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知理性政策分析模式

理性政策分析包括全知理性政策分析和有限理性政策分析两种模式，有限理性政策分析是对全知理性政策分析的修正。全知理性政策分析以“经济人”假设作为基本前提，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解决政策问题的“经典”公式：^[5]

（1）面对一个存在的问题；

（2）一个理性的人首先澄清他的目的、价值或目标，然后在头脑中将这些东西进行排列或用其他方法加以组织；

（3）然后列出所有可能达到他目的的重要政策手段；

（4）并审查每项可供选择的政策会产生的所有重要后果；

（5）这时它就能将每项政策的后果与目的进行比较；

（6）因而选出其后果与目的最为相称的政策。

将政策分析人员视为理性“经济人”，这个假定不仅意味着政策分析人员具有追求政策目标最大化的倾向，而且还具有追求政策目标最大化的能力，即政策分析人员知悉一切政策信息、所有备选方案及其后果，能够从备选方案中选出最优的方案。从全知理性政策分析的“经典”模式中可以看出，全知理性政策分析模式具有如下三个特征：

首先，政策分析人员面对一个既定的政策问题，要解决这个政策问题，政策分析人员必须要先确定政策目标。政策目标的确定与社会价值有关，理性政策分析模式假定政策分析人员知道社会上所有的价值取向，并且能够将这些价值取向按照重要性进行排序，因此政策分析人员能够确定最优的政策目标。在政策目标确定之后，政策分析人员能够找出所有可行的能够实现政策目标的备选方案。其次，政策分析人员能够知道每个备选方案所需的成本、所产生的收益以及后果等。最后，政策分析人员能够使用各种分析方法，特别是成本收益方法，计算出每个备选方案的成本收益比，最终确定最佳的政策方案。理性政策分析设想，在政策目标和政策方案的选择过程中，由于掌握了所有的政策信息，穷尽了各种可能性，因此最终政策方案能够达到最优状态。

理性政策分析为决策科学化和最优化提供了一种思路和方法，但是由于理性政策分析以全知全能的“经济人”作为基本前提，这使得理性政策分析模式具有较大的局限性。由于自身能力与知识具有局限性，政策分析人员不能够掌握所有与政策有关的价值偏好，也不可能搜寻到所有的政策备选方案，更不可能计算出各个备选方案的成本收益比，因此，确定最优政策方案无疑是天方夜谭。托马斯·戴伊将全知理性政策分析的局限性概括为九个方面：^[6]

·人们在社会利益上无法达成一致，只能在对于某一个特定团体或者针对个人的利益上达成共识，而这些团体和个人的利益又往往是相互冲突的。

·这些冲突的收益和成本不能相互比较和衡量，例如我们无法在个人尊严和税收增长之间进行比较和衡量。

·在决策者的决策过程中，其动机并不是纯社会收益的最大化，而是试图让他们自己的所得得以最大化，包括权力、地位、连任、金钱等等。

·在现有项目和政策中的大规模投资，使决策者不愿重新思考既往决策所放弃的政策选择。

·在信息收集方面存在着数不清的障碍，而收集信息的目的是为了了解所有其他替代政策及其后果。这些困难包括信息收集的成本、信息的有效性以及收集的时间等问题。

·不论是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还是物理和生物学，其预测能力还不能帮助决策者完全理解每一个政策选项的成本和收益。

·即使是拥有最先进的计算机分析技术，当面临大量分化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价值时，决策者仍没有足够的智力水平来准确计算成本和收益。

·各种替代政策后果的不确定性，促使决策者尽可能坚持以前的政策，减少令人烦恼或出人意料的后果。

·大型官僚体系中决策过程的分割性特征使决策协调很难实现，不同专家的意见很难在决策中综合考虑。

全知理性政策分析存在着如此之多的障碍，以至于希望政策分析人员得出最优政策方案是不切实际的。全知理性政策分析的不切实际的做法影响了其实际应用性。在美国，理性政策分析大约只对20%~25%的公共政策产生了影响，其余大部分的公共政策都是由另外一些方法及其组合决定的，^[7]在宏观公共政策分析领域中，情况尤其如此。^[8]全知理性政策分析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实践脱节促使不少政策学家对其进行反思，并探索全知理性政策分析的修正方法。