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事件与国家形象之间的关系

第十二章　突发事件报道与国家形象建构

第一节　突发事件与国家形象之间的关系

一、媒体塑造国家形象的条件

突发事件关系到国家形象，而国家形象关系到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声誉和地位，并直接影响世界范围内的国家影响力。突发事件因为其本身具有突发性、不确定性和焦点性等特点，具有较大的新闻价值，一旦发生，在当今的信息时代，就迅速在全球范围内传播，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突发事件报道得好，比常规的对外宣传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对于树立国家正面形象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反之，会给国家形象添加负面效应，带来消极影响。第一次直接地、明确地将突发事件报道与国家形象联系在一起的权威文件，是1994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国内突发事件对外报道工作的通知》，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由“两办”这样两个权威机关就突发事件报道问题联合发出的专门通知。通知指出：突发事件报道“关系到我国的国际形象和新闻信誉”。^[1]

突发事件报道也直接关系到新闻媒体的形象。新闻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重大事件和突发事件报道的竞争，突发事件一般也都是重大事件，而平平常常的事情，是不会引起竞争的。可以说，突发事件报道，是检验一个媒体综合实力和水平的重要尺度。突发事件的报道体制是否科学，报道机制是否高效，组织指挥是否有力，记者编辑队伍综合素质是否过硬，技术设备和运行是否可靠，后勤保障是否得力等，这一切在一次重大突发事件报道即可完全显现出来。而新闻界的形象，也是国家形象的一个组成部分。

国内很多灾害报道虽然总体上看是比较成功的，但也存在诸多问题，比如公布灾情、特别是伤亡人员不及时等，前后数据自相矛盾。很典型的一个案例是媒体对1998年抗洪报道，国务院第二次公布的死亡人数为2　000人，第三次公布死亡人数为3　004人，两个发布的时间相隔三个多星期。而这个期间正是南北抗洪高峰期，灾情扩大，险情不断，海外传媒不断散布对官方公布的死亡数字怀疑的论调，不断有道听途说的报道。路透社和《纽约时报》撰文攻击中国政府和新闻机关有隐瞒死亡真相的嫌疑，并历数中国媒体过去没有报道的重大灾害中人员死亡的数字。可以假设，我国新闻报道在这个敏感期间多公布几次人员死亡情况，就可以使报道取得更好的效果，也不会给国外媒体提供猜测和攻击污蔑的机会。

发生在中国内地重大突发事件，国内媒体不报道或不及时报道，这就为境外媒体恣意或者歪曲报道留下了空间，其结果为国际舆论攻击中国“缺少新闻自由”、“无视人权”等提供借口，直接影响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在国内也会造成不良后果，新闻报道的可信度打折扣。因此，塑造国家良好形象的前提之一就是中国各级政府部门认同媒体对突发事件的报道权，各级政府部门善待媒体，为媒体的新闻采写提供好的工作氛围。

二、媒体塑造国家形象的理念

1．突发事件与国家形象

突发事件当然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国家形象，媒体报道不当则更进一步损害国家形象。比如，过去很长一段时期，我国官方一向对许多重大突发事件进行不同程度地瞒报，而事实证明，这样做反而更容易造成人们误解政府的诚意和行动，怀疑甚至抱怨政府在新时期仍然沿用“粉饰太平”来“愚弄民众”的旧式思维，更抱怨政府以这种旧的思维方式来执政。中国形象和中国政府的形象在世界共同关注中变得逐渐清晰且引人注目。

我们必须看到，媒体对一些诸如群体性上访、官员贪腐问题等社会负面影响甚至具有海外不良影响的涉华事件极感兴趣。但我们同时也必须认识到，我国媒体和新闻人也可以充分利用这种“期待视野”或者说是潜在的“挑战”，因为，在不少重大突发事件的对外报道和应急处置过程中，机遇与挑战并存，一些西方国家凭借其“话语霸权”对中国的人权、民族政策等横加指责的问题，严重干扰我国政府处置突发事件的进程，破坏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以青海玉树地震为例，由于震区人口有93%为藏族居民，一些别有用心的西方国家就热炒所谓的西藏问题，^[2]使得我国的民族问题一度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但同时，我们如果利用好这样的“机遇”，也可以将“坏事”转化为“好事”，让世界其他国家的民众透过这些焦点事件认识到中国形象好的一面。因此，如何抓住突发事件报道的机遇，掌握国际话语权，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是摆在我国政府、媒体以及各类组织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2．构建中国国际话语权面临的困境

自2003年“非典”事件以来，中国接连发生了多起引起世界高度关注的重大突发事件，如西藏“3·14”事件、南方雪灾、新疆“7·5”事件，以及汶川、玉树地震、甘肃舟曲“8·7”特大泥石流事件、日本非法扣押中国船长事件等。由于这些事件具有“突发性”和“灾难性”等特点，具有独特的新闻价值，会迅速产生巨大的冲击力和震撼力，往往在极短时间内向全球扩散，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和热点。因此，中国越来越重视对这类事件的话语权争夺。但就目前来看，我国在国际话语权方面的弱势地位并未从根本上扭转，在争取正当而强劲的国际话语权方面还存在着不少困境。

一般而言，国际一流媒体有三个标准：一是强大的国际影响力，包括品牌影响力、话语权、舆论引导力等；二是强大的运营能力，指媒体的经济收入水平、创收能力以及产业效益等经济财务指标；三是雄厚的基础规模，包括媒体的整体规模水平、国际覆盖能力、制作播出能力等。目前，美国拥有遍布世界各地的新闻传播网络，控制了全球90%的新闻和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和制作，为其话语霸权的建构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电视节目有60%～80%的栏目内容来自美国。

参照上述标准，我国目前还缺乏一家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媒体，我国媒体在新闻采集能力、传播能力、辐射能力等方面还存在很大差距，且中央媒体之间缺乏横向联合、沟通交流、协同行动，难以形成事件报道合力，导致“中国声音”常常被淹没，甚至“失语”，为西方少数记者妖魔化中国提供了可乘之机。在一些涉及我国社会稳定和安全的突发事件上，西方媒体忽视了中国政府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有意歪曲事实，恶意评论，这样就大大丑化了中国形象。

如新疆“7·5”事件发生后，西方媒体就故意挑起民族争端、人权等话题，基本无视中国人民警察在维护治安方面的巨大牺牲，刻意抹去恐怖分子的残忍行为，这种避重就轻、颠倒黑白的选择，违背了新闻传播的客观公正原则，误导了海外受众，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与中国国家形象。

3．建立和完善有效的报道机制是提高突发事件报道水平的关键

从国际现状来看，美国目前是全世界新闻事业最为发达的国家，从政府机构、半官方组织到私人公司，还有众多名人，他们都非常重视新闻发布。法国也是新闻发布制度比较健全的国家，从外交到国防，从各类突发事件到自然灾害，均能快速准确地发出官方消息。其突出特点是多层次设立新闻发布机构和新闻发言人，分头发布消息。突发事件发生后，根据事件的性质由各主管部门发布消息。属总统职权的外交和国际重大问题，经常由总统本人用直播形式宣布。英国采用以“大媒体优先”发布紧急新闻的制度。如有突发事件，或紧急新闻要宣布，英国政府只通知几家大媒体，如英国广播公司、路透社和几家大报。如与某些国家有关，则通知有关国家驻英国新闻机构。新闻发布会很短，发言人只回答两三个问题，不回答与事件无关的任何提问。

整体来看，各国突发事件报道也有一些共同特点：①官方普遍高度重视，在研究处理突发事件时，如何发布新闻是重要议题；②都建立了比较固定的专门发布体系、机构、制度、程序；③都跟主要媒体建立密切且直接的联系。政府有关部门事发后，都主动地、尽快地通过大媒体发布准确消息，以免出现各种猜测和流言蜚语；新闻记者也都按职业习惯行事，与政府以及消息来源密切配合；鉴于通讯社功能的多样性，它们通常是突发事件新闻发布最重要的渠道。

目前，我国重大突发事件新闻发布主要通过外交部和国务院新闻办两个渠道，外交部侧重我国对国际重大突发事件的反应，通过新闻发言人主动通报或答记者问表示态度，通过媒体报道出去；国务院新闻办则侧重于负责对国内突发事件新闻发布的组织协调归口管理，多半由与突发事件有关的部门发布，再通过媒体发布出去。总体来看，我国官方对国际突发事件的报道管理较宽松，对国内突发事件报道管理较严格；在国内形势稳定，社会矛盾不突出，热点、难点问题少的时候，突发事件报道管理较宽松，反之，则管理较严格；对自然灾害类突发事件报道管理较宽松，对重大政治社会事件和敏感事件的报道管理较严格；过去管理较严格，近些年管理越来越宽松。但是，“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起步较晚，由于理论和实践的不足，在发展过程中遇到许多挫折”，^[3]我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和发言的水平还有待于大力改进。

根据国家权威部门的规定和多年的实践，我国突发事件报道一直坚持一些基本原则和惯常做法，这些原则和做法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突发事件新闻发布体制和报道机制。

1．突发事件报道必须在总体上有利于我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有利于维护我国的国家形象

重大突发事件的报道要接受党和国家的监督，因为国家利益应当得到每一位中国公民的自觉拥护。新闻采编人员要充分考虑涉及重大社会政治事件、恶性事故、涉外和涉台港澳突发事件的复杂性、敏感性，据此决定如何报道、报道时机、报道范围和报道分寸。为了使报道符合中央方针、符合国家法律和国际法、国际通例，重大事实和情节符合实际，稿件须送权威部门审核或审定后方可发布。

2．报道内容必须准确、真实，消息来源要权威，在这个前提下讲求时效

“准确”和“时效”这两大新闻原则在国内外，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强调的。但对突发事件报道，有些西方媒体更倾向于追求时效，对内容只满足于大体准确，有的媒体甚至为了抢时效，不惜根据道听途说和主观臆测来报道。我国新闻管理部门和新闻媒体在政治上则比较严肃，把“准确”作为前提，宁可慢些，事实也要准确。

3．对不同性质的突发事件，在报道上采取不同的方式处理

对各种自然灾害，在事实准确的情况下，原则上都可以报道，但在什么范围报道，要视灾害规模和影响程度而定。一般的自然灾害，只在有关地方报道；重大自然灾害，由中央媒体向全国和全世界报道。

4．坚持内外有别的报道和发布原则

我国突发事件报道，视情况对内对外有所区别，因为对内报道与对外报道的对象不同，目的也不一样。对外报道更多考虑同境外媒体进行舆论主导权方面的竞争，对内则更多考虑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有些突发事件不具国际意义，通常对外报道从简，对内则较为翔实。有些突发事件为世人普遍关注，则对外对内都比较详细，甚至对外报道比对内还充分。应该说，随着我国对内对外新闻信息传播得越来越开放，突发事件报道的对外对内报道的界限越来越不明显。鉴于国际新闻的激烈竞争，对外报道时效要求更高，因此对外报道往往先于对内报道。

我国突发事件发布体制和机制虽然建立时间不长，但比较系统，规定明确、可操作性强，既体现了政策性和原则性，又体现了按新闻规律办事的科学精神。媒体与记者把握得好，运用得好，可大大提高我国突发事件报道水平。

突发事件，是新闻报道经久不衰的主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也是媒体竞争角逐的热点。在当前我国舆论环境和文化传播环境越来越开放的背景之下，我国突发事件报道也具备了许多有利条件，各新闻媒体艰难而脚踏实地的长期努力，已改变了我国突发事件报道的国际印象，较好地展示了一个开放的、自信的大国形象。

案例12－1

【案例提示】

南京汉中路煤气爆炸，是南京市内外媒体高度关注的焦点性事件。但是只有《新华日报》的报道跳出事件，跃上一个更高层面。这篇消息角度巧，嫁接了当日两起新闻的共通处；含义深，从偶然性事件反映了南京市始终坚持政务公开的必然性；意义重大，国务院新闻办组织中外媒体到江苏采访政务公开有着为奥运舆论热身的背景。

南京汉中路煤气爆炸事件第一时间通报境内外记者

［本报讯］2月5日上午11点，南京市政府在金丝利酒店向本地媒体进行新闻发布，通报当日早晨6点发生的一起突发事件。与此同时，在南京市地税局的一个会场，一群中外媒体记者也在第一时间得到了南京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宁的情况通报。

这群中外媒体记者是受国务院新闻办之邀，到江苏采访政务公开和反腐倡廉的。除了国内媒体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新社、《中国日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之外，还有境外著名媒体香港凤凰卫视、《洛杉矶时报》、《新闻周刊》、路透社、《共同社》、日本广播协会、朝日新闻、《联合早报》。

当日上午的采访安排是听取江苏省和南京市有关情况介绍，并进行现场采访。但一些消息灵通的海外记者已经得知南京市晨间发生了一起突发事件。于是，当上午的原定工作计划即将结束时，南京市的采访接待者们决定临时改变一下议程。

有关人士告诉记者，原本打算将全体中外媒体记者带到突发事件新闻发布会现场，但是由于事发紧急，这边已有工作安排，交通又受到突发事件影响，来不及赶过去，就临时决定在原定工作安排结束时，对全体记者进行新闻发布。这既是对突发事件的情况通报，同时也是政务公开的鲜活演绎。

南京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宁向全体中外记者如实通报了事件。她介绍说，5日早晨6点左右，南京市牌楼巷与汉中路交叉路口北侧因发生渗水造成路面约50～60平方米的局部塌陷，造成地下自来水管断裂、煤气管道破裂，并发生火苗燃烧。事故引起交通堵塞，部分供电、供水、供气及电信中断，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新加坡联合早报、凤凰卫视等媒体记者不满足于得到的口头通报，还拿到了文字材料。凤凰卫视记者马上赶到汉中路事故现场，进行了进一步的采访，下午，又继续采访徐宁了解事态进展。

（《新华日报》，2007年2月6日，记者王晓映）

【案例分析】

这则消息以简洁过硬的事实给了境外媒体对中国的不良舆论一个有力的回答。整个消息对两个新闻事件的材料取舍、关联判断、意义定位体现了过硬的新闻功底。在短小精悍的空间内，消息关于背景、现场、反响的布局得当，厚度和鲜活度兼具。

记者本在中外媒体政务公开采访现场，获悉汉中路事件后又赶往事发现场，汉中路采访结束后再穿梭回政务公开采访现场——因此成为当天唯一一个同时在两个新闻事件现场的记者，从而获得了独一无二的视角。当新闻发言人向中外记者发布突发事件新闻时，记者敏锐感觉到这是一次别有深意的发布。因此，次日的《新华日报》，除了有关于中外记者采访江苏政务公开的“规定动作”、汉中路事件的事件报道，更在一版这样的重要版面刊发了这条独家新闻。

第二节　国家形象在突发事件报道中的塑造路径

一、突发事件报道中国家形象塑造的方法

历时69天的智利矿难救援^[4]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智利政府通过高效有序的救援行动，成功地救出了被困工人的同时，将一场灾难转化为一部完美的国家形象宣传片，赢得了全世界的赞扬和尊重。其中的经验对于我们在突发事件出现后开展公共外交、树立国家良好形象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信息透明是基础；关爱生命是主题；国家领导人是中心；善后处理是保证。

1．信息透明是基础

新闻的本质特征是“事实的非常规变动”。突发事件就是这一特征的集中体现。突发事件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成为全球媒体关注的热点、焦点，引发巨大的震撼力和影响力。由于事件的突然性，全球媒体都会面临信息缺失这一共同问题，都会强烈渴望从所在国政府获得权威的第一手消息。因此，及时通报事件发生的过程与后果、不断更新事件的发展和变化、为媒体提供充分了解事件前因后果的渠道和便利，可以帮助所在国政府建立与媒体的良好互动关系，从而为引导媒体的报道方向、掌握事件处理的话语权打下良好的基础。

比如2010年智利矿难发生之初，智利媒体就第一时间向全球进行了报道，国际各大媒体也获准在矿难发生地进行实地报道采访。正是这种公开、透明、随时更新资讯的做法，使全球各地的媒体受众得以及时了解救援工作的每一步进展，甚至能与远在万里之外、他乡异国的智利矿工“同呼吸、共命运”。矿工传到地面的纸条、被称为“脐带”的输送管道、救援遇到的困难及多种方案乃至矿工们在井下玩骨牌、唱歌、看球赛、写日记、向女友求婚等，所有这些事无巨细的信息都使全球民众或欣喜或焦虑。正是这种透明和公开使得一切恐慌和谣言无缝可钻，也更大程度地加强了这一事件的穿透力和影响力。

2．关爱生命是主题

世界各国文化不同、背景各异，但是救死扶伤、关爱生命的人道主义精神是人类共同的价值情怀和普世价值观。在处理突发事件时，抢救生命永远是各项行动的重中之重，是检验行动成功的关键指标，也是各国媒体聚光灯下的关注焦点。因此，事件所在国政府只有投入百分之百的努力开展救援工作，才能得到全世界的理解和支持。

无论是洪涝灾害等自然灾害还是人祸的矿难等，一个国家的救援如果以“以人为本”的原则得到有力的贯彻，这样的行动经由媒体的报道被突出、放大，就向全世界塑造了正面、积极、负责任的国家形象。

3．善后处理是保证

突发事件处理得当，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提升国家形象。但是，人为原因造成的突发事件毕竟对国家和社会造成损害，这些损害并不会因为成功的救援行动而消失。如果因为救援成功、国家形象提升而忽略了对事件责任的调查和追究，甚至试图淡化和掩盖责任，那么待庆贺的余热过后，媒体和民众就会转而将注意力放在发掘事件的内幕、黑幕上，政府通过成功处理突发事件树立的正面形象很有可能在短时间内一落千丈。相反，如果政府在突发事件结束后迅速“亡羊补牢”，弄清事发原因，追究事故责任，吸取事件教训，那么，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形象照样可以得到公众的认同。

另外，在报道人物时，媒体也可以慎重考虑国家领导人是一个国家的代表。当突发事件来临时，领导人的一言一行会瞬间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成为整个国家形象的代言人。国家领导人的判断力、领导力、亲和力直接影响着整个事件的处理结果，影响着关注这一事件的公众和媒体的情绪、态度、认知。比如我国在各种自然灾害中，党和国家领导人经常出现在灾难现场，他们以负责任的大国领导人姿态向全世界展现了一个有责任、有爱心、有感情、有能力的领导人形象，同时也使全世界对我国政府和人民留下了良好而深刻的印象。这样的领导人印象在普通外国人心目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也树立起了我国的国家形象。会随着事件结束而被人遗忘，而且会获得更大的提升。

二、国家形象的对外传播

1．遵循新闻传播规律

国家形象的建构同样需要遵循新闻传播的规律，否则最终的传播效果只能是适得其反，按规律办事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在突发事件报道中，“我们的媒体只有按新闻传播规律办事、做好信息的传播工作，才能有利于国家形象的构建。”^[5]

（1）坚持新闻的时效性原则，抢在第一时间报道事件的发生和发展。无论是自然灾害还是人为的灾难事件，突发事件本身具有的突发性、破坏性、不确定性等具有极高的新闻价值，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媒体必须在第一时间作出正确的反应。媒体在第一时间公开披露、报道了事件真相，有效地杜绝了各种小道消息与流言，一个高效、有作为的正面的国家形象也被传播到国际社会。国内媒体在第一时间发出声音，传播事实的真相，这就可以从源头上阻断小道消息和谣言的流传，消除人们认识上的不确定性，避免不利于国家形象的舆论出现，就有可能大大减少对国家形象的损害。

（2）通过新闻策划掌握舆论制高点。新闻策划即信息传播中的“议程设置”，媒体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可以“议题”引导和积极影响公众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轻重缓急的判断，媒体通过议程设置使一件新闻事件备受关注，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而做好这些则需要较高的“拿捏”能力：占领议题制高点，要提高议题排序能力，适时适度把握“风力”。善于从大局出发判断各种议题的重要程度，给予不同的报道力度。占领议题制高点，要提高议题解释能力，及时有效掌控“风向”。对于已经出现的热点议题，要第一时间作出解释分析，引导社会公众的判断。^[6]

（3）遵循国际社会共通的意义空间。我们都知道，传播作为信息交流的途径，是在一定的社会交往中进行的。如果没有共通的意义空间，就会造成传播过程的偏差、误解，从而产生传播隔阂，造成传播的阻碍。突发事件报道要想在国际社会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首先得弄清楚传播的对象是与我们在文化背景上有着巨大差异的外国受众。突发事件报道要想取得理想的传播效果，就必须遵循国际社会共通的意义空间。具体说来，就是要做好高低语境的转换和遵循国际公认的价值体系规范两项工作。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在文化价值维度研究方面根据信息传播对于环境的依赖程度，把世界文化分为高语境和低语境两种。具体在传播领域，高语境传播指的是绝大部分的信息或存在于物质语境中，或内化于个人身上，极少存在于编码清晰的被传递的讯息中，而低语境传播则正好相反，即将大量的信息置于清晰的编码中。中国文化是高语境文化，^[7]很多时候表达含蓄，需要他人根据讲话时的环境以及其他非言语的线索去揣测文字背后或话语背后的真正含义，因此不在中国的各种环境中生活，外来者很难真正地理解中国文化所包容的博大精深的内涵。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国际公认的价值体系就会起到重要的桥梁作用，所谓国际公认的价值体系，简单说就是普遍通行于世界的人类价值观。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就必须与国际公认的价值体系相符合。国际公认的价值体系，是人类社会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它具有独特的穿透力，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界限，为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所认同，成为人类文明的共同特征。在进行国家形象的塑造时，不能偏离国际公认的价值体系，否则不但不能塑造国家形象，还有可能损坏国家形象。另外，根据国际传播学专家的一项调查显示，外国受众在人权、亲情、爱国等方面容易达成共识，他们同我国人民一样关心能源、环境、生态、卫生和保健、青少年教育等问题，这些让全世界共通关注的热点和焦点，可以成为我们在突发事件报道中很好的切入点。

2．努力提升媒体对外传播技巧

虽然媒体都乐于标榜自己的“真实”、“客观”、“公正”，但不可否认，在突发事件报道中，媒体总是从其所认可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出发。要使自己的报道更具影响力，就要在突发事件报道中掌握必要的技巧、讲究一定的策略。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传播技巧指的是在说服性传播活动中为有效地达到预期目的而采用的策略方法。”^[8]因此，新闻报道的所有技巧必须服从于新闻传播的最终效果。

（1）讲求新闻报道的修辞艺术。在突发事件报道中，新闻修辞的恰当运用能够很好地赢得外国受众对中国的认同感。对在突发事件发生这一特殊时刻担负着传播新闻事实、塑造国家形象的新闻媒体来说，要想取得较好的传播效果，就必须具备深厚的修辞功底和娴熟的修辞技巧。所谓修辞，从传播学角度来看，就是对语言、叙述等的修饰，让受众能够尽快地接受信息，理解并认可传播者立场与态度，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任何修辞行为都可以追溯到在相关事物中存在着的某一不确定性，人们急于去说服以期达到稳定和确定的状态。在突发事件报道的修辞实践中，最有力的说服手段就是选择性地利用事实，以确定的事实来消除事件本身的不确定性。突发事件报道中，媒体人一定要有受众意识，通过提高新闻媒体的公信力，巧妙地选择与突发事件本身、政府作为、受影响群体等有关的事实，这样更容易获得外国受众的认同，有利于良好国家形象的传播。

（2）注重特殊人物的形象塑造。所谓的特殊人物主要包括政府各级官员和社会各界公众人物两大类。政府各级官员作为一国公务的执行者，是国家管理层的核心和国家形象的集中代表。通过在突发事件中的作为，领导人可以充分地展示自身的形象，从而体现一个国家的整体形象。因此，媒体在突发事件报道的过程中，必须注重对领导人形象，包括其言行举止、表情神态、气质风度等的塑造，为建构良好的国家形象服务。受到注重形象设计的思维模式的影响，西方受众一直都很关注中国领导人，西方的主流媒体也非常热衷对中国领导人的性格、执政风格、影响力等进行报道。在突发事件报道中，一些普通人在特定的场景下的特定表现，刹那间烙印在了受众的脑海里，一跃成为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比如汶川地震中媒体记录下来的“敬礼娃娃”^[9]、“可乐少年”^[10]、“芭蕾女孩”^[11]，在原生态的音容笑貌展现中，呈现出了面对巨大灾难时的乐观形象，外国受众眼中他们就是最真实的中国形象。

由于西方媒体拥有先占优势，我国国家形象的外部塑造权在很大程度上被掌握在西方媒体手中。尽管越来越多的国家对我国的发展模式、发展道路、发展成就以及核心利益逐步有所了解和认同，海外媒体对我国的客观报道和正面报道也不断上升，但由于价值观和新闻观的差异等原因，西方媒体误解甚至歪曲中国形象的事件时有发生。

让世界听得懂中国人的话语，是中国争得更多国际话语权的关键。但我国媒体对外报道方式还存在一些不足，在报道实效上还没能充分实现让海外受众“入脑”又“入心”，没有将我们的优势观念转化成为具有吸引力的国际主流话语。比如，对某些突发事件的深度报道和评论不够及时，没有将内宣与外宣恰当地区分开来，在对外报道中出现了较多程式化内容和抽象表述、空洞说教，枯燥和冰冷的数字较多，缺乏西方受众较为关心的人情味的内容、具体的细节、生动的事例、鲜活的人物等表述。

3．争夺国际“话语权”

面对西方的“话语霸权”，我国官方和媒体只有在重大突发事件中牢牢把握话语权，通过及时、客观、充分地报道和深入挖掘突发事件处置过程中的积极因素，有效地引导国际舆论，以在国际上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方式方法外，还有一些有效的途径，可运用深度报道的积极作用来加强对国际话语权争夺的力量；同时根据网络的特点力争让多方参与其中，鼓励民意代表和民间人士的舆论活动。

案例12－2

【案例提示】

“5·12”地震所带来的悲痛与震荡，是史无前例的，它所造成的冲击和改变，也绝不是纯地质意义的。从地震发生之时起，包括政府、民间和社会各阶层民众凭本能采取的一系列抗震救灾和生产自救形式，都是极具创新性的。无论是从最高决策层面，还是具体操作层面，都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在这方面，学界和媒体，都有极其细致的关注和详细的记录。这些文献和记录，从不同专业角度，对大地震造成的包括自然生态、经济政治、科学教育、社会形态等方面造成的冲击和改变，给予了详尽而充分的记述。有媒体，基于以上变数，发出“震出一个新中国”的感叹。从另一角度解读了“5·12”地震——在地震中中国第一次出现了广泛的公民社会现象。

中国首次出现广泛的公民社会

在通常情况下，这家重庆汽车俱乐部的富有会员，习惯于驾着豪华奔驰越野车在城里转悠，享受他们的周末休闲之旅。

但本周他们往车里装满了一箱箱药品、食物，驱车到四川地震现场。有近100名俱乐部成员赶往灾区，20辆车组成的车队为无家可归的幸存者送去物资。一名成员说：“我们想都没想就做了，我们有责任帮助兄弟姐妹们。”

这些奔驰车主们属于成千上万的中国志愿者大军，他们源源不断地涌入震区，显示了规模非凡的民间援助行动。大多数志愿者都是独立、自费和自发组织的，与中国传统的政府法令截然不同。

在这个民间慈善或社区行动传统不很彰显的国家，四川地震催生了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声势浩荡的“草根”志愿者运动。一些分析家说，这可能是历史性时刻，中国第一次出现了广泛的公民社会。

单是在遭地震重创的绵阳市，就有超过9　000名志愿者，其中数百名来自遥远省份。在一个供2万名无家可归者避难的体育场，数以千计的志愿者在捐助新衣物和提供医疗帮助。道路上挤满了民间援助车队，警察为此不得不让他们给急救车让路。

在全国范围内，中国人捐出了60多亿元人民币，以帮助大约1　000万受到地震影响的灾民。一些人甚至租用推土机、起重机和挖掘机，将它们运到灾区，用以搜寻垮塌建筑物下的幸存者。

民间运动的到来正值中国历史的一个关键时刻。距北京奥运会开幕已不到3个月，中国届时将欢迎整个世界。但前几周，民间欢迎的热度似乎变得不明确和犹豫。几个月来的“民族主义”、对安全的多疑和排外情绪和对奥运火炬传递过程中的亲西藏抗议的激烈反应，已经危及到了奥林匹克精神。

但现在，中国正向世界表明，民族主义有着更人性和富有同情心的一面。地震及中国对此的反应，将软化中国在奥运之前的形象。

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政治学家江文然（音译）说：“从政治上讲，这是中国政府的绝佳机会。火炬传递抗议后，他们知道中国国际形象有问题。现在媒体报道的开放性和及时性是空前的，这是中国向前大跨步、朝向更大的开放的时刻。”

在3月份西藏骚乱后，中国爱国者与西方媒体几乎陷入一场战争。但地震最终将使双方停火。江先生说：“我认为出现了一些和解。国内媒体在开放，外国媒体也获准进入灾区。中国正在弥补曾经的错误。”

在四川的许多志愿者都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他们从未经历过热火朝天的革命或前几代人的艰辛。一直到今年，他们似乎对任何社区工作或社会活动缺乏兴趣。西藏骚乱期间，“后毛时代”的意识形态真空被民族主义所取代，并成为中国年轻人的新意识形态。“但民族主义是双刃剑。在这次地震中，它激发了人性中最美好的东西，而不是排外或民族沙文主义。地震给许许多多人的意识带来了冲击，他们在真的关心别人。”

（加拿大《环球邮报》2008年5月17日，作者，［加］Geoffrey　York发自绵阳，编译黄义务）

【案例分析】

正当国内的媒体还沉浸在对地震细节的报道和对典型人物的挖掘和整理时，一些西方媒体，已敏锐地感受到了大地震之后中国社会的不同。这些不同，包括国家领导人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出现在救灾第一线；媒体异于往常的灾难报道模式和史无前例的为普通国民降国旗举动，以及民众极具想象力和饱含热情的各种自发救援活动。他们从这些不同中，看出了一个在西方十分盛行而在中国还有些陌生的词语——公民社会。本文从慈善和志愿者角度，深入记录了包括奔驰车友会和农民志愿者们组成的声势浩大的救灾济困活动。该报援引分析家的说法，认为：“在这个民间慈善或社区行动传统不很彰显的国家，地震催生了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声势浩荡的“草根”志愿者运动。这可能是历史性时刻，中国第一次出现了广泛的公民社会。记者甚至认为，其作用甚至改善和软化了此前西藏骚乱后，中国爱国者与西方媒体的那一场战争。

案例12－3

【案例提示】

2009年发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7·5”事件本身不是民族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而是境内外“三股势力”精心策划和组织的一起严重暴力犯罪事件。事发后，少数境外媒体颠倒黑白，将性质本属于恐怖事件的“7·5”事件渲染成为中国政府镇压少数民族的政治事件，这样的不负责任的报道严重损害了我国国家形象。那么，中国内地的媒体怎样有理有据地进行反驳，唯一的方式就是客观公正地报道事件真相。《人民日报》的多名记者冒着生命危险在一线发回了自己的所见所闻。

人民日报报道组深夜遭暴徒伏击

8日零点15分许，人民日报前方报道组在完成报道任务返回驻地途中，车行至乌鲁木齐市河滩路与新医路立交桥南时，遭到埋伏在路边的上百名手持利斧、砍刀、铁棍的暴徒的袭击，两辆越野车遭到严重损毁。后在自治区政法委主要领导及乌鲁木齐市委书记栗智的亲自指挥下，公安部门出动数批干警增援，大家最终于凌晨4时撤出危险区域。

8日零点左右，在乌鲁木齐采访了一天“7·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的人民日报前方报道组成员，分别乘两辆越野车返回住地。前车乘坐着报道组总指挥王慧敏、记者王南、龚仕建、游海滨和司机杨鲁新5人；后车乘坐着副总指挥戴岚、记者曾华锋、刘维涛和司机王国兵4人。由于一些路段实施交通管制，车子被迫绕道河滩路，向北行驶。

大约零点15分，车至河滩路与新医路立交桥南时，突然从路边小山坡上冲下来一批人，这些人手持装有长柄的利斧、大砍刀、铁棍咆哮着围住了汽车。车里的记者忙朝外喊：“我们是记者。”但对方置若罔闻，操起手里的家伙朝汽车一顿狂砸。顷刻间，前车的保险杠、引擎盖、车灯、窗玻璃被砸得一片狼藉，车顶多处凹陷。有人还企图爬上车顶从顶窗施暴。

司机杨鲁新沉着冷静，一边猛打方向盘左冲右突逼退靠上来的歹徒，一边迅速倒车。特种兵出身的后车司机王国兵见状紧急刹车，同时也采用与前车同样的方式逼退扑上来的歹徒。歹徒一边闪躲汽车一边伺机发动新一波攻击，一拨歹徒被逼退一拨歹徒又冲上来，嘴里大声呼喊着：“打死他们！打死他们！”

图12－1　2009年7月9日《武汉晚报》全文刊载《人民日报》前方报道组的报道

两辆车继续在歹徒包围中左冲右突，突然，两辆车撞在了一起。两个司机临危不惧，继续驾驶残破的车辆左冲右突寻机突围。人民日报前方报道组总指挥王慧敏一边冷静地指挥车辆寻找薄弱环节突围，一边迅速用手机报警。坐在副驾驶位子上的国际部老记者王南不顾雨点般落下的斧头、棍棒不停向司机提供突围方向。终于，第一部车率先突出了重围。

歹徒继续向后车发动攻击。所有的玻璃均被击碎，引擎盖上到处是利斧留下的痕迹。坐在副驾驶室位置的前方报道组副总指挥戴岚关键时候不忘战友，一边指挥突围，一边提醒大家注意躲避。曾华锋右侧的玻璃先是被斧头砍出一个洞，后是一把钢刀从洞口直捅进来，幸亏曾华锋离玻璃有段距离，钢刀掉落在座位上。曾华锋右手背及中指被玻璃渣扎破，血迹斑斑。

已冲出埋伏圈的王慧敏问司机：“快察看他们的车出来没有？如果没出来，马上折回去营救！”司机通过后视镜发现，经过一番拼死突围，第二辆车也冲出了埋伏圈。

冲出埋伏圈后戴岚同志的第一句话就是：“他们的车的情况怎样？”

两辆车一阵急驶，终于来到了安全地带。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如果当时司机处置不当，倒车失败，或者车子熄火，后果不堪设想！

然而此时，大家依然不敢丝毫放松警惕：因为那帮歹徒还候在前面，且随时会追上来。此时乌鲁木齐全城交通管制。大家只好将车停在河滩路一座立交桥下，等待警察来解救。骚乱后的街头一片阒寂，周围的灌木丛黑黢黢的。为了预防歹徒追上来，大家要不时登上高处，观察周围的动静。

在此期间，又有多辆遇袭的车辆从现场逃回。逃出来的车辆均伤痕累累。

接到人民日报前方报道组遇袭的信息，自治区政法委副秘书长刘克勤、乌鲁木齐市委书记栗智亲自组织警力前来营救。零点45分，乌鲁木齐市天山公安分局的第一批警察赶到。1点20分，全副武装的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刑警队赶到，并立即布防，勘察现场，调查取证。此后又陆续有警察赶来增援。在多辆警车的护送下，凌晨四时许大家终于撤回驻地。路上，记者发现许多路段都有汽车碎玻璃。在新医路立交桥上，一辆被掀翻砸烂的小轿车横卧在路中央。警察告诉记者：“这是刚发生的。昨天的，我们已做过清理。”

（本文来源：人民网）

人民日报人民论坛：谎言是对无辜亡者的第二次谋杀

明明是手段残忍的暴力事件，却被粉饰为“和平请愿”；明明是维持秩序的正当行动，却被指认为“武力施暴”；明明是暴徒屠戮无辜，却被篡改为警察“血腥镇压”……

乌鲁木齐“7·5”事件以来，尽管不断披露的铁证已经给出了事实真相，尽管飞赴现场的各国媒体已经获得了目击者的证词，但还是有人在任意改变事件性质、刻意歪曲事实真相。

烧汽车，烧商店，残害无辜路人，暴行不绝，喊杀声不断……这是7月5日那天乌鲁木齐街巷的真实场面，世界上有这样的“和平请愿”？

迄今为止，184人失去生命，上千人躺在医院。打人、杀人、纵火、抢掠，侵害包括老弱妇孺在内的无辜平民。这分明是一起令人发指的严重暴力犯罪事件，试问世界上可有国家能容忍如此“和平示威”？

任何一个公正理性的人都能看出，这样的行为无关民族习惯、宗教信仰、生活方式，严重违背了现代法治社会乃至人类共同的伦理价值。在任何一个国家，对于具有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害性的暴徒，都要依法严惩。否则，法律的尊严将受到践踏，社会的秩序将受到重创，更为重要的是，公民的人身权利将受到侵害，人类最为核心的价值理念将受到挑战。

实际上，这样的谎言，稍有常识便可揭穿。近日在“世维会”所谓披露“真相”的新闻发布会上，一位中国留学生用一个细节驳斥得对方哑口无言——从那些拍摄于7月5日被暴徒杀害的无辜平民的照片可以看出，被害者是头部被石块猛击致死或被割喉杀害，显然不是“世维会”所说“武力镇压时被警察射杀”。

而一些西方媒体的不实报道，甚至引起了西方读者的强烈不满。一位美国网民质问《纽约时报》记者：“为什么没有死者以及骚乱导致的财产损失的报道？难道生命不重要吗？你有家庭、兄弟和姐妹吗？如果你的妻子或者丈夫被杀害，你还能说这是‘和平示威’吗？”“我对西方媒体很失望”，一位在上海的法国人如此评论。

暴行之后，谎言是对无辜受害者的第二次谋杀。因为颠倒是非的谎言与肆无忌惮的暴行一样，践踏的是社会正义，蹂躏的是人性良知。面对深创剧痛，在严重暴力事件中痛失亲人的人们，最希望的是施暴者与煽动暴乱者受到法律的审判，受害者得到公平正义。任何颠倒黑白、捏造事实的举动，任何粉饰暴行、美化暴徒的言辞，无异于对受害者的继续加害。

一切说谎者都有不可告人的图谋，揭露这些图谋，会让人们认清事情的实质。对于热比娅以及“世维会”，人们将从他们颠倒黑白的手法以及移花接木的伎俩中，看到他们煽动民族仇恨的居心，看清他们分裂国家的用心。对那些罔顾事实的西方媒体，人们将从他们根深蒂固的偏执中，从那些歪曲事实的报道和推波助澜的言辞中，看到他们一向自诩的客观公正的新闻报道背后，有着怎样的政治偏见和文化傲慢。

（《人民日报》，2009年7月14日，作者何振华）

【案例分析】

在一些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中，我国的国家形象往往因为境外媒体的歪曲报道而受损，而国内媒体的报道又不能遵循新闻规律难以在国际上引起反响。《人民日报》对“7·5事件”的系列报道遵循了新闻规律，坚持从眼见为实的新闻事实出发，客观公正地报道，特别是尽量报道了大量的事件的细节。具体到这一篇报道，我们清楚地看到，记者完全是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客观地写入了报道，将自己的亲身感受详细地记录在报道之中，这样的报道就很有说服力。同时，《人民日报》在评论栏目《人民论坛》发表文章针锋相对地指出西方极少数媒体对中国的恶意中伤，评论文章也是坚持用事实说话，没有居高临下地进行说教，这样的评论文章也容易被受众接受。

【注释】

[1]徐学江．突发事件报道与国家形象［J］．中国记者，1998（9）．

[2]玉树地震发生后，大部分国外媒体对事件的报道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但是，也有一些西方媒体，戴着有色眼镜，发表各种批评言论，诸如“灾民哄抢物资”，“中国政府禁止国外援助行动”，“在通往玉树的道路上设卡限行”等．更有甚者，个别媒体不惜歪曲事实，抹杀中国政府在抗震救灾中的努力．仅凭一些个别片面的采访，就轻易地把玉树地震这个自然灾害上升到政治和民族问题．此次中国新闻媒体对玉树地震的报道，则是及时而负责的．既有所谓的主旋律报道，又有灾后重建的思考，并将很多镜头对准了灾民和救灾者，体现了人文关怀，传达了民族团结、众志成城的抗震救灾精神．

[3]郝伟，蔡正华，薛若楠．从突发事件的处理看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J］．今传媒，2010（10）．

[4]2010年8月5日智利发生矿难，33人被困历经69天却全部生还，成为国际救援的奇迹．政府快速救援、高效配合、人性关怀、应急预案成为创造奇迹的关键因素．中国许多媒体评论说，面对奇迹，我们的官员能否从中学习和反思，让我们的矿工也可以得到如此“奢侈”的呵护．

[5]曹碧波．媒体如何利用突发事件报道塑造国家形象［J］．中国出版，2010（9）．

[6]胡孝汉．占领制高点——对新形势下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的思考［J］．中国记者，2009（9）．

[7]美国学者霍尔曾提出了高语境传播与低语境传播．高语境传播指的是，在传播时绝大部分信息或存于物质语境中，或内化在个人身上，极少存在于编码清晰的被传递的讯息中；低语境正好相反．东方社会很多都是“高语境”社会．“高低语境文化”指20世纪5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E．T．Hall）任职美国政府培训学院，担负海外派驻人员的跨文化技能培训工作期间，提出了“高语境文化”（high　context　culture）和“低语境文化”（lowcontext　culture）的概念（或“高低语境传播”和“高低语境社会”）．其后，霍尔有关跨文化传播的探讨逐渐体系化，并凝聚在他的《无声的语言》（1959，又译为《沉默的语言》），《隐藏的维度》（1966），《超越文化》（1976）等一系列经典论著中，由此也奠定了霍尔在跨文化传播学科创始人的地位．

[8]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88．

[9]敬礼娃娃是指在汶川大地震中解救处的小男孩郎峥．2008年5月13日早晨，三岁的小郎峥被解放军官兵从废墟里救出后，躺在一块小木板做的临时担架上，用他稚嫩的右手向8位抬着他的解放军叔叔敬了个少先队的礼，绵阳晚报记者杨卫华用相机记录这一感人瞬间．这张照片公布后，小郎峥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温家宝总理两次到医院看望小郎铮，称赞他“坚强、勇敢”．

[10]汶川大地震中，薛枭被困是因为他很难被救出来，救援人员怕他挺不过去，一直很着急，他为了安慰救援人员就和他们打着赌，他说：“叔叔，别着急，如果我能活着出来，你们就要给我买可乐喝．”救援人员一听就笑了，所以沉稳了许多．

[11]12岁的李月清纯可爱，成为芭蕾舞者是她最大的梦想，为此她默默地奋斗着．然而，汶川大地震改变了一切．李月被埋在废墟里70多个小时．为了挽救生命危在旦夕的李月，救援人员无奈做出了给她截肢的决定．经过艰苦卓绝的生命接力，李月顽强地挺了过来．在医院，她对亲人说的第一句话是：“我身边的同学都不在了，但是我一直想着跳舞，就坚持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