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文化”的误区

六、“贫困文化”的误区

如果仅从财政层面考虑，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消灭绝对贫困现象，并非难事。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脱贫的直接费用与当时全国烟民一年的买烟花销总和大致相当。事实上，如果把这笔脱贫费不经过联邦和州一级的机构而直接交到穷人手里，那么贫困人口的平均收入将远远超出贫困线。那么为什么这一在常人看来用财力即可解决的问题，反而成了困扰世界上最富裕国家的一大顽症呢？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决策者在解释贫困现象通常采用的两种思路：一种是将贫困归咎于个人；另一种则是从社会结构中存在的个人所无法抗拒的力量中找原因。尽管明眼人都知道第二种思路与实证观察所得的结论大致吻合，在制定具体政策时占上风的却是第一种思路。这是因为认为穷人应为自己的悲惨境遇负责的看法，在西方社会由来已久。诸如19世纪济贫院之类解决贫困问题的机制，是建立在一种认为贫困是缺乏个人努力或由于病态所致的想法之上的。现代化理论的支持者们也倾向于认定工作伦理、成功欲望和强烈的个人主义情绪是发达社会的象征。而缺乏个人奋斗意志、拒绝面对现实的宿命论倾向则是传统社会难以摆脱的痕迹（见第三章有关现代化理论的述评）。

由于受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西方社会的决策者们通常会对穷人有这样先入为主的假设：缺乏技术知识和向上的动力，学习和工作能力均低于常人，而且道德涣散、体质孱弱，故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支撑这种假设的是一种所谓的常识，即：人的社会地位是其才能和努力程度的必然反映。能者成功而无能者失败，就是我们所不得不接受的活生生的事实。这种常识在20世纪70—80年代的英美社会中相当一部分精英的共识。可笑的是，这些精英从未领过分毫福利补助，对穷人缺少必要的了解，自然对贫困现实一无所知。在当时执政者开始实行“劫贫济富”的大环境下，许多学界内外人士开始从穷人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和他们对生活的期望，而不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本身来探讨贫困的原因。而为这种偏见提供部分理论支持的，是人类学家刘易斯创立的“贫困文化”概念。

如果说像韦伯那样的学者是通过论证发展与文化价值观的相关性，来探讨有无“苦干致富”的捷径的话，刘易斯想回答的基本上就是一个“穷人之所以受穷”以及贫穷如何塑造穷人人格的问题。他将贫困和与贫困相关的一系列特征统统视作一种自成一体的亚文化，一种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Lewis，1968）。尽管他对造成“贫困文化”的政治背景（如种族歧视和隔离政策）有所揭露，其主要的研究目的则在于通过建构和运用“贫困文化”这一概念，来阐释穷人的人格行为以及持续性贫困的原因。他将穷人，尤其是在居住在北美的墨西哥拉丁族裔移民，刻画成挥霍无度、缺少时间观念和行事规划以及充满旺盛性欲的“特殊人群”。正是由于穷人们的这种特殊心理行为特征，使之陷入穷困的恶性循环而难以自拔。而今，绝大多数在墨西哥或者拉丁族裔社区做过田野研究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指出：刘易斯用于阐发“贫困文化”概念的理论框架实在过于简单，难免会犯认识论方面的低级错误。城市人类学家布尔热瓦（Bourgois）根据自己在纽约东哈莱姆波多黎各移民居住区历时三年的实地调查经验，对刘易斯的“贫困文化”学说有如下中肯的评价：“刘易斯的方法植根于弗洛伊德式的文化以及在50年代主宰人类学的人格范式。他没能注意到个体的生活是如何受制于历史、文化和政治经济结构。30年之后，我们以一种后见之明，不难对他的这一过于简单划一的理论框架进行批评。在刘易斯对一贫如洗的波多黎各移民所作的简约归纳式的心理描述中，看不见有关阶级剥削、种族歧视，当然还有性别压迫，以及特定语境中文化意义的微妙之处”（Bourgois，1996：16）。

刘易斯的观点不但难以摆脱20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特有语境的影响，甚至于还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现代化理论追捧者的说法。在自由市场条件下，所谓成功人士的多有积极进取的精神和冲劲，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资源以及将工作效益最大化的价值观。与此相左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通常被看作是穷人特有的消极特征以及穷困之源。虽然，刘易斯本人深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并一度向往社会主义，他在研究穷人的生活方式时，却很少强调社会结构和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刘易斯成书的20世纪60年代适值美国政府调整制订一系列“向贫困宣战”的福利政策。而旨在消除贫困的任何来自决策层面的动议，都面临一个两难选择：要么是以经济制度这一失业和未充分就业的源头为目标加以攻克；要么是以改变穷人的价值观和行为为目的。最后，多数反贫困的福利改革都是以改变穷人的“落后”价值观和“不良”行为为最终目的。由此可见，刘易斯的“贫困文化说”这一原本为人类学家错用文化概念的“无心之过”，对福利政策的制订和修改，的确产生了不利于维护穷人福祉的副作用。

社会学家默里（C．Murray）通过阐发刘易斯的观点，形成了他的“依存文化”理论：在福利社会，老弱病残孤寡者属于一个特定范畴，以政府救助而不是进入劳动力市场，自谋出路为生存手段（Murray，1984）。这一不断成长的“依存”亚文化起到了削弱个人奋斗的意志和自我救助的能力作用。也就是说长期享受福利救助的人已经过惯了饭来开口的日子，缺乏自谋出路和自食其力的动力和斗志。一些通过问卷访问得到的数据，似乎为“依存文化”的说法提供了有力注脚。在美国前总统里根执政期间相当得势的保守势力也不断通过传媒，企图向纳税人传达这样的信息：接受福利救助者由于缺乏自身努力，理该受穷。

然而在穷人社区做过深入研究的学者，都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这一说法充满了有钱人特有的偏见，而且与事实相距甚远。社会学家瑞安（Ryan）对将贫困原因归罪于穷人本身的说法（英语的表述为：blaming the victim）提出了警告。他指出只看到穷人的不足之处，而对造成贫困的社会力量熟视无睹，无助于贫困问题的解决（Ryan，1976）。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贫困全都是社会的错，穷人对自己落入潦倒的境地也应负有一定的责任。然而贫穷也好，富贵也好，都是个体与社会环境复杂互动的一种结局。因而人类得以一代接着一代，在一个又一个社会当中，延续种姓和阶级制度。美国的社会分层制度，也是特定历史和社会条件的产物。用人类学大师萨林斯的话来说，贫穷是一种由文明发明的社会地位（参见第三章有关论述）。

如何避免滑入“贫困文化”的泥沼？笔者认为，研究者完全可以发挥社会学大师米尔斯（Mills）所说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使自己获得一种将存在于个人生活层面的细枝末节与宏大的社会力量相联系的能力，培养自己对于个体经历和外部世界之间关系的敏锐反应。米尔斯认为不管个人的行为是如何的私密和琐碎，如果将其放在一个大框架内研究，必定能加深我们对自身和周边现象的了解（Mills，1959）。作为普通人，我们的视线难免会局限在由家庭、亲朋好友和同事构成的微观世界里。这不但使我们有坐井观天之虞，更有无法认清自身所处环境及其特征的可怕后果。而社会学的想象力恰恰能使我们摆脱井蛙之见，清晰地看到个人的生命轨迹与社会事件的结合点。当社会进入工业化阶段，农民进入城市打工，多半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当一个国家卷入战争（如以巴冲突和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或者发生百年难遇的汶川地震，孤儿寡母和背井离乡的惨景，不是一种仅靠个人力量就能控制住的。当2008年的华尔街金融风暴袭来，从底特律汽车城到东莞工业区，都会存在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的问题。无论你是多么勤恳的员工，无论你的业绩多么出色，你都难逃由经济大趋势带来的这一厄运。

社会学想象力给予我们的其实就是这么个平实的道理：人的行为时刻受制于他（她）所属的社群以及其中发生的社会互动。我们的行为方式、人格、生活选择和社会阅历是我们所处的特定时空条件所决定的。然而包括刘易斯在内的学者都会在实践中忽视这一显而易见的社会事实。如果无法得到实证支持，任何诸如“文化冲突”和“贫穷文化”的精英话语，其价值不过是让浅薄的媒体人进行炒作的辞藻和标签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