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民间阅报组织的发展
1.阅报会的产生及概况
我国最早的公共报刊阅览室诞生在19世纪末，随着报刊的逐渐普及而产生。甲午战败后，维新派大力推进办报活动以向国人灌输新知识、启迪民智。《申报》曾特发社论劝人读报，指出报刊可以“通上下之情，知四方之事，凡国家政教之损益，民间风气之厚薄，无不备载于中”，并指出阅读报刊的四大好处为“广增见闻、通知时务、便利商贾、攸关教化”，与此同时，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社会精英分子身体力行地创办报刊，宣讲报刊开化社会的作用。
1898年，在维新风气的推动下，从汉口至上海的长江流域数城市出现了一些名为阅报总会或阅报公会的组织，会中备置各地报刊，向社会公众开放。(37)虽然报刊在这段时期发行日益增多，但贫儒寒士能花得起钱买报的人毕竟是少数。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报刊的作用，维新派在他们创立的各类学会中开辟藏书楼，广搜图书，供人阅览，借古已有之的藏书楼，开中国近代公共图书馆先河。除书籍外，这类藏书楼大多备有各地新出的报刊。如湖南南学会内备有26种报刊，其中重要的报刊如《时务报》、《知新报》、《湘报》、《湘学新报》各备10份，稍次的《国闻报》、《格致新报》各备5份，影响较小的《求是报》等各备1份，凡维新派感兴趣的全国报刊尽收其中。
除学会外，各新式学堂的藏书楼内也备有报刊，供学子了解国内外大势。这说明，当时报刊已与书籍一起，构成人们了解世界、汲取知识的两大重要来源。在此基础上，阅报室开始从藏书楼独立出来，成为一种专门文化设施。阅报会也为文人提供了一种新的聚会场所，也较“学会”更使人愿意加入。因为维新派创办的各种学会，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或学术观点太新，一般文人虽关心时政，但并不自认是新派，或避讳集会结社之嫌而多不入会。阅报会则不同，如汉口阅报总会设置茶厅以供光顾，上海阅报会则除设置各式报纸、各种时务书籍供人翻阅外，还请精通化学、农学之士进行演说，并设置笔墨纸簿，备人发表观点。
1898年，江左汉记书局在汉口创立阅报总会。该书局受上海等处各报馆委托销售旬报、日报10余种，大多为有关介绍时务或贯通中西方面的报刊。利用这样的便利条件，该书局设立阅报总会，将各报备齐，供众人阅览，也趁此机会顺便推销报纸，如代人定购各报等。同年夏，苏州绅士董濂夫鉴于“八股已废，士尚求学，上海时务、新学、经世、格致、农学各报，皆议论宏通，切中时弊”，但报纸名目繁多，寒士无力购取，不容易全部阅读，因此创设阅报公会，将各报每种购全十多份，借人观阅。此外，有上海绅士在沪北西棋盘街创办阅报公会，后为避“会”之名，改称“阅报公塾”。(38)
2.阅报会的继续发展
戊戌政变后，清政府下令禁报，取缔学会，阅报会虽非正规社会团体，也备受压抑，但在此情况下，仍有人大力提倡阅报会。(39)
1899年夏，绍兴绅士筹议，在余姚、上虞两县，各设一所劝善看报会，以移风易俗。他们认为，两邑乡间，凡平日赛会、演戏等事花费甚巨，如果能每次节省数金，留作购置书报则将受用无穷。此外，还建议裁减用于祠堂祭会方面的靡费，移作购书购报之用，分给族中弟子阅看。同年12月，杭州文明社阅报处开办，备有日报、旬报、月报等各类报刊。(40)
1901年清政府实行新政后，阅报会重新兴起。到1904年，南至广东，北至京津地区，西至四川，东至山东、福建的广大地区，都出现了阅报会、阅报社、阅报所等团体。20世纪初，阅报会“开启民智、转移社会风俗”的作用已被认同，东西南北均已出现阅报社组织，在某些地方甚至已深入到乡镇；但阅报会主要出现在南方，北方尚不普及，已有的则多设在中心城市，如中州阅报社设于开封、文明书局书报公社设于北京。而1902年在天津创立的阅报社设于发起人家中，社会影响很小。1904年的天津阅报会则由《大公报》、利亚书局同人发起，和北京的书报公社一样，均由书局、报社发起，社会一般人士尚未致力于此。此外，即使在发达的省份，就某一城市而言，数量尚少，还有些地区阅报与读书合而为一，称为“书报公社”。这些都表明，当时的阅报会组织还处于初始阶段。
从1898年创始到1904年的六年间，阅报会之所以没有充分发展，除人们认识的局限外，官方的态度也是重要因素。“新政”期间，文化、教育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戊戌政变后取缔学会的禁令一直没有明确宣布解除，各地官府凭自己的理解来对待阅报会。如将通州书报公社的创办启事与通州知州的取缔令进行比照，就可以看出民间开启民智的时代潮流与守旧官吏依然奉行愚民政策的尖锐对立。直到北京的仁人志士大力倡办阅报会，并得到京中一批官吏的支持，以首善之区影响全国，各地阅报会才获得蓬勃发展。阅报会也从单一劝人读报的组织，向多功能的社会团体演变。(41)
从阅报社在我国近代的发展可以看出，社会人士及其自发组织的民间团体在推动我国近代报纸的普及和使用方面发挥出了重要作用。在一般民众对报纸尚不能充分接触和了解的阶段，这些有识之士就为推动报业进入普通社会而努力，虽然他们之间并没有自发的联合，但却在社会上形成了推广报纸的风气，在近代报业的发展及近代受众的培养方面功不可没。
【注释】
(1)宋军：《申报的兴衰》，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页。
(2)“邸报别于新报论”，《申报》，壬申年（1872年）六月初八日，第64号。
(3)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26页。
(4)宋军：《申报的兴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13页。
(5)宋军：《申报的兴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39页。
(6)宋军：《申报的兴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13页。
(7)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43页、第151页。
(8)丁淦林：《中国新闻事业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91—95页。
(9)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页。
(10)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22页。
(11)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34页。
(12)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43页。
(13)朱传誉：《报人・报史・报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1页。
(14)赖光临：《七十年中国报业史》，中央日报编印1981年版，第64—65页。
(15)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第84页。
(16)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23页。
(17)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23页。
(18)宋军：《申报的兴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16页。
(19)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26页。
(20)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22页。
(21)胡道静：《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民国丛书第二编第49号，上海通志馆1935年版，第5－6页。
(22)胡道静：《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民国丛书第二编第49号，上海通志馆1935年版，第7页。
(23)潘公弼：《望平街之回忆》，报学半年刊创刊号，转引（台）赖光临：《近代报人与报业》（下），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18页。
(24)潘公弼：《望平街之回忆》，报学半年刊创刊号，转引（台）赖光临：《近代报人与报业》（下），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18页。
(25)赖光临：《近代报人与报业》（下），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87页。
(26)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23—125页。
(27)丁淦林：《中国新闻事业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48—149页。
(28)丁淦林：《中国新闻事业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51页。
(29)丁淦林：《中国新闻事业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51页。
(30)丁淦林：《中国新闻事业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51页。
(31)丁淦林：《中国新闻事业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50页。
(32)丁淦林：《中国新闻事业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50页。
(33)史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04—205页。
(34)宋军：《申报的兴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75页。
(35)史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01—202页。
(36)胡道静：《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民国丛书第二编第49号，上海通志馆1935年版，第10页。
(37)刘志琴主编、闵杰著：《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二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6—87页。
(38)刘志琴主编、闵杰著：《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二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7—88页。
(39)刘志琴主编、闵杰著：《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二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9页。
(40)刘志琴主编、闵杰著：《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二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9页。
(41)刘志琴主编、闵杰著：《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二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0—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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