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社会人权保障中的新闻自由

七、国际社会人权保障中的新闻自由

历史经验表明,对于新闻自由的遏制并不仅仅只是法律的一种手段,对于新闻自由的保障,也并非是单纯的直接的思想展现的结果,而是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军事、生活方式、人们的兴趣与趣味,乃至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变化及交织互动的结果。而且,我们还应看到,自由作为一个哲学范畴,新闻自由作为一项人的基本自由,西方和我国的传统对其有完全不同的理解,这就带来了完全不同的自由观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和政治实践,也带来了不同的新闻自由的命运。

应该说,关于新闻自由的问题,在中国不单是立法形式上的矛盾,而是立法内容的舶来化与中国现实的不匹配。如果这些舶来化的东西是因为文化的差异而显得新鲜,其本身并不具有普世性或普适性,那么这种舶来品显然不能被执行。但是如果是由于西方社会在社会形态及观念上早走我们一步,其所代表的价值观是一种我们自身尚未发展到的社会历史阶段必然会产生的认识,具有引领社会发展的功能,那么这种舶来可能会因为其先进而与我们相对落后的现实形成矛盾和不协调。正像我们已经批准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从而接受公约所确立的思想、原则和内容一样,自由与新闻自由是人类天性的展现,不是哪一种文明、哪一个种族、民族特有的东西,而是我们作为人天生就应该具有的东西。所以,我们应该不断地对外开放,在思想层面和社会实践层面齐头并进,而不是天真地认为某种通过单兵突进的方式就可以整体上带动中国真正进入现代化。

尽管如此,我们相信,表达自由、新闻自由作为已经被国际人权公约所承认并要求缔约各国予以保障的基本人权,其意义和价值终将会被越来越充分地认识和珍视,无论是民族的整体,还是单一的个体,都会有一个越来越美好的明天。

【注释】

[1]洛克著,叶启芳等译:《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6页。

[2]吕世伦:《黑格尔法律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3]洛克:《人类解放论》(上篇),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10页。

[4]萨特:《存在与虚无》,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56页。

[5]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26页。

[6]〔英〕约翰·密尔著、徐宝骙译:《论自由》,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页。

[7]转引自吕世伦等主编:《法哲学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20页。

[8]〔德〕哈耶克:《通往奴役的道路》,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70页。

[9]邹铁军:《自由的历史构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56页。

[10]乔·萨托利:《民主新论》,转引自吕世伦等主编:《法哲学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20页。

[11]吕世伦主编:《法的真善美——法美学初探》,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24页。

[12]〔美〕乔·萨托利著,冯克利、阎克文译:《民主新论》,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307页。

[13]吕世伦主编:《法的真善美——法美学初探》,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25页。

[14]〔英〕霍布豪斯著,朱曾汶译:《自由主义》,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15]李步云主编:《人权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57页。

[16]童兵:《比较新闻传播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7页。

[17]〔英〕约翰·密尔著,徐宝骙译:《论自由》,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81页。

[18]〔美〕欧文·费斯著,刘擎、殷莹译:《言论自由的反讽》,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 第4页。

[19]参见袁祖社:《权力与自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7～68页。

[20]霍布豪斯著,朱曾汶译:《自由主义》,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21]魏永征:《新闻传播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2]如“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的训条。

[23]夏勇:《中国民权哲学》,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7页。

[24]以上参见张育仁:《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5]以上参见陈力丹:《陈力丹自选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6]转引自夏勇:《中国民权哲学》,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