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播音理论是一项紧迫的任务

研究播音理论是一项紧迫的任务

历史上任何一个新学科的出现,必然伴随着萌动的、雏形的理论的应答,以及实践与理论的螺旋式的反复生发。否则,特定对象的质的规定性便无从被认识、被抽象,新的学科也就无从建立起来。

播音,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并不是和广播电台同时诞生的。一直到现在,还有不少国家视播音为附属品,可以证明取得学科资格,需要假以时日。可庆幸的是我国人民广播的历史不长,但是我们已经开始认识到播音学科的社会地位和艺术价值。这是值得骄傲和自豪的。

我们对播音理论的研究仍处于草创阶段,还不很成熟。 50年代中期,齐越同志从苏联考察回来,在第一次全国播音业务学习会上,介绍了苏联播音经验,使播音工作者开阔了视野,促进了我国播音理论的研究。不久,一些播音员根据自己的播音经验,提出一些带理论性的问题,写出了几篇总结的文章,集成《播音经验汇编》。这便是我国播音理论的第一本问世之作。

60年代初期,北京广播学院开办了两期播音培训班。 1963年开始,正式设立播音专业,1980年,正式建立播音系。专业教材由无到有,从简到繁,播音理论体系初步形成。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播音理论的研究正以空前繁荣的景象预示着金色秋天的到来。各地电台、广播站几乎都在辛勤地耕耘着,集体的、个人的研究活动方兴未艾。 1981年8月中旬召开的全国省市电台普通话播音经验交流会,是播音工作者第二次群英聚会,代表们带来的丰富成果标志着播音理论研究的新阶段。

一

播音既然是一门学科,也许实践方面不乏深刻的体会、高超的技能,理论却不可避免地相形见绌。许多应该提出的问题、应该阐述的原则、应该论证的规律,都还没有纳入我们的研究范围和理论体系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的队伍中,轻视理论的“理论”并没有失去市场。直言不讳地说理论只能“使人走上歧路”的,谈理论“只能造成神秘莫测”的,虽然不多,但仍存在。

成熟的理论应该既能圆满地说明实践中的全部现象,又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地预见和指导将来。可是,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有个过程,成熟的理论是由不成熟的理论不断丰富、发展而成。要求理论伊始就完美无缺,是不现实的。何况。理论愈是成熟,愈意味着它的发展而不僵化,指南而不教条。在理论研究上,最忌对不够完美的新事物过早地轻易地否定。因为,否定这虽不完美的现在,就正在否定日臻完美的未来。当然,播音理论的研究也不必从“茹毛饮血”起步。播音理论所值得借鉴、汲取的哲学、美学、心理学、逻辑学、教育学、语言学、文体学、新闻学、文艺理论、表演理论……及其研究方法,可供我们纵横驰骋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在纵横驰骋中,播音理论的个性化也就能够博采众长、熔于一炉,建立自己辉煌的殿堂了。但是如果我们总处于邯郸学步、东施效颦的位置,在理论研究上没有更新、没有重大突破,播音实践也就不可能得到正确的指导。在播音理论需要研究的课题中举凡播音发声、播音表达、播音文体等,都有理论上的空白点、模糊点。为了说明理论研究不足对播音实践的影响,这里仅举几例。

播音的客观性与情感性,是播音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至今还没有较为精深的论述。播音是新闻性的语言艺术。语言艺术要求情感性,失去了有动于衷的情感性,鼓动性便随之消失。新闻性则要求客观性,有别于艺术真实,要显露其“历史真实”或“现实真实”。推动了客观性,误把现实运动的真实反映看做主观夸张、渲染出来的“心造的幻影”,真实性、可信性也便不复存在。当强调客观性,注意传达、转述稿件内容时,往往忽略情感性,只觉其“冷”,感染力大为减弱;当强调情感性,着意于生动、形象地表现稿件内容时,往往忽略客观性,又觉其“过”,也缺乏应有的魅力。客观性和情感性的内涵及其关系不透彻,难道不是提高播音水平的障碍吗?

播音的技巧性,表现出播音技能的熟练程度和播音质量的美感差异。认为播音没有或用不上技巧的观点,是不对的。承认播音的技巧性,但不甚了了,恐怕是现状的一隅。稿件制约着我们,但同一篇稿件可以有不同的技巧运用,可以有不同的表达样式,恰好说明技巧性不是束缚了而却是开拓了表达的丰富性。无论怎样说,到头来也不会造成是另外一种语言艺术的品格,这正是一种局限性。播音理论的研究就要回答这局限性是什么;它的界限在哪里;怎样充分利用这局限性,并形成自身的艺术特色。歌德说过:“最大的艺术本领在于懂得限制自己的范围,不旁驰博骛。”研究自身的特点,给以比较严格的限制,不能否认是一种本领,而且的确属于艺术本领。 “旁驰博骛”,东家找米,西家借面,不能否认是一种本领,而且的确属于艺术本领。 “旁驰博骛”,东家找米,西家借面,做出来的充其量是普通饭食,东邻西舍都会做,没有什么独特风味。我们在理论研究上,应该给播音的技巧性确定一个具体的界限,不论界限的边缘是怎样地延伸开去,是怎样地模糊。黑格尔说:“界限就是事情终止的地方,或者说,界限就是那种不复是这个事情的东西。”缺乏播音技巧性的这个大体的界限,很难说会有播音特点寓其中,现于外。不解决这个问题,什么想象、渲染,形似、神似,转述、扮演,生动、形象等等,既不易殊途同归,却可以同床异梦,继承可能抹掉播音特点,创新也可能脱离播音特点。实践中的歧异就会向各自的理想国奔驰,播音技巧性的核心便可能裂变为别的什么艺术品种了。

就以“说”和“播”的表达样式来看,从概念到实践都存在着歧异。 “说”就是生活化的语言样式吗? “播”就是呆板腔调的代名词吗?如果只有“说”才平易近人、亲切自然,那么,日常生活中“训人”、“质问”等语气是不是“说”呢?话剧、电影、评书、相声都在“说”,播音的特点是什么呢?那“向生活语言接近”“向电影语言靠拢”的不够科学的表述已经流传开了,甚至在实践中还产生着指导性的影响。 “哼哼哈哈”“这个那个”掺杂到播音中去,许多同志已指出其不当,以书面语为主体的稿件以“说”的样式表达,也有同志指出其欠妥。 “播”和“说”哪个概念的容量更大、特色更显呢?理论上的模糊,将导致实践的上盲目,理论的指导性只好被动地当做个别实践的具体说明,理论的体系将会长久地被“分而治之”。

任何艺术都有自己的演变、发展史,而播音,似乎备受政治形势的左右。对播音的褒贬很少有自己的精确标准。在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上,几乎常常受机械唯物论、形而上学的干扰。因此,对播音稿件的准确表达,这是不是过于简单了呢?稿件好,播得成功,当然是锦上添花;那么,稿件一般,播得出色,不是更难能可贵吗?十年浩劫中的播音不能说没有佳作,优秀播音员的播音也不能说没有次品,优秀稿件的播音并非品品上乘,一般稿件的播音就没有一篇独得风韵?播音质量的标准是什么?我们承认这个问题的复杂性,我们看到了稿件的优劣、播音员与听众审美趣味上的种种差异,不同欣赏水平、不同认识角度造成的不同评价……我们更觉得应该深入地研究。能不能有一个基本的、较为具体、客观的标准呢?基本,并不面面俱到;具体,避免笼统抽象;客观,应该容纳不同风格、不同样式,又具有历史发展高度。这样的标准的可审性,不应该模棱两可,也不应该机械生硬。它是多年播音鉴赏力的总结,又是播音规律的深入探寻,是继承的归宿,是创新的桥梁。播音质量的标准当然不是简单的算术公式,不是空洞的法律条文。它需要深厚的理论研究功力,它需要“群起而攻之”的巨大能量。

仅此数端,可见一斑。理论研究的勇猛奋进,定将把我们的实践推向更为独特、广阔的天地中去。在那里,我们会摆脱“刀耕火种”的狭隘眼界,我们能克服“遗憾艺术”的明显弊端,“事后诸葛”的结果主义就可以被“未卜先知”的原因主义所取代。

二

科学发达的现实,正在促进各学科的相互作用。播音学应该从闭关自守转为门户开放。多年的技能实践,容易形成狭隘的经验观,像那种对“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欣赏,像那种对“理论”“概念”的厌倦,都有意无意地隔绝着与其他学科的主动交往。当我们一旦放开眼界,定然会发现,原来纷繁浩渺的世界里竟有我们采撷不尽的瑰宝奇珍,可以同我们的经验相得益彰。

从现在的认识出发,播音理论的研究应该首先同心理学、美学和教育学结合起来,并在不久的将来建立播音理论体系的分支:播音心理学、播音美学、播音教学法。这种结合,是一种化合,而不是混合。这就加重了理论研究的分量,增大了获得成果的难度,有些同志已经开始制订计划、积累资料了。不过,光凭单枪匹马、单科独进的研究,收效不会太大。相互切磋,携手并进,成果必然更多。现仅以自己的所见,简述三科分支的枝叶。

播音心理学应该包括播音员心理和听众心理两方面。播音员心理,除了对稿件的理解、感受,话筒前的状态等过程性之外,还应深入研究第二信号系统在心理过程中特殊的制约作用,及其与普通心理的差别。把诸如“感觉”“注意”“思维”“情感”“想象”等概念不加限制地移用过来,是远远不够的,在内涵上、在外延上,都要“播音化”才显出自己的特色。听众心理,如果离开对语言声音形式的感知特点,离开了听觉期等反应规律,离开了对时代、环境、生活水平、文化教养的考察、体验,离开了对具体听众的情绪、愿望、要求、理想、伦理道德、审美情趣的生动把握,也就只会得到笼统、飘忽的满足。而播音员与听众之间心理上的相互感应,应该是播音心理学的核心。

播音美学,对播音语言艺术同样是需要迫切研究的课题。美学自身,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兴起已经姗姗来迟了,美的本质是什么等许多重大问题都在争论之中。播音美学也还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像。这个现状,会使有志者殚心竭虑地奋进,以求培植出哪怕是一朵不登大雅之堂的野花,为播音艺术的成长贡献一点一滴馨香的汁液。尽管我们还没有出现不同的学派,但播音美学研究的重点理应有所考虑。至少有四个问题不能不涉及:播音的民族化、风格化、意境美、韵律美。民族化,要揭示我们播音的民族性特点,以体现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风格化,是播音语言艺术成熟的标志。在实践上已经出现了有风格差异的代表作,在至少是广播爱好者的听众中产生了不同风格的印象。可是由于种种原因,使我们在克服雷同化、公式化中耗费了不少精力。如果从风格化的美学高度来考察,除了音色上的区别,很难说已经形成了各自的个人风格,一个电台的播音风格的形成尤属不易。真正风格化的播音,真正有个人风格的播音员,真是屈指可数。这和我们理论研究的不足,不能说没有关系。意境美,在播音语言艺术中应该赋予更深刻的内涵。严格说来,一条消息、一篇社论,天气预报、节目预告,都应该富有意境美。在播音中体现意境美便显得重要。每个播音员对自己通达的意境的开拓,必然该富有意境美。在播音中体现意境美,比起文学创作、戏剧表演来,当然有许多不利因素,必然丰富和延伸、扩大和加深着整个广播、播音整体的意境美。韵律美,对于唯有声音手段的播音有特殊的意义。让听众从声音的波浪中得到多方面的满足,让播音这一时间艺术满载空间立体感及于对象,发挥普通话独特的韵律美肯定是一种得天独厚的优势。元音(乐音)占据着每一个音节的主体位置,调值的丰富变化,调类的简约明晰,词或词组明朗的轻重格式,双声叠韵,平仄交错,音与形通,声与情谐,这一切常使我们遗憾于听而不闻,用而不谙。 “字正腔圆”被看做感情的枷锁,“亮、脆、甜”“像谈话”,倒似乎是韵律美的本义。事实上,齐越的“朗诵式”、夏青的“宣读式”、林田的“讲解式”、费寄平的“谈话式”,都有他们自己独树一帜的韵律美。虽然这种概括不尽准确,他们本人也不一定同意,但那韵律美中的色彩纷呈,不是可以显露一二么?之所以不能尽情地表述出来,正是理论研究不足的缘故。民族化、风格化、意境美、韵律美,相辅相成,相通相异,构成了播音美学的血脉,为不同风格流派的定型、延续,提供理论依据。

播音教学法,必须从教育中汲取新营养。苏联凯洛夫教育学已发展到赞科夫体系,当然不是偶然的。 “传道、受业、解惑”已不能适应历史的新形势。智能结构的提出,智力培养的实施,正从根本上动摇着传统教育观念,为夺取和鸟瞰以超几何级数递增的微观、宏观科学成果以及研究方法打开了更为宽广的通道。这为本科教学和电台自培都带来了必须变革的重大课题。后继乏人或后继无人,数量少只是一个方面,质量高低才是关键。 《马氏文通》的作者马建忠说:“学问之事,可授受者规矩方圆,其不可授受者心营意造。”要迅速有效地培养一代又一代的播音员,不给以理论的“规矩方圆”,是不能迸发“心营意造”的潜能的。播音教学法的理论与实践的探讨、试验,一定会为多出、快出人才发挥自己的社会功能。

总之,我们播音理论的研究只有站在新的历史高度才能造成更蓬勃、更兴旺的局面。而播音理论研究的广阔前景,不是令人鼓舞地展现出来了吗?

三

在播音第一线的同志们,有丰富而新鲜的实践经验,占有多类型的大量材料,对于播音的研究拥有不可替代的明显优势。伴随着业务学习和业务交流的日益广泛和深入进行,一场播音理论研究促进提高播音质量的大竞赛,不管是否意识到,总之是势不可遏地出现了。

在播音理论研究中,幼稚和偏颇,甚至错误和荒谬,都在所难免。可怕的是“万马齐喑”的状况下,简单否定,轻易摒弃,希冀某种定论,强求某种统一,都是有害的。老一辈播音员的经验和意见,应该受到尊重和珍视,但绝不是终极真理。新一代播音员虽然缺乏经验,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精神,将催动他们勇于探索。对他们的哪怕是“管窥蠡测”,也不应视之为“狂妄”。理论研究上的“论资排辈”,将使“大人物”僵化,会使“小人物”畏葸,这在其他学科中是有教训的。

理论研究是严肃的科学工作,来不得半点虚伪和轻浮。马克思指出:“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些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研究播音理论,不会一夜之间就发现真理,必须准备付出艰苦而长久的劳动。

播音理论研究,应该遵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否则,那成果是很不可靠的。恩格斯说过:“从歪曲的、片面的、错误的前提出发,循着错误的、弯曲的、不可靠的途径行进,往往当真理碰到鼻子尖上的时候,还是没有得到真理。”正确的前提和途径,才能使我们明察秋毫,见微知著。

播音理论的研究,由于参考资料的奇缺,必须强调积累的功夫。积累越丰富,才越有利于探求规律性。积累,要做到眼勤、耳勤、脑勤、手勤。对播音员来说,更要注意脑勤、耳勤。思索之力不及时诉诸笔端,仅凭记忆,终归事倍功半。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说得很对:“札记之功,必不可少;如不札记,则无穷妙绪,皆如雨珠落大海矣。”播音实践时间再长,不做札记之类的积累,无论怎样丰富的经验,也会“岁久化为尘”的。而札记的整理,则定能为播音理论研究添砖加瓦。

当前,播音理论的研究,已足显紧迫。研究播音理论的责任感和光荣感,给了我们无穷的力量。在这大有作为的领域,有志者必能“直挂云帆济沧海”,去迎接那硕果累累的灿烂的明天!

1981. 12

播音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对有声语言的驾驭及其效果,是考察播音员功力和水平的试金石。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实践不能没有理论,实践性再强,也需要理论的概括和理论的正确指导。由于一开始认识播音,只限于工作性质,尚缺少学科性质的认识条件,于是就产生了某种偏颇,即“播音重要,但无独立理论”;从苏联播音经验中,又认识到播音同表演的相同之处,以为以表演理论解决播音实践问题就行了。因此,长期以来,形成播音理论体系、建立独立学科的意识相当淡漠。

直到播音和教学两方面实践都提出了需要研究理论的问题之后,才开始起步,才开始脱离经验总结阶段,向建立体系阶段进展。但从播音队伍整体来看,研究理论却显得无足轻重,鲜有问津者。本文在这方面,提出了体系的构想,呼吁同行作为一项紧迫的任务,向理论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不久便得到了认同。现在播音理论研究已经进入了新的层次,研究的队伍正在不断扩大。

夏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