剂，它不给它所服务的目标添加任何东西，仅仅加速目标的实现，或在更大的范围内，或在新的条件下实现它们。因为技术是中性的，所以能够在纯粹理性的基础上，即效率能够改进的基础上作出运用它的决定。”^[26]在技术中立者看来，技术价值从属于其他社会领域的价值，是服务于使用者目的的工具。“手段对欲望本身不起作用，而是对它所执行的人为的步骤、规模和条件有作用。但是超出某一点，步骤、规模和条件的变化都会把手段转变为与它们所要达到的特殊目的无关的事物。”^[27]工具论技术观是一种最为广泛接受的技术观，它建立在常识观念基础上，技术是“双刃剑”，如认为菜刀可以用来切菜，也可以用来杀人。这种观点相信人类可以控制技术，是现代政府和政策科学所依赖的主导观点。

以技术工具论支撑的技术乐观主义的基本特征是把技术理想化、绝对化或神圣化。技术乐观主义承载人类对美好生活的企望，可以说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不管是理论学者还是市井社会，对于技术乐观主义具有极强的接受力，因为技术带来了巨大的现实生存改变。但是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技术乐观主义却直至19世纪才最终形成。

2.技术悲观主义理论支撑：技术自主论

技术悲观主义则认为，技术导致的种种问题，人类根本没有办法解决。这种思想的理论来源于技术自主论。技术自主论也称实体论（substantive theory of technology）、技术决定论，它是二战后蓬勃发展起来的最有影响力的技术思想。与工具论相反，实体论认为，技术是价值负载的、现代世界的异质物，是不受民主控制和人性重建的自主力量，它自我产生、自我决定、自我满足，有自己的特殊法则和规律。实体论认为在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已经成为影响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变迁和发展以及使不同社会结构趋同的决定性因素。实体论通常指强调技术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认为技术能直接主宰社会命运的一种思想。技术是自主的，技术变迁导致社会变迁。“技术构成了一种新的文化体系，这种文化体系又构建了整个社会”。所以，技术规则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技术成为一种自律的力量，按照自己的逻辑前进，支配、决定社会、文化的发展。

技术决定论的典型代表是埃吕尔，温纳相对而言则是温和的技术决定论者。埃吕尔的代表作是：《技术社会学》、《技术秩序》。他把技术看作是无所不包的科学方法，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法学、政治学都是构成现代技术的一部分。与强技术决定论相区别，他把各种因素汇聚成一个自我导向、自我增长的技术系统置于社会之中，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相关联。迈耶尔认为技术是自律的。他认为现代技术的最大危险是通过技术帝国主义，人们被剥夺了个性、自由、人性。这就是我们时代的文化危机。而这一切应归因于技术的本质和起源。在他看来，现代技术的源泉是理性的自律，是信仰和科学的断裂。他揭示了我们的文化依然技术化，技术由于自然科学——技术思维的绝对化而变成了一种自律力量。“现代化的最主要的观点是建立在技术自身具有发展的自主逻辑这一决定论假设的基础上。根据这种观点，技术是一种不变的要素，一旦被引进社会中，就会使接受它的社会体系屈从于它的律令。”^[28]芬伯格认为决定论是建立在两种论点基础上：“1.技术进步的模式已经固定，技术进步在所有的社会中都按照唯一和相同的道路发展。尽管政治、文化和其他因素能够影响变化的速度，但是它们不能改变发展的一般道路，这反映了发现的自主逻辑。2.社会组织必须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根据技术的‘律令’需要来适应技术的进步。这种适应执行了一种潜在的技术必然性……技术似乎是将自然的规律应用到生产问题中，而这种应用就像天体的运动一样独立于人的意志。一些科学的光环就能转移到依赖科学原理的机器中。自然规律的铁定的必然性就被曲解为技术发展过程的必然性，并由此曲解为整个社会的必然性。”^[29]

从卢梭对技术发展的深度忧虑开始，人们对技术的危害性给予了极大的关注。20世纪60年代，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以震撼的方式提醒人们对工业文明危害的关注；1972年美国学者丹尼斯·米都斯等人的《增长的极限》一书激发了对环境和能源消耗问题的关注。《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丹尼斯·L.梅多斯（Dennis L.Meadows）和唐奈拉·H.梅多斯（Donella H.Meadows）等人组成的研究小组接受罗马俱乐部委托所提交的研究报告。这个报告以整个世界人口、工业发展、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五种因素之间的变动与联系为研究内容，指出：这些因素变动是以正向和反向两种环路进行的，“随着增长临近这个系统环境的终极限度或者负担能力，负反馈环路的力量越来越大。最后负环路平衡或胜过正环路，增长终止。”因此，报告最后提出了一个“全球平衡状态”的世界模型。由于其所包含的悲观论调，人们又将这个模型称之为“世界末日模型”。里夫金的《熵：一种新的世界观》赋予了热力学第二定律即熵定律以哲学意义，认为人类文明推进就是一种衰亡过程，发展越快，能量转化速度越快，有效能量消耗就越多，世界是向无序化发展的过程。“从更深层次而言，实体论者关于技术非中立的思想，来自他们的技术本质论立场。例如，海德格尔正是通过对技术本质颇为奇特的追问，导出了宿命的技术悲观论。”^[30]技术应用对人性和自然带来的结果要远远大于其表面目标。“首先是技术发展是不可逆的。第二是，它的进步在根本上不是‘算数’的，而是‘几何’的，它是无所不包的。”^[31]在这种情况下，技术越来越走向自主，人在现代技术中的地位是一种机器的地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技术关系所取代。埃吕尔认为“技术变成自律的，他制造出一个无所不能的世界，具有自身规律，拒斥一切传统”^[32]，技术害人的后果只能由更多的技术来纠正，这样就陷入一个不良的循环之中。因而，技术对人的控制是不断地加紧了。

但是从技术哲学本身发展看来，技术悲观主义比技术乐观主义者来得更为深刻。“技术悲观主义者即技术自主论者对当代技术哲学贡献更大，当代技术哲学的兴起是与技术自主论的兴起相伴随的，技术自主论使技术哲学成为可能。但它一样行之不远。如果技术因着自身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逻辑而‘一意孤行’，那么表面看来，技术是获得了‘内在性’，但相对于人而言，它依然是一个纯粹‘外在性’的领域，因而技术并没有真正进入理性的领域——‘技术理性’、‘工具理性’术语从一开始就是用来说明理性的背叛或理性的堕落——技术哲学跟过去一样，依然找不到出路。人与技术之间没有找到桥梁。”^[33]

科学的发展是技术决定论的有力背景。埃吕尔的技术社会是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上的，尤其是量化的数学基础上。科学逐渐取代神学成为新的知识立法者，重新为理性定义，成为理性的唯一形态。理性主义的核心是崇尚人的理性思维，坚信只有通过人的理性思维才能获得真知。实质是通过合逻辑的推理推演出“应当如此”的结论。理性主义在西方哲学史上主要指16世纪末到18世纪初以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兹等人的哲学观点，19世纪黑格尔的哲学观点也纳入理性主义之中。但德里达曾把理性主义与“逻各斯中心主义”等同起来，认为古希腊的柏拉图到他为止的所有西方主流哲学都没摆脱“逻各斯中心主义”，都有理性主义的嫌疑。这说法有其合理成分，从古希腊开始西方人就特别注重探索现象背后的原因。古希腊哲学家留基伯最先提出了因果原则，没有什么事情是无缘无故发生的，一切事情背后都有原因和必然性。在这种西方理性思维模式下，技术发展可以说是建立在分析式思维的基础上，它把着眼点放在外部世界的因果过程，可以用因果关系来建立技术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建立的模式忽视了事物复杂性的整体关联，并且忘记了技术价值的存在，忘记了人本身赋予技术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