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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人的工作在场性

时间:2022-05-19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这里并不企图讨论玄妙的哲学“在场性”,只是讨论非虚构叙述类电视片撰稿人如何与纪录对象零距离接触,深化感知,以达成纪录结果的真实性和感染力。纪实片撰稿人的工作“在场”就是指,作为工作主体的撰稿人置身于纪录对象存在的现场,实现主体对客体的亲在性观察。进入现场的撰稿人还有着与常人更为不同的“在场状态”。

这里并不企图讨论玄妙的哲学“在场性”,只是讨论非虚构叙述类电视片撰稿人如何与纪录对象零距离接触,深化感知,以达成纪录结果的真实性和感染力。

纪实片撰稿人的工作“在场”就是指,作为工作主体的撰稿人置身于纪录对象存在的现场,实现主体对客体的亲在性观察。这是工作者与工作对象共存于同一空间中的工作行为。这种“二者共存同一空间”强调直接性的面对,去除二者之间的“蔽障”,让纪录对象在观察者面前无遮蔽呈现,观察者得以直击本相,这种“在场”让作为采访者的撰稿人能够向采访对象发出不需要“转述”的询问,并可以获得不受第三方有形或无形干扰的听取。当然这是“理想化”状态的完满“在场”。现实中的“在场”会有不少折扣。只不过纪实片撰稿人应该力求提高自己“在场”的完满度。

只有这种直接而深切的在场,才能让撰稿人的叙述成为“亲在叙述”,最终是为了把纪实内容真诚传达给观众,以纪实精神感染观众。

撰稿人作为纪实片的内容捕捉者和叙事形式设计者之一,不能虚构和玄想,也不能被自己或他人的“成见”扭曲了本相纪录,必须亲身进入实录对象存在的空间,直接面对真实,获得属于自己的体验、观察和认知,这样才能完成“实录”。这个道理不难明了。

在实际操作中,由于现场构成的复杂性,导致撰稿人(以及其他纪实片主创人员)即使亲身在场,也难以获得对真相的认知。

在撰稿人“在场”的实际采访中,“第三方”经常是一个“热情的陪伴”,一个“习惯性”存在,但确实干扰作用很大。例如,采访一位农民时,有村干部在旁边,就算村干部没有直接阻止农民说话,并且也没有干扰的本意,但这个“第三方”的存在还是会有实际干扰,肯定会使得农民的说法和做法发生微妙变化。而撰稿人这时的观察也就会成为“有遮蔽”的观察。尽管撰稿人进入了现场,但现场中的其他存在因素妨碍了直接采访对象的真实呈现。就如同雾霾的存在让照片的影像出现模糊一样。其实,除了现场中能够直接看到的第三方,可能还有其他隐形的不在现场却干扰力度巨大的第三方、第四方,乃至第N方,都有可能成为采访观察的蔽障因素。

此外,哪怕没有显形或隐形的第N方干扰,被采访对象本身的利益立场和价值偏好也可能让他做出偏向性陈说。在立场和视角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同一个现象、事件或人物,站在不同的利益立场和价值视角去观察,所看到的“真实”是不同的,所做出的现象描述和评价甚至是相互否定的。这些都会成为获取真相的蔽障。因此,撰稿人在现场就不能只听取一面之词,不能只相信单一话语陈述者,而需要倾听“多源”话语,了解不同的立场倾向和角度,要努力让自己站在不同角度,做出多向观察,甚至还需要听取现场之外的多角度话语。任何事物一定有多角度认知的可能性,而我们的习惯认知模式总喜欢说要“抓主要矛盾”,看“主流”。其实换个角度,那些“主流”和“主要矛盾”就可能变得很次要了。

进入现场的撰稿人要善于发现其中的多面性、多层次性和立场的多角度表达。哪怕撰稿人最终的文稿撰写还是秉持自己原有的或工作任务交付时的角度,但多角度的了解与评估会让撰稿人落笔厚重些,表述自有角度时避免一些猵狭和武断,思路少一些粗糙简陋,多些包容,措辞少一些绝对化。而这恰好是大众传播作品所需要的。因为大众社会就是多角度的渊薮。

现场的复杂构成让人们不得不相信,亲身“在场”并不等于就可以任意拿到真实。撰稿人在现场采访时善于解除蔽障或透过蔽障,进入本相世界,这是极为重要的工作能力。

为此,现场中的撰稿人应是一个诚恳的发问者,努力不引人注意的观察者,具有设身处地意识和无限耐心的倾听者,而不是一个布道者,不是居高临下的指点者,不是已经无所不知的先知先觉者。如果已经是“全知者”,那就不需要进入现场了。以无知者身份出现在采访现场比装作有知者收获更大,而且更有助于撰稿人听到不同声音,了解不同的立场。

经验告诉我们,采访者“在场”都不一定拿到真实,更何谈“不在场”。

“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的时代过去了。在传统农业时代,社会发展缓慢,经验和知识的更新速度也很低。知识分子坐在屋子里,熟记前人诸多典籍内容,使得间接见闻为主的知识拥有量高于平均数就算大致知道“天下事”了。那时事物发展变化缓慢,所以前辈的所见所记与后人的所读所验之间的差异不会太大,过去时的间接经验和见闻可以长期有效,依靠它们可以应对当时的很多基本问题。

在现代社会,社会环境的更新变化持续加速,与这种环境相对应的知识同样快速更新,致使知识和阅历的“有效期”在变短。因此,人们依靠前辈过去时的见闻记载已无法有效认识当下社会环境,也无法形成恰当的对应体验。特别是对于以直接纪录真实现象为工作内容的纪实片撰稿人来说,如果无法亲历现场,不能直击可纪录本体,只靠过去时的他人间接转述来“纪实”,纪实片人自己的“纪实”工作就属虚妄。纪实片撰稿人如果不想做一个虚妄之人,不愿做虚妄之事,那就必须尽最大可能,亲身进入纪录现场。

撰稿人进入自己的工作现场,与常人一样运用着视、听、触、嗅等各种感官,接纳各种信息,感受事物。与常人不同的是,作为一个具有确定工作目的的专业人士,促使他在场行动的动力不是家常化的好奇心和新鲜感。家常化的好奇心和新鲜感只能带来散乱的关注、短暂的兴趣、廉价的惊愕,或许还有诸多漫不经心。而进入采访现场的撰稿人是在运用经过专业训练的眼睛和头脑,使自己获得现场体验的亲在性,从感觉性观察到思考性理解,形成完整的现场认知。

进入现场的撰稿人还有着与常人更为不同的“在场状态”。所谓“在场状态”也就是撰稿人有目的地进入现场的主动探寻精神和工作方式方法。

撰稿人的“在场状态”首先是目的化的深入观察。这种目的化深入观察需要依靠理性工具进行。这套理性工具就是撰稿人已有的工作经验和知识结构。如果只依靠朴素的常识进行现场观察,即使睁大了眼睛,瞪疼了眼珠,能够看清的东西也不会很多。因为这样的朴素观察只能是茫然瞪视,有时连常识的“眼见为实”都很难做到。纪实片绝不仅仅是一场“眼见为实”的现象捕捉。在复杂的现代社会,“眼见为实”这句话正在失去说服力。朴素的眼睛所做到的“眼见为实”可能只是最表面的那一层“实”,多层多面的真实就无力看到了。仅仅“眼见为实”的朴素纪录,就是一次性影像的表面扫描。

撰稿人带着自己的工作目标、社会经验、价值取向与知识结构等观念意识,进入工作现场,就“命定”地拥有一个不可摆脱的自有角度,绝对客观只能是一种“理论假设”。自有角度既然无法摆脱,那就按照这个角度,先以“忠实于自己”的方式来完成工作考察。与此同时,对现场现象和自己的认知结果,还需要做多角度评估。

撰稿人对现场的多角度、多层面认知和思考有助于使自己保持理性精神,并走向更深入的理性求索。而且,这既是知识和阅历的积累,也是为下一个项目的有效准备。撰稿人必须热情主动地积累在场阅历,培养在场记忆,对任何未知的了解都不是多余的。对于撰稿人而言,阅历总是多多益善。

积累阅历的积极主动精神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具有长远意义的“在场状态”。

我们把撰稿人在现场实际形成的综合性感知、体验与思考,以及最终能够在文本中传达出来的现场亲在体验性感动,统称为在场感。这种在场感是对现场现象的感性体验与理性认知的复合体。文本中传达出来的在场感是造就纪实片魅力的最重要质感。没有写出在场感的文本自然也就是隔靴搔痒的泛泛闲谈。

“在场状态”与“在场感”密切相关。

对于纪实片撰稿人而言,“在场状态”是工作能力的体现,“在场感”是他凭借这种状态所赢取的收获。这种在场感的收获是撰稿人写作内容的第一源泉。撰稿人是纪实性电视作品的创作者,如果对纪实空间没有不同形式的在场,对纪录对象缺少饱满的在场感,那他还能写什么呢?他还有什么可写呢?他就只能成为别人见闻的抄袭者,一个道听途说的转述者,是一个虚幻文字的堆砌者,甚至是谎言的编造者。

撰稿人进入现场,直接看到现场事物本身,并不意味着“真相”就能够自动敞开而获得必要认知。只有撰稿人秉持积极的在场状态,进入现场才有意义,才有可能获得深入体察。如果没有在场状态,就算身体进入了现场,也还是一个“在场的缺席者”。

“在场的缺席者”有两种情形:

1.虽然人在现场,但是对现场没有认知热情,无心于深入体验;

2.虽然人在现场,但是对现场没有介入技术,对现场现象没有观察与理解能力,什么也看不出来,什么也想不明白。

第一种情况是“无心”,第二种情况是“无力”。

有时这两种情形是互为因果的。因为“无心”而不肯努力培育自己的观察与体验能力;因甘心于自己的能力缺乏而对现场日益冷漠,无心参与。结果就永远把自己“定格”为“在场的缺席者”。在纪实片拍摄的实际工作中,不难看到在工作现场戴着墨镜的采访者,以及摆出“大人物”姿态的电视人。他们衣袋中装着自己坐在屋子里“想当然”拟定的几个思路简陋的话题,进入现场后拿出话题,对着挑选出来的采访对象匆匆一问,甚至用自己预想的答案“教会”被采访者说完,上车就跑回宾馆。他们对太阳下自己肤色变化的关心远远大于对采访现场的关心,宁可躺在宾馆里被空调机吹出感冒病,也不愿到原野上感受一下天长地阔。

缺少在场状态的人貌似跑了很多地方,依然是什么都没有见到,什么都没有记住,在场跟没有在场一样。那是工作实效的无穷损失,阅历机会的滚滚丧失,奇妙体验的任意丢弃,生命资源的巨大浪费。当然也很难期望这样的在场者能够给观众提供什么深切的纪实感知。

作为一种工作要求,撰稿人能够在场并获得饱满的在场感,那当然是很理想的。但是有时由于实际条件所限,撰稿人确实无法到达现场,这时作为一种“退而求其次”的办法,可以运用“替代性在场”的工作方式,即由工作团队中的其他合作者(例如编导摄像)亲临现场,为撰稿人现场拍摄、事后书写,以及讲述自己的亲在感知,并以此作为撰稿人的写作素材。由于纪实片创作具有集体合成性,创作集体中的重要成员的亲历也可以相当于这个集体已经直接接触了纪录现场,尤其影像素材是形象、声音和运动状态的“全相”呈现,撰稿人看取这些影像素材相当于获得了“全相转述”。这对未到现场的撰稿人具有相当直接而生动的认知触动感。所以,这种“替代性在场”的工作方式也可以“相当程度”上弥补撰稿人无法直接进入纪录现场的缺憾。

如果纪实片撰稿人确实没有条件亲身进入一个具体题目的现场,也不意味着他对这个项目就完全没有“近似”直接在场的确切了解。如果撰稿人对于相同类型或实质相通的现场曾有亲身经历,这也可以成为“可代偿”的在场经验,可以把这样的“在场”称之为“异题同型的在场”。实际上,撰稿人相当多的写作素材都是“异题同型的在场”经验所提供的。作为有限个体,撰稿人进入项目全部的“应到现场”是不太可能的,只能深入开挖自己有限的“实到现场”。

通常,撰稿人进入纪录空间,既为自己收集写作素材,也为摄制组寻找确切的纪录对象,确定采访的人物和事件,观察可拍摄事物,收集各种资料,等等。所以,撰稿人先于摄制组到达现场是合乎程序的,至少也应该与摄制组同时到达现场。

国外较完善的纪录片制作体系一般会在项目确立之后和摄制组出发之前,派出“前期调研员”这一角色进行田野调查、联络拍摄地点、寻找纪录对象、确定故事线索等一系列准备性工作。

在中国现有条件下,绝大多数纪实片拍摄都没有这样的前期人员安排。在有些情况下,摄制组会允许撰稿人或编导进行一些有限的前期采访,为预设文案的撰写和摄制组实拍做先期准备,其职能相当于“前期调研员”。但多数片子还是没有这种条件的。这时就只能靠撰稿人运用已有阅历的积累,以“异题同型的在场”经验来准备拍摄前的预设文案。

综上所述,训练纪实片撰稿人的第一要务不是遣词造句能力,不是文章的谋篇布局功夫,而是树立他的在场意识,强化其在场状态的主动精神与习惯,培养其在场感的形成能力。

我们在讨论纪实片撰稿人“在场”问题的时候会遇到一个极大的困难,那就是他对于历史事件如何“在场”的问题。

在常识领域中,什么是历史呢?所有“过去的事”都是历史。即使是对于历史学而言,历史时段的定义也并不特别清晰,有古代史、现代史、当代史之说。“当代”都能够成为“史”,可知有些“史”距离当下活着的人是很近的,甚至可以说,昨日即史。

对于一个纪实片的写作者而言,他的作品是面对大众的。他的历史时段定义是“常识性”的:昨日即史。过去时的事件已经不可复现地进入“历史”了,哪里还有现场?那么,纪实片撰稿人的历史在场感还有可能获得吗?

回答是肯定的,而且有大量的成功先例。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许多著名怀古诗文。怀古诗文的作者首先是让自己实际进入或想象自己进入历史事件的发生空间。具有恒久性的地理空间和其中明显的地理标志是当时历史事件的“亲历者”。虽然历史上的人和事消失了,但具有恒久性的地理空间及其明显标志物在这个特定空间里造就了时间的连续性,它们以“目击证人”的身份,“证实”那个(那些)历史事件及人物曾经的真实存在,它们是无言的纪录者和叙述者,让晚生于历史事件的作家得以与“历史”出现在同一个空间里,“听取”历史借助于地理空间来自我叙述。

同时,怀古诗文作家是历史文献的充分占有者,他们在进入这个历史空间之前饱读的历史记载和听取的诸多传说,能够印证、填实、补充和激发他进入这个空间后的无限联想。这使得作家恍然间“故国神游”:通过想象,亲身进入了历史,获得了真切而丰厚的历史在场感。而与作家同时共存在这个空间里的草木鸟兽等生命物,一同证实着“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这让作家对历史生发出感慨深厚的认知和联想无边的追怀。对这些怀古诗文作者的历史在场感,我们称之为“追怀型的虚拟在场”。

在唐代作家李华的《吊古战场文》中,我们可以深切感受作者对历史上诸多战争和战争惨痛社会后果的“在场感”:

浩浩乎平沙无垠,夐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黯兮惨悴,风悲日曛。蓬断草枯,凛若霜晨。鸟飞不下,兽铤亡群。亭长告予曰:此古战场也,常覆三军。往往鬼哭,天阴则闻。伤心哉!秦欤汉欤?将近代欤?

吾闻夫齐魏徭戍,荆韩召募。万里奔走,连年暴露。沙草晨牧,河冰夜渡。地阔天长,不知归路。寄身锋刃,腷臆谁愬?秦汉而还,多事四夷。中州耗斁,无世无之。古称戎夏,不抗王师。文教失宣,武臣用奇。奇兵有异于仁义,王道迂阔而莫为。呜呼噫嘻!

吾想夫北风振漠,胡兵伺便。主将骄敌,期门受战。野竖旄旗,川回组练。法重心骇,威尊命贱。利镞穿骨,惊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声析江河,势崩雷电。至若穷阴凝闭,凛冽海隅。积雪没胫,坚冰在须。鸷鸟休巢,征马踟蹰。缯纩无温,堕指裂肤。当此苦寒,天假强胡。凭陵杀气,以相剪屠。径截辎重,横攻士卒。都尉新降,将军复没。尸踣巨港之岸,血满长城之窟。无贵无贱,同为枯骨。可胜言!鼓衰兮力竭,矢尽兮弦绝,白刃交兮宝刀折,两军蹙兮生死决。降矣哉,终身夷狄;战矣哉,暴骨沙砾。鸟无声兮山寂寂,夜正长兮风淅淅。魂魄结兮天沉沉,鬼神聚兮云幂幂。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伤心惨目,有如是耶!

吾闻之:牧用赵卒,大破林胡。开地千里,遁逃匈奴。汉倾天下,财殚力痡。任人而已,岂在多乎?周逐猃狁,北至太原。既城朔方,全师而还。饮至策勋,和乐且闲。穆穆棣棣,君臣之间。秦起长城,竟海为关。荼毒生民,万里朱殷。汉击匈奴,虽得阴山,枕骸遍野,功不补患。

苍苍蒸民,谁无父母?提携捧负,畏其不寿。谁无兄弟?如足如手。谁无夫妇?如宾如友。生也何恩,杀之何咎?其存其没,家莫闻知。人或有言,将信将疑。悁悁心目,寤寐见之。布奠倾觞,哭望天涯。天地为愁,草木凄悲。吊祭不至,精魂何依?必有凶年,人其流离。呜呼噫嘻!时耶命耶?从古如斯,为之奈何?守在四夷。

这篇著名文章的主题指向是对唐玄宗轻率挑动边境战争的抨击。作者极力渲染古战场的诡异荒凉,充分描述士兵在战场上的惨烈境遇和士兵家属的悲伤心情,以此表现出无谓的战争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希望统治者有所醒悟。

《吊古战场文》营造出极为生动形象的历史在场感,作者仿佛就是那些古代战争惨状的目击者,人民灾难的零距离见证人。这种自我设定的历史在场感使得作者能够获得丰富的想象性感受,并以极为生动的形象描述,实现了震撼性的传达,让思想主题更具感染力。

诗词类韵文也同样可以营造这样的历史在场感。如宋代诗人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苏东坡以大写意的手法勾勒出那个发生重大历史事件的地理空间,然后以追怀式的想象进入历史,让那些历史巨人鲜活地出现在这个恒久存在的地理空间里。哪怕诗人眼前的地理空间只能算“人道是”——是不是历史上的原地还不一定,只是当地传说而已。这也不妨碍诗人“故国神游”,自己恍如这些壮阔历史场景的目击者,通过“神游”看到“故国”的那些事儿。“故国神游”是诗人想象性构建自己历史在场感的最诗意表达。这场怀古让诗人深感历史变换,风流苦短,也就更需笑看华发,潇洒诗酒。于月下樽前,坦然面对“人间如梦”。一个常规主题被诗人传达得超迈旷达。

元代诗人萨都剌的《念奴娇·登石头城》,用苏东坡前词的词牌和韵脚,抒写自己在南京城头的怀古幽思,写作上有追步先贤之概:

石头城上,望天低吴楚,眼空无物。指点六朝形胜地,惟有青山如壁。蔽日旌旗,连云樯橹,白骨纷如雪。一江南北,消磨多少豪杰。

寂寞避暑离宫,东风辇路,芳草年年发。落日无人,松径里,鬼火高低明灭。歌舞樽前,繁华镜里,暗换青青发。伤心千古,秦淮一片明月。

萨都剌使用与苏词相似的笔法,营造出自己怀古的历史在场感,也造就了一篇佳作。石头城、青山、大江,都是“前朝旧物”,是富于恒久性的地理空间,这里承载过史诗般的前朝大戏。苏东坡在传说中的赤壁地理空间里,只“游览”了风流壮阔的赤壁之战。萨都剌的“故国神游”是纵览了“六朝”。萨词的主题内涵也是历史变换,人生苦短,但安放这个主题的意境是伤心明月。

明代诗人高启的《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一诗,同样在南京的一处制高点上骋目望远,叙史抒怀:

大江来从万山中,山势尽与江流东。

钟山如龙独西上,欲破巨浪乘长风。

江山相雄不相让,形胜争夸天下壮。

秦皇空此瘗黄金,佳气葱葱至今王。

我怀郁塞何由开,酒酣走上城南台。

坐觉苍茫万古意,远自荒烟落日之中来。

石头城下涛声怒,武骑千群谁敢渡。

黄旗入洛竟何祥,铁锁横江未为固。

前三国,后六朝,草生宫阙何萧萧!

英雄乘时务割据,几度战血流寒潮。

我生幸逢圣人起南国,祸乱初平事休息,

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

高启对自己的历史在场感描述得更为详尽。他在荒烟落日的遥望中升腾起万古苍茫意,“看到了”前三国,后六朝的英雄割据,武骑千群,战血寒潮,甚至还看到了更微观的黄旗入洛,铁锁横江等历史事件。最终的主题很合乎朱元璋的新朝宣传主旋律,诗人庆幸国家祸乱初平,天下统一,以“颂圣”收束全篇。

我们选择唐、宋、元、明四个朝代的四篇怀古名作,表明中国古典文学在怀古这个题材领域具有高度的连续性,从中展示出令人永远敬仰的传统写作经验。这些怀古诗文的不朽感染力证明了中国古典作家在营造历史在场感方面的非凡能力。当然,这些诗文的描述方法都是文学性的,而非实录性的,但这些诗文证明了营造历史在场感的无限可能性。在历史在场感的营造中,今人意念性地在场于历史过程中,历史过程在场于今人的想象中。古今互为引发,互为充实,二者之间存在着多层面的“对话”。依靠这种历史在场感形成的作品便是古今“互文”的结果。而这种“互文”存在于所有的历史文化叙事中。

传统诗文的无限表现力应能让现代电视纪实片解说词的撰写者明白,作为新型文章的写手,需要向传统诗文学习的东西是无限的,例如在营造历史在场感方面的写作经验。

现代电视纪实片的历史在场感与传统怀古文学的历史在场感并没有本质不同,只是纪实片的历史在场感要求更为确切具体和更有实证性的建构材料。纪实片的基本属性也要求撰稿人广泛收集可靠的资料,通览历史文献,阅读(或听取)亲历者回忆,并进入历史事件发生的地理空间,踏查相关遗迹,乃至仔细观览有关文物等。文化遗迹和历史文物等都是过往的文明向后人传递文化信息的“媒介”,是历史的“叙事者”。正是这些符号化的叙事者的无声陈述,才让后人得以了解往昔。

当然,所有这一切遗迹、文物等都是静态的,电视形象思维要求撰稿人以这些静态的符号为“通道”,形成丰富的想象和联想,进入动态的历史,形成自己的历史在场感,并以这种历史在场感作为构思动力,把相关的静态东西予以有机整合,搭建起纪实片所要求的叙述模型。

1998年,中央电视台动议拍摄系列电视片《百年百人》,计划从1901年到2000年的这一百年中,每年选一个代表人物,构成20世纪的“世纪记忆”,向2000年“千禧年”献礼。最终该片完成了预计拍摄量的约三分之一,以《记忆》系列为名播出。

晏阳初被确定为这个系列中的1930年人物。笔者应邀为《记忆——晏阳初1930》这一集片子撰稿。

1990年,笔者为国务院扶贫办撰写八集电视片《穷则思变》的脚本。当时因为事涉山东贫困地区历史上的农村建设开发问题,期间曾广泛搜集研读过诸多相关资料,其中梁漱溟在山东所开展的“乡村建设运动”材料是重点,并因之旁及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全国乡村建设运动的情况,包括晏阳初从平民教育入手的乡村“扶贫开发”。当年乡村建设运动参与者对晏阳初事业的描述让笔者印象极深,也使笔者对当时有限的文字材料一直珍存。这成了撰写晏阳初传记片的“准备性知识”。

晏阳初的百年人生,阅历宏富。重点写1930年,所以这个时刻必须要在大历史时代和其人生百年的背景中予以凸显,因此笔者就需要在资料准备方面尽多了解他的人生全程和所处时代的诸多相关情况。

由于1949年至20世纪80年代初,晏阳初在中国大陆几乎是处于被故意遗忘的状态,学界偶有提及,也总是贬评几句,绝无详述。所以20世纪90年代初在中国大陆出版的三卷本《晏阳初全集》,成为笔者撰稿时需要倾力研读的最主要历史文献。

为写作此片,笔者于1998年初秋前往定县,到平教会工作过的主要村镇做前期采访。笔者在定县东亭镇一带(晏阳初乡村建设主要实践区)接触到的70岁上下的老者们对晏阳初的所知主要源于父辈的传讲。因为晏阳初最后撤离定县时,这些老者们还只是十岁左右的少年。

在采访过程中,笔者被告知有八旬老者曾经在青年时代直接受到平教会的培训。与满面沧桑的老人晤谈,想象他的双眸曾经映印过晏阳初的容颜,他的双耳曾经直聆晏阳初的笑语,笔者觉得真是找到了“活文献”。感受老人的直陈亲历,让倾听者的“历史在场感”油然而生。

当地中青年们对平教会的事情只是有所耳闻,不知详情。但那些真心关注过这片土地的传奇般的先贤,所有当地人还都具有诚挚的敬仰之心。这是可以明显感受到的。

晏阳初1929年到定县开展平民教育工作,1937年就已离开。因此,到20世纪末其当年事业已荡然无存是不难理解的,更何况中间还有一段“选择性遗忘”的岁月。

所有的准备知识、文献研读、旧迹踏查、老人寻访等,都是为了构建笔者动笔所需要的“历史在场感”。

《记忆——晏阳初1930》解说词

记忆——晏阳初1930

锣鼓声,唢呐声,透着节日的喜庆劲儿,吸引着乡亲们走出家门看热闹。

这是一支来自1930年的乡村锣鼓队。走在前头的是一群来自大城市的高级知识分子,其中不乏大学教授、留洋博士等。他们最显眼的地方是每人都手提灯笼。在这些灯笼的后面,跟随着吹打乐器的当地农民。

灯笼上没有吉祥图案,而是闪烁着“春夏秋,天地人”这些常用文字。在元宵节的夜里,这些别具一格的灯笼格外醒目。实际上,这些灯笼是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和同事专门设计的大众识字工具。

在20世纪30年代,晏阳初和同事们在自己的实验区里采用一切可行的办法,走乡串村,推进自己的工作。过节时提着识字灯笼游行,是“平民教育运动”推展者们的经常性行动。

定州城内有一处著名的文物古迹——清代贡院,当地又称考棚。1929年,中华平民文化教育促进委员会(平教会)从北平迁到河北定县。从那时起,这里就成了晏阳初和平教会同志们办公的地方。

这些静态的照片纪录着那些动态的岁月。平教会的知识分子们拖老婆带孩子,来到定县。他们本可以在大城市住楼房,坐汽车,但宁愿就这样骑在毛驴上,奔走于尘土飞扬的乡间小道。

当时北京的一些主要报纸报道说,知识分子到农村去,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壮丽的一页。许多国立大学教授和留洋博士,离开城里舒适的家庭,放弃令人羡慕的地位,来定县寻求使乡村恢复活力的途径,的确是壮举。他们要以自己的力量,达成济世教民的目标。

晏阳初济世教民念头的萌芽可以追溯到他的幼年时代。1890年,晏阳初出生在四川省巴中县,从小在当地的私塾读书。晏阳初本人后来回忆说:“我读的古书有限,但它们却悄悄地在我幼小的心目中,埋下一粒微小的火种,要经过一二十年才发现它的存在和意义,就是儒家的民本思想和天下一家的观念。”晏阳初的平民教育运动,无论是在中国或是在海外,都是民本思想的实践,以天下一家为最高宗旨。

1918年6月,晏阳初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的第二天,就主动应征入伍,为欧洲战场上的华工做翻译工作。这些华工是中国政府1917年派往欧洲的,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协约国军队从事挖战壕、运伤员等战地服务工作。

当时在欧洲战场服务的华工共有15万之多。晏阳初被分到法国一个有5000名华工的军营里。在异国他乡,晏阳初深入接触中国的劳苦大众,教他们读书写字。晏阳初深深意识到,这些被称为苦力的人,并不是天生愚笨,他们之所以目不识丁,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得到受教育的机会。

晏阳初说:“我去法国原是想教育华工,没想到他们竟教育了我。所以我回国以后,立志不升官,也不发财,把我的终生献给劳苦大众。”晏阳初于1920年回到祖国,马上投身平民教育组织。20年代末,东北军阀愿意出800万银元赞助,请他从政组党,他不为所动;40年代中,南京政府请他当教育部长,他仍礼貌谢绝。一心一意为他的平民教育事业奔走忙碌。

1922年,晏阳初发起全国识字运动,号召“除文盲、做新民”。1923年,在晏阳初的倡导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委员会在北京成立,晏阳初被任命为总干事长。平教会逐步吸引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投身到平民教育之中。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看来,中国19世纪中叶之后大半个世纪的国家富强追求进程一直十分缓慢,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农村幅员太大,农民太多,传统农业负担太沉重。

晏阳初也认为,中国的绝大多数人口是农民,而中国农民最苦,并有着“愚、穷、弱、私”的自身不足;中国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在农村,而农村却是产业凋敝,社会政治混乱不堪。晏阳初在《农村建设要义》中指出:“农村不清明,四万万人永不能见天日,中国政治将永是个黑暗政治。”

为了解决农村农民问题,晏阳初和同事们开始向广大乡村推展平民教育。

这首《中华平民教育运动歌》在当时流传很广。晏阳初用当时流行的《苏武牧羊》曲谱,填上新词,昭示了平教会的工作目标,平民教育就是为人民教育平等,让每个人都受教育,才可以平掉天下的不平,以达到天下太平的理想目标。

晏阳初以平民教育为突破口的乡村建设事业,不是搞短期的慈善救济,不是为政府建立“模范样板”工程,而是有着自己预设的宏伟目标。晏阳初在《农村运动的使命》一文中说:“它对于民族的衰老,要培养它的新生命;对于民族的堕落,要振拔它的新人格;对于民族的涣散,要促成它的新团结新组织。所以说中国的农村运动,担负着‘民族再造’的使命”。正是这种深厚而宏伟的使命感,让晏阳初们开始了百折不挠的扎实苦干。

1926年,晏阳初选择河北定县作为平民教育实验基地。

之所以要选择定县作为平民教育实验基地,主要是考虑到定县的人口、经济水平、社会发育程度等因素,在华北地区乃至当时全中国1800多个县中较有代表性。同时,这里距北平不算远,晏阳初的合作伙伴主要都是来自北平的知识分子,交通相对便利是重要因素。

但即使就这200公里的距离,在当时也属于艰难里程。晏阳初定县事业的重要合作伙伴李景汉,是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实验区调查部主任。他后来回忆当时从北平到定县的旅途说:“从北京到定县,现在只需要三个多小时。而那时的火车没个准钟点,要行相当长的时间,有时要二十四个小时。记得我坐着敞篷车,天还下着雨,浑身湿透。火车走走停停,一天多才到。到定县后离翟城村(当时平教会的办事处设在该村)还有三十里路,当夜宿在定县的旅店里。夜里,我虽然十分疲乏,却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觉得身上奇痒难耐,我换到桌子上去睡,仍是无法入眠。后来我才知道那是臭虫在咬。在去定县之前,我的生活一直比较优越,对农村生活并无体验。来到定县,无异于是一个极大的变化。第二天雇了一辆大车来到翟城村,平教会在那里已开始工作,办公室宿舍设在几间破旧的草房里,条件尽管很艰苦,但是平教会的同仁们情绪都十分高涨。”

1929年到1930年,先后有60多位知识分子举家搬到定县,自然包括晏阳初一家。到1931年,定县已经大约聚集了500多名知识分子来从事平民教育工作。

这张照片上面,右边一位是晏阳初,左边这位是陈志潜。

陈志潜原是北平协和医学院的优等生,后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1928年,晏阳初到协和医学院发表演讲,目的是寻求乡村平民教育工作的同道。晏阳初在协和医院的演讲中说道:

“农民的健康状况确实可用‘东亚病夫’四个字来形容。目前, 90%的中国人生活在卫生状况极其落后的环境里,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作清洁,许多人整年没有洗过一次澡;农闲时,坐在太阳下,脱下衣服来捉虱子,虱子真不少;小儿头上生癣,又臭又脏;妇女怀孕多,生下婴儿多,但死的也多;无论男女老少生了病,没人给医,也没钱求治。你们想一想,人民大众的健康生活如此落后,我们怎能在世界上站得住脚?优胜劣败,我们如何去和外国人竞争?我今天来同你们一起讨论,就是希望你们这些受过最好教育的青年医生们,能同国内平民教育运动结合起来,把我们中国大多数人民的生活加以改善,让他们的聪明才智得到发挥,让他们为我们国家的建设增添力量。”

在晏阳初精神感召下,哈佛医学博士陈志潜辞去了中央卫生署官员的职务,举家迁往定县,成为晏阳初事业的勤奋工作者,为当地农民搞新法种痘,推广新法接生,为无医无药的村子培训保健员。

陈志潜(采访):“只要有科学,有知识的人,到定县去,晏先生都是很优待,很关心。但是到定县来的知识分子,更多还是要靠自己,对农民有感情,愿意跟农民在一起,不嫌地方苦,不嫌农民脏。这个问题还是要归根到底,晏先生有一些思想灌输到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的头脑里去。”

1929年,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博士、时任南京大学教授冯锐拜访晏阳初。晏阳初问他:“你身在中国,教的是中国农业,还是西洋农业?”这个直指核心的问题使敏感的农学博士并不轻松地回答道:“我教的恐怕是美国的农业。”

晏阳初向农学教授讲述了农学对中国、对平民教育的意义,并欢迎他来参加定县实验。半年后,农学教授冯锐辞去教职,携家来到定县。他做的一个重要项目就是以外国猪与定县本地猪杂交,选育生成了适合当地喂养的良种猪。仅此一项,每年就为定县养猪农民增收40万元。而当时,一元钱就可以买到40斤白面。

从这时开始,直到20世纪末,定且都是养猪名县。

晏阳初和同事们在那个时代就在求解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大问题。

晏阳初跟同事们说,从北平搬到定县,这不仅是从地理上几百里的迁移,而是跨越了几个世纪的,是年代上的迁移。我们要在每个可能的方面,将我们的生活与农村生活相结合。

晏阳初一家住在定县城里的一个小院里。他最小的女儿就是在定县出生的。1930年,晏阳初在与友人通信中写道:“现在,我们大多数同事都与他们的家属居住在定县,形成了一个将近两百人的教育社会,我们的教育工作给‘回到人民中去’这句话注入了新的生命。”

晏阳初的夫人许亚丽是中国与荷兰的混血儿,1921年婚后就一直追随丈夫,投身平民教育事业,始终是晏阳初的生活伴侣和工作帮手。

但其他家属并非都是丈夫的知音和支持者。她们过惯了大城市的太太生活,一夜之间进入一个连洗澡烧饭都费劲的小县镇过日子,是很不舒服的。于是她们的丈夫就要承受内外双重压力。

这是20世纪30年代的定县南城门,晏阳初就是从这里走进定县,走进定县农民的生活。在以后的岁月里,他始终把定县称为他真正的家乡,把这里的人们称为他的亲友兄弟姐妹。

从1930年开始,随着众多参与者的陆续到来,平教会在定县的机构日渐完善,实验工作全面展开。

晏阳初和同道们在这里的主要工作内容是对农民实施“四大教育”——生计、文艺、卫生和公民教育。以生计教育治穷,培养农民的生产技能,提高农业生产力;以文艺教育治愚,提高农民的知识水平;以卫生教育治弱,提高农民的身体素质;用公民教育治私,培养农民的团结精神、合作能力与公德意识。晏阳初和同道们认为,治愈了传统农民的穷、愚、弱、私这四大顽症,他们才能够成为“新民”。拥有这样的新民,才能够“固本强国”。

这些年代久远的照片大多是美国人甘博当年拍摄的。他是晏阳初的朋友。作为社会学者,甘博先生曾游历中国,拍摄了大量纪录中国社会状态的照片和胶片。晏阳初的到来,让诸多定县普通百姓有了被历史关注的机会。当时定县人面对甘博镜头的那份惊惶与好奇,已经成为历史面容的最本真表情。

平民学校在很多村子办了起来。平民学校一般在秋冬季节开课,学制4个月。课堂就是在农家院里,或是乡村寺庙。为了便于学习,平教会专门编了一本《平民千字课》,收录1 000多个常用汉字,由于切合实际,很受欢迎。当时商务印书馆还予以出版,总共发行了300万册。

在当时的农村,妇女认字者极少。平民学校极力鼓励妇女识字,倡导人人平等学文化的新风尚。

当时定县共有472个村子,平教会在这里总共办了470所平民学校。

翟城村平民学校是样板校之一。李洛仙老人当年就是平民学校的学生,今天他还清楚地记得当年平教会老师教的农夫歌:

穿的粗布衣,

吃的家常饭,

腰里掖着旱烟袋儿,

头戴草帽圈,

手拿农作具,

日在田野间,

受尽劳苦与风寒,

功德高大如天,

农事完毕积极纳粮捐,

将粮税缴纳完,

自在且得安然,

士工商兵轻视咱,轻视咱,

没有农夫谁能活天地间。

一位平教会工作人员回忆,20世纪30年代的定县有三多,风多土多乌鸦多。每到春天,风沙蔽日,到这里需要有吃苦吃土的精神。

晏阳初骑着毛驴,穿越风沙,往返于各个村子。

当时的定县,农人们大多抽旱烟袋。晏阳初原本不抽烟,来定县后有时跟老乡们一起聊天,也装过旱烟袋,吸上几口,还直夸烟味不错。他尽一切努力,寻求着农民的认同。

平教会的社会学专家调查表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定县农民,一年中的口粮有一半是地瓜。一个六口之家在冬闲时每天的主要口粮是地瓜7斤左右,小米2斤多,杂粮1.5斤左右,白菜和干萝卜叶子二三斤。把这些东西放在大锅里加水,混合煮成粥,叫作菜粥。有时也放几滴油。数月如此。到农忙时,因为体力消耗大,菜粥里粮食的比例才有所增加。

晏阳初和他的同志们长期到乡下开展工作,住在老乡的家里,一块吃这种菜粥,并付伙食费。晏阳初认为,我们欲化农民,自己须先农民化。我们知道自己不了解农村,才到乡间来,才到农民生活里去找问题,去解决问题。

为了筹集定县乡村建设所需经费,晏阳初曾数次到美国募捐。他奔走美国各州,上下呼吁,反复解释说明,演讲场次数以百计。他把自己的行动比喻为化缘和尚的“沿门托钵”。当时著名的民族工业家卢作孚曾亲眼目睹了晏阳初的募捐活动:他四处奔走,募得几万、十几万、几十万的款项。但他自己却住在小旅馆,自己洗衣服,吃最简单、便宜的饭菜,并且还是保持着在国内的习惯:从不抽烟,不喝酒,甚至不喝茶和咖啡,只喝白开水。

晏阳初和他的平民教育同志们,使用自己从海内外募集来的经费,完全不依靠官府的投入,在这块落后而贫困的土地上,进行改造中国乡村社会的实验。

乡村保健院建立起来了。孩子们在这里接种牛痘,致命的天花大为减少。

电台建起来了。每天放一次播音,向农民讲述生活生产知识。

农场也建起来了。在平教会创办的农场里,农学专家教授们亲自示范,实验优良的农作物品种。秋收时农场还举办农产品展示会,这里的庄稼总是硕果累累,农民们看得心服口服。

在平教会推行的乡村建设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科学简单化,农民科学化。平教会员们从引进培植优良品种、改良农具入手,提高农民的科学意识,改善农民生活。

这段胶片纪录的,就是当时他们帮助农民改良水车的情景。类似的改良,体现在农村生活的各个方面。

亲历过定县乡村建设的农民说:“晏阳初在定县的功劳最大了,怎么个最大法呢,从前的麦子长这么高,上头两三个粒子。他带来的新式麦子,穗子大,全弄到定县这边来了。原来的棉花小三瓣,小小一点儿。现在尽那大个的,一长好高,结好多的棉花。这是他在这儿,一般都是改良,都是他拿过来的,什么猪啦,羊啦,鸡啦,各种的蔬菜啦,都是他带过来的。”

平教会的专家们向实验区的所有农民讲授专业的育种知识、科学种田和养殖的方法。在科学观念的带动下,加上农民勤奋细心,收成逐年增加,生活日渐好转。

这组照片纪录了当时平教会在定县演剧的盛况。当时定县很多村子建立了露天剧场。平教会戏剧部主任是著名剧作家熊佛西,他写了很多反映农民生活的话剧。后来有人评价,中国戏剧大众化的第一步,就是从20世纪30年代的定县开始的。

在翟城村曾上演过一出取材农村现实题材的戏剧,讲述地主孔屠户欺负农民王大不识字,把借据改成高利贷合同,企图加重债务,借以霸占王氏兄弟的房产。

孔屠户的欺诈恶行让台下看戏的农民义愤填膺,纷纷对孔屠户喊打痛斥。

台上台下,呼应热烈。

戏剧的结局是,王大醒悟过来,痛打孔屠户。巡警主持正义,逮捕了孔屠户。

该剧告诉农民,不识字就会上当受骗,没文化就要受人欺负。平教会通过直观而通俗的戏剧,向广大农民解释诸多道理,深受农民欢迎,起到了很好的启示教益作用。

定县的戏剧教育实践让戏剧家熊佛西深有感悟,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把戏剧看作消遣品的时代早已过去。真正的戏剧就是大众支配的、大众演出的、大众享受的。

1933年12月17日,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刊登了埃德加·斯诺采访定县的文章,其中生动纪录了定县农村的改观和青年农民的文化进步。文章说,到1936年,定县有文化的人已经占了很高的比例。当时全县40万人中,有8万名男女青年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识,接受了不少新思想,培养起了公共心与合作精神。

这样的结果证明了以平民教育为突破口的乡村建设运动是富于成效的,其前景是美好的。这些成效的社会价值足以支撑晏阳初和同事们年复一年地奔波下去。

然而,当时的中国无力保持一块社会实验基地的平稳持续。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随之沦陷。9月24日,日本侵略军攻占定县。晏阳初被迫中断了工作。平教会的同志一部分随晏阳初辗转到湖南四川等地,一部分留在了敌占区。

晏阳初说,平教会同志是以平教工作为生命为宗教的,随时随地都在进行平教工作。这是平教会同志的精神。天地之大,无处不能工作。此处不能做,到别处去做。只要一天生命存在,就要为平民教育工作下去。

八年抗战中,晏阳初仍然坚持自己的平民教育工作。

1943年,晏阳初与爱因斯坦等被选为“现代具有革命性贡献的世界伟人”之一。

抗战结束后,晏阳初积极劝说当局,甚至到美国国会游说,谋求国内外对乡村建设工作的支持。其努力结果是,1948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援华法案,特别开列“晏阳初条款”。该条款规定:“四亿二千万美元对华经援总额中,须拨付不少于百分之五、不多于百分之十的额度,用于中国农村的建设与复兴。”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各界对中国乡村改良和建设的关注空前高涨。全国有600多个民间团体和政府机构,开办了1000多处乡村建设实验点。可以说,晏阳初的乡村建设实验是成效最大、影响最广、持续时间最久和最具代表性的。

晏阳初1950年因公务赴美,从此长期离开了中国。此后晏阳初继续在南美、非洲和东南亚的发展中国家推进平民教育运动,并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顾问。

1956年,在晏阳初帮助下,菲律宾建立了国际乡村改造学院,并运行至今。该学院专门向第三世界国家推广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协助第三世界国家培训平民教育师资。

“我的乡井在四川巴中县。那儿有我多少脚印,踏在山之巅、水之涯。那儿埋葬着父母亲的慈骨,也珍藏着童幼年温馨的记忆。尽管我是四海为家,有时午夜梦回,难免乡思万缕。书声、弦声,以至樟茶鸭、豆豉鱼,都是可怀念的。尽管最近三十多年来,我常用的是英语,偶用母语,乡音未改。记忆中的故乡,随着我环绕天涯。”

这段文字是身在异国的晏阳初老人在离开故国30多年之后的乡思之情,深彻心髓,读之令人动容。

1985年,异域奔走数十年的晏阳初踏上故国土地之后,最想去的地方之一还是那个华北小县,还想走进定县城内东大街那座小四合院。

1985年9月9日下午5时许,晏阳初从自己40多年前住过的定县故居中走出来。他惊讶了:

院外长街上,细雨绵绵,雨中撑着各色雨伞。伞下的孩子、青年、中年、老人,都对他笑脸迎瞻。

没人组织,不需呼唤,一切都像天上的和风细雨一样,自自然然,却又绵绵密密。

一个人,离开了一个地方40多年,重来时,无论见没见过他的人,都自然地盼他,迎他,看他,亲他。此情何缘,无需言宣。

在1987年晏阳初97岁寿诞时,美国总统里根为晏阳初颁发“终止饥饿终身成就奖”。

1990年1月17日,晏阳初逝世于美国纽约,享年一百岁。

这位平生给平民教育募集千百万美元经费的世界名人,身后没有个人存款,没有私人不动产。

晏阳初在《农村建设育才院的宗旨与今后的使命》中指出:“耶稣救世,被钉在十字架上;释迦牟尼普救众生,自身受难,唯有这种精神,才能使事业成功。所以,看一个人的事业成功,不要看他的表面,我们要看他背后的原动力。宗教家的精神,就是一个事业成功的原动力。”晏阳初所说的“宗教家精神”,就是使徒献身于神圣信仰那样的精神。他一生就是以这种精神服务于中国,服务于人类。

在晚年的一篇自述文章中,晏阳初做出这样的自我评价:我是中华文化与西方民主科学思想相结合的一个产儿。我确有使命感和救世观。我是革命者,想以教育革除恶习败俗,去旧创新。我愿爱,不愿恨,我愿以仁化敌为友,以爱化苦为乐。

(完)

上述文本在合入完成片时,编导按照实际片长和画面结构的需要,做了一些压缩与改写。大多数脚本与实配到片子里的解说词之间都会有一定差异,因为编导总要根据实际能够获得的画面素材和片子结构需要,对脚本做出某些调整。当然,这些压缩与改写脚本,也表达着编导对“历史文本”与撰稿文本的“理解”。

纪实片撰稿人的历史在场感不同于文学家的历史在场感那样写意和文学化,也不同于学者那样概括与抽象。而是介于二者之间,既需要形象生动的感受性,同时也需要确切具体的实证性。

纪实片撰稿人的历史在场感可以分解为对宏观历史的在场感和对微观历史事件的在场感,宏微并行。例如,撰写晏阳初的传记片,就需要这种宏微兼重的历史在场感。

中国延续数千年的传统农业社会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之时,农村旧有的经济制度、生产力体系和社会组织方式已经衰败不堪。中国农村和农业本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存在基础,但如此凋敝的农村状态使得国本虚弱。长此下去,国将不国。当时有责任心的知识分子都看到了这种实际状况,纷纷从各自的角度投身于中国农村的改造与建设。晏阳初和同道们在定县开展的事业就是当时的一个具体实例。

晏阳初一片的撰稿工作需要对当时的宏观历史状况有基本把握,力求形成宏观历史状况的在场感。当然更需要从历史文献和地理空间上“走进”晏阳初的定县实验区,撰稿人才能够形成微观化的历史在场感,寻求对历史人物与具体事件的贴切感。

只有这样,撰稿人的宏观历史在场感与微观历史在场感才能够密切融合。宏观历史在场感给微观历史在场感提供大参照系之下的框架定位,而微观历史在场感是充实宏观历史在场感的具体内涵,它让大历史获得了具体生动的细节感受性和感染力。

很多纪实片都需要宏微结合的历史在场感,哪怕这些纪实片可能并不是直接写史的。这种历史在场感是撰稿思维的文化根底,是展开构思的起点,让每一个具体的撰稿项目都拥有一套内涵充实的历史文化参照系,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矫正思路的偏颇,也能有效抑制撰稿人的超历史妄想与胡说,让撰稿内容更经得起推敲。这种历史在场感甚至具有撰稿方法论的普遍意义,哪怕撰稿人笔下并没有触及历史题材,但它可以帮助撰稿人迅速进入项目的系统化思考,从历史的整体观出发,整理项目思路,展开时间与空间的历史性想象,让具体构思达成细节饱满而富于历史理性意识的状态。

正因为历史在场感如此重要,所以撰稿人就必须要为培养自己的历史在场感打下坚实基础。具体做法包括多读有关历史的好书,既选择那些深入分析概括型的历史书,也多看一些生动故事型的历史书;深入文化遗址,踏查古迹;反复参观各种博物馆;训练时间与空间的历时性想象力,等等。

如果一个撰稿人面对久已消逝的历史都能够营造出自己的在场感,那么他在现实中也就不难深化自己的在场感了。

现实感总因历史感的建立而深邃。

非虚构叙述类电视片撰稿人是生活于当下的人,因此,对他来说建立对现实的在场感是恒常性的工作需要。

撰稿人的现实在场感是一个复合结构,有宏观现实的在场感,即撰稿人对自己所处时代的宏观现实的参与、关注、认知、体验与思索;也有微观现实的在场感,即撰稿人对具体项目所涉及的现实题材领域和工作考察现场里的活动感受。

撰稿人对宏观现实的关注程度、认知广度、体验与思索深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职业水准,也直接影响到其所介入的具体项目的工作质量。一个成功的撰稿人如果对自己所处的大时代现实缺少关注、体察不足、思考肤浅,是不可思议的。也许他会在一枝一节、一孔一点上有所精专,但绝对不可能拥有宽阔的社会视野和明敏的现实认识,在把握较大作品时一定会表现出不少局限性。

对撰稿人来说,时代的宏观现实不是一个笼统的存在,而是包含着时代的政治格局、经济形势、民生状况、社会舆论倾向、公众关注点、文化艺术表现形态、生态环境保护水平等。在全球化时代,当然还包括世界因素。撰稿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这些领域的关注与思考绝不是大而无当的瞎操心,而是应有的社会情怀,也是撰稿人的基本职业素养。更为直接的是,很可能随时“降临”的纪实片项目就与这些宏观领域直接相关。于是,撰稿人此前对这些领域宏观状态的关注,就成为一个工作项目的有效准备。这样的准备能够帮助撰稿人迅速进入工作状态,找到符合现实的主题指向和思想角度,乃至有助于厘定拍摄题材的范围。

保持对时代宏观现实进程的持续关注,培育和拓展广泛的社会关怀意识,建立起扎实而深入的对时代宏观现实的在场感,是撰稿人的基本功之一,也是撰稿人“社会化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只醉心于身边事物的小感觉,是做不成现实社会的大题目的,并且对小题目的把握也可能失准。

撰稿人对微观现实的在场感事关直接工作素材的获取。撰稿人需要通过微观在场感,深入纪录对象世界,把握现象及其实质,发现并搜集丰富的细节,最终把现场中的生动细节呈现给观众。观众也才能够被细节真实带入现场,形成认知,乃至有所感动。

撰稿人对微观现实的在场感还能够充实宏观现实在场感的内涵,而使其不至于空疏苍白,摆脱大而无当,防止坐而论道。以个性化存在给宏观现实在场感注入务实精神,走向实事求是。

宏观现实的在场感与微观现实的在场感是紧密相关的。前者让撰稿人不与大现实脱节,对大时代保持密切关注和思考,并拥有观察社会的大视野和高角度,对现实具有全局观,在万象纷杂中能够保有相对清晰的思路和方向感。这样的宏观现实在场感能够为微观现实在场感把关定向,提高认知细节的理性水准,能够在与全局的联系中看待具体事物,保证微观现实在场感注重细节而不迷失于现象的杂乱,身处微观现实而不陷落于琐碎凌乱,有助于对细节做透视性认知,较少执迷在一时一事之中。

历史在场感与现实在场感相互之间也具有关联性,二者相互启发,互为深化,互为丰富。例如,对于《晏阳初1930》而言,如果撰稿人对当今中国农村现实具有广泛而深入的了解,就更能够深切评估晏阳初工作的历史价值,理解其农村建设工作操作路径的启示意义。对现实的观察了解是走进历史深处的钥匙。

在第三章所举的例子《丝路》中可以看到,对中国当代纺织业的内涵与价值的认知,只有放在大历史中才能够更加清晰。这个大历史是一个多元历史坐标系,包括中国数千年的古代农耕文明史、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一个半多世纪的现代化追求史、新中国建立60年多年的国家工业化史,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全面现代化进程。片子的主题确立、基本题材选取、现实行业的现存价值评估都不可能离开具有复合内涵的宏观历史在场感。

第二章所举《迁徙的人·大风歌》也是同样的例子。中国两千多年的西北边疆史和两千多年的屯田戍边史,新中国初建时期的严峻状况,必然是认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存在价值的历史坐标系。对于当下中国而言,新疆的资源基地价值和国际地缘政治的战略地位日益突出,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参照系都在凸显着新疆的重要性。新疆的地位越是突出,建设稳定新疆的局势越是紧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地位就越显重要。

现实与历史相交融,历史在场感与现实在场感的密切结合,支撑着21世纪重讲当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故事的主题指向,也为充分评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现实存在价值提供历史性的思索基础。而且这也是对新疆问题的现实在场感和历史在场感的相互启发和强化。这个实例表明,现实在场感与历史在场感密切相关,互为刺激和充实。

没有充实的历史在场感,很难建立深厚的现实在场感;没有敏锐深邃的现实在场感,也不可能形成富有启示意义的历史在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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