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界态度的变化

二、报界态度的变化

1.接受与质疑

战争情况下，出于国家安全和利益的考虑，新闻检查政策非常必要。因此，尽管新闻检查给新闻界带来诸多束缚，新闻界基本还是采取配合态度。但由于和平时期新闻界和政府并未建立起良好的联络机制，突然进入战时状态后，双方均需要尽快适应新的环境，同时不得不面对新的关系带来的矛盾和冲突。

抗战初期，新闻界与政府缺乏有效沟通，以致双方关系在新闻检查执行过程中一度紧张，后虽有所缓和，但效果不佳。针对这种情况，有人提出应加强政府新闻检察机关与新闻界间的联络，由新检机关经常召开有关专题座谈会，在宣传政府方针、指导新闻界的同时，听取新闻界对新闻检查工作的意见和困难之处，使新闻界能彻底明了新闻检查的原则，并主动拥护等。此外，还要求新闻检察机关应使作者和编者明白检扣的理由，并给予被扣检者一种检扣批释的文件，使其不再编送类似稿件，以减少由于检查稿件而引起不必要的摩擦，且能引导编者走上自行检查的道路。⁽⁴²⁾

新闻界人士也多次呼吁，检察机关灵活使用新闻检查法规时，在“不违背国策、不泄露机密、不妨碍邦交、不影响治安”的几个大原则下，不应过宽或过严；同时，除对于因原文辞句除内容欠缺须加以删扣的地方外，检查者不宜任意删改。他们提出，新闻检查是政府法令的一种，新闻界始终遵守，但希望检查技术做到完善无缺，使新闻界毫无不便之感，而新闻检查也能有效，完成宣传战的一部分任务。⁽⁴³⁾

在政府的新闻检查受到新闻界质疑之时，有人提出民主政治下新闻政策的要义应当是：在不妨碍国家最高利益的原则之下，能让国民知道的，就应该让国民知道，这是国家对于人民的天职，其他违反这个原则的一切遁词只是邪说；新闻行政机关要根据这个原则决定宣传政策，报馆与通讯社要根据这个原则决定宣传与自行检查的标准，如若违反则就各自辜负了国民的托付。⁽⁴⁴⁾

2.强烈要求废止

抗战期间，新闻检查实际成为政府严格控制舆论的手段，曾多次引起新闻界的不满，除了像《大公报》这样有影响的大报享有某种程度的自由外，大部分报纸“有消息不能报导，有意见不能发表，每天做应声虫，发公式稿，替人圆谎，代人受罪”，给当时的老百姓造成“报纸上的话靠不住”的印象，时人称这样“圆谎八年”造成的结果是“把中国新闻事业的声誉和地位作践无余”。⁽⁴⁵⁾

《新华日报》反对新闻检查的斗争，在各报中较为突出。1941年6月，国民党新闻检查局在一次报告中写道，“《新华日报》在6个月中就违检154次”。抗战快要胜利时，《新华日报》更不理会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将一些稿件径直刊出。⁽⁴⁶⁾

1945年5月，著名学者、教授曹禺、张申府、张静庐等50余人，提出“要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取消新闻图书杂志及戏剧的审查制度”，并提出“拒绝检查、拒绝审查”的口号。

8月31日，重庆八家杂志负责人集会，一致议定，联合起来稿件不再送审。《新华日报》趁“9・1”记者节发表题为“为笔的解放而斗争”的评论文章。9月初，成都新民报晚刊、川康通讯社等16个新闻单位，致函重庆《东方杂志》、《国讯》等八大杂志，响应取消审查原稿的倡议，决定自即日起，有关言论和报道之类，不再送于任何检察机关检查，并呼吁全国要求言论自由的报纸、通讯社和杂志团结起来，共同举起“言论自由”的大旗，宣告压迫一切言论自由的法令和制度的死亡。

此后，新闻界要求裁撤战时新闻检查局、废除新闻检查制度的呼声日高。1945年9月17日，成都共有17家新闻文化团体举行联谊座谈会，并发表宣言，提出取消一切出版法发行的特许制度，取消新闻和图书杂志的审查制度，一个联合“反检、反审”的“成都文化新闻界联谊会”宣告成立。1945年9月20日，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局长贺国光、副局长李中襄出面，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自该年10月1日起，撤销战时新闻检查局，同时废除新闻检查制度，但以战后地区为政策限定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